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无疆界，生命有光——访百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界论文,汉语拼音论文,之父论文,心无论文,百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有光先生的家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小胡同的普通居民楼里，家中他日常阅读和写作的书房大概只有10平方米，采访也是在这个小书房里进行的。见到我们进门，先生热情地笑着招呼：“我欢迎你们来。”说着先生带好助听器，拿出几张单面打印过的纸，指着背面嘱咐：“我105岁，耳朵不灵了。这纸都是用过的。你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一看就懂了。”
半路出家的语言文字学家
语言文字我是业余搞的，是个外行；我就这样一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就全心全意搞起语言学、文字学。
周有光先生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但他自己却不喜欢这个称呼：“汉语拼音方案是很多人共同制订出来的，我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当然要多做一点，那不算什么事情。千万不能这么说。”
他回忆说：“1955年国家举行一个重大的会议，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那时我们全国的文盲是85%以上，一个文盲国家怎么来建设现代化呢？所以第一桩事要提高文化，要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会议有几项重要的决定，第一件就是要推广普通话。“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方言。讲起来很有趣，我是上海人，在外国碰到一个广东人，再碰到一个福建人，3个人在一起不会讲话了，要讲英语。这不是笑话吗？”第二件大事情是文言文改白话文。白话文运动从清朝末年开始，到“五四”运动形成高潮，已经成功了。第三件大事情是简化汉字。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
这次会议之后，周有光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之邀担任了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被指定与叶籁士、陆志伟一道起草“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这套如今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注音符号，在制订当初却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看似简单的工作周有光一做就是6年：第一个3年，他们制订出了一套完整的汉语拼音方案；第二个3年，他们让汉语拼音方案走向了世界。
谈起之前的汉字注音情况，周老介绍说：“原来的注音是反切，是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这个方法小孩子不认字是不能用的；还有一个是注音字母，这个方法台湾现在还在用，但有一个困难，用注音字母写个名片到外国没有人看得懂，这也不方便。”为了让注音符号更容易学，也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国家决定要改进注音字母。可是怎么改呢？摆在各路专家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字母形式怎么定。
曾经试过要制订一套全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字母符号，但最终“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没有成功”；后来选定拉丁字母，但“看起来很简单的26个字母，怎样用来为中国语言注音，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从委员会成立开始，一次次地开会、讨论，从800个方案中选择、推敲，直到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整整搞了3年才成功了”！
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出来后，周有光又开始为了使其成为世界标准而继续努力。
说起当时世界上汉语注音的混乱状况，先生讲起了笑话：“我们的运动员到国外打球，姓名怎么拼，到一个国家一种拼法，到另外一个国家又是一种拼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谁都弄不清楚。”正是因为这样，“汉语拼音方案要变成国际性标准”。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周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会议，“这个机构要定一个标准非常慎重，要开多少次会。在机构里通过以后，还要发电报给世界各国，再由各国政府正式用电报来勘定，这样汉语拼音才正式成为国际标准”。被ISO认定以后，汉语拼音作为汉语国际注音标准，真正使用还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周老给我们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使用汉语拼音的情况：“光是修改编目要花2000万美元，这个工程花了几年时间。”
就这样，汉语拼音方案终于成为了汉语注音的中国标准和世界标准，“汉语拼音在全世界就通用了”。大家可能想不到，制订并推广了这套方案的周有光先生，搞语言文字学竟然是半路出家。用先生的话说：“我是搞经济学的，我是搞银行的。”
1955年，当时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的周有光被周恩来总理亲点，参加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把我留下来，叫我在当时新成立的机构——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拼音研究工作。”原来，早年在欧洲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周有光就为当时国内还鲜为人知的字母学所吸引，看了很多字母学的书，并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不过“当时是对字母有兴趣，认为好玩自学的，想不到几十年之后有用处了”。
“可怎么就下决心转行了呢？”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毕竟当时周有光先生已经49岁，研究了20年的经济学，还在复旦大学有教职，但周老的回答却出乎意料的简单。
“我说不行啊，语言文字我是业余搞的，不是专业，是个外行啊！领导说，这是个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周老乐起来，笑声朗朗：“我就来了。我是既来之则安之，就全心全意搞起语言文字学。”扔掉了原来的专业，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半百之年，周有光乐呵呵地一头钻进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中，除了兴趣、天赋，让他成功的还有那国际化的学术视野。
周有光先生说：“我提倡，什么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因为有着“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这个大视野的角度去看”的学术视角，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也站在了世界的高度，“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内容很丰富、很好的，但是有缺点。所以我就提出要了解汉字在世界文字史上占什么地位，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你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世界文字，我研究汉字学不仅要研究中国的，还要研究世界的。我后来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世界文字发展史》，这本书已经做大学教科书了。”说到自己的成绩时，周老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很快地就一带而过。
随着科技发展，汉语拼音的使用更加广泛了。“今天呢，大家更厉害了，用手机、用电脑。我的保姆用手机天天发短信，我说：‘你短信怎么打的？’她说：‘我用拼音啊。’我问：‘谁教你的？’她说：‘我小学就学了拼音，用不着人教。’”周老说起这些笑得更开心了，“今天看到拼音真正的作用了，它不但在中国教育方面有用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也有用处，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小房间里的大世界
周老一直笔耕不辍，半个世纪以来出版专著、文集近30部；百岁以后仍有新书面世。因为思想新潮，视野广阔，先生的书颇受读者欢迎。说到105岁时的新作《朝闻道集》，周老笑言：“那个东西我都买不到了。”
先生说现在写的书，是对他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的一个总结，更是对人生的一种反思。“我啊，85岁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不能做研究工作了，就随便看书、随便写杂文。内容是什么都有的，看时事方面的东西，看有关历史的东西，看文化的东西，有感想就写点小文章。还有我觉得什么东西很有意思，我就把它摘录下来，整理一下就成为一篇文章。”
阅读先生的书就会发现，古今中外，历史、经济，内容包罗万象；而这样的大视野，可能是源于先生少年时的教育经历。周老的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中式、西式教育，新式、老式教育，多种教育体制下，所有的知识在周老那儿都已经融会贯通了。
“六七岁进小学，我可以说是进了我们当地、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批新式小学校。”从小在《三字经》《千字文》熏陶下的周有光，开始在新式小学校里学习国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上中学时，“我们读书是很轻松的，上午就国、英、算三科，就是古文、英语、数学，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三门上了。下午叫做游艺课，是各种课程都有，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考试。我们读书很轻松的，现在读书苦得要命。”说起现在的中学教育，先生也很关心，他说：“我的想法，中学还是要把工具知识学好，把语文、数学、英语的底子打好，这样到了大学就轻松了。”
对我提出的“好多人都觉得学外语很难”的问题。周老说：“外语你要在中学重视它了，并不难的。因为中学生学外语的记忆力很好，越老记忆力越差。许多人的问题是中学没有学好外语，到大学学外语年纪大了再学就困难了。我的看法是，语言知识中学要打好底子。大学应该是学纯知识的！”
先生诙谐地说：“我呢，大学进了一个帝国主义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我们当时学校有1000个学生算是大数目了！”回忆起青春岁月，老人的笑声更爽朗了，“当时新式教育慢慢发展，但我讲这100年前的事情，许多人都不相信了！”
在采访中，先生会偶尔说出几个英文单词，很自然，真的感觉英语已经融入了他的语言里。精通中、英、法、日4种语言的周老对于外语的学习也有深刻的见解：“学习外语很重要。我们中国的文化底子非常厚重，了不起的。可是现在是全世界时代，一个人单是懂中国文化不行，一定要学外国的东西，要了解整个世界。要在世界里面占一个位置，要跟世界往来，外语是必须要的。没有外语不行。许多人以为懂外语就是懂知识了，这是不对的。语言包括本国语言和外语，这些是基础知识、工具知识。你有了语言就可以学习知识了，我们要用语言研究问题，得到纯粹的知识，这样子才是真正有知识！”
人生百年的简单法则
身边的人听说我们要采访周老，出发前特地嘱咐：一定要问问先生长寿的秘诀！
有媒体评价周有光先生，说他是“人与书，俱不老”。用周老自己的话说：“心理学家已经研究出来，老年人看书动脑子，对健康有好处，会延长生命。”
活跃的思想自然是保持健康长寿的一大秘诀，但在采访中我们却明显地感觉到，更是一份随性、一份淡然、一份乐观，让这位百岁老人的生命持久地散发出宁静温润的光芒。
人生总会面临选择，但在周老面前，好像不论多重大的决定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虽然在美国可以过上更优越的生活，但“中国解放我就回来了，没什么犹豫，也没有选择”。说起当初回国的决定，周老这样解释，“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受过日本的侵略之苦，特别爱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来，不是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回来是很自然的，用不着人家劝的。当然在美国我可以多搞点钱。”老人哈哈地笑了，不世故，很无邪，然后又郑重地补充，“我们那时的确是不在乎多几个钱、生活好一点。我们知道回来生活会比较苦一点，但能够给祖国做出成绩来，心里是非常愉快的！现在一些青年人不懂这个，问我‘爷爷，我们现在想出去都出不了，你们那时候干吗回来？’”
而说起现在的留学现象，周老的见解也一样包容、深刻：“全世界的教育，据我了解没有大的冲突，只有两种：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国际的。我认为，我们本国的传统文化跟国际的公共文化没有什么矛盾，是相辅相成的。”“我在报上看到，中国今年要派很多公派留学生出国，美国也要派更多人到中国来留学。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是很普通的事情，不是中国的学生在留学，每个国家的学生都在留学。人是往文化高处去的，文化是从高处流到低处去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西游记》里唐僧为什么到西天去取经呢？因为印度的文化那时候比我们高，所以一路上那么困难还要去取经嘛。”“学问不是拿国家来分的，学问是世界性的。今天有许多人要去留学，这是好事情！在全球化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不是去旅游，旅游你看不到东西，去留学你能知道更多的东西。我认为留学生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许多人问我健康之道。我想有两点：第一我不抽烟，向来不抽烟；第二我不喝酒，以前宴会上我喝一点啤酒，但啤酒在外国不算酒的！”
也许真的就像周老所说：“长寿，我说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所以我活到105岁。”周老说完眯着眼睛笑起来，笑容里有着明净的孩子气。
采访回来的时候，我曾一度想，周老听不大清楚，也不方便出门，他会不会因为无人能走入他的世界而觉得孤独？但重新整理录音时，听着老人家爽朗的笑声和言语里的知足，我突然明白，先生不寂寞，他的心里有另一片没有疆界的国土：回忆会将过往的美好一一慢放，阅读会让未来的世界更加宽广。他面向这个世界的触角敏锐而丰富，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注温暖而细致——也许，这就是人生百年，生命本身就散发出柔和持久的光芒——不孤独，一个牢牢抓住生活的人，怎么会孤独？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这是张允和送给她爱人的句子，就以此来作为文章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