“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是党的第三代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它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而且是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的最大贡献,就是面对新世纪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学说,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先进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对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提出和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 本问题。那么,它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 之间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为什么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回答前一个 根本问题发展到进一步回答后一个根本问题?深刻认识这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领会 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 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而且使我们能更好 地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论述中的 纲领性、标志性、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进的伟大意义;认识它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认 识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新贡献,特别是它所具有的理论特 色。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实际上是一个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辩证统一关系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着重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方面;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重点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中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面,回答了新世纪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
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破解了历史发展之谜,揭示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从而提出了“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从此,社会主义不再是受压迫的苦难群众对社会平等、正义的单纯的精神向往、道德的吁求和博爱的“呓语”,而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时,阐明的关键一点,就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归结为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关键在于组成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了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正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规定了肩负起为实现这一人类理想社会而奋斗的政党的性质、特征,决定了它必须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先进性;另方面,又正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命运。阐明共产党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离不开共产党,两者相生相行、互为存在的依据和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命题和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性前提和结论,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重 要标志之一。
正如工人阶级有过各种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一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也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其中不乏种种冒牌的假社会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仅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首先是先进理论的指导),而且社会主义能否从理论变为现实,以及变为现实后能否继续巩固和发展,也取决于领导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坚持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正确解答,都取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党的情况,取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从而走向了亡党亡国。西方一些较大的共产党的衰落,也在于没有与时俱进,保持自己的先进性。20世纪的历史表明,党兴,社会主义就兴;党衰,社会主义就衰。党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命运息息相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命题,也是一百五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因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对社会主义实现的具体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具体体现以及各个具体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条件、手段、方法等等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具体的现成答案。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使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实践中交相辉映,作出科学的回答。
二
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主脉,一百五十多年来始终生生不息,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课题。列宁首先在20世纪初的俄国在理论与实践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统一的学说。他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指出共产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他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沙皇俄国,组织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在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变化后,他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率先胜利的新结论。列宁果断地领导俄国共产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关联,使《共产党宣言》中只有共产 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继列宁之后,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同实现社会主义息息相关的思想,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作了创造性发展。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中,怎样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怎样使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怎样在一个农业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 毛泽东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 ,特别是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主张,用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教育中国共产 党党员,并在中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通过领 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党进一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此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社会主义)中国”,就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共识和时代的最强音。但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要真正破题并非易事。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作过艰苦的探索、走过曲折的弯路,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说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20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实践的失败,表明各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毛泽东晚年还极力想解决共产党执政后不蜕化变质、坚持党的先进性问题,但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未完全搞清楚,这一探索也未能成功。
解答这个重大难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到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肩上。从1980年代开始,邓小平集中全部精力,首先着重解决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无论从党与社会主义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心命题本身的逻辑要求来说,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来说,还是从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来说,搞清这个问题当时都最具迫切性,是党在理论上的第一要务,是党拨乱反正,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涉及党作为执政党的当前和长远奋斗目标,涉及党的努力方向和价值准则,涉及党自身应如何组织和建设、党应成为什么样的党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形势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小平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从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审视时代变化对社会主义新要求的高度出发,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包含着深刻的内涵:一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在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提出了评判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检验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三是为了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还从反向思维角度论述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搞霸权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命题以否定的方式,从各方面表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四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得出一个最基本结论,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前也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贯彻“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五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明确计划经济不等 于社会主义;六是他还准确而尖锐地将我们当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称之为“不够格 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曲折、失误和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邓小平在阐明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时,我们看到,他是紧密联系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基点来论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论述党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是邓小平理论核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内容。从1978年到1992年的十四年间,邓小平着重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并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邓小平理论体系,而“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1979年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980年、1982年和1989年至1992年,他更三次集中讲党的建设问题。1980年他主要就拨乱反正、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而又不丢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问题,谈党的建设。1982年前后则主要就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反复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1982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时,他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3年他强调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989年6月,针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向一些中央领导人指出:“要聚精会 神地抓党的建设”。
综观1980年代他在党的建设方面建树的特点,一是强调制度建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致力于抓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如废除终身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多次提醒全党要警惕不正之风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提出“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 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法治。三是提出“关键在 人”的思想,即“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强调抓“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干部的“四 化”。“六四”风波后,他更指出:“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 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特别是1992年他的“南方谈话”,可谓最集中、鲜明地表明了他对 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联系的深刻思考 ,也是他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郑重政治交代。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 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问题。”“我们 讲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表明他在最后岁月把中国 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大局”与党的建设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紧迫感。江泽民说 :“邓小平同志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道理就在这里。”这一“关键 在党”的思想,不仅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阐发。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 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等等,无不与“关 键在于党”的重要思想紧密相关。离开党的先进性质,离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 地位和作用,离开执政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建设,就无法解决和回答“什么是社 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这是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150年来兴衰成 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20世纪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与社 会主义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的科学论断。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正是继续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新进程,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首要问题作出的进一步新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党的先 进性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 主义重大命题——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关系理论的新飞跃。
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确定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将更大精力集中于解决巩固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问题,解决党自身的改革问题,使党与时俱进,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的。
江泽民一贯关注党的建设。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他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这一长期思考的理论硕果。2000年6月他指出:“今年二月,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党同志都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实际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一组成,就开始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早在1989年12月在中宣部等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江泽民就强调“充分认识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他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意见,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各级党组织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已经开始见效。”1992年他提出“党的建设要创造新办法、积累新经验”,要研究和探讨新时期衡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先进性)的标准问题。他说,战争时期提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口号,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提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口号。“这两个口号当年都是很深入党心民心的”。今天“和平建设时期,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这样的标准要规定得简单明确,让党员好掌握”,同时又“能体现新时期的特征”,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探讨”。他还说,“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也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来鼓舞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去为人民的利益,为建设和改革建功立业。”这些论述,表明这时他已在深思新时期体现党的先进 性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新标准和价值尺度等问题。
1992年在十四大的报告中他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概念,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1993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的座谈会上,他更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问题,指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1997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面向新世纪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指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这一根本问题的提出相联系,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党的先进性”概念,指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报告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所必须做到的几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已蕴涵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初步内容,可看作是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前导。
十五大之后的五年,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更是倾注主要精力抓党的建设,深入研究坚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在全国各地,从工厂到农村,从省、市到县、乡,作了大量的调查,在全党干部中开展了“三讲”教育。2000年2月在广东高州市对“三讲”教育的调查,使他关于新形势下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关连的思考臻于成熟,对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出现了思想和理论的新飞跃。这时他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 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所有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 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三个代表”这 一“简单明确”而又内涵极为丰富的鲜明响亮口号的提出,表明了自1992年以来他一直 思考的坚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在理论上的最终解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酝酿到提出的过程,始终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相关连。对此,江泽民自己作了最好的说明。2000年1月20日,他在向中央政治局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时候,回顾和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做的工作。他说十年来,我们始终铭记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对自己承担的职责不敢懈怠。我们最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对党中央当时十年工作的这个基本总结和概括,不仅充分表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极其重视党的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突出地将这一问题放在首位,而且将它与坚持邓小平制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好地说明了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的统一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统一性。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更明确指出:“总结党八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还指出:“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联系党 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 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这就充分表明,“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13年来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 结。它并非就党建谈党建,而是从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党的先进性与实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这一总视角、总背景出发,针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实际,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 ,来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13年来对两个根本问题加深认识 和实践得出的这一“必然结论”,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两者从来 相辅相成,水乳交融。这也是“三个代表”不仅是立党之本,而且是执政之基、力量之 源的根本原因。
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就更突出阐明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的角度,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先进性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内在联系,因而它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新论述,又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与有机结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的。十六大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实际上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历史动力和历史必然性。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就是深刻认识党今天所处的三维空间,这既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历时性纵向认识,也包含对党在当 今世界历史坐标轴和参照系中横向位置的比较和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集中体现在 两方面:一是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 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党已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 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 的党。这两大变化包含了党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既是对1980年代以来 邓小平对党和社会主义思考的继续和深入,又是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相比较,国际国 内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继续变化从而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深刻思考。
十六大不仅深刻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基础和依据——党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而且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地位,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四个是”,包含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的历史定位,也包含它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深刻评价。这一历史方位、历史定位和历史地位的科学阐发,是党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本质要求之内在统一的体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贡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新飞跃,也 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杰出成果。“三个代表”中的三句话分别来看,似乎老祖 宗都曾讲过;但是将三者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作为对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一 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一种全新的诠释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一个新的思维视角和思维 范式,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特别是它把《共产党宣言》关于党的先进 性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一根本论断、根本命题,以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在今天突出出 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使之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言简意赅而又鲜明的标志,成 为中国共产党党性、先进性在新世纪的根本要求,从而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一 种新的理论形态,开辟党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视野、新境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13年来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升华和鲜明标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提出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一个总概括、总结晶。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从“党与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命题来看,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相比较,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从党和社会主义两者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出发,着重论述其中的一方面;它们所回答、论述的着重点、侧重面有所不同。邓小平理论更着重从社会主义这一面来阐明这一基本问题,它的历史使命和重点放在制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上;而江泽民则着重从党与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来进行回答,从而使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显示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纲、为标志的特色。从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发展到回答两个根本问题,从一个视角发展到两个视角,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认识的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丰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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