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环境与生命自由之间的纠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纠葛论文,生命论文,环境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6)02-0188-05 老舍的《四世同堂》在众多文学作品之中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小说展现的市民阶层丰富，从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到生活在城市最下层的剃头匠、洋车夫、行商坐贾、卖艺人、娼妓、巡警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构成一个完整的、有鲜明特征的旧北平市民形象系列，体现了老舍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力和鲜明的生活感悟。《四世同堂》经过几十年的洗礼，版本非常丰富，其中既有早年老舍自己参与修订的版本和翻译，又有他去世后由出版社和其子女参与的再版。就老舍自身来说，最初创作的内外环境对《四世同堂》的后来命运有指向性的影响，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左右了他的情绪和决定，尤其是原始版本结尾的缺失，已经成为《四世同堂》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老舍不幸成为中国“文革”时期的文化殉道者之后，人们对《四世同堂》的理解和再版又成为社会自省的证据。可见，对一部现代经典小说的版本梳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四世同堂》的诸多版本 《四世同堂》经过多次修订和再版，已存在的版本众多，但标志里程碑式演变的版本就只有如下几个：原始文字版本、美国节译本、1985年合订本、日文缩写本和50万字版本。 老舍《四世同堂》于1944年元月开始动笔，11月起在重庆报纸《扫荡报》上连载，预计创作100万字，分为3部分，共100段。第一部《惶惑》34.3万字，于1946年1月由良友公司在上海出版；第二部《偷生》30.7万字，写于1945年，发表在同年的重庆报纸《世界日报》上，仍由良友公司出版；第三部《饥荒》是老舍1947-1949年在美国创作完成的，于1950年5月-1951年1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但是缺少全文最后的13段，连载字数为13.8万字。虽然老舍的家人曾明确表示老舍确实完成了百万字，但是《四世同堂》的百万字原始文字版本事实上没有人真正见过。 五年之久的创作时间，如此辗转的创作经历，极其容易出现创作的“断裂”和“变异”，这为小说《四世同堂》版本的丰富性和变异性提供了基础。这个原始版本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除了基本的原始版本，还有以下几个有重要影响的版本。 美国节译本：老舍于1946年应邀去美国，在1948年春至夏，由老舍口述、美国人Ida Pruitt(中文名浦嫒·德)女士翻译完成，于1951年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由于这个版本是由老舍的原始手稿直接口述翻译的，因此结构完整，并包含国内版本中缺少的最后13段内容。但是老舍在口述时，把很多段落甚至是个别人物都省略了，因此字数减少了很多。美国纽约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出版时小说名为《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由马小弥再翻译成中文，此译文连载于1982年的《十月》杂志上，全文只有50万字。 87段版本：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世同堂》原文的前面87段，总篇幅87万字。 1985年合订本：1950年5月-1951年1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时缺少的最后13段内容，由马小弥在1951年美国节译本中找回，再译回中文，在1983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单行本《四世同堂补篇》的形式出版，1985年合订出版。所以，1985年合订本在内容结构上是完整的，但因为后13段是中文节译成英文，再译回中文，字数缩减了很多，合订本全文只有88.6万字，是现存最全的版本。 日文缩写本：1950年，日本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四世同堂》的日文缩写本，其中包括第一部、第二部的缩写，以及第三部的内容提纲。全文共67万字。这个版本在中国很少流行。 50万字版本：根据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80余万字的版本，经过大规模的删节处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1993年11月出版。这一版本重新分置了段落和标题，三大部分标题分别为《小羊圈》《偷生》和《事在人为》，内容段落分别为25段、25段和27段，全文共50万字。在200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精装再版。
《四世同堂》版本流变图谱 二、《四世同堂》原始版本结尾缺失之谜 从上图来看，《四世同堂》结尾13段的缺失对后来的几个版本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个谜团是《四世同堂》版本演变的基础问题。原始文字版本为什么在刊载第三部分《饥荒》时缺失了后13个段落？老舍的《四世同堂》在2009年5月被第二次搬上荧屏之后，研究者对其文本的研究开始了又一波新浪潮，早年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之前一直有种种猜测，老舍的妻子和儿子也曾经撰写文章《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来说明解释，但终究都只是肯定了老舍的创作是完整的，完整手稿在十年内乱时尽毁，因此缺少后13段。但笔者认为，《四世同堂》在第87段戛然而止，这里不仅有十年内乱毁手稿的外界原因，还有老舍的主观选择倾向和所发表作品的刊物选择等原因。 老舍删节的主观原因。1946年，正在重庆写作的老舍接到美国国务院的讲学邀请，与曹禺共同前往美国。第三部分《饥荒》就是老舍在1947-1949年创作完成的，也就是说，老舍是在完全的美国背景下创作了富有浓郁中国老北京色彩的小说。但是，小说中除了丁约翰会稍微粘连一些“伪”西方政治文化的东西、富善先生始终作为解救和旁观者的角色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与美国相关的东西，这说明老舍的创作生活基本上是隔离于美国的。老舍既不必在乎美国社会怎样看待他的创作，也不必担心国内的政治气氛过于紧张压迫，不用在政党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所以，这一时期老舍的创作显得更加自由和随意。也正是因为创作环境的宽松，导致老舍的创作在国内显得不合时宜。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作品在上海《小说》月刊刊载的时候，他完全有理由因顾忌国内与海外政治气氛的区别以及时势的压力而在主观上有意删减。 另外，老舍去美国的原因和其中的转变也值得推敲。老舍应邀前往美国，其实美国的邀请并不止于学术，美国政府是要通过中国的知名学者和作家来牵制中国内政以及抗衡苏联，老舍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前往美国的。最初到美国，老舍和曹禺受到国家级礼遇，老舍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进步文学，但是后来，现实让老舍逐渐转变了对美国的友好看法，产生了失望的感情，认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带有很多虚假的成分。他在转变对美国看法的同时，也在反思对世界人民的看法，每一个国家都不像它外表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深入体验和挖掘下去，永远有意想不到或者令人深思的人、事和现象。法西斯国度同样不可能一概而论，所以他在第三部《饥荒》里创作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个日本老太太，这个日本老太婆对整部《四世同堂》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她是个居住在北平的反战者，她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本身也深受这场战争的伤害——两个儿子丧命战场，儿媳妇成为营妓，但是老舍却借着瑞宣的嘴说道：她，这个日本老太婆，是咱们的朋友。这一笔的价值就在于，老舍已经站在了高于战争和民族的位置上审视这场战争和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具有更加广泛的战争反省价值和更深层的人性关怀意识。但是，这个段落在1950年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的时刻，是不能够出现在国内刊物上的。 解放后，因为文艺政策的影响，知名作家集体检讨，大刀阔斧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成为了一个浪潮，这也是现代作家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曹禺就明确表示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他在《文艺报》1950年第10期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表示要挖去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并且全面开始修改自己以往的优秀作品。这种修改就是竭尽全力向“新规范”靠拢，无论合不合适、正不正确、违不违心，结果就造成了《雷雨》的“失守”。老舍在自传中曾表达，他认识到“文艺须为人民服务，不该高高在上，到解放后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是狂妄的，所以要努力自觉改造思想，力图在创作上反映自己的新的思想境界”[1]。这是一代人痛苦、曲折的心灵历史，老舍从重庆一个满腔热情的作家变成了一个真诚改造的“资产阶级老人”，改变做人的态度导致了内心的无奈溢于言表，改变思维方式也令他无所适从，索性也跟随着大队伍删改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 笔者有理由推论，这种种原因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老舍在国内连载《饥荒》的时候自主选择删节。 修订作品有多种删节方法，有总体压缩的手法，也有把一些枝节人物和不十分重要的情节砍掉的手法，老舍是选择把结尾的13段内容完全删掉，这个节点的选择是偶然的么？老舍为什么要选择从第87段删节呢？ 就《四世同堂》本身来说，全文百万字(全稿)，内容丰厚、人物众多，层次非常清晰明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结果在第87段之前已经全部交待完成，例如大赤包已经死在监狱里、冠小荷被日本人“消毒”了、长子天佑被日本人害死了、出走抗战的进步青年瑞全归来了……正反两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已经被安排好了结局和出路，瑞全所代表的抗战新势力的归来为《四世同堂》铺好了一个明亮的结局。更重要的是，在第87段，作为《四世同堂》最中心的线索型人物祁瑞宣，在公园与弟弟瑞全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这个心灵历程的拐点就标志着他就此参与到地下革命中去，浑噩无状的生存状态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可见，前面87段的内容已经大致完整了，从这里删节对保持情节的完整性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1950年，国内各条战线都需要突出表现共产党的领导和积极作用，文学作品作为指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更是国家和有关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老舍的创作本来是不十分受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干扰的，他只是想表现敌蹄践踏下北平人的生活，只是写一个小细胞——小羊圈的生活。但是，在老舍的笔下，在他描写的那些老北平人心中，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重庆是抗战的中心，听的是南京的广播……前面87段已经铺排得非常饱满了，所以，一旦要在作品的结尾部分迎合当时国内的政治文化气氛，就要强化瑞全的战斗身份或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有悖于老舍前面80多万字的内容，使前后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老舍索性将无法纠辨的这一部分内容完全删掉。就此结束，不必交代瑞全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必写胖菊子最后大快人心的死法，也不必写解放战争等等的内容，这样会更具完整性和一致性。 无独有偶，根据《老舍选集》(开明书店的版本)的自序，他在1950年曾对《骆驼祥子》的结尾做过大段的删节。在修订的时间上看，对《骆驼祥子》切结尾和对《四世同堂》切结尾恰属同期，在思想和方法上应该是有共通之处的。《骆驼祥子》的结尾没有表现出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出路在哪里，许杰在1948年提出：“老舍想通过祥子——一个人力车夫的生活，来显示所要表现的主题——个人主义的没落，自然，这个努力是被完成了。……但是，没落的原因，究竟是属于命定呢，还是属于个性呢，拟或还是由于中国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决定呢？”[2]这是没有结论的。刘绶松认为这样的结尾太阴暗了，太低沉了。樊骏指出：“所有的人都没有革命的需要，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都在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生活的折磨，没有一线光明。”[3]其次是没有正面写革命者，阮明虽然从事的是地下革命工作，却被祥子出卖致死，这些都是不利于正面宣传革命者高伟形象的。针对这些批评和意见，老舍进行了修改，但是老舍的修改是相当有策略和分寸的，主要是通过修改结尾来实现的。这个问题，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和儿子舒乙也曾经撰写文章《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分析过。而笔者从《四世同堂》的完整版分析，在最后的13段里，有李四爷死在日本人手中的情节，有钱先生二次被捕的情节，还有象征未来希望的小妞子活活被饿死的内容，这种种都是正义的、美好的、象征希望的人物在战争胜利的前夕被毁灭或伤害，有悖于作者“反抗型”作品的基调，也不利于在当时树立和强化中国人民“胜利者”优质高大的形象，这同《骆驼祥子》有相似的问题，都是整体基调过于悲凉而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将最后13段删去，作品就不会像《骆驼祥子》一样过于悲怜，钱先生和瑞全的战士形象会更加坚挺，整个作品更具鼓舞性，更符合政治要求。 刊物对于作品内容选择的需要。上述部分是从老舍主观的角度分析和有理有节地猜测《四世同堂》第三部分《饥荒》被删节的原因，这里将从所发表小说的刊物来分析作品的被动删减。 《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在1950年5月-1951年1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发表。这一时间，国内的文艺政策与政治气氛的走向紧密挂钩，从《小说》月刊这段时间刊载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端倪。萧也牧的散文《大生产的回忆》是就1940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回忆其中的苦乐酸甜，前提这是一个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朱老总号召的生产运动；魏金枝的小说评论《论〈关连长〉的现实性》和许杰的《也谈〈关连长〉》对当时这样一篇颂扬解放军的基层指挥员为了人民而英勇战斗、善于战斗光辉形象的作品进行评论，当时文艺评论界对短篇小说《关连长》是一致的指责口吻，认为《关连长》犯有两个错误，一是“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了战斗的革命人道主义”，二是“严重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4]；戴夫的报告文学《琼岛战斗廿三天》等等，都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时势效应，让内地更多的人了解海南岛卓绝的战斗……这一时期，《小说》月刊发表的小说也都是遵从塑造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原则，冯雪峰还发表了专门性文章《关于人物和性格的一点意见》，来规范当时小说创作。能够证明当时刊物有选择性地删节刊载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靳以在《小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发表的文章《接受全国文联神圣的号召》。在1950年，刊物的运作完全依靠国家的支持，因此文艺政策的确定足以能够左右刊物对作品的选择，在这个时间档口，《小说》月刊选择的作品都是符合文艺为人民服务以及为革命服务的原则，作家纷纷响应，改变创作路数，或者被动发表感想。 在这个大背景下，老舍在最后13段中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日本老太婆的描写就非常忌讳了，复杂的复调意识也有悖于冯雪峰指出的文艺倾向。笔者在这里假设前提是老舍将完整的手稿交给了刊物，《小说》已经长篇连载了《饥荒》11万余字了，作品的影响已然在社会中产生了，所以《小说》在1951年的第一卷第一期为《饥荒》草草做了个结尾，将日本老太婆的核心情节全都屏蔽掉了，以保平安。 当然，这些都是在肯定胡絜青和舒乙在《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中所说“老舍写完了”的结论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历史事实和期刊的证据来证实笔者的种种猜测，用另一种眼光分析老舍删节《四世同堂》的结尾和选择在第87段删节的原因。 三、老舍对创作权利和生命自由的取舍 《四世同堂》原始版本缺失之谜看似是一个文本对照产生的“朴学”问题，但是其中却包涵着作家创作权利丧失和自我选择失效的话题。 创作权利与生命自由。其实，老舍非常清楚创作自由对于作家意味着什么，他曾发表《自由与作家》一文指出：“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作为作家自己的组织的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解决困难；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5]自由，是卢梭倡导的自然之本，是人性体现的淳朴方式，人在自由的引导下抒发最真诚的情感。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在中国社会的文学生态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需要依附于政治而生存的。政治选择决定了生存空间，所以，创作自由和人格自由成为了不可兼得的东西，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性格悲剧性。应星在《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中曾提到：“当‘文学身体’只能仅仅充当‘身体政治’的附庸时，‘自由性’也只能让位于‘人民性’。”[6]傅光明曾经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引用了这一观点，对“自由”这个话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意识形态，有很多人是采取一种抵制中有服从，又在服从中有抵制的“曲线救国”的策略做法，这当然要付出精神代价的。[7]精神的分裂导致生命的崩溃，这在“文革”期间非常普遍，而老舍正是其中之一。 老舍在不同时期对于创作自由和生命自由的取舍是有不同侧重的。在《四世同堂》创作之初，老舍有感于抗战期间文艺作品的匮乏，用作家的敏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而创作。应该说，这个时候的老舍是非常注重创作审美价值和创作自由的。1949年之后，大陆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创作队伍的组成也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有五四时代的老作家，有30年代功成名就的作家，也有40年代刚刚崛起的作家。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政治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适应“新规范”方面也显现出不同的反应。对于从创作的多元化转向一元，从暴露社会政治的阴暗面走向完全的歌颂，从学习西方走向模仿苏联的种种变化，一些作家毫无对抗性，完全臣服于“新规范”，自然也放大了创作的平台。但是，老舍是在国统区长期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作家，并且几乎没有亲身革命的经历，根据新的文艺政策，很难有创作的素材和真实感受，曹禺也与老舍的情况类似，下文会具体谈到。老舍在英国伦敦学习生活多年，积极追求人的现代性和独立性，并不愿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奴隶，但是他在努力保持自身的基础上也是有所让步的，例如在发表《四世同堂》第三部的时候，他直接舍去了最后13段“不合时宜”的内容(当然，老舍主动舍去结尾只是一种猜测，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但是后来，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各种压力压顶而来——包括反右的迫害，当然也有正面的“鼓励”，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政务院文教委员、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和北京市文联主席。面对这些，老舍也只有加入到文艺政治的洪流之中。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老舍的自传也存在“创作是否自由”的疑问。建国后他开始大刀阔斧地修改《骆驼祥子》，修改的方向就是要使充满悲剧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变成带有暖色调、有光明指引的文学作品，这才符合新社会的文艺政策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新社会的美好和不可取代。老舍为适应“新规范”而做出的调整相当于自我阉割，作品表达人生的功能性消失殆尽。 文化制度与作家选择。作家在自我抑制、自我调整的时候，无可否认地怀揣着忠诚与真诚。以老舍来说，如果说他人格上极为抗拒压抑创作自由的新文化制度，抗拒“人民艺术家”的压力，有违对国家文艺政策的忠诚，那么他绝无法创作出《龙须沟》这样感情真挚的剧作。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抑制而不是自我毁灭。因为自我毁灭不可能成就一部无论是审美艺术还是思想价值都非常成功的作品，所以说，老舍对于新社会和新制度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文化制度在作家的精神焦灼中也改变着他们的思想。 上文提及曹禺与老舍的生活创作经历有很大的交集，包括修改以往成功作品。随着“新规范”完全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文艺政策成了政治的工具，许多1930年代成名的作家都进入了这样一种历史的逻辑之中。巴金在晚年的《随想录》中对自己在1950到1970年的创作和为人都进行了最坦率的忏悔，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人格扭曲和自我毁灭，给出了最没有修饰程度的解释——那就是生存需求和政治需求。从这些作家的经历可以看出，文化制度的规约营造了一个“精神炼狱”，煎熬并改变着作家的灵魂和身体。 从文学走向文化是一个质的转向，版本就是这样联结着文本和社会历史的两极。笔者再次翻阅这段历史，用更加坦诚、客观、公正的姿态评价作家的价值判断体系。在创作制度和生命自由之间，没有绝对的选择，游离和徘徊是人的天然反应，老舍作为非常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他的作品版本变化印证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标签：老舍论文; 四世同堂论文; 文学论文; 骆驼祥子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