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悖论、成因与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级次论文,公允论文,悖论论文,成因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盯市”导向下（mark to market）的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陷入了重重困境，引发了一系列不良经济后果的产生。历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会计计量与资本市场乃至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公允价值计量引发的相关问题不容忽视。本文首先对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目前存在的悖论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运用经济学资产专用性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悖论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以期为改进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辨明方向，并为我国公允价值级次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论证了专用性水平是影响资产价值的根本要素，市场活跃程度并不能成为公允价值级次划分的唯一依据；第二，提出并证明公允价值应是市场价值和专用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市场导向计量和企业主体计量（entity－specific measurement）的有机结合等观点；第三，从资产专用性的六个维度出发，提出了解决第三级次信息可验证性难题的思路。
一、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下的审计悖论和经济后果
SFAS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2006）首次提出公允价值级次（fair value hierarchy）概念，将公允价值输入参数分为三个级次。一级参数即可观察市场参数（observable market inputs）是计量日会计主体准入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活跃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为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了直接依据，因而在计量时无需调整（unadjusted）。二级参数是非活跃市场下直接可观察到的相同资产（identical assets）或相似资产（similar assets）的报价，需通过调整来确定公允价值，调整主要依据资产的特殊性、与活跃市场交易资产的相似度、非活跃市场上的交易量和买卖价表来定。三级参数是现阶段尚不可观察的参数，是市场参与者在现有条件下交易资产或清偿负债所运用的假设。
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允价值输入参数的确定是一个立足于“市场信息”的评价过程，是市场参与者充分考虑了市场信息后所达成共识的市场交易价格，而非特定报告主体对其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FASB，2006；IASB，2011；徐玉德，2009；赵彦锋等，2010）。即使在市场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也要使用最接近市场报价的估值方法（玛德等，2010）。对于第一级次和第二级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来说，“市场信息”更好地体现了相关性、如实反映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本质要求，因而是优于历史成本的信息。但对第三级次计量而言，“盯市”导致了“审计”悖论的产生。
该悖论源于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的虚拟性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的背离。第三级次输入参数具有不能够被市场证实的特征，其计量结果主要体现为报告主体对有关经济事项预期的估计，估计的基础是市场参与者在现有条件下交易资产或清偿负债所运用的假设。众所周知，当市场不存在时，即便报告主体置收益成本原则于不顾，付出高昂成本，仍很难对市场参与者所运用的假设做出合理判断，只能凭借主观估计和推测来完成有关参数的估计和价值计量。这种虚拟性特征直接导致了计量结果的不可验证性。从会计信息和审计信息间的关系来看，审计信息是对会计信息进行鉴证的结果，审计信息的有用性建立在会计信息具有可验证性的逻辑基础之上。会计信息可验证性的丧失无疑否定了审计的存在。对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而言，其参数均无法来自于市场本身，如果资产和负债的价值由流动性市场之外的其他来源来提供，那么这样的公允价值就不具有可鉴证性（谭洪涛等，2011），审计鉴证作用自然无从谈起。
以上审计悖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一系列负面经济后果的产生：Goh et al.（2009）、Kolev（2009）和Song et al.（2010）对三个级次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一致发现在三个公允价值级次当中，第三级次的价值相关性最弱。此外，公允价值第三级次的计量还会导致利润的虚增、开支的失控和投资的盲目扩张（Benston,2006）；公司资本成本、信息生产成本以及审计费用的增加（Daniel et al.,2010; Riedl & Serafeim,2010; Ettredge et al.,2010）；资本市场信息风险加剧（Liao et al.,2010; Riedl & Serafeim,2010）；投资者信息环境恶化（Li,2010）以及投资者福利水平的下降（Riedl & Serafeim,2010; Koonce et al.,2010）。对管理者来说，在“三非”① 市场条件下，采用市场价值认定受托责任还导致了管理行为的短期化：Benston（2006）关于安然公司一系列管理事件的研究发现，为了能够通过第三级次计量虚增当期利润，管理者不惜盲目扩张投资，而这些投资最终未能给安然带来任何收益。石恒贵等（2010）发现，在我国，公允价值变动程度和方向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减少的程度越大越容易发生投资不足，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的程度越大就越容易发生过度投资。
二、成因解读之一：价值确定过程与资产专用性的背离
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特指专门为支持某一特定团队生产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并且一旦形成，再改作他用，其价值将大跌；或者说，专用性资产价值在事后严重依赖于团队的存在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杨瑞龙、杨其静，2001）。威廉姆森（2004）认为，资产专用性是区分交易的最重要标志，不同专用性水平的资产② 在交易形式上存在着本质差异：通用性资产和低度专用性资产的交易由外部市场来完成，高度专用性资产则采用双方交易和统一交易两种非市场形式来完成。结合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作为“组织租金”创造的基础和获取超额利润的源泉，专用性必然影响到一项资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量，成为决定资产价值量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是资产计量方法选择的重要依据。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交易的治理形式和公允价值级次的划分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关系：通用型资产一般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主要用一级参数来计量公允价值；低度专用性资产一般都存在交易市场，如果该市场为活跃市场，可用一级参数来计量公允价值；如果只存在非活跃市场，则用二级参数来计量公允价值；对于高度专用性资产，往往不存在交易市场，一般选用三级参数进行计量。资产专用性、交易治理、公允价值级次三者之间的关系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知，外部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治理同为确定资产价值的两种途径，具体选用哪一种途径取决于该资产的专用性水平。对于专用性程度较低的资产来说，用市场价值反映其价值是最为恰当的。但对于高度专用性资产来说，这类交易往往采取非市场交易方式，市场价值并不是未来经济利益流入量的最佳估计，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专用性资产“木已成舟”，改变用途后其机会成本非常低，这就决定其定价过程是特定的交易双方、或三方（买卖双方和仲裁者）的协定过程，而非从市场参与者中的卖方立场推导出价值（确定三级参数）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盯市”的方法确定公允价值显然有违如实反映交易这一会计根本职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从企业持有动机来看，资产专用性越强，其出售动机就越弱，以“出手价”（Exit Price）计量该类资产并没有充分反映高度专用性资产的本质特征和持有目的，而这恰恰是影响资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两个关键因素。更加令人费解的是，目前第三级次公允价值计量一味地将视角局限在“盯市”下，将特定个体计量和公允价值的确定完全对立起来（谢诗芬等，2010），要求报告主体必须站在市场参与者角度、用其将用的假设来完成公允价值的计量，导致计量出的资产价值并不是给其持有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而是给他人带来的价值，其负债也不是债务人将要偿还的金额，是其他的市场参与者认定的金额（Bingon et al.,2009）。对财务报告信息的主要使用者③ 来说，这种将报告主体特征与会计要素价值计量完全割裂的结果很难是与决策相关的高质量信息。
三、成因解读之二：价值组成与信息不对称的矫正
Bignon et al.（2009）认为，资产价值的高低决定于三个因素：作为独立资产的市场价值、该项资产和其他资产之间的协作价值以及企业管理层对该项资产的特殊运用能力带来的价值，后两者是资产专用性价值的集中体现。对通用性和低度专用性资产来说，资产价值主要表现为单个资产的市场价值。对给企业带来大量经济利益流入的高度专用性资产来说，如果考虑在市场上出售，其单独的出手价可能为0甚至为负数（考虑处置成本的情况）（Benston,2008）。研究微观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资产的专用性是企业异质性存在的根本，作为企业核心资源的高度专用性资产和整个企业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其他资产之间具有高度互补性。因此，这类资产价值主要体现为专用性价值，即协作价值和特殊运用价值之和。
价值组成要素的差异要求不同的计量方法与之相匹配，否则就会阻碍会计矫正信息不对称作用的发挥。对通用性资产和低度专用性资产来说，其主要价值体现为市场价值，相关信息存在于外部交易市场之中，不仅容易被会计信息生产者观测到，而且能够被审计人员验证，是信息使用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对高度专用性资产来说，其价值主要表现为专用性价值，相关的核心信息掌握在报告主体管理者和员工手中，难以被外部人员观测到，因此是一种私人信息。在一般情况下，管理层基于持有主体角度确定其专用性价值有助于这部分私人信息的揭示和不对称程度的矫正。如果站在一般市场参与者角度对高度专用性资产运用“盯市”的方法确定其市场价值而忽视专用性价值，就会适得其反。可见，计量视角偏误导致的重要价值组成要素的计量缺失是公允价值第三级次信息可验证性丧失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第三级次公允价值计量的改进
（一）级次划分标准的重新设定
对资产或负债最重要信息——专用性水平和私人信息的忽视是目前公允价值计量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要走出困境，必然要以资产专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矫正为根本出发点，厘清公允价值的本质，明确公允价值是市场价值和专用价值的有机统一，是市场导向计量和报告主体导向计量的有机结合。
诚如前述，资产的专用性水平和治理特征是影响其价值的根本因素，公允价值计量应以此为基点来设定级次。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首先，报告主体应根据专用性水平的高低，把所拥有资产或负债分为通用性、低度专用性和高度专用性三类，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方法：通用性资产或负债一般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应用第一级次计量；低度专用性资产如果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就用一级参数来计量，如果存在非活跃市场则用第二级次的参数进行计量；由于高度专用性资产的价值是特定报告主体特定用途下的价值，计量应基于企业自定的、嵌入管理者估计的参数来确定，在价值量上代表的是一项资产为特定服务主体提供潜在服务价值，最终体现为直接或间接给报告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与前两个级次相比，第三级次计量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反映资产在特定用途下的经济利益的流入量，着重考虑的是该资产给其拥有者或控制者带来的贡献，该贡献的大小与资产的专用性水平密切相关。第二，资产的专用性价值和外部市场并不高度相关，其计量应是报告主体导向的计量过程，应主要由管理者来完成，强调管理者私人信息的揭示。
图1 资产的专用性与公允价值级次设置
（二）可验证性难题的破解思路
“三非”条件下的公允价值可验证性问题是长期困扰公允价值理论和实务发展的一大难题，基于资产专用性的第三级次计量为该难题的破解提供了思路：在资产专用性分类的基础上对高度专用性资产价值进行验证。
对于高度专用性资产的识别，Lohtia、Brooks & Krapfel（1994）从大量资产专用性研究中总结出了影响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六个维度：专用性水平（specificity）、投资规模（magnitude）、耐用性（durability）、在用价值（value inuse）、重要性（importance）和风险（risk）。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识别出企业拥有的高度专用性资产，进而判别出哪些适用于市场价值计量，哪些适用于专用性价值计量。与市场导向的第三级次参数相比，这六个维度的参数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观测性，因而具有较强的如实反映特征和可验证性。完成了高度专用性资产识别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层估计的专用性价值进行验证，该过程实际上是高度专用性价值信任度的揭示过程，该信任度可通过被特定证据（主要体现在交易六个维度方面）合理验证的程度来表示，即从企业内部和外部获取专用性程度的有关证据，在此基础上验证这些证据与专用性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该逻辑关系代表着第三级次计量结果的可验证性强弱。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特征和公允价值第三级次计量三者间的内生逻辑关系的推演，本文发现：对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特性、持有目的的失真反映和计量视角偏误导致的重要价值组成要素的计量缺失是公允价值计量第三级次“审计悖论”产生的两个重要原因。要破解该悖论，就应对公允价值的边界进行拓展，明确公允价值是市场价值和专用价值的有机统一，实现市场导向计量和报告主体导向计量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对各级次进行设定。在我国企业大量专用性资产和负债根本不存在交易市场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为我国公允价值级次框架的构建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并为解决第三级次计量结果的可验证性难题探寻了一条可行的实现路径。
注释：
① “三非”市场指的是非活跃、非流动、非理性市场（谢诗芬，2010）。
② 根据专用性程度的高低，企业的资产可以分为通用性资产（如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等）、低度专用性资产（如存货、厂房、各种标准化设备等）和高度专用资产（自行设计生产的专用设备、生产秘方、技术诀窍等）。
③ 这里的财务报告信息主要使用者包括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人、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他们是企业资金提供者（葛家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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