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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日，50岁的高西庆被免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这是他第二次离开证监会。第一次是1995年，不同的是，那是以健康原因辞职。
此前的2002年12月28日，周小川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在高西庆唱着“归去来兮”时，有好事者正在算着一笔帐：2001年6月，第4任证监会管理班子上任不久，我国证券市场总市值5.4万亿元，而目前市值总额为4万亿元，除去此期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元，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元。
这些数据有点眩目，对其中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
老一辈“海归派”
1月5日。北京恒基中心10层信利律师事务所。
谢思敏博士从身后的书橱中抽出一本颜色已有些发黄的书——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1990年4月出版的刊物。
刊物的首篇是谢思敏执笔撰写的文章，一是阐述中国开设证券市场的构想，二是介绍当时积极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设立的“民间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
“文章是我写的，思路是大家的。”谢思敏说。谢说的“大家”，包括高西庆。高西庆曾留学日本，向日本人介绍中国证券市场，理所当然由他来执行。谢说，联办中与高西庆一样有留学背景的还有王波明、李青原等人。
现在看来，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谢思敏等一干人应当是标准的“海归派”，只是当时并不时兴这样的称谓。而中国的证券市场，正是发韧于这班老一辈“海归”。
1988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王巍三人共同执笔，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稍后，当时人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高西庆等8人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并于1988年11月9日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其时，高西庆回国仅3个月，身份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1989年3月15日，中信、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联办，宫著铭任总干事长，高西庆为首席律师。
谢思敏回忆说，创立联办的初衷就是想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1989年后，这一设想搁深浅，但联办创办中国证券市场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不久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而联办都是主办单位。
自此，中国的证券市场遂逐渐蓬勃起来。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成立，作为其办事机构，中国证监会诞生。高西庆担任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历时3年。
是时，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证监会逐步渡过“摸石头过河”阶段，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卸任。
高西庆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有过如下一段话：“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有资本市场——这不是恭维，而是说股票市场现在的弊端该由我们负责，或者说证券市场搞早了。”此番表态，虽不乏作秀，但当仁不让的豪气还是溢于言表。
最愿提及的两件事
从学者到官员，角色的巨大反差，高西庆应付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发行部主任这一位置。
股票发行是中国证券市场最为人诟病的一个环节，用证监会一位官员的话说，是“用最行政的方式解决最市场化的问题”，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更为突出。“额度”分配给每个部委、每个省，而公司要上市，只能剑走偏锋。
据知情人透露，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间，最愿意提及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发行。
这两件事，高西庆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干的是实事。
1995年10月，高西庆主动辞职。辞职后，回对外经贸大学教了一年书，又出山担任中银国际总裁一职。“二进宫”是在近4年后，一纸调令摆在高西庆面前，官至证监会副主席。
随后上任的证监会第4任主席周小川与高西庆互为旧识。上任伊始，周开宗明义：一、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二、证监部门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决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三、证监部门要创造机构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宜过多介入业界机构的管理和风险处置。
此3条，简言之，就是证监会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
“有了思想路线，一定要有组织路线来保障。”证监会一位官员说。该说解释了这届证监会中的“海归情节”。
2000年初，证券市场有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即高薪聘请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随后，“海归派”大量涌入。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有了思想路线，有了组织路线，接下来的事情却并未水到渠成。
国有股减持风波
中国证券市场的症结在于股权分裂。感受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海归”们更明白“股权分裂”意味着什么，打破它就成为此届证监会的当务之急。
2001年6月12日，由财政部牵头，包括证监会、经贸委、计委等6部委召开部级联席会议，高西庆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会议做出“以市价减持国有股，补充社保基金”的决定——重病用猛药，乱世用重典，“国有股减持”大幕由此拉开。
决定公布后，股市剧烈下跌。随后的5次国有股减持会议，官员、学者对减持方案争论激烈，但减持的大旗一直未倒。
2001年底，证监会公开征集市场人士意见，对6月2日的减持方案进行调整，应者如云。2002年1月26日，证监会选择资深学者林义相的方案，但再次引发市场下跌。
戏剧性一幕发生在2002年6月24日，当天证监会“暂停国有股减持”的通知使两市指数几乎以涨停开盘。
有内部人士透露，2002年6月间，证监会曾两次召集会议，再次商讨国有股减持方案，最后的结果是暂缓国有股减持，以法人股减持先作试点。但6月24日股市的巨量上涨，使证监会最终选择了退缩——毕竟大好形势来之不易。
谢思敏如今是远离市场之人，“别人在决策，证监会在监督，当然容易坐在火山口上。”谢思敏感慨道。
不仅国有股减持如此，好多事情也是异曲同工，如喧嚣一时的“创业板”。
2000年10月，受美国NASDAQ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指引，国内准备设立创业板市场，“创业型企业如何上市”成为深圳高交会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各种创业板论坛在国内随处可见。
但仅仅一年后，信誓旦旦的官员则踪影全无，只有周小川主席一句表态——“中国创业板不是没有戏而是很有戏”。
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对此表示难以理解。由于证监会官员的高调表态，数千家企业投入大量费用为上市做前期准备，证券公司同样如此，如今创业板开市无日，资源浪费无法估量。
同时还有信用问题。证监会对于深圳创业板何时开市曾经有过非常明确的表态，但突然变得谁也无法说清，人们自然会问：证监会说话都不算数，到底谁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
承诺的事没有办成，遭人埋怨，力促而成的事情，也得不到理解：
B股开放：偏激的人说“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理性的人说“没有后续措施——没有融资功能，没有机构投资者，与A股合并遥遥无期，开放到底为何？”；
A股增发：2001至2002年，46家上市公司增发，融资366亿元，且大部分公司增发后即“变脸”，不仅“圈钱”，而且“寻租”；
开放式基金设立：国内并无避险机制，而且在“熊市”推出，不合时宜等等。
应当说，以上种种，在西方市场都是成熟之举，移于国内，与“海归”思路一脉相承，而每每出台此类“市场化”举措，却遭受市场抵抗。学者韩志国有句论调：“牛市化解矛盾，熊市激化矛盾”，但“牛熊”的调控，最为周小川、高西庆所不齿。
书生意气未改
数载为官，高西庆变化几何？观察都有不同的角度。
谢思敏对高西庆的评价10年未变——“睿智而不失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未改”，是来自证监会内部的评价，论据是“还是不分场合地讲话，喜欢与人较真，有时显得傲气”。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议论：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了，还坐着一辆旧的本田雅阁。
有一个小插曲：2001年7月，美国信安公司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参加者包括吴敬链在内的知名学者和各部委一些司局级官员。
轮至高西庆发言，其开场白是：“今天没有记者在场，我可以畅所欲言。”那天讨论的话题是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高西庆：“照我个人的看法，国内的基金公司，没有一家有资格来管理运作社保基金，如果可能，全部引进外国公司，但目前国家法规不允许呀……”
谢思敏在谈到高西庆时，曾有一句评语：不迷恋官位。这从高的首次主动辞职已窥得一二，从这个层面而言，此时的高，应当不是一位失意者。
“他是一个改革者，清楚自己的角色，”证监会的一位官员说，“市场化进程的功效，现在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将来一定会体现，而投资者一定会享受到这场改革的成果。”
据这位官员介绍，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上任的第一天，公开表示：保持两届领导班子政策的连续性。
但改革的成本是否又意味着数千、数万亿市值的蒸发？也许对普通股民而言，你许他一万个美好的未来，不如给他一个真实、温暖的现在。
对于自己的沉浮，高西庆不愿多谈。本报记者多次联系他，他说：“现在只想好好休息。”
高西庆沉浮
●1953年9月出生于陕西，中共党员。
●1983年8月—1986年5月，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Duke University Law School)攻读美国法律；
●1986年8月—1988年8月，在纽约华尔街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任执业律师，主要从事政府与公司筹资等金融、证券方面的法律工作；
●1990年底，创建海问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991年创建海问律师事务所，其间参与起草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1997年5月—1999年7月，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