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学科，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李大钊自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以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李大钊“自觉地把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与对中国现状分析结合起来”（注：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一系列观点无疑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构的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先导。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注：参见伊祥霞《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杜蒸民《李大钊的中国近代史观》，《李大钊研究》第7辑，1997年。）；本文有所不同，将以20世纪30年代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为参照，侧重于讨论李大钊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揭示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传统中国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李大钊在古史研究中对土地制度史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分析传统中国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话，那么，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探索，其目的则在于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的主要矛盾。李大钊认为：“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由来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压迫，即受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支配；一种是国内武人军阀的压迫。”（注：《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钊文集》版本相同，不另注明），第225页。）所以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析，尤其注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并进而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所要进行的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李大钊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形势，这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及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指出：“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然兴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台湾、满蒙、山东、福建等地渐为外人所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由此，中国的阶级结构亦发生变化，“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3-144页。此处的“无产阶级”一语与后来的涵义不同，比较宽泛，大意指受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的各劳动阶级。）李大钊的论述说明，由于近代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这一新形势，中国社会发展遇到新的阻力——帝国主义，这是阻止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根本原因之所在。李大钊说他“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注：《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235页。）这就阐明了近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的一个新特点，即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而开始特殊的历史的。所以李大钊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69页。此时的“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是一个正在提出的概念，尚不普及。）。
李大钊认为军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存在那种割地称王于一方的军阀，但没有外国势力的插手。而近代中国的军阀就不同了，它有西方列强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李大钊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页。）中国的内部纷争表现为军阀之间的战争，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结果。李大钊认为，中国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军阀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了帝国主义则军阀不能生存。他说：“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地依靠着帝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是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方面，它只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它与中国军阀勾结的标准。”（注：《中国最近之政变》，《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7页。）李大钊还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的背后靠山以及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争斗。李大钊说：“现在各种军人省长之间都在你争我夺，然而，这个斗争不只是军人省长之间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日本一直在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国和美国则支持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注：《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2页。）所以李大钊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要发展就必须“为最后推翻军阀斗争到底”（注：《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27页。）。显然，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推翻军阀”是从革命的角度而言的，与后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反封建”概念有所不同，其内涵要小些。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形势的分析服务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由此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李大钊在解释和说明上述论断时指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页。）1924年9月李大钊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内战之间的关系。他说，在华北和华中由英、美资本家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集团正在同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和段祺瑞集团进行着角逐，因此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是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和支持的内战。所以李大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大众解释清楚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竭尽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以进行阶级和民族的决战。”（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1页。）进行阶级的决战就是反抗国内军阀的斗争，进行民族的决战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样，李大钊就在阐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障碍的同时，逻辑地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并指出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是完成这一目标的根本要求。李大钊说：“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69页。）
李大钊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此才能认识和解决中国近代历史所要完成的民族独立的任务，推进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他看来，依照唯物史观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就会自然得出这样的答案：“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注：《这一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6-377页。）李大钊提倡以唯物史观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突出地提出反帝目标，与毛泽东后来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及“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的论断，显然是有联系的。李大钊倡导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对于揭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近代史这门学科的学术发展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的观点与李大钊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揭示具有一脉相传的联系。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其中心问题是怎样认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即怎样认识中国的国情，辨明中国究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其实质也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的论战。李大钊关于近代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的观点，从中国近代的学术史角度来看，启迪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为认识近代历史做了基础性工作。其表现为：
其一，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上所述，李大钊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在逐步瓦解中国的传统经济，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在于占领中国的市场，“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沉静的大门”。从其侵略后果来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外来的货物和出口的原料，课税极轻，而内地的货物反不能自由移转，这里一厘，那里一卡，几乎步步都是关税。于是国内产出的原料品，以极低的税输出国外，而在国外造成的精制品，以极低的税输入国内……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2、144页。）帝国主义除以不平等条约维护在中国的权益外，还与中国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4页。）。
其二，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在论战中，一些人否认封建势力在中国存在的事实，认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李大钊早在20年代就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受到封建官僚势力的压迫；中国“官僚之势力太大，他们也是掣肘实业的人。中国实业界的人，没有不受官僚的操纵压迫的。”（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81页。）李大钊的论述说明，中国的封建官僚势力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官僚势力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李大钊还就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存在情况做了研究，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利用农商部第9、第10次农商统计的资料，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农村中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李大钊得出的结论是，农村中出现“中农破产的趋势”，“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证，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陌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注：《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70页。）李大钊注重中国经济状况尤其是农村封建关系的考察，对于学术界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研究有着启迪意义。在30年代的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工作者侧重于中国经济的具体研究，如《新思潮》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上发表《中国经济的性质》（潘东周）、《中国土地问题》（吴黎平）、《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向省吾）、《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王学文）、《中国劳动问题》（李一氓）等，就是专门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以批判那种否定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存在的观点的文章。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确立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观点，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李大钊在揭示中国近代社会矛盾和民主革命任务过程中，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的思想，无疑是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之先导；而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则是李大钊一些思想的展开，从而使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
李大钊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考察，形成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钊对这一观点做了系统表述。他指出：“由一八四○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89页。）李大钊做出这一判断，是以对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中国历史的研究为基础的。李大钊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较系统地整理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侵华的基本史实，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的过程做了较详细的描述，目的在于使人们能比较直观地认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
早在1922年3月，李大钊就写了《胶济铁路略史》一文，对德国获得山东权益、修建胶济铁路的历史做了描述，分析了铁路由合作经营到“专由德国管理”，再到“业务的范围不止在经营山东的铁路，并可做中国别的铁路的建筑营业”的演变过程，以及欧战爆发后日本继起，最后控制了胶济铁路的史实。对于这一惨痛的历史，李大钊号召“国人快快起来，集股赎回，使他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复归故主，依平民的组织管理经营，为胶济铁路开一新纪元”（注：《胶济铁路略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193页。）。
李大钊于1925年9月又写有《从印度航路发现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以年表的形式记述了上起1497年（应为1498年）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路下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入东方的400年历史，重点记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年表形式比较系统地记述西方列强侵华史的第一篇著作。从年表最后“辛丑以后年表当续登”一语看来，李大钊是想把帝国主义侵华情况予以全面的反映。这篇年表有这样几个特点：(1)着重记述西方殖民者如何侵入亚洲及逐步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对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记述尤为详细。西方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是年表的主线。(2)对日本由受西方侵略而转变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国家，也有较为全面的记载。年表在1838年起除继续用西历、清朝皇帝年号纪年外，又添用日本天皇年号纪年，借以对比而反映中日关系。(3)对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有较多的记述。如对三元里抗英、焚烧英国商馆、反对英人入广州城的斗争、太平军抗击英法军队、义和团运动等皆有记载。（注：参见《从印度航路发现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50-63页。）
除撰写年表外，1925年8月李大钊曾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做了《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的演讲。在对英国侵华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他着重阐明了这样两点内容。第一，揭露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反动政策。李大钊认为：“帝国主义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为它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他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因为又要保护，便要武装起来，所以武装之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43页。）李大钊指出，英帝国主义为寻找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必然要对外进行武装掠夺，它最先到东方时侵略印度，在“得到印度以后，当然要谋及中国”。所以李大钊说：“中英鸦片战争之近因，为林则徐之焚烧鸦片，其远因盖在英国必欲在中国打开一门户，然后借条约限制，以保护彼之商人，得行其经济侵略政策。”（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47页。）这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分析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必然性。第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运用的包括文化渗透、军事征服、寻找政治上代理人等在内的各种卑劣手段。李大钊指出，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得到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以武力为后盾，通过文化、政治、军事等手段分化瓦解中国的民族革命力量，最终通过中国的“反革命势力”这一代理人来控制中国。他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以“‘宁给友邦，不给家奴’之话，来对外人说出，造成最大之不平等条约。此时英人以目的已达，乃转而帮同清室，来打太平天国……自此以后，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盖完全采取此手段——即利用反革命势力以压制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其大因。这种方法，即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们看，这是最好的妙法。”（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47页。）事实正是这样。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先是通过晚清王朝，再就是利用北洋军阀政府等反革命势力，以保持和进一步获得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李大钊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本质和手段的揭示，对于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的演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积极意义。
二是就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做了较深入的探讨。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理解和认识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史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李大钊将这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称之为“强盗世界”。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指出：“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320页。）李大钊认为，强盗世界的最基本的特征是“秘密外交”，即拿弱小民族的利益作为强盗国家、强盗政府“私相授受的礼物”，中国的山东权益就这样被巴黎和会的大国作为“礼物”从德国转到了日本。所以李大钊说，整个世界秩序没有改变，“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强盗世界”秩序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李大钊认为，“强盗世界”秩序，使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中国山东由德国转给日本就是“强盗世界”和“秘密外交”的反映，因而李大钊提出打破“强盗世界”秩序。他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他说：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322页。）李大钊尤其注意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演变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国际秩序自近代以来在对待弱小国家、弱小民族上是一致的，但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则有所变化。如果说凡尔塞会议建立的是战胜国在欧洲的秩序，那么在此之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则建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李大钊依据其对华盛顿会议的认识，就帝国主义“国际共管”问题进行了研究，1922年12月发表的《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就是代表。李大钊认为，西方列强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有矛盾，但在共同侵略中国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列强间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极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在他看来，“国际共管”是列强协同侵略中国的方法，目的在于对中国经济、政治进行全面的控制及在控制中国的过程中采取协调行动。李大钊指出，以华盛顿会议为界，“列强对于中国的共管运动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可称为旧国际共管，第二期可称为新国际共管”。旧的国际共管主要是控制中国的关税以及“对于中国借款的共同动作”，而“新国际共管不但要管理中国的财政与铁路，并且干涉到实业的发展”。因此，新国际共管在控制中国方面比旧国际共管更富有侵略性，对中国更具有“显明的独占的性质”（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36页。）。李大钊还分析了新、旧国际共管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关于旧国际共管，李大钊说：“列强共同监督中国的倾向实显于一九○一年义和团事件”，而真正的“旧国际共管实成立于一九○八年英、德、法的银行团，目的在此三国对于中国借款的共同动作”，美国“随即加入”。1911年的600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就是四国银行团办理的。随后俄、日加入，成英、德、法、美、日、俄六国银行团，直到1913年美国退出。旧国际共管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外国管理中国关税的制度，无异于监督中国重要财政的渊源”（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35页。）。关于新国际共管，李大钊认为它是美国实现其门户开放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原因。他说：“欧战既平，德、俄无暇顾及中国，而英、日、法遂承其地位。美国认此为绝好的机会，使他们容纳他所提出的开放门户的政策，建立一种列强共同对待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华盛顿会议的由来。”（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36页。）李大钊指出，新国际共管最初由参与旧银行团的银行家设计，酝酿于1916年；“新国际共管的计划，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由美政府建议于英、法、日”。“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四国银行团代表在此合同签字以后，这新国际共管遂告成立。”（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38页。）李大钊认为，这个新国际共管就其性质而言，不是纯粹的商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其形成过程而言，“这最有关系的中国并未得与闻其事，直到二年以后，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才由美、英、法、日联名通知中国”（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37页。）。可见，在李大钊看来，新国际共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更加严重的政治影响。
三、对中国民族革命史的研究
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还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斗争史。李大钊指出，自1841年广东三元里平英团、1842年南京条约后广东民众焚烧商馆、1845年广东民团抗拒英人侵入广州、1849年广东民众十余万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的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89页。）。李大钊在“民族革命史”的概念下，对近代中国的若干重大事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1.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的论述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发展的最高峰，李大钊曾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极其重要的考察对象。（注：关于李大钊对太平天国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拙作《李大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论述》，《广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关于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李大钊认为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其中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他说：“鸦片战后，英之势力，长驱直入，打进中国来，南方以经济压迫最烈，于是失业人数加多，社会上顿起不安之现象，此不安现象，终成太平天国。”（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47页。）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给予中国的压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李大钊同时认为，由民族矛盾又引发阶级矛盾尖锐，也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李大钊说：“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流出，鸦片战争的对英赔款，以及关于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收，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1-92页。）李大钊对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原因的论述，吸收了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观点。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马克思强调，就太平天国而言，不管引起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推动了这次“大革命”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李大钊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原因的分析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而进行的。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李大钊指出：“太平天国的运动，是满清入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3页。李大钊在这里将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界定为“民族革命运动”，将“反清”与“反帝”一起列入“民族革命”的范畴，与后来史家主要是在“反帝”意义上使用的“民族革命”的概念，有所不同。）他同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在本质上又是农民革命，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对此，他是从太平天国领导者和参加者阶级成分及定都天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加以分析和说明的。李大钊说：“太平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足以证明。”（注：《土地与农民》，《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69页。）他还说，太平天国运动“又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的革命运动。看他们占据南京以后，颁布了一个含有均平性质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起于农民经济的要求。”（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3页。）由此可见，李大钊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代的农民革命运动。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李大钊引用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论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并且将“经由英国影响于欧洲”。（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7页。）李大钊指明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两点意义，其一是世界意义，即对英国殖民者的打击，“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革命”（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3页。）。其二是国内民主革命的意义，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之先河。由此，“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105页。）。李大钊也客观地指出太平天国存在帝王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局限，指出“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宗教观念“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3页。）
李大钊对义和团运动也进行了分析。与诬蔑义和团为“拳匪”的正统史家不同，李大钊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革命运动”，在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后，社会经济上发生变动，以先之油灯，尽成洋油势力，机声、纺织声都被洋布压下，中国人愤恨之结果，造成一呼即应之义和团”。李大钊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义和团本身具有农民阶级的局限，二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他说：“农民知识简单，对于事情不能观察，起一种仇洋的观念，于是弃洋枪大炮而不用，全以中国东西来抵御，而乡间所奉为惟一武器之孙悟空、关羽等神，遂相继出而应战矣。后卒以外人之压迫而消灭，更有八国联军大最大坏果，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47-48页。）李大钊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总原因出发，来分析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必然性，肯定义和团历史地位，指出其存在的弱点的。
2.对五四运动的论述
李大钊亲自参加和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对这段历史有深切的感受。他虽然没有专门去研究“五四”历史的全过程，但他谈到了对“五四”历史地位的评价和五四精神的理解。
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突出五四运动反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一般的爱国运动，而是带有争取民族解放的意义。他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注：《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67页。）因此，仅把“五四”“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这是把五四运动的意义看得“狭小了”。（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6页。）
对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李大钊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把五四运动作为全民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尤其突出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他称“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李大钊认为，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和对民族命运深切关注的“反抗强权世界”的斗争精神。他纪念“五四”时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注：《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纪念“五四”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08页。）由此，李大钊盼望中国学生界把“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的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世界”。（注：《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95页。）这不仅指出了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而且指明了当时青年学生努力的方向。
李大钊认为，五四精神除含有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精神外，还包含与民众结合、从事实际斗争的实践精神。所以他号召青年学生继承五四精神，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着重去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注：《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纪念“五四”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08页。）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五四精神的论述是有特色的。
3.对国民党历史及孙中山的评价
对于国民党的历史，李大钊并不陌生。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李大钊在论及中国政治时，对国民党的历史曾多有论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对国民党这一现代政党的认识不断提高。他本人以后又推动国共合作，率先加入国民党，因此对国民党历史是有所研究和探讨的。1921年3月李大钊曾指出：“中国自满清道、咸海禁大开之日，就有受些欧化洗礼的两个大党产生，一是同盟会，一是强学会。”他认为：“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78页。）李大钊1923年4月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中，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他指出：“国民党的根萌，实际上是培植在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和中国南边华侨母国的广东一省。第一革命后，虽然一时全国到处都有了国民党，但这些虚浮无根的花，只是那几株栽植在南方的广东和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的‘国民党’树上所开的花，一阵风来吹遍大地旋即萎谢了。”“自从第二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因此自懦，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鉴于对国民党组织的分析，李大钊指出：“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柢的组织。”（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00-301页。）在一些文章中，李大钊不但宣传国民党的奋斗精神，而且还对其民族主义的演变做了分析。他指出：“其在未革命时（辛亥以前），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合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家，只不过稍有汉族为中心的意义。”而国民党“一大”对民族主义又有了新的解释，“这解释系分对外、对内两方面：在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是对外；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这是对内。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新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注：《人种问题》，《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32页。）
与对国民党的历史探讨相联系，李大钊在深入研究孙中山指导的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对孙中山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价。1926年3月12日，李大钊指出：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衍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的、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了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0页。）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评价，就学术视角而言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从中国民族革命史发展的历程来分析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以突出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5页。）；并突出强调孙中山在继承近代民族革命传统的同时又克服了近代民族革命的弱点。二是从孙中山的生存环境来理解孙中山。李大钊说：“我们想要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重要，必须先考察他的时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时代。”（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李大钊文集》第5卷，第90页。）李大钊对孙中山所做的评价，是在考察孙中山生存“时代及其境遇”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这就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孙中山最先做出比较系统而中肯评价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关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史”的论断，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思想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具体体现，这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近代史研究中，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创者，他注重揭示中华民族沉沦与振兴的经验教训，但由于其思想的局限，未能对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科学的评价。孙中山强调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但他又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反映了民族的精神。与李大钊同时代的萧一山认为，“一部清史，实在可以说是一部民族革命史了”，并把天地会、朱一贵、林爽文的起义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称为民族革命运动，认为中国近代史必须以民族革命观为骨干，“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注：萧一山：《清史大纲·引论》，转引自马金科、洪金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但他的民族革命观缺乏阶级的分析，矛盾之处甚多。如萧一山甚至把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看成是民族革命人物，认为曾国藩在扩大汉族权利；他一方面肯定义和团运动具有“民族自救观念”，是“爱国保家运动”，但另一方面又称义和团为“拳匪”，是“反动之横流”。萧一山用“民族革命”的观念撰写了以新史学观点指导的第一部清代通史著作——《清代通史》，而李大钊则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孙中山指导的国民革命等进行分析，从而使“民族革命史”在近代史研究中成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民族革命斗争史的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民族革命为主线的近代史著作很多，这里要提及的是，1937年延安解放社印行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铅印本，对民族革命运动做了系统的研究。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李大钊的“民族革命史”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他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传统儒家思想的衰落和崩坏以及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面貌。李大钊指出：“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哪一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哪一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第一、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第二、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4-145页。）这就是说，中国近代思想不是没有变动，其趋向也不是复古，而是孔子主义被打破、逐渐走向衰落和新的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发展。李大钊还列举了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表现，诸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关系的问题、服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的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承继遗产权利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等等一系列问题。李大钊的论述说明，中国近代思想是一个不断变动、不断解放的历程，是民主主义取代孔子主义思想的历史。
李大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经济原因，论证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旧思想衰落、崩坏的历史必然性。在李大钊看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切变动根源于经济的变动，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是随着经济的变动而变动的。李大钊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的重要特征是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由此，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所以他说：“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4页。）。这就是说，由于孔子学说的经济基础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动，因此孔子学说在近代中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而归于灭亡的命运。李大钊认为，新思想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唯物史观说明
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从李大钊开始的。李大钊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阐述思想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变迁的经济原因。诚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开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之先河”（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4页。）。
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轨迹及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有其经济的基础。由于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动摇，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经不能维持，现代的新经济组织正在形成，并且随着新经济势力的产生，自由主义、个性主义也出现了。因此，“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所以李大钊说新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自由流行”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6-147页。）这样，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动的视角论证了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缘由，阐述了新思想代替旧思想以适应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证新文化运动进行“伦理革命”的合理性，是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突出贡献。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早期新文化运动抨击封建文化持有不同的看法，封建文人如林琴南等对新文化运动则更是反对有加。李大钊在中国率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立即运用唯物史观对道德这一上层建筑进行解说，其目的在于论证封建伦理道德已失去存在的依据，从而在理论上支持新文化运动，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李大钊指出：“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注：本段引文均见《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15-116页。）“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道德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的，亦即道德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而物质“只有前进，没有反映；只有开新，没有复旧”，因此道德只有开新，断无复旧的道理。正是依据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李大钊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对新道德取代旧道德做了说明：“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正是对新旧道德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揭示，李大钊说明了新道德代替旧道德的必然性，也就是新道德的产生是“断断不能遏抑的”。李大钊的论述从唯物史观的新视角说明了新文化运动进行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这是中国学术界最早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文化斗争做出的马克思主义评价。
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虽处在开创阶段，但他在近代史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观点，如关于近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主革命的任务、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又是一部中国民族革命史等，以及他对近代思想所进行的唯物史观的解释、对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文化斗争之合理性的理论论证，已初具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农村经济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的雏形。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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