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新发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真理标准讨论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重新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帅。他在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最新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关系以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条件等问题上，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为新时期发展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科学概括“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全面阐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提出来的。通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起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条思想路线遭到了践踏和破坏。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1977年，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针对当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复杂工作局面，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必须从思想源头解决问题，首先要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此，他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集中地阐述。他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他还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林彪、四人帮疯狂践踏党的思想路线之后，这些论述使全党对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重新有了深刻认识和切实的感受。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入全面地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邓小平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0页。）1980年，他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表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和党的十二大的概括全面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新概况，对于我们克服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第二，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新表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根据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页。）他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精辟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些人曲解解放思想，试图利用解放思想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辩护；一些人则指责解放思想，认为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过了头。针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及时对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阐述，深刻分析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相互关系。他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和内在一致性。它表明，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一切认识过程所必须遵循的正确认识路线，邓小平之所以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为了使我们党能够制定和贯彻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制定和贯彻对于党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他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
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什么他大力倡导、多次呼吁要解放思想？这些都是他为纠正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制定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准备的。由于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毅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据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制定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前提条件的。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0页。）制定党的政治路线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同样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0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表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反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攻破难关，开拓新局面。
第四，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有组织路线作保证。
邓小平深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仅要解决认识路线的问题，还要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为此，他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早在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时，他就认识到，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因此，他提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144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我们干部队伍执行党的思想路线的状况多次进行具体分析，他指出，解放思想就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成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反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还有人在。因此，他强调指出：“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5页。）他要求把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中青年干部选拔上来，他说：“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5页。）
20年来的实践表明，邓小平关于思想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思想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选拔和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队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大力倡导和贯彻执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仅要靠组织路线提供保证，还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思想路线遭到践踏，是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受到严重破坏分不开的。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设置禁区，制造迷信，以言定罪，滥施淫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此外，“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都用不着思考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142页。）在这种状态下，必然也要造成不少干部和群众思想不解放，不能实事求是。因此，他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
为了创造民主的条件，让人们敢于讲话，敢讲真话，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邓小平提出：“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他认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要让人民群众讲话，人民群众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的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针对当时法律很不完备，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是密切相关的。十五大提出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疑，这将为我们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