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近代漢字研究綜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爲漢字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近代漢字研究越來越受漢字學者的關注。2007年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發佈的“文字學名詞”中就有“近代漢字”（modem Chinese character一項，明確指出近代漢字是“秦漢以後至20世紀初葉使用的以隸書和楷書爲主體的漢字書寫符號系統”。①“近代漢字”這門學科自上世紀由唐蘭先生提出來以後，②經朱德熙、蔣禮鴻等先生的大力宣導，近年來由王寧、張涌泉等先生富有實效的具體推動，到現在已經取得了蔚爲壯觀的成就。本文打算就近二十年來的近代漢字研究作一個簡要綜述。 一 理論研究 近二十年來，漢字學界對近代漢字的名稱、分期、研究意義和研究內容等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在這方面有四篇重要的文章。 1.許長安《近代漢字學芻議》（載《語文建設》1990年第5期）。這篇文章在董理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把漢字劃分爲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有利於對漢字的研究。儘管對近代階段的漢字各家有不同的名稱，作者採用了“近代漢字”這個名稱，宣導建立近代漢字學。作者認爲，近代漢字可以分爲漢代隸書、魏晉南北朝楷書、隋唐五代漢字、宋元漢字、明清漢字、現代漢字六個時期。近代漢字的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字源、字量、字形、字音、字義、字序、斷代研究以及漢字教學法等八個方面。（32—34頁）這是近二十年來第一篇專門討論近代漢字的文章，强調了建立近代漢字學的重要性，並就該學科的構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意見今天看來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當然，對文中提出的近代漢字的內部分期以及相應名稱還值得進一步討論。此外，作者所列近代漢字的研究內容過於龐雜，音義的研究已經超出了對漢字本體研究的範圍。 2.張鴻魁《近代漢字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東嶽論叢》1994年第4期）。這篇文章由5部分構成：a.文字學的三個研究層面；b.漢字史的分期；c.近代文字的研究材料；d.專書用字的字形結構分析；e.字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將近代漢字界定爲以楷書作爲書寫規範的漢字系統，並且明確指出近代漢字歷史分期的上限在唐朝初年。研究近代漢字的材料，有傳世手抄真迹、碑刻和印刷文字。作者認爲俗文學作品最適於用來作斷代的文字研究。專書用字的調查研究是建立近代文字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可以從字件、字構、字用三個方面來研究。（97—102頁）這篇文章提出的從三個層面來研究近代漢字的觀點，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張涌泉《大力加强近代漢字的研究》（載《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這篇文章指出近代漢字是指隸書以下的漢字，加强近代漢字的研究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意義：a.有助於構建完整的漢語文字學體系；b.有助於對漢字簡化的正確認識；c.有助於漢字的規範和統一；d.有助於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此外，近代漢字的研究對提高大型字典的編纂品質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6頁）這雖然是一篇討論研究意義的文章，但是也給我們指出了近代漢字研究的幾項重要的內容：（1）俗字和疑難字考證；（2）常用字字形、字用演變研究；（3）簡化字及簡化規律研究；（4）漢字文化圈“書同文”研究；（5）文字辨僞。這篇文章材料翔實，論證充分，足以引起學界對近代漢字研究的重視。 4.劉金榮《“近代漢字”芻議》（載《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這篇文章對近代漢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討論。文章仔细梳理了前輩時賢的觀點看法，得出如下結論：“漢字的歷史應劃分爲上古漢字、近代漢字和現代漢字三個時期，近代漢字是指自漢代初年到‘五四’時期這一歷史階段的漢字。近代漢字的研究，包括近代漢字的特點、近代漢字形體、結構、字義的演變等。近代漢字正字歷代研究得較多，且與現代漢字没有多大的區别，因此不應該成爲研究的重點。近代漢字俗字是一大特色，俗字形體演變是溝通上古漢字形體與現代漢字簡化字形體的重要橋樑，所以，近代漢字的研究，應該以近代漢字俗字爲重點，由此探索近代漢字在形音義的演變，將上古漢字與現代漢字貫穿起來。”（168頁）這個結論對近代漢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研究內容、研究重點等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作者關於近代漢字的概念和分期的觀點，是受了漢語史分出近代漢語這一觀念的啓發。近代漢語的研究，可以回答我們漢語是怎樣由古代漢語一步步地演變爲現代漢語的。同樣，近代漢字的研究，可以回答我們漢字是怎樣一步步地由古代漢字演變爲現代漢字的。從歷時的角度來進行近代漢字研究，或許更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將這4篇文章放在一起考察，發現學界對近代漢字的認識和研究逐步走向深化。首先，明確了近代漢字是隸楷階段的漢字；其次，近代漢字的時間跨度是從漢代初年到“五四”時期；再次，近代漢字主要研究隸書和楷書漢字的字形、字構、字用和字源。其中隸變文字和俗字是近代漢字研究的重點。 除了上述直接以近代漢字爲題而寫的理論文章外，裘錫圭、王寧、張涌泉、陳五雲、楊實忠、毛遠明、楊永龍等先生的論著中都包含不少關於近代漢字理論方面的內容，這些我們放到下面再談。 二 簡帛碑刻中的近代漢字研究 研究近代漢字的材料有從漢魏至明清時期的簡牘、碑刻、帛書、寫卷、手稿、刻本等等。不同類型的材料在近二十年來都有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我們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特色，宏觀上將其分爲“簡帛碑刻中的近代漢字研究”和“寫卷刻本中的近代漢字研究”兩大類。首先介紹簡帛碑刻文字的研究情況。 簡牘是我國先秦、秦漢乃至魏晉時期承載文字、文獻、簿籍的基本形式；碑刻更是源吾流長，從先秦到近代，碑刻資料極其豐富。簡牘碑刻是研究近代漢字最重要、最可靠的原始資料。對簡牘碑刻文字的研究是近二十年來的熱點之一，出現了大批高品質的論著和研究成果。 1.文獻文字整理 近二十年來，學者們首先對新出土的簡帛碑刻文獻作了一系列的整理工作。例如《敦煌漢簡（上、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華書局1991年）、《敦煌漢簡釋文》（昊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望山楚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中華書局1995年）、《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湖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1997年）、《尹灣漢墓簡牘》（連雲港市博物館等，中華書局1997年）、《居延漢簡補編》（簡牘整理小组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長沙走馬樓三國昊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走馬樓簡臏整理組，文物出版社1999年）、《漢晉西陲木簡新考》（勞幹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九店楚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中華書局1999年）、《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所，中華書局2001年）、《敦煌懸泉漢簡釋粹》（胡平生、張德芳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鳳凰山漢墓簡牘》（彭浩主編，雷志雄、彭浩撰文，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額濟納漢簡》（魏堅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長沙市文物考古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出版社2006年）、《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文物出版社2006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甘肅敦煌文藝出版社分别於2001、2005年出版的《中國簡牘集成》（標注本），囊括了二十世紀一百年來國內發掘並發表的全部簡牘資料，圖文並茂，爲近代漢字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在碑刻資料方面，有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一書。該書是對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一書的擴充，內容豐富，簡便易用。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07年重印）二書，彙集了衆多的唐代墓誌，極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對這批墓誌的利用。不過因該書不收拓片，不加注釋，只收錄文，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一樣，對文字研究來說，實際利用價值不是很大。③2007年，綫裝書局出版了毛遠明主編的《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共著錄2006年前所有公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各類碑刻1400通，並從語言、文字、音韻、訓詁、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對石刻進行校勘注釋，是目前爲止較爲全面的大型校注石刻資料。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200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碑刻全集》。此二書對研究近代漢字以及漢字的傳承、演變與發展都有着重要意義。此外，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歷代碑刻文字拓本，也具有極高的利用價值。 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字編”和字典，例如《漢代簡臏草字編》（陸錫興編著，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楚漢簡帛書典》（李正光等編，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馬王堆漢墓簡帛選字》（童曼之編，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陳松長編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銀雀山漢簡文字編》（駢宇騫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望山楚簡文字編》（程燕編著，中華書局2007年）、《馬王堆簡牘帛書常用字匯》（陳松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唐碑俗字錄》（昊鋼輯，昊大敏編，三秦出版社2004年）等等。 2.通論性論著 對於簡牘碑刻文字的研究意義、價值和研究方法，裘錫圭（1999）、陸錫興（1997，2000）、金其楨（1999）、方孝坤（2001）、劉釗（2003）、王立軍（2004）、鄭婕（2005）、毛遠明（2007）等人撰文作了具體的討論。這些論文認爲簡牘碑刻文字，爲考察和校讀古籍古史、研究漢字的演變和發展等提供了充足的證據。其中毛遠明《漢魏晉南北朝碑刻文獻文字研究的初步設想》一文認爲漢魏晉南北朝碑刻文獻真實性强，數量充足，產生的時代、地域明確，利用這批文獻進行文字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文章詳细討論了碑刻文字研究的具體內容、價值，並對研究的思路、步驟與方法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對簡牘碑刻文獻和文字研究也形成了不少通論性著作，例如《中國簡牘學綜論》（鄭有國編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居延漢簡通論》（薛英群著，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帛易說略》（韓仲民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敦煌漢簡編年考證》（饒宗頤、李均明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說隸》（任平著，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簡牘文書學》（李均明、劉軍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帛書史話》（陳松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李學勤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漢簡研究》（大庭修編著，徐世虹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沈頌金著，學苑出版社2003年）、《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李天虹著，科學出版社2003年）、《古代帛書》（劉國忠著，文物出版社2004年）、《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李零著，三聯書店2004年）、《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胡平生、李天虹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新出簡帛研究》（艾蘭、邢文編，文物出版社2004年）、《簡帛文獻學通論》（張顯成著，中華書局2004年）、《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碑刻文獻學通論》（毛遠明著，中華書局2010年）等等。其中張顯成先生的《簡帛文獻學通論》是第一部系統研究“簡帛文獻學”各方面問題的通論性著作。該書考察了簡帛及簡帛文獻學定義，全面分析了簡帛制度及類別，詳細地闡述了簡制材料對各學科研究的重大價值。毛遠明先生的《碑刻文獻學通論》是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碑刻文獻學的通論性著作，該書討論了碑刻的定義，碑刻文獻學研究的對象、內容和任務；追溯了我國各類碑刻的歷史和特點，分析了碑刻文獻的重要研究價值，並對碑刻文獻的研究作了回顧和展望。任平先生的《說隸》一書，首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隸書的形成與流變，分析了隸書的形體和構造，填補了隸書研究的空白。此外曾良《隋唐出土墓誌文字研究及整理》（齊魯書社，2007）一書對隋唐時期墓誌的情況進行了梳理，並對《唐代墓誌彙編》與《續集》中的錯誤進行了訂正。鄭婕的博士學位論文《魏晉南北朝簡牘文字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7）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楷書、異體字和漢字構形系統進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簡帛碑刻文字考釋 簡帛碑刻文字考釋工作，在近二十年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這方面，裘錫圭（1997）、王貴元（1995，1996，1999，2004，2005，2007）、施謝捷（1998）、張顯成（2005）、毛遠明（2005）、詹鄞鑫（2005）、姚美玲（2005，2007）、侯賀新（2006）、伊强（2006）、曾良（2007）等人，分别對尹灣漢墓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張家山漢簡、武威醫簡、近代碑刻、唐代墓誌、漢魏晉南北朝碑刻中的疑難字詞進行了考釋。此外一些專著、學位論文如《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馬繼興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彭浩著，科學出版社2001年）、《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張延昌主編，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王建民《馬王堆漢墓帛書“肆”俗字研究》（西南師範大學2002年）、胡紅雯《唐代墓誌字詞校録札記》（厦門大學2006年）等都有文字考釋方面的內容。劉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一書第三章考釋了一批難以辨認的漢簡帛文字，其結論多爲學界赞許。張顯成主編的《簡帛語言文字研究》則更是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的論文彙集，該刊從2002年開始出版發行，至2010年5月已出版了四輯。 4.異文與構形研究 簡帛碑刻中存在大量異體字。這些異體字引起了學者的廣泛注意。這方面有昊辛丑（2000，2001）、何茂活（2003，2007）、孟美菊（2003）、黃敏（2005）、趙久湘（2006，2008）、徐莉莉（2006）、李利芳（2006）、毛遠明（2006）、廖强（2007）、解倫鋒（2007）、王貴元（2008）、葉聲波（2008）、覃繼紅（2009）、井學法（2010）等人撰寫的相關論文。昊辛丑先生所著《簡帛典籍異文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一書專門研究出土簡帛典籍與傳世典籍之間的文辭差異。其中“異文的文字學價值”部分，專門討論了異文對近代漢字研究的重要作用。李圃先生主編的《異體字字典》（學林出版社1997年），收甲、金、陶、墨印、簡帛、石刻等古文字及書迹、字書、韻書異體字字形達五萬左右。該書是第一部比較完善的漢字異體字字典，也是研究近代漢字的一部較爲重要的工具書。2003年李圃先生在《語言研究》上發表了《正本清源說異體》一文，認爲必須確定單個漢字與單音語素之間的關係，以“定位”理論廓清異體字的界限，以漢字的優化選擇理論對處於表示同一個單音語素平面上的字群進行“選正”，在選定通用正體的基礎上對今楷文字系統中的異體字進行多維立體的“辨異”。該文提出的辨别異體字的理論、方法和步骤在近代漢字異文研究中很有借鑒價值。 對近代漢字構形的研究，北京師範大學王寧先生統領的團隊所做的工作最爲突出。王貴元先生撰寫的《漢字構形系統及其發展階段》（《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一文，首次對漢字構形的歷時系統和發展階段作了科學論述。王寧先生主編《漢字構形史叢書》的部分成果，如陳淑梅《東漢碑隸構形系統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貴元《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劉延玲《魏晉行書構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齊元濤《隋唐五代碑誌楷書構形系統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王立軍《宋代雕版楷書構形系統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易敏《雲居寺明刻石經文字構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書，首次對漢字由隸書到楷書的構件和構形系統進行了全面而细緻的描寫，探索了漢字演變的過程和規律，爲建立科學的漢字構形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王寧先生在2002年出版了《漢字構形學講座》，該書雖然只有薄薄的104頁，但是高屋建瓴，理論價值極高。書中提出的構形與構意、漢字的書寫元素和構形元素、漢字的構形模式、漢字構形規律等内容對於近代漢字構形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此外黄文傑著《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一書論述了秦至漢初簡帛文字形體的特點、篆隸之間過渡形式、秦至漢初簡帛文字形體變化通例等問題，對於研究近代漢字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三 寫卷刻本中的近代漢字研究 近二十年，對於寫卷刻本中的近代漢字研究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學者們對敦煌寫卷、俗文學刻本、傳世字書等資料中的近代漢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下面按研究内容分别予以介紹。 1.俗字、疑難字、異體字研究 在近代漢字研究的各項工作中，俗字、疑難字研究成績最爲突出。近二十年來，關於俗字、疑難字理論和考證的論著主要有如下一些： （1）專著 在漢語俗字研究方面，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首推張涌泉先生。他的《漢語俗字研究》（嶽麓書社1995年）④是我國第一部俗字學通論性著作，“填補了文字學領域的一大段空白”，“構建了漢語俗字學的完整理論體系”，⑤其研究成果對古籍整理，字書編纂和文字改革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於俗字理論的專著，除了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研究》外，還有陳五雲先生的《從新視角看漢字：俗文字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該書從縱横兩方面建立了漢語俗文字學體系，追溯了俗字的歷史，分析了俗字產生規律，討論了俗文字學的内容、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該書對近代漢字研究者來說，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張涌泉先生俗字理論體系裏，“疑難字”是包括在内的。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張涌泉先生《漢語俗字叢考》一書，其主要内容就是對漢語“疑難字”的考釋。該書對歷史上的疑難俗字進行了系統清理，首次正確釋讀疑難字達三千多個。裘錫圭先生說作者“立論審慎，創獲極多。這一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學術意義和實用價值”。⑥近年來，楊寶忠先生專攻漢語“疑難字”，寫成《疑難字考釋與研究》一書，由中華書局2005年3月出版。全書共100萬字，由上編《疑難字考釋》與下編《疑難字研究》兩部分組成。上編從辭書編纂史和漢字演變史的角度，考釋了唐宋以來大型字書貯存的疑難字1650個；下編在考釋基礎上，梳理大型字書發展脈絡，提出了疑難字擇定標準，揭示了疑難字形成的原因，總結疑難字的考釋方法，指出疑難字考釋的重要意義。該書“考明了大量的疑難字”，“善於揭示漢字訛變的規律，注意總結辨析疑難字的方法”，“取得了令人豔羨的成就”。⑦ 關於敦煌俗字研究，有張涌泉先生的另一部專著《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敦煌俗字研究導論》全面、系統地論述敦煌俗字研究的諸問題，如俗字的性質、敦煌俗字的概況、類型、辨識方法、研究的意義等。下編《敦煌俗字匯考》，按部首把敦煌字書、韻書及其他寫卷中的俗字材料匯爲一編，並與傳世字書、碑刻等文獻中的俗字材料相參證，上探其源，下明其變，勾勒了每一個俗字的來龍去脈。本書構建了敦煌俗字學的完整理論體系，是全面系統研究敦煌俗字的第一部專著，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黄征先生編著的《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收釋了敦煌寫本中所見的異體俗字真迹及其所在文句，兼收隸古定字、避諱字、武周新字、合文等，材料來源於英、法、俄、日等國和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甘肅、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獻，是解讀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古代寫本文獻的專用工具，是敦煌俗字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對明清俗文學作品中俗字研究的著作，有張鴻魁先生的《金瓶梅字典》（警官出版社1999年）。該書討論了《金瓶梅》一書中的一些疑難俗字，爲讀者正確解讀《金瓶梅》提供了便利。周志鋒先生的專著《明清小說俗字俗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也對明清小說中的一百多個俗字進行了研究。另外周志鋒先生著《大字典論稿》，爲《漢語大字典》增補了200多個僻字，考釋了許多疑難俗字。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普遍好評，汪維輝（2001）、劉瑞明（2001）先生皆撰文稱其爲“《漢語大字典》的功臣”。 （2）論文 近二十年來，關於俗字、疑難字研究的單篇論文將近百篇，其中俗字理論方面有張涌泉先生的系列論文（1989，1995，1996，1998，2003，2005），此外還有陳五雲《俗文字學芻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荆貴生《俗文字概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姬學友《俗文字與傳統書法》（《殷都學刊》1998年第2期）、陳建裕《五十年來的漢語俗字研究》（《平頂山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石雲孫《論俗字》（《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任力《現代俗字小議》（《漢字文化》2000年第3期）、胡錦賢《漢語俗字的產生與應用》（《武漢交通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邱龍升《俗字的產生及其原因》（江西省語言學會第五届會員大會暨2002年學術年會論文）、趙立偉《從隸變看俗字的產生》（《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黄征名敦煌俗字要論》（《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陳寶勤《漢語俗字的生成、應用、傳播》（《語言文字應用》2005年第2期）、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魏宇文《談畢沅〈釋名疏證〉中的“今本俗字”》（《中國語文》2007年第1期）等等，這些論文討論了俗字及俗文字學的定義、俗字的產生原因、研究意義和研究狀況。關於俗字和疑難字研究方法，張涌泉（1992，1994，1995，1996）、姚永銘（2000，2003）、楊寶忠（2004，2005，2007）等先生結合實際研究材料，作了具體的示範。 俗字、疑難字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來看，學者們的旨趣主要還是集中在文字考釋方面。下面我們分類羅列研究成果，先列研究對象後列研究者。 a.敦煌寫卷：張涌泉（1989，1992，1993，1994，1995，1996，1998，2003，2004，2005）、杜愛英（1992）、郝茂（1996）、吴軍蘭（1997）、鄧鷗英（2001）、汪泛舟（2001，2006）、葉愛國（2002）、鄭賢章（2003，2005，2006，2007）、張小豔（2003，2004）、錢興（2003）、肖瑜（2006）、竇懷永（2006）、馬建東（2008）、張通海（2008）、李素娟（2009）、黄征（2009）等； b.吐魯番遺書：陸娟娟（2005）等； c.樓蘭文書：李建廷（2008）等； d.明清小說、俗文學：周志鋒（2000，2001，2003，2006）、張榮榮（2008）；莆仙戲：劉福鑄（2005）；聊齋俚曲：董紹克（2007）；《金瓶梅》：張鴻魁（1992，1994，1995，1996，2007，2008）；《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三國志》：趙熊（2008）等； e.佛經、應驗記：董志翹（2002）、鄭賢章（2005）、曾良（2005）；應縣木塔遼代秘藏：趙春蘭（2006，2007）等； f.道藏：葉貴良（2004）、馮利華（2006、2008）等； g.古醫籍：范登脈（1998，2000，2004）、王春豔（2002）、潘朝曦（2004）等； h.宋代筆記：李煒2005等； i.日本漢籍古寫本：肖瑜（2006）、王曉平（2010）等。 除了專門研究近代漢字的著作外，一些涉及近代漢語文獻的研究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討論到俗難文字，例如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蔣冀騁《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及《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曾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厦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張美蘭《祖堂集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張小豔《敦煌書儀語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葉貴良《敦煌道經詞語考釋》（巴蜀書社2009年）等等，此不一一。 2.字書、韻書、音義書以及大型工具書中的近代漢字研究 近二十年來，寫卷刻本近代漢字研究有兩個熱點，一個是對一些原始資料文獻，特别是敦煌寫卷中的近代漢字研究；還有一個是對一些字書、韻書、音義書、大型工具書中的近代漢字研究。後者的研究成果也蔚爲壯觀，所以我們單列出來介紹。根據我們的調查，學者們主要對下列字書、韻書、音義書的近代漢字進行了研究： a.《一切經音義》：徐時儀（2005）、李文珠（2007）；《華嚴音義》：苗昱（2005）；《莊子音義》：孫永建（2006）；《可洪音義》：鄧福禄（2007）、韓小荆（2007）、鄭賢章（2006，2007）等； b.《玉篇》：朱聲琦（1995）、臧克和（2005）、何瑞（2005）、劉宏偉（2007）、王嶸（2007）、井米蘭（2009）；《新修玉篇》：梁春勝（2008）等； c.《篆隸萬象名義》：陳建裕（2008）、吕浩（2006，2007）等； d.《龍龕手鏡》：張涌泉（1996）、鄭賢章（2002，2004）、鄧福禄（2002，2004）、楊正業（2004）等； e.《說文》：顧之川（1990）、吉仕梅（1992，1996）、侯尤峰（1995）、李占平（2000）、黄宇鴻（2002）、黄圓（2005）、梁光華（2005）、黄静宇（2006）、李仁安（2006）、劉洋（2006）、張崇禮（2006）等； f.《干禄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劉中富（2002，2004）、趙璐（2006）、何繼軍（2004，2006）、紀雅茹（2008）等； g.《俗書刊誤》：李杉（2006）；《字鑒》：魏曉麗（2002）；《古俗字略》：楊正業（2003）《正字通》：張涌泉（2005）；《四聲篇海》、《字彙》、《字彙補》：張涌泉（1999）等； g.《廣韻》：楊寶忠（2005）；《集韻》、《類篇》：楊小衛（2009）等； h.大型字典《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陳宜民（1991）、周志鋒（1994，1999）、鄧福禄（2006）、張涌泉（1992，1994，1995，1996，1997）、張標（2001）、鄭賢章（2002，2003）、楊寶忠（2004）、程少軒（2008）等等。 3.簡化字研究 簡化字研究既是現代漢字的研究内容，也是近代漢字研究的關注對象。裘錫圭《從純文字學角度看簡化字》（《語文建設》1991年第2期）、王劉純《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與漢字發展嬗變的關係》（《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黄大德《簡化字起源》（《羊城晚報》2005年1月25日“晚會版”）、連登崗《論漢字簡化對漢字基礎部件及其系統的影響——兼論漢字規範應正確處理基礎部件》（《中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這四篇論文對簡化字產生的時代、簡化字和繁體字的構形和功用、簡化字對漢字系統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簡化字溯源工作是漢字史研究者的一大興趣。張涌泉《簡化字探源三題》（《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討論了“刍”、“面”、“辞”、“乱”四個簡化字的來龍去脈。李樂毅和張書岩等撰有《簡化字源》（華語教學出版社1996年）和《簡化字溯源》（語文出版社1997年）二書，以大量事實證明眾多簡化字是古已有之，並且勾勒了它們的簡化軌迹，頗具開創之功。但是由於條件限制，二書溯源還不夠，俞欣（2001）、譚良田（2009）等人分别對其做了補正工作。 4.常用字歷時演變研究 常用字歷時演變研究和簡化字探源研究一樣，也是一項極富應用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常用字和簡化字有疊合，但不完全一致。常用字是指現代語文中經常用到的漢字，通常有數千字。《現代漢語常用字表》列出現代漢語常用字2500個。這2500個漢字的“過去今生”如何？它們的形體和功能從古到今有無變化？怎麽變的？這些都值得研究。例如張涌泉先生就討論過“你”字的來源，⑧很有啓發意義。在常用字演變研究方面，李新魁寫了《論“醋、酢”互易》（《中國語文》1990年第2期），李恩江寫了《“另”字探源》（《語文建設》1998年第7期）、《“份”字瑣議》（《語文建設》1998年第12期）、《“呆”字源流初探》（《語文建設》1999年第4期）、《“周”字溯源》（《鄭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從“造”、“前”等字的興廢看漢字發展的規律性》（《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釋“作”、“做”》（《語文建設》2001年第1期），何華珍寫了《“國”字辨正》（《漢字文化》2004年第4期）、《也說“貳”字》）（《中國語文》2002年第2期），楊寶忠寫了《“勾”字出現的時間及相關問題》（《中國語文》2001年第3期），張涌泉寫了《數目大寫字探源》（收入《漢語俗字研究》，嶽麓書社，1995）、《準？準？准？》（《語文建設》1996年4期）、《現代字源：從“塗”到“搽”》（《語文建設》1999年增刊）、《現代字源：靈》（《語文建設》2000年第1期）、《現代字源：“雙”字小考》（《語文建設》2000年第2期）、《現代字源：說“擋”——從“螳臂擋車”說起》（《語文建設》2000年第2期）、《“坏pi”和“壞huai”》（《語文建設》2001年第12期）、《字形的演變與字義的分工》（中國語言學會年會論文，温州，2008），⑨張靖華寫了《從“回”“迴”看古今字的應用》（《語文學刊》2005年第5期），杜朝暉寫了《“襪”字源流考》（《語言研究》2006年第1期）等等。從總體來看，常用字歷時演變研究顯得相對薄弱，需要今後加强研究。 5.漢字圈漢字研究 漢字在歷史上很早就傳入鄰國，因而形成了以中國爲主體，包括日本、韓國、越南和新加坡在内的漢字圈。進行漢字圈漢字的比較研究，有利於漢字史的構建以及“統一漢字編碼”的制定。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方國平《日本古辭書在近代漢字研究中的價值》（《中州學刊》1992年第6期），鄭阿財《越南漢文小說中的俗字》（第四届“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中國文字學會、“中央大學”中文系所主辦，1993年）、《俗字在漢字文化圈的容受——以越南漢碑寫本刻本爲例》（典籍的國際交流一容受會議論文，北海道大學2002年），裘錫圭《淺說漢字文化圈内的漢字異形的問題》（韓國漢字討論會論文，1994年），張涌泉《日、韓漢字探源二題》（《中國語文》2003年第4期），河永三《韓國固有漢字中“國字”之結構與文化特點——兼談《異體字字典》之（韓國特用漢字）》（《中國文字研究（第六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費錦昌、松岡榮志《日本“國字”的漢語讀音》（《語言文字應用》2005年第3期），聶鴻英、孫永恩《漢字在東亞文化圈的復興與地位》（《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6期）等。近年來，在中日漢字比較方面，何華珍取得了較爲顯著的成果，其專著《日本漢字和漢字詞研究》200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隸變後的近代漢字爲研究對象，對日本漢字、漢字詞作了溯源與考釋，匡正了中日辭書和相關著述中的一些謬誤。他的“中日漢字比較研究系列論文”（2001，2003，2005，2006），從中日文化背景的異同出發，討論了日本國字、簡體字、俗字之源流，探究了中日近現代漢字之傳承與變異，創獲頗多。 四 整體評價和展望 縱觀近二十年來的近代漢字研究，我們發現學界首先明確地把“近代漢字”作爲一個學科來進行研究，例如許多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都冠以“近代漢字”的名目。其次，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日益擴大，漢字隸、楷階段的文字材料都有研究。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其中敦煌俗字和簡牘文字的研究成果最爲突出，這當然和國際“敦煌學”和“簡牘學”的飛速發展是分不開的。此外，碑刻文字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最後，研究不斷深化，更注重了研究的理論探討和現實價值。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a.從歷時的角度來研究近代漢字，把每個漢字放到漢字史的框架中進行研究；b.注意了近代漢字的系統性，從文字體系的角度分階段來考察漢字的構造和演變；c.注意進行比較研究，從漢字圈的大視野來考察漢字；d.加强了和現代漢字的聯繫研究，特別注重研究成果的現實意義。 但是，近二十年來的近代漢字研究存在研究著力不均衡的現象，主要體現爲對疑難字俗字研究著力相對較多，而對常用字、簡化字的研究著力尚顯不足；對文字的整理工作和考釋工作著力相對較多，而對古今字的嬗變和不同階段漢字系統的研究尚顯不足；對漢字的本體研究著力相對較多，而對近代漢字外部的文化背景研究尚顯不足。因此，我們認爲今後要加强以下八個方面的研究工作：（1）常用字字形、字用演變研究；（2）簡化字及簡化規律研究；（3）古今字替换研究；（4）“隸變”研究；（5）近代漢字文字系統研究；（6）近代漢字的文化學研究；（7）漢字文化圈“書同文”研究；（8）漢字辨僞研究。 近代漢字是聯繫上古漢字和現代漢字的橋樑，在漢字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目前還存在著研究力量相對薄弱，研究條件相對不便等問題⑩，我們今後應進一步加强這方面的投入和建設。 ①見《中國科技術語》2007年第5期。 ②早在1949年，唐蘭就提出“近代文字學”的概念，他說：“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隸書、草書、楷書，都有人做過搜集工作。楷書的問題最多，别字問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樣，唐以後的簡體字，刻板流行以後的印刷體，都屬於近代文字學的範圍。”見《中國文字學·前論》，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只有録文，不載拓片，這也是近年來所出版的衆多石刻文獻資料的共同特徵。 ④該書增訂本201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的普及本《俗字裏的學問》，2000年由語文出版社出版。 ⑤見梅季《一部填補近代漢字研究空白的力作——讀〈漢語俗字研究〉》，《中國圖書評論》1995年第12期。 ⑥裘鍚圭先生的評價見北師大《漢字所快訊》1996年3期。 ⑦見張涌泉《字海釋疑鑄新篇——讀楊寶忠〈疑難字考釋舆研究〉》，《古漢語研究》2007年第1期。 ⑧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三先生紀念會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會議論文，2002年，杭州。 ⑨論文討論了“邪”與“耶”、“弟”與“第”的嬗變關係。 ⑩研究條件相對不便主要指用於近代漢字研究的原始材料尚未全部數據化，不便於研究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