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回报率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报率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关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和特点，多从宏观上以城乡收入差距和制度性因素来解释。但是否属迁移流动，是农村居民在客观环境下的决策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微观主体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迁移流动和教育支出一样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作为两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迁移和教育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迁移能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教育的配置能力，从而得到收益。但是，目前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一个误区是将收入的提高完全归功于教育的贡献，认为是教育回报提高了。对于乡城迁移者（进城打工者）来说，也许正是迁移这一投资行为带来了更高回报，因此，有必要把迁移的效应独立出来，考察迁移回报率。本文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基础，提出迁移回报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通过对微观层面数据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回报率和教育回报率，通过综合考察微观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流动是他们在当前环境下理性选择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一、理论和现实背景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即技能、知识和能影响个人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能力的其他特征。教育支出、健康支出和为获得更好工作机会而进行的内部迁移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Schultz还用这一理论对“年轻人比年纪大的工人更愿意迁移”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经济解释。但是，“人力资本投资”被更多地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只有极少的研究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分析迁移流动行为。最著名的是斯加斯塔将迁移置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框架下，分析了迁移的成本和收益。他认为迁移是一种能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力的投资，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得到收益，同时迁移也是需要资源的，即需要付出成本。因此需要分析迁移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得到迁移投资的回报率。斯加斯塔分析了迁移的成本和收益，给出了包括货币和非货币、个人和社会成本和收益的概念。
由于人力资本衡量的困难，Schultz本人和之后的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更多地分析教育，甚至把教育当作人力资本的代名词用于相关研究中。例如，Schultz（1962）提出，工资差异的大部分是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结果，因此，工资结构主要由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为搜寻工作机会信息进行的投资和迁移投资决定。但是，在表达同一思想的Mincer工资方程（Mincer，1972）中，只用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用年数来表示）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来解释收入差距，而没有考虑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影响。Mincer工资方程作为经典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但是，却没有专门考察迁移回报率的文献。
作为两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迁移和教育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替代性更为显著。从理论上看，教育就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Welch，1970）。生产能力是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与相同的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配置能力是指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从而使产出增加的能力。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回报率方法的成立是以教育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同时发挥作用为基础的。配置能力早于生产能力发挥作用，只有当资源配置合理时，生产能力越高才会带来越多的收入。但教育的配置能力要发挥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因户籍、用工等制度而严重地分割着，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严重分割，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受到严格限制（赖德胜，1996，1998）。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主选择和自由流动，抑制了教育的配置能力的发挥，使得教育对于个人收入分配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城乡之间的迁移流动能带来劳动力在地区和职业之间转换的机会。通过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区域、产业和部门，迁移能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的配置能力，从而得到收益。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正规教育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的重要条件。面对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没有其他途径得到城市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教育通过促进永久迁移而得到更高的回报率。赵耀辉（Zhao，1997）研究发现，通过提高迁移的可能性，高中教育的回报率在1979年是8.3％。直至今日，通过正规教育进入大学仍然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最主要的方式。这种情况下，永久迁移只是教育投资的结果，是得到更高收入的一个中间环节，在教育的回报率中就得到了充分反映。到80年代末，在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放松后，迁移（进城打工）成为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的又一途径。迁移成为农民可选择的独立的投资方式。迁移者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业，实现地域和职业的转移，同时增进知识、见识和技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虽然农民工的迁移流动绝大多数是暂时性迁移，但这种迁移仍然为他们带来了相对于农村收入的丰厚的投资回报。但是，目前在研究领域，却没有将中国现实中发生的这种迁移与教育的分化和替代反映出来，没有将农民工迁移的效应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同时在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产生的一个误区是将收入的提高完全归功于教育的贡献，认为是教育回报提高了。对于乡城迁移者（进城打工者）来说，也许正是迁移这一投资行为带来了更高回报，因此，应该把迁移的效应独立出来，考察迁移回报率。
无论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来看，还是从中国现实中劳动力迁移的功能来看，都有必要将城乡劳动力的迁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考察迁移的回报率。那么如何得到迁移回报率呢？
二、方法和模型
斯加斯塔提出的成本——收益的概念为迁移行为的微观分析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但是，这一分析的难点是如何辨别和测量迁移的成本和收益。没有精确的辨别和测量，就无法用收益、成本得到迁移投资的回报率。斯加斯塔曾提到，可以通过考察迁移者在迁移前后收入的变化或比较相似年龄的迁移者和非迁移者的收入差距来确定迁移回报率①。我们借鉴从Mincer工资方程得到教育回报率的方法，计算迁移回报率。
Mincer工资方程作为经典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Mincer（1958）模型就分析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对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并最终在1972年发展出描述人力资本投资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有用的工具：Mincer工资方程。Mincer工资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即多受一年教育带来的收入提高的比例。国内外大量关于教育回报率的文献都应用Mincer工资方程。事实上，明瑟收益率并没有直接涉及教育的成本，只是一种衡量一定量的教育带来的收益的方法。
受到Schultz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Mincer工资方程的启发，我们将迁移（Migration）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加入Mincer工资方程中，如下：
观察交互项的系数
，在其他条件（S、E、e）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为0或者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迁移者和未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没有差异，如果≠0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迁移者和未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
＋，未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同样由于不可观测变量问题，我们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迁移者和未迁移者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未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即为迁移者若不迁移能得到的教育回报率。
以上我们通过在Mincer工资方程中加入“迁移”变量得到了迁移回报率的计算方法，在实证研究中，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我们还需要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影响收入和迁移的控制变量，如性别、婚否、人均土地和本村非农经济发展情况等。
基于以上方法，本文估计的基本模型形式如下：
通过综合分析由模型（a）（b）得到的迁移回报率和教育回报率，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决策。
三、数据和模型回归结果
（一）数据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2004年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我们的有效样本包含了分布在22个省② 49个村的971户家庭，3076个劳动年龄人口信息的横截面数据。根据职业类别，可以将农民主要区分为在家务农、在家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三类，我们定义在家务农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为未迁移者，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者为迁移者。表1对他们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平均年龄（32.1岁）低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39.5岁），更低于在家务农者（43.58岁），其中男性所占比例（62％）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相近，但远高于在家务农者（42％）。外出打工人口中已婚者的比例（62％）比未迁移人口中已婚者比例低20多个百分点。从平均受教育水平来看，迁移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相近，但大大高于在当地务农者。从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口分布来看，80％的外出打工者具有初中或以下学历，而只有6％是高中生。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79％具有初中或以下学历，8％是高中生。由以上特征可以看到，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大多是年轻未婚男性，具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佳条件，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为进城打工提供了基础。外出打工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大多为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但我们同时发现，外出打工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和务农者的年龄分布差别很大。改革开放后出生（16—26岁）的年轻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者中所占比例为41.53％，接近一半，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仅为18.42％，在家务农者中比例最低，仅有9.81％。说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农村劳动力首要选择是外出打工，事实上，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所有16—26岁的农村青年中，63％的人外出打工。另外，我们区分了初（高）中生和初（高）中毕业生，发现外出打工者中13％是从初中或高中辍学后外出打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迁移对教育的替代。
（二）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在家务农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的特征具有较大差异，我们分别用三个样本的数据对模型（a）、（b）进行了回归，并比较分析回归结果。样本（1）包括迁移者和所有未迁移者（在家务农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样本（2）包括迁移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样本（3）包括迁移者和在家务农者。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样本（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迁移者和未迁移者的收入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其他条件（教育、年龄、性别、婚否、人均土地等）相同的情况下，迁移者比未迁移者多挣97.28％，更精确地，迁移者的收入平均比未迁移者高164.53％（e[0.9728]－1≈1.6453），即迁移的回报率是164.53％。加入交互项迁移*教育后，发现未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4.42％，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是4.77％（0.0442＋0.0035＝0.0477），但是这一差异（交互项的系数0.0035）非常小且统计上不显著（T值为0.29），说明迁移者和未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认为均为4.53％。由以上结果，我们可以认为，虽然与不迁移相比，迁移后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但是迁移这一投资行为使得收入提高了1.64倍，所以，农民的理性选择是倾向于迁移。
样本（1）得到的迁移的回报率和教育回报率是以假设在其他条件（教育、年龄、性别、婚否、人均土地和本村非农经济发展）相同的情况下，迁移者和未迁移者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为前提的。由于未迁移者中在家务农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的基本特征和收入具有较大差异，为了进行更精确地分析，我们有必要将迁移者与两类未迁移者分别进行比较，得到表2样本（2）和（3）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2样本（2）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迁移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的收入也存在一定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迁移比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多挣30.13％，更精确地，迁移者的收入平均比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高35.16％（e[0.3013]－1≈0.3516），即迁移的回报率是35.16％。加入交互项迁移*教育后，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为－0.0346且显著（T值为－2.55），说明迁移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为8.55％，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5.09％（0.0855－0.0346＝0.0509）。从这一回归结果，我们可以认为，虽然在相同教育和年龄、性别等情况下，在当地从事非农业比迁移到城市打工的教育回报率要高3.46个百分点，但是由于迁移回报率较高，大量农村劳动力还是选择进城打工。从这一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16—26岁人口中外出打工者占到了41.53％，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的比例仅为18.42％。当然，当地非农业的较高教育回报率也会产生一定吸引力，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更多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选择从事当地非农业而非进行迁移投资。
对迁移者和在家务农者进行比较，发现迁移者与在家务农者的收入存在更大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迁移者比在家务农者多挣135.21％，更精确地，迁移者的收入平均比在家务农者高286.55％（e[1.3521]－1≈2.8655），即迁移的回报率是286.55％。加入交互项迁移*教育后，观察它的系数为0.0576，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迁移者与在家务农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比在家务农者高5.76个百分点。但是，由于教育的系数（0.0077）非常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可以认为在家务农者的教育回报率为0，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5.76％。为了得到更精确的教育回报率，我们去掉不显著的教育和性别两项，得到（c）的回归结果，交互项迁移*教育的系数增大，可认为迁移者的教育回报率为6.49％。迁移和在家务农的巨大差异为我们理解农民的迁移决策提供了更多支持。与在家务农相比，迁移可以得到更高的教育回报率，实现教育的价值，同时得到非常高的迁移回报率，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就是迁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中在家务农的比例最低。
表3 列出了由以上回归结果得到的迁移回报率和教育回报率。
将迁移与教育这两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迁移通常是一次性投资即可得到相对于农村的较高收入，而正规教育需要长期投资，并且面临升学和未来就业的风险。考虑到目前城乡间正规教育的环境（教育经费、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差别很大、教学质量差别大、大学入学率低、大学学费增加、大学生就业难等因素，农村青年通过正规教育获得城市正规就业和高收入的机会较少，因此对于农村居民来讲，教育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成本、低回报的特征。再加上农村地区就业环境差，务农的教育回报率极低，当地非农工作机会较少等原因，不难理解大量农村青年放弃正规教育而外出打工是农村青年在现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环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四、结论
目前关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多从宏观上以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多以政策、制度因素来解释，且以往的相关研究也没有关注到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本文提出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并得到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为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行为提供了支持。
首先，本文提出了迁移回报率的计算方法，并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通过将迁移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和在家务农两种情况相比较，发现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民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其次，本文得出了农村人口从事不同类别劳动的教育回报率。在当地务农的教育回报率为0；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的教育回报率为8.55％；迁移到城市打工的教育回报率为5％左右。教育回报率影响农民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也影响农民的就业选择。在一定的教育水平下，农民选择能带来更高教育回报率的职业，如在当地从事非农业和迁移到城市打工。
最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包括正规教育环境和就业环境）与城市相比差别巨大，是造成农村青年以迁移替代教育的重要原因。正是接受正规教育的预期回报较低，在当地工作的收入较低或教育回报率低，使得迁移到城市这一投资方式具有了更大吸引力，于是农村青年的理性选择是迁移。
注释：
① Sjaastad（1962，P.91）提到：据我所知，没有迁移者在迁移前的收入的数据，但是分类数据（crossclasslfied data）使我们可以用可比的未迁移者的收入作为替代。
② 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