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唐史家、政治家的诗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唐论文,诗学论文,史家论文,政治家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了将近四百年分裂动荡的痛苦之后，在隋的基础上，唐代重新完成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唐初的君主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武德年间，高祖李渊采纳秘书丞令狐德棻的建议，下诏修魏、周、齐、梁、陈、隋诸史，但没能完成。贞观三年，太宗李世民下诏重修诸史。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修隋史，姚思廉修梁史、陈史，又命房玄龄、褚遂良等人在旧有各家的基础上，改撰晋史。同时李延寿又撰成《南史》、《北史》。上述诸史，《南史》、《北史》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正式发布流传，《隋书》十志成于高宗时， 其余则均在贞观年间完成。
上述诸史的修撰者均是初唐重臣。其中尤以魏征、令狐德棻、李百药为甚。他们大都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在初唐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这些人亦以文学名世，他们的理论和创作极大地影响了初唐文坛。
诸史的文苑传（或文学传）、经籍志、帝纪总论以及作家的列传等部分中，涉及了很多对文学问题的看法，其中不少是诗歌方面的。初唐史家、政治家的诗歌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充满了理性和思辨色彩。综合地看，他们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诗本体
《隋书·文学传序》讲：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
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据《旧唐书·魏征传》，《隋书》序、论皆为魏征所作。魏征是初唐最杰出的政治家，贞观中曾任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他主持参加了梁、陈、齐、隋等史的修定工作，另主编了《群书治要》、《文思博要》等书。上引《隋书·文学传序》中，他集中阐释了对诗的本体特征的认识。他首先引《易》、《易传》中的论述并佐之以尧、周之世的历史事实，用以说明诗道之可尊。《易》所谓的“天文”、“人文”之说其实质乃是从宇宙自然之中去推究诗的本原，从而强调了诗乃至文学的崇高地位。魏征在这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他看来，文学之道与天地宇宙共存，文学应当担负起化成天下、表著时政的责任。这一思想既继承了先儒的诗本体意识，又熔铸吸收了魏晋以来的文学自觉精神，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所讲的“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所讲的“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等论述都体现了同样的思维轨迹和诗歌趣向。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所谓的“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即系从中化衍而出。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魏征具体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诗的性质作用。一是“经纬天地，作训垂范”“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即传统意义上的言志功能；一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即与言志相对而言的缘情作用。他总结说“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君子用心于诗道，一方面是为了讽谏劝谕，促进社会政治的改良，另一方面是为了舒泄忧闷，抒发一己之私愤。由此看来，在魏征这里，言志与缘情是并行不悖的，两者只是对诗的本体特征的不同运用而已，并不存在着人为的对立。魏征的这一思想同时也代表了初唐史家、政治家的共同诗歌倾向。《陈书·文学传序》讲：
自楚汉以降，辞人出世，洛
、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
《梁书·文学传序》云：然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
《北齐书·文苑传序》：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
《隋书·经籍志》集部：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
这些论述都将言志与缘情并举，有的时候，他们又往往将这一观念由诗扩展到文。我们知道，自《尚书·尧典》首倡“诗言志”以来，“言志”与“缘情”遂成为人们对诗本体认识的两条基本线索。先秦两汉时期，与儒学的绝对统治地位相关，“言志”成为那一时期诗学的主要倾向；魏晋之世，随着儒学的衰微、思想的解放，缘情理论遂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在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和诗歌艺术的自主性作用下，人们对诗本体的认识从来就不是孤立和片面的。无论是政治上的高压还是文化上的禁锢、哲学上的偏见，都不能从根本上泯灭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因此，即使是在汉代，却也出现了像《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那样的公允之论。魏晋之时，陆机首倡“诗缘情”，但他并不排斥和摒弃诗的现实功用和社会价值。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更明确地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也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们都对诗的本体特征作了全面、合理的阐释。从批评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对诗本体的观照经历了一个由外部向内部、由客观社会环境向创作主体的转化，这和西方早期诗学由摹仿论向表现论的嬗变很相似。初唐的史家、政治家们完成了诗的外部与内部、客观环境与主体精神并重的历史性回归。这种回归尽管已有前人的相关探索作基础，但只有到了这个时期才真正地从理论上使之确立。参加过《隋书》修撰的孔颖达更以简洁的方式阐述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1〕初唐史家、 政治家对诗本体特征的认识无疑是正确而全面的。这一认识是在总结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显示出人们的诗学观念已呈现出新的可喜的变化。不仅如此，情志并重更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唐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论诗的审美特征
初唐史家、政治家在总结六朝经验的基础上，坚决地把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在了首位。这一观念的形成是与其主体心理基础和现世的价值论基础紧密相联的。从太宗到诸史家、政治家，他们都一致认为文尚轻艳、不涉教化是六朝频繁衰亡的重要原因；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应吸取教训，以文载道。上引《隋书·文学传序》中，魏征指出：“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赞》中也讲：“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他们都对六朝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从而提出重视诗歌现实性的要求。
另一方面，初唐史家、政治家对诗的审美特征多有肯定。六朝人的审美情趣，六朝诗歌中所显示出来的词藻、声韵之美又极大地感染着他们，而诗歌本身声、色、韵、采等方面的美又时时激荡着他们的心灵。因而，在他们的有关论述中时时体现出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浓厚兴趣。《陈书·文学传序》云：
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
后主陈叔宝一方面“傍求学艺”，躬自实践，创作了不少词采华茂的作品；另一方面又以行政手段鼓励“辞工”。历史上的陈后主荒淫无道，耽于享乐，充斥其作品的是歌舞风云、春秋花月一类的内容，对于国家安危和民生疾苦无所用心。对于这些，《陈书》作者姚思廉却避而不谈，他更多的是表现出对后主“雅尚文词”“焕乎俱集”的激赏和推崇。《陈书》的这一思想倾向颇具代表性，它突出地显示了初唐史家、政治家的审美情趣。《晋书·文苑传序》曰：
……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
作者对前世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征多所赞扬，而对西晋诸人的作品尤为推崇。文律之谐、遒举之格、藻绚之美、彬蔚之盛、清丽之风甚至“综采繁缛”都令作者心弛神往。为后人所普遍不满的晋世以来的绚丽藻饰之风，在初唐史家、政治家看来也是可取的。《隋书·经籍志集部序》就曾讲到：“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黼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乎云天。……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在他们看来，晋和南朝诗歌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审美意义，从诗的艺术角度而言，这些特征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北齐书》继承孔子的观点，更从理论上作了阐释：“若或言之不文，岂能行之远也。”《周书》批评苏绰：“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指出苏绰之失在于盲目崇古以至矫枉过正，过于质朴。这样的作品并不能为世人所喜欢，也不能行之久远。因此，适当的文饰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周书》具体提出“其辞也欲巧”的主张。
从本质上看，魏征、令狐德棻、李百药、房玄龄诸人是政治家、史学家而不是诗人。与一般诗人相比，他们对诗的见解更富思辨色彩。他们一方面提倡诗的现实精神，而另一方面对诗的辉焕彬蔚、宫商相缪等形式美大加推崇。前者是在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约束下形成的，而后者则是基于士人的人格结构和心理境界，具有鲜明的人学精神。与裴子野、李谔、苏绰那种否定前代文学的态度截然不同，初唐史家、政治家能以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去分析、评价前人的作品，去公正、客观地认识文学现象。《隋书·经籍志集部序》讲：“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也讲：“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这些论述继承了刘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的进步思想， 以客观的精神和历史的批评方法去对待每个时期的诗歌风貌。在他们看来，诗歌审美特征的形成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应当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有所借鉴和学习。不仅如此，他们同时强调，诗歌审美趣向的形成又与作家的品行修养及其后天努力程度密切相关。《晋书·文苑传赞》讲：“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北齐书·文苑传序》强调，人的诗才有“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的一面，同时后天的努力“强学广其闻见”也是很必要的，“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这些认识显然很具思辨性。可以看出，初唐史家、政治家对文学遗产和文化现象的审视，既注重了它的时代、社会基础，又注重了它与作者自身审美情趣的联系。他们以发展的、而不是退化的，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创新的而不是复古的态度正确分析了古与今、内容与形式以及风格等问题。依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在他们看来，诗歌的审美特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崇尚和喜好诗歌的藻饰、声律、色调等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这种审美情趣，客观上助长了初唐的形式主义文风，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三、论南北诗歌
初唐的几部史书都对前代文学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探讨。屈原、两汉辞赋、汉魏诗歌等都是他们探讨的重点。《晋书·文苑传》：“逮乎当涂基命，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这段论述开陈子昂“汉魏风骨”理论的先河。不过，他们对汉魏及此前文学多所肯定，持论不够全面。
对前世文学的论述最全面、最详细的要算南北诗歌。初唐史家、政治家从形成原因、风格特点、利弊得失等方面对南北诗歌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相对正确的结论。其中对江左诗歌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梁、陈两代。魏征讲：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陈书·帝纪总论》）
太宗《萧纲》……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梁书·帝纪总论》）
梁自大同（武帝萧衍年号）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指元帝萧绎）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
李百药讲：
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心
心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北齐书·文苑传序》）
《隋书·经籍志》也讲：
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彫琢蔓藻，思极阖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
大致说来，他们对江左诗风的批评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不崇教义，“雅道沦缺”，“情多哀思”，伤风败俗。尤其是宫体诗，“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平庸混浊，于世无补。形式上，偏尚淫丽，雕缋满眼，轻险浮艳，音律不谐。初唐史家、政治家对这样的创作风尚是十分愤慨的。他们从“诗歌之道与政合”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指出其不良文风直接导致了亡国。持沦虽然稍显偏激，但总的看来还是切中了江左诗风的要害。梁陈时期，诗歌作者多为上层贵族，如萧纲、萧绎、徐陵、庾信、张正见、江总等，其诗歌内容贫乏、格调低下。而风行一时的宫体诗，又用心于女子的晨妆、夜思、服饰、神态，秽浊庸俗，轻艳淫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股浊流。形式方面，他们讲求偶对声律，务为精密新奇，淫丽浮艳，轻险工巧，因此刘勰评价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3〕隋朝李谔也批评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 ……竟一字之奇，争一句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4〕初唐史家、政治家们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 对齐梁诗坛的不良风气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的这些主张，对于端正初唐文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六朝余弊在初唐并未消除。即以宫体诗而言，初唐很多人都作过这类诗，包括唐太宗、上官仪，甚至力主排斥此体的李百药。经过“四杰”、陈子昂等人的努力，这种诗歌才逐渐被逐出诗坛。
初唐史家、政治家对北朝诗歌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隋书·经籍志集部序》：
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词，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纭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
这里首先指出，由于连年战争，干戈不息，北朝的诗歌创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北魏文帝虽重视诗歌，但当时的作品“例皆淳古”，在形式上过分质朴而缺乏文采。北齐诗歌成就较高，作家数量多，“清辞雅致”之作不断涌现。而北周草创，国内多事，君臣致力于国家治理而无暇顾及诗歌创作。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由于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北朝诗歌创作的成就远不及南朝。《隋书·文学传序》中特别提到了北朝的温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人，把他们与南朝江淹、沈约、任昉等人并举，称赞这些人是“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但实际上，北朝诸人的成就是远不及南朝沈约等人的。《隋书·文学传序》还进一步论述了北朝诗歌的风格是“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指出其朴素、刚健、充实的特点。
《北齐书·文苑传序》亦云：
爰逮武平（北齐后主高纬年号）政乖时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原夫两朝（梁、北齐）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何哉？盖随君上之情欲也。
北齐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二十几年，诗歌成就寥寥。李百药评价北齐诗歌“唯藻思之美”，但“雅道犹存”；并进一步指出，由于北齐统治者纵情声色，与南朝梁代一样“俱肆淫声”，直接导致了亡国。
《周书》对北朝诗歌的论述相对较为全面。《王褒·庾信传论》中，令狐德棻首先对十六国时期的文学状况作了描述：“既而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由于战争频繁、政局混乱，这一时期“竟奏符檄”一类的实用文书成绩卓著，而诗赋创作却“寂寥于世”。北魏时期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其“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个别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澹雅、沉郁之气，但总的看来缺乏“良宝”之才。北周文学成就相对较高，但苏绰过分强调质朴，又给文坛造成了不良影响。苏绰是北朝著名文人，宇文泰将之召为行台郎中。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竟至积劳成疾而卒。他在宇文泰的支持下，曾以行政手段改革文风，彻底否定魏晋以来的“华诞”文风。《周书》批评了他的这种片面复古的思想和狭隘的退化论倾向，提倡以复古为创新，要求辩证地去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令狐德棻对王褒、庾信的文才表现出极大的仰慕之情，称赞他们是“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但同时对庾信也作了相当严苛的批评：“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誇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这一评价只看到庾信“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那部分诗歌的风格特点，而对庾信西魏、北周朝的诗歌特色缺乏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比起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论述，《周书》的观点当然是很片面的。
在总结南北诗歌得失的基础上，初唐史家、政治家进而提出了合南北之长的进步文学思想。《隋书》讲：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入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者对南北诗歌进行了比较，准确地道出了两者的得失。北朝重气质，内容充实，风格刚健，但“理胜其词”，文采不足。不过这种诗风更切于时用。南朝贵清绮，从审美意义上看价值很高，但往往“文过其辞”，思想内容较为贫乏和空虚。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合南北之长的愿望，具体来说就是达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地。在论及隋代文学时，作者指出，由于国家统一，四海清平，使南北文学的融合成为可能。尽管高祖、炀帝时的诗歌风貌有所差异，但总的看来，合南北之长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也指出：
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
令狐德棻认为，融合南北，“斟酌古今”，文质相因，坚持创新，是文风改革的正确方向。六经百家、屈宋卿云，举凡古人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都要认真加以总结和学习，典重雄健、绮丽华巧，南北文学之长都要正确对待，合理吸收。南北诗歌或重文或重质，或尚远或尚巧，或繁或约，其审美趣味、创作风格、语言辞藻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以发展的、创新的，而不是退化的、复古的文学史观来看待古人的文化遗产，“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在熔铸吸收、改造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新型诗歌风格。
合南北之长的文学主张充分显示了初唐史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由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社会风尚、政治环境、语言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南北诗歌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南柔北刚，南媚北庄，这种分别是十分明显的。南朝诗风华艳柔弱，而北朝的粗犷和厚重正好成为它所需要的新鲜因素；北朝诗风刚健沉雄，但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显得疏野直露，而南朝诗歌的清新秀雅又可以弥补这个不足。南北融合、文质互补，就可以使诗歌创作呈现出“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的气象。初唐史家、政治家们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南北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满怀激情地期待着这一局面的出现。此后，唐人经过数百年的探索和总结，终于逐步完成了南北诗歌的融合，从而使诗歌创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综上所述，初唐史家、政治家对诗本体、诗的审美特征以及南北诗歌等问题均有较为深刻的阐述。他们的论述体现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朴素的方法论，既做到了宏观的考察和把握，又注意了微观的剖析和研究，客观上为唐诗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由于时代条件，文化氛围及个人学识方面的限制，他们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时候，持论往往不够全面，甚至溶入了不少个人的喜尚好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能以自己突出的诗歌创作为当时和后代人树立榜样，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当时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使诗风和诗体改革的进度受到了限制。但无论如何，初唐史家、政治家的有关理论在唐代诗学体系中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注释：
〔1〕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
〔2〕《文心雕龙·时序》。
〔3〕《文心雕龙·物色》。
〔4〕《上隋高祖革文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