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共生——信息社会中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社会学论文,社会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的道德规范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任何人的道德行为都要受制于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任何的道德教育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并完成的。“道德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事实在变化；事实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附属于事实的道德也就随着变化，并不是道德本身的性质有什么不同，道德还是道德”[1]。因此，我们在论述道德教育时，必须考虑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关注它得以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我们更要透过这些背后的、深层的因素，把握当前道德教育面临的各种挑战，厘清当前道德教育可能出现的转型，探寻当前道德教育实现转型的可行路径。
一、迷狂：危机的隐伏
数字化生存把熟悉的现实世界的人毫不留情地抛进了陌生的虚拟世界，把“人——人”关系转变为“人——机”关系，这一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瞬间的斗转星移，不断地敲键、回车，似乎熟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不断拉大，陌生世界中人与计算机之间几乎没有了心理距离。数字化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让人不可捉摸，人们的生活由于熟悉与陌生的逆转，处于一种迷狂当中。在迷狂的背后，潜伏着各种道德的危机。
(一)认同的危机
由于时空界限的突破，导致人们身份的流动和角色的多重而引发了道德认同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殖民导致的认同危机。数字化生存导致信息社会的不断扩张，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和道德理念也必然充斥和涌进信息通道中来。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本身的价值体系和道德理念，文化认同的危机必然导致道德认同的危机。信息文化的侵蚀，冲击了本土的文化认同。随着信息的各种更加便捷和更加快速的复制，人们的身份流动性也在不断的发生着裂变，冲击着传统的普遍与广泛的道德认同。
二是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在熟悉与陌生的不断冲撞中显得日益乏力。在信息社会，无论是在熟悉的现实世界，还是在陌生的虚拟世界中，人们过的都是一种处于旅行中的生活，一种游牧生活，一种跨越国界的跨国生活。这种身份的流动性，使得人们的认同发生了空前的危机。在这样一种长期的漂流中，人们在渴望群体生活的过程中，更加需要重新认定自己的不同角色，寻找更多的自我认同。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通过敲键和回车，随意的改变身份，时刻更换交流的对象，在陌生的世界中，尽情释放在现实世界中被压抑和压制的东西。在这种身份的不断流动和角色的不断转变当中，个体的人表现出自我冲突和自我矛盾。同时，群体的相对性和群体成员构成的随意性，使得群体本身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在这样双重的冲突和矛盾中，人们的认同危机越来越明显。
(二)方式的危机
道德方式的危机主要是指道德话语和权力的危机。“话语的权力‘总是’与物质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经济权力连属，二者不可分离”[2]。信息社会中，信息从高位流向低位，现实世界中的强势话语在虚拟世界中依然处于强权地位。话语的霸权在信息社会中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为强势，这对本身处于弱势的话语形成更大的不道德，道德话语只是那些拥有信息资本的人拥有的道德话语。在虚拟世界中，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用文字与陌生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文字语言代替了其他的各种语言，成为连接人与人的主要桥梁。文字语言的单一性，引发了道德话语的新的危机，缺乏文字语言能力和相关能力的弱势群体必然处于更加严重的道德话语危机的边缘。
信息资本的单向流动，导致生产信息的国家始终控制着整个信息的数量和信息的流向。这对于处于弱势的国家来讲，是极度地不公平，却又非常地无可奈何，这样会导致新的更加不公平的权力分配和集权。拥有权力的国家会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现有的模式，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本。信息资本的团聚，致使人们必然去争夺各种信息资源，导致信息的富裕与信息的匮乏。在这种信息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处于弱势群体的信息占有者面临更大的不公平，资本的重构与资本的再生产在整个信息社会中连成一体。新的资本群体的出现，又将会生产出新的道德规范去实现他们更加稳固的优势地位。同时，信息持有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道德权力的不平等也愈演愈烈。作为信息的持有者，拥有发布信息的能力和资本，可以决定发布什么样的信息以及信息的数量和方式。
(三)关系的危机
在虚拟世界中，“人——机”互动替代了熟悉的“人——人”互动，新的互动关系冲击着社会的控制方式，自由与信任理念再次受到了质疑。在陌生的虚拟世界中，人们通过计算机可以实现与不同个人和群体的互动，可以随意地进行平台的切换与角色的互换，熟悉世界中的自由与信任在陌生的世界中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渴望与奢望。“人——机”关系使得社会对人的控制变得较为松散，这种控制方式的转变，导致了人对自我意识和和自身生存价值的不断追问。人们可以凭借各种技术手段，从现实的熟悉世界切换到虚拟的陌生世界，在陌生的世界中，可以尽情地释放自我和展露自我。在一种新的空间中，关系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人”互动关系让位于“人——机”互动关系。在“人——人”互动关系中，由于互动的双方都是具有生命情感的完整个性的人，权力具有相对的隐蔽性，话语可以通过各种在场的因素表达出来。因此，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人们需要进入情境，随时根据场景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构建自己的角色。而在“人——机”互动中，人们可以相对地离开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真实的交往和深层的交流。所以，新的互动关系可以使人进行虚拟的真实，“人——机”关系为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互动的可能，在这种表面自主和自由更为广阔的互动的背后，是更为遮蔽的权力的隐伏和暴力，其中潜藏着更大的不公正。
二、可能：契机的浮现
处于迷狂状态的道德教育并不意味着原有道德教育的彻底失范。迷狂，仅仅意味着不同道德教育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永久的相互革命与互相取代，而是冲突中的适度和谐。毕竟，作为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即现实与虚拟的不断跃迁中。因此，在跃迁的迷狂中逐渐浮现出道德教育发展的一种可能的契机。理念上，依赖嬗变为自主；取向上，知性转变为德性；方式上，遵从裂变为反思。
(一)理念：依赖嬗变为自主
从理念来看，道德教育从依赖型嬗变为自主型。人们的交往关系主要是“人——人”互动，这种互动强调普遍的、人们所共同遵守和依从的一种道德规范，强调相对的稳定与适度的静态。这种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信息社会中，随着道德的开放性不断地增强，必然导致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道德教育也必将从依赖型道德转向自主型道德。信息社会带来的人的新的生存方式，使得现实世界通过制度和秩序本能地维护着以“人——人”关系为主导的依赖性道德规范，发明出许多新的规约人的行为和话语权力的秩序和道德。然而，这一切都被“人——机”关系所摧毁，人们不再过多地依赖于熟悉的日常世界中人，而把交往的对象转变为冰冷而高贵的计算机。在“人——机”互动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人们脱离开了对人本身的依赖，在与计算机的交流中，人们的自由度更大，互动的形式和互动的话语更多地是由自己主宰和设计的，权力在“人——机”互动中也变得更加的具有隐蔽性。在虚拟世界中，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机制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比现实世界更为松散和隐蔽。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地释放创造性，自主地选择交往的平台和交流的对象。在虚拟世界中，人的身份始终处于不断地流动之中。身份的多类和角色的多重，使得人们始终处于不断地自我冲突和自我矛盾之中，在这种冲突与矛盾中认同的危机将始终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这是在虚拟世界中的一种认同的危机。还有一种认同的危机是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冲突与矛盾，信息社会中，人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出多态。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与虚拟世界的道德规范本身就处于冲突与矛盾当中。在现实世界，互动的角色双方主要是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始终要符合人的基本的特性和人与人交往的机制，这种人与人的交往，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普遍的、大家都可接受的认同。而在虚拟世界中，人进行互动交往的对象被计算机所取代，这种角色的转换，首先导致关系的转变，关系的转变又引发了调整此种关系的道德规范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需要一种人与计算机交往的道德认同。因此，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不同的道德认同，使得生活多重态的人们面临着道德认同的危机。
(二)取向：知性转变为德性
从取向上来看，道德教育从知性转变为德性[4]。在信息社会中，对道德规范的合理性探讨，将成为主要的方向。在现实世界中，道德教育的取向主要是以知性为核心，强调智育基础上的知性，追求对事物的表象的把握，而忽视了对知性背后的东西的分析与挖掘。在信息社会中，由于道德话语和道德权力的变化，传统的道德规范缺乏对虚拟世界中行为的规约和调节。在信息社会中，道德教育的德性取向比知性取向更为深刻和重要。首先，在虚拟世界中，数字化生存提供给人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创造的空间，同时，也要求人有更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在陌生的世界形成和持有一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责任。其次，在虚拟世界中，传播和复制信息时，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良知，能在虚拟世界中保持一定的道德良知需要很强的道德自我约束力。最后，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需要更强的道德防御机制。总而言之，德性生发于深层的文化，知性的获得主要是灌输和模仿，而德性更需要意义的追问，不仅追问他人，更要追问自身。
(三)方式：遵从裂变为反思
从方式上来看，道德教育从遵从裂变为反思。现实世界的道德教育由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规范和普遍认同，因此，与此相适应的道德教育需要群体成员对群体生活的普遍遵从，在和谐与遵从中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信息社会中，更加强调社会成员对自我从事的活动的不断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不断获得自身价值的提升，在以符号为特征的虚拟世界中把握道德取向和方式。数字化生存对传统生存方式的冲击几乎是连根拔起，符号的暴力和符号的资本化主宰着整个虚拟世界。在符号暴力的肆虐中，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共同制造着更隐性的符号暴力和更集中的符号资本。这种生存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符号生产方式处处都是非道德行为。借助于符号的力量，支配阶层控制着信息社会的文化资本。如果处于下层的信息匮乏者只是简单的操作和遵从这种道德规范，就是在参与制造着对自身的不道德。因此，在信息社会中，对实践的反思是持久推进的，而对道德教育的反思则更是一种彻底地、具有颠覆性的反思，不仅反思道德教育的传授者和制定者，也要反思道德教育的接受者。只有这样，道德教育的转换才能从浮现变为事实，成为规范虚拟世界中人的道德行为的准则，并且，反思的基础或准则应该是基于道德规范的合理性。
三、解放：生机的激活
“在让人迷失方向的过度混沌之中，似乎人们会发现解放的希望。随着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历史理性的观念的瓦解，局部性的要素、理性和构成成份被重新发现、重新激活。在这种复杂的多元背景中，会有可能出现一种解放经验或机遇。在这些情况下，解放就成为一种可能性，而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我们关于归属与迷失、关于熟悉与陌生的动摇不定的体验。而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实现与否，则取决于我们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回应它”[5]。信息社会中的道德教育在回应挑战时的策略正是在解放的可能性上进行的思考，这种回应主要是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更高层上的共生，达到共生的途径可能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信任的形成、对话的塑成与协作的构成。
(一)信任的形成
信任是整个社会得以合作和运行的基本保障。在信息社会中，多重的冲突和矛盾更需要建立起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信任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活动的前提与信心，信任还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6]，信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人的生活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的缺失，给陌生的虚拟世界带来了无法想像的危机。同时，信任问题是整个道德教育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内核。信息社会中，互动关系的转变，导致了陌生世界信任的缺失，冲击了整个道德教育的根基。因此，在未来的进程中，信任在虚拟世界的形成比现实世界更为必要和重要，信息社会的道德教育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社会信任的形成。信任的形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环境信任与人格信任[7]。
一是社会环境的信任。社会环境的信任主要是从信任形成的社会机制方面来予以保障和制约信任的不断形成的。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必须有形成稳固信任关系的弹性的社会机制，必须有检验信任的合理手段。在一个充分信任的社会中，道德教育必须表现出开放性与动态性。只有在公平、开放的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才能通过不断地互动(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互动)建构起合理的相互信任。
二是成员人格的信任。成员人格的信任主要是从社会对个人提供的释放信任的机会角度来讲的。信任不仅需要社会机制的保障和制约，还需要个人的相互合作。成员人格的信任是信任的根本和内核，如果仅有外在的机制保障和约束，没有成员积极的合作和推进，信任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成员人格的信任是更高层次上的信任，是建构合理社会信任的关键。
(二)对话的塑成
信息社会中，由信息导致的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道德教育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化体现为不同的道德观，在不同的道德观中，必然引发社会成员的相互冲突与彼此冲撞。在一个充斥着各种文化源的互动关系中，道德教育必须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合理和必要的对话机制。对话的塑成，能使得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保持适度的张力和彼此的优势，从而更好地调节生活在多重形态中的当代的人。对话的塑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言说方式的多重化。信息社会当中，各种话语权力不再像日常世界那样直接袒露在外，而变得更加具有隐伏性和遮蔽性。信息资本被信息持有者和发布者掌控着，他们在传播或传递每一条信息时，都考虑着他们群体的利益。因此，信息发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循环生产过程，他们支配着与信息有关的一切资本，而这一切都是被遮盖起来的。因此，建立对话机制的目的就是让这些被建构、被言说的弱势群体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来。
二是话语权力的公平化。话语权力公平化是建立在言说方式多重化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先发出声音来，才有争取权力的可能。话语权力的公平化更多的是要正视差异，解放差异，在差异中求得共同、公平的发展。实际上，话语权力的公平化就是要接受、敬重并团结他者，在社会分工愈益精致化的社会，他者的存在将决定自我的存在。因此，对话的塑成对于信息社会中的社会成员来讲，是实现道德自我的关键。
(三)协作的构成
数字化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人处于不同的互动关系之中，社会成员要在现实与虚拟之间频繁地进行着切换，不同的互动关系和变动不居的生存方式需要不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协作，共同进行调节。协作的构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
一是不同文化价值观(道德观)的协作。信息社会已经使全球化成为不可逃避的事实，文化的渗透与交融日益密切，随之而来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升级。文化同步化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不同文化的特点与本色，成为各国道德教育的核心话题。在文化同质化背景下，文化自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自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文化多样性中，机会与障碍是同在的，要凸显各自文化的特色及承载的道德取向，就必须交流，而文化本身的交流能力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应当以包容的态度，去主动地了解和接受其他的文化及其承载的道德规范，在相互协作中共同推进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责任，而不是简单地对其他文化进行言说和建构，粗暴地诋毁其他国家的道德取向和道德规范。
二是不同身份地位成员的协作。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差异不仅没有像处于强势地位的人粉饰地那样缩小，反而使原有的差距越拉越大，强势地位的成员更有机会和资本去支配弱势地位的成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信息社会的发展可能向单一方向与同一声音发展。这样的发展，可能为信息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因此，宽容就成为不同身份地位成员相互协作的基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力，而权力的支配性在协作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强势与弱势的成员协作的过程中，一定要首先唤醒弱势群体的道德意识，在有明确意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去争取可能的权力。“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而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动机激发行动者的行为”[8]。
道德教育目前对挑战的回应也可能仅仅是在解放的层面上进行的，但不管怎样，这是关注信息社会和道德教育的一种可能的尝试。也许，在可能当中，我们会最终有效地应对信息社会对道德教育的挑战，甚至是对教育的整体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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