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要:交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方式,马克思之前的理论家们对交往的认识功能,交往对个人、组织和国家的生成和发展功能都有分散的论述。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全面论述了交往的实践性、主体间性,交往的分类、交往的社会功能等,为我们认识交往、通过扩大交往解决国内国际矛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交往理论;历史贡献;当代价值

交往是人和人类社会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基本方式,认识交往是认识人和认识社会的重要路径。当前,在国内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国际发展面临全球化交往危机的主要矛盾情况下,重新研读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交往理论指导下,探索新时代解决国内国际矛盾的“交往之道”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发挥先锋作用。通过设岗、划区、建队、立项等实践载体,创建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教育和引导全体党员践行岗位承诺、做出表率,确保党员人人身上有目标、人人身上有压力。组建“党员突击队”攻坚克难,着力在卓越绩效、“三自一独”阿米巴、品质革命、市场开拓、产品开发、工艺改进、成本管理等中心工作中做表率、当先锋。通过选派党员骨干到子企业任职、服务G20峰会场馆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到急难险重岗位锤炼等方式,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遇到重大技术攻关时成立党员攻关小组,以项目的落实推动任务落实。

1 马克思之前的交往研究

关于“交往”的研究,并非始于现代。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就论及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认为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媒介,开启了对交往进行理性研究的先河。之后,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认为对话实践是把个别感性认识上升到普遍理性认识的重要方式,这是对交往功能的最早论述。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交往以及交往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增加,思想家开始关注并研究交往。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战争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为了获得安宁,民众必须达成协定,将权利让位给“公共意志”,这就从交往的视角为国家的存在找到了根据,从理论上肯定了交往对于组织形成的意义。休谟的“共感论”认为“共感”是一个民族思想齐一的根源,这标志着休谟已经开始以社会心理学的情感内容为中介,形成以人性论为中心的社会交往理论。霍尔巴赫将交往推向“功利主义”,提出“自爱自保”的幸福观,强调人最需要的还是人与人的互助交往。康德反对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从规范伦理的角度提出了“绝对命令”,用这种来自于道德的约束力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费希特提出了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交往理论,建立了存在于表象世界的自我内部对立与统一。他认为一方面交往是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反作用于“他我”,是别人自我完善的过程,费希特由此提出“人只有在人群中间才成为人”[1]。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延续了费希特“自我意识因对方承认而存在”[1]的思想,通过主奴关系的研究,率先引入劳动概念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在使自己成为人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相互承认的过程中是以劳动为中介的,劳动是人们普遍交往的基础。同时,在谈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劳动时,黑格尔把“劳动、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同社会基础相联系,这种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作为交往的前提,把交往关系置于劳动的基础上的观点是一次伟大的突破。

随着物质交往的发展,精神交往开始出现。最初精神交往是和物质交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精神交往也就开始从物质交往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精神交往便具有了明显的相对独立性。但由于精神交往逐步走向独立,慢慢掩盖了与物质交往的关系,因此衍生了种种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争论,形成了各种学说。究其本源,不能否认的是,各种“纯粹的精神交往”表象的背后,一定是以物质交往为根基并服务于物质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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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马克思之前的交往研究,囿于哲学世界观的限制,思想家们要么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抽象地探讨人的交往如霍布斯、休谟、霍尔巴赫、费尔巴哈等,要么以抽象的精神为基础探讨抽象的精神交往如费希特、黑格尔等,因此难以揭示交往的真正本质。

2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6,这个命题揭示了个人和社会的互构性。社会在塑造人的同时也在被人塑造着,而人和社会的互构恰恰是经由交往实现的。交往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形成过程。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人的发展也是交往实践发展的动力源泉。即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则使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交往的普遍发展,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无论是地域性交往还是世界性的交往,都需要依靠人来实现。

2.1 交往的本质是社会实践

马克思认为交往与生产是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ne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3]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将生产关系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交往关系”,并肯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人为了进行物质生产,必须和他人交往、合作,而物质生产活动又是在这种“交往关系”中进行的。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主体将其力量外化,改造自然的物质性活动,同时还是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的本质就是交往性的、社会性的。社会交往是存在于社会主体之间,且各主体的实践都是在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中发生的。任何人的存在都具有交往性,而交往也是人类所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2.2 交往的类型

从交往的主体角度看,马克思把交往分为个人交往、国家交往或民族交往。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程度和交往程度,而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4]从交往地域范围的角度看,交往分为区域交往和世界交往;从交往的属性角度看,马克思把交往划分为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的交往关系是极为广泛的,有物质的、脑力的、政治的、宗教的……乃至包括谈话和爱情,但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物质生活的需要,因而物质生活的需要是推动人们交往的动力,最基本的交往是“物质交往”, 最基本的交往关系是“物质交往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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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黑格尔仍然没有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沼,认为交往的主体是“绝对精神”,把劳动说成抽象的精神劳动。费尔巴哈否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还原了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且认为自然实在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交往的主体是作为一个“类”而存在的自然人,“我”与“你”的交往是感性的、日常的交往,而不仅仅是精神交往。

2.3 交往的功能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交往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狭隘的物质交往;第二种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第三种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全面交往。这三种交往形态的更替,实则为交往广度、交往深度的加强。就其广度来说,首先世界的普遍交往形成了世界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定义世界史时就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88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打破了各个民族原本封闭的、独立的状态,以经济的交往为依托展开更广泛的交流,世界交往史由此形成。之后,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政治、文化、社会等交往也日益频繁,就其深度来说,交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性的交往是人类解放的基础。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交往使得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细致化,生产力因此大力提高,生产力越发达,人的发展和享受资料所占的比例就越高,进而促进人类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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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交往的异化

费尔巴哈将人还原为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并且将“我”与“你”都看作是交往的主体,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交往拉回到人世间,但是他所说的人的却是只具有自然性的人,而非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着的人。马克思从物质生活实践出发否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错误论述,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21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由此出发,马克思赋予了交往主体的社会实践性,从而在保留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成功地区别了人类交往行为和动物群体行为。

3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主要贡献

3.1 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认识交往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在论述交往时很少涉及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关系,他们要么偏重于研究物质交往要么偏重于研究精神交往,对交往的研究失之于片面。而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不仅区分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而且对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统一、物质交往在交往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准确地揭示了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相对独立性,为我们正确认识精神交往提供了理论指导。

3.2 明确交往主体的社会实践性

马克思曾在分析资本主义普遍交往形式时就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交换当事人都具有独立自由的主体地位,并在法律上拥有对所生产商品的所有权。如果一方是主体,另一方是客体,那么双方就不能实施平等的交换,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和剥夺。”[6]可见,在理想的商品交换中,是两个平等主体在进行自由的经济交往,日常生活中理想的交往中亦应如此。但是,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全面的物像化的异化,“我们看到,国民经济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质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7]异化的交往不再是人与人的交往而是“物与物的关系”,“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8]168在异化的交往中,人与人之间不是作为同等的主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手段的关系,这种交往不仅不能发展人的主体性反而是破坏了人的主体性、把人物化了。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决放出来,才能消灭人对人的压迫和剥削,最终实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全面交往。

3.3 阐述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辩证统一性

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观点,将劳动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实践性是劳动的根本属性,劳动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绝对精神的活动,而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而开展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5]78从劳动的生产实践性出发,马克思成功地把黑格尔的精神交往安置到坚固的物质交往基础之上,把精神交往从虚幻的精神世界拉回到现实的人类世俗生活中,从而消除了精神交往的无根性。

3.4 明确交往、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

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论及“交往”是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安年柯夫的一封信里,他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 commerce ’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 verkehr ’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惟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2]可见,此时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是很广泛的,既包括了物质交往,又包括了精神交往,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后,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4 马克思交往理论在新时代的实践价值

4.1 为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提供理论指导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这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实践总是特定理论引导下的实践。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出发,交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通过交往促进地区、行业间的精准分工、实现扬长避短、发掘潜能、优势互补,从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此外,精神交往对物质交往具有反作用,经济的交往离不开文化交往的哺育。一些发展落后的地方,落后文化根深蒂固,有很强的排外色彩,先进文化进不去,导致经济交往寸步难行。这就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当地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每个地区都打开“文化之门”,形成经济交往、文化交往、政治交往、社会交往、生态交往的“五位一体”总布局。

4.2 为解决反全球化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反全球化呼声和运动愈加强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碰撞成为影响当代世界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进行抉择呢?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却在《共产党宣言》明确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社会的积极影响:“世界市场影响下的国家都按照新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给落后的东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明,使各民族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9]由此可见,全球化是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路径。反全球化之所以能在当代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逆流,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机制出了问题,致使部分国家和地区、部分行业或群体未能公平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甚至利益受损。因此,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指导下,坚持通过深化交往重构全球利益分配机制,建构以“开放、包容、惠普、平衡、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合作平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消除反全球化的经济根源,推动全球经济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4.3 为正确认识国际文化交往的本质提供理论指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文化全球化趋势也日益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经济技术的同时,也把它们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塑造成所谓的“世界文化”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强势的文化输出,发展中国家一部分人认为这些是先进文化,应当全盘接受。就发达国家的文化输出而言,有其背后深层的目的。从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看,精神交往不过是物质交往的“直接升华物”,西方国家文化输出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论”,实质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具有很强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色彩[10],目的是通过文化的“交往”,来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凝聚力,从而操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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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新矛盾、新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要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指导,认清世界各种交往现象背后的本质目的,创新国内外不同领域间的交往形式,巩固提高同各国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水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学习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同时不断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深入“交往”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完善“交往”中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参考文献:

[1]欧力同.交往理论的演变:从近代到当代[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4):126-13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5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

[7]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

[8]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

[9]林妍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对中国的影响[J].新西部,2018(32):3-4.

[10] 张艳涛.揭露“普世价值论”的虚伪性[J].人民论坛,2019(1):50-51.

The Modern Value of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

LI Han, ZHOU Ye-qin*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66, China)

ABSTRACT: Communication is the basic way of activity in human society. The theorists before Marx had presented dispersed analysis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d the practicality, intersubjectivity, classific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which provided us with powerful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understand communication and resolv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tradictions through expanded engagement.

KEY WORDS: Marx; communication theory;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contemporary value

收稿日期:2019-03-22;修稿日期:2019-05-04

作者简介:李涵(1994-),女,河北张家口人,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周业勤(1968-),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卫生管理。E-mail:zhouyeqin@qq.com

中图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19)02-0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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