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实证论文,体育赛事论文,评价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1）03－0007－07
作为城市发展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事件，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中城市均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其发展的重要契机[1]。然而，机遇与风险并存，由于缺乏对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关系的认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而言更像是一种投机行为[2]；因此，如何正确评估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的影响，利用大型体育赛事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有关赛事对举办城市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奥运会、亚运会的影响，对全运会这一全国性、综合性体育赛事涉及颇少。此外，多数研究是评估赛事对城市的短期影响，鉴于城市发展的长远和可持续性目标，本文着眼于赛事对城市发展的长期效应，以广州市举办的第6届和第9届全运会（以下简称六运会和九运会）为例，运用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就赛事对广州城市发展的长期影响进行全面分析、比较和评估，旨在为我国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提出决策和行动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对广州市30年间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六运会、九运会）的横向、纵向比较，就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
1.2 研究方法
结合目前相关研究的情况，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模式，通过理论分析、经验选择和德尔菲法等，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通过六运会、九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选取广州市作为个案城市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从广州市在我国的地位来看，其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广东省省会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中国三大都市圈之一——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广州市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时经历了旧城更新，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城市体育方面，自1949年以来，广州市举办了多项体育赛事，其中规模较大有1987年的六运会、2001年的九运会和2010年的第16届亚运会。就赛事本身而言，六运会和九运会是同等规模的赛事，且发生在同一城市，但六运会与九运会在赛事筹备期间的城市规划不同，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也应有所差异。
2 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简要过程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对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结构、特征及其构成要素的客观描述，并通过对赛事影响城市发展指标的定性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目标的3层因素：第1层次是总目标层次，即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它是综合评价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第2层次是中间层次，将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把经济因素、社会生活因素、人口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作为具体的评价指标的类综合；第3层次是指标层次，它由反映评价目标的各方面统计指标所构成[3]。
2.2 评价指标的确定方法、依据及结果
本文对国内外体育赛事领域的专家、地方体育局领导、城市规划专家等15人，进行了前后2轮的专家问卷调查，问卷全部收回，有效问卷率为100％。对第2轮专家问卷调查结果的处理，采用了数理统计法定量选取代表性的指标，确定依据是：①指标的变异系数小于0.25；②专家的评价结果取得一致性检验，即P＜0.01或P＜0.05；③所选指标的平均得分在3.5分以上（达到总分的70％）。以一级指标的统计结果为例，经济、社会生活、人口、生态环境4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00、0.000、0.119 2、0.1159，一致性系数为0.901，P值为0.000＜0.01，说明所设一级指标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可信度高。二、三级指标的选取同上。最后构建由经济指标、社会生活指标、人口指标、生态环境指标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对于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主要步骤是：①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层次结构模型；②逐层构造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评价指标的两两判断矩阵；③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其中，两两判断矩阵是指对所列的每一层次纵横两列指标，进行重要程度的两两比较。
以表1为例，首先将行指标A1分别与列指标A2、A3、A4进行重要程度的判断，其次将行指标A2分别与列指标A3、A4，行指标A3与列指标A4进行重要程度的判断。如当第1行一级指标“A1经济影响”与第2列一级指标“A2社会生活影响”（即A1与A2）比较时，若认为“经济影响”和“社会生活”2个指标对赛事影响城市发展“同等重要”，则在2个指标交叉格内（带有括号部分）填“1”，若是“略微重要”则填“3”，若是“明显重要”则填“5”。若2个指标相比，前者比后者的重要性介于相邻两者之间，则可用数值“2、4、6、8”表示。若认为后者比前者重要，则用以上相应数值的倒数表示[4]。
本文发放专家调查问卷12份，全部回收，其中10份问卷所填数据合理有效，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表1为其中1位专家对4个一级指标作出的判断矩阵。
层次单排序采用和积法，表1中的W即为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值，该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4.042。一致性检验结果：CI＝
－n/n－1＝4.042－4/4－1＝0.015，查表RI＝0.900，随机一致性指标CR＝CI/RI＝0.015/0.900＝0.017＜0.10。当CR≤0.1时，比较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当CR＞0.1时，比较判断矩阵不一致，必须进行修正[5]。依此，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同法得出此专家对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二级和三级指标的评价权重。最后以几何平均数的方法，计算出10位专家所赋予的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各级指标权重的平均值，构建完整的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
3 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实证分析
为了准确地测量赛事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本文所用指标数据均直接来自《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广州统计年鉴》、《广州50年》、《广州体育年鉴》，在评估过程中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统计年份的选取。为了从宏观上评估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本文将选取1990—1996年作为无赛事的年份与六运会和九运会承办期的指标进行比较。其中，赛事影响年份为全运会申办成功当年（因六运会为政府指定，为五运会结束后1年）起至全运会结束后2年，因此，六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的统计年份为1983—1989年，九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的统计年份为1997—2003年。
第二，统计数据的缺失。由于历史原因，1983—1989年的统计年鉴中，部分指标数据缺失，因而无法准确地运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影响评价，只能通过现有数据对各年份进行比较说明。
第三，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的处理。在计算过程中对于极个别由于统计年鉴口径不一致导致的数据缺失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3种：①对该指标的有效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如果
＞0.9，则用代入回归公式计算缺失值；如果＜0.9，系列中间数据用前后年的数平均值代替，系列头尾的数据用该年数据的邻近年数值代替；②对于数据中出现的极个别异常值，视为缺失值处理；③所有涉及价格因素的数据均按可比价计算。
第四，为了解决各指标不同量纲难以进行综合汇总的问题，一般在完成数据收集工作后，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度量处理。本文选用相对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具体步骤是，首先给每个评价指标确立一个评价标准值，通常是排名年份中指标的最好值为1，然后依此为标准对其他年份从0～1进行赋值。
第五，为了评价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出“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评价指数”的概念（简称“指数”）。该指数通过对指标数据标准化后赋权加和计算得到，其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越大。赛事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则可以利用综合指标法进行计算，即采用线性加和的方法计算出影响指数：
。以经济规模效益（以B1表示）为例，其由4个三级指标（C1、C2、C3、C4）构成，则经济规模效益指数＝C1的权重×C1分值＋C2权重×C2分值＋C3的权重×C3分值＋C4权重×C4分值。由此得出六运会、九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的评估结果。
第六，运用Excel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对广州举办赛事（1983—1989年、1997—2003年）与未举办赛事年份（1990—1996年）城市发展的影响。计算公式为：x＝（c/a）^（1/n）－1，其中a为基因数额，n为年限，c为期末数额，x为平均增长率，即用期末数额除以基因数额开年限次方减1，而开年限次方就是乘年限倒数次方。
3.1 宏观评估：评价指标年平均增长率
所谓宏观评估，是指通过广州市无赛事年份与有赛事年份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指标的对比，分析赛事对城市发展的长期影响。但由于统计数据中缺失某些指标数据，很难对广州市有赛事和无赛事年份的所有指标进行一一比较，只能通过部分指标进行说明。
通过表3可以看出，在经济方面，广州市在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从第6个“五年计划”到第10个“五年计划”，甚至每年，广州市都有重大建设项目，因而受赛事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赛事期间则明显快于无赛事时期，同时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明显降低，可见赛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社会生活方面，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在赛事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无赛事阶段，能够反映出赛事期间城市在道路设施方面的规划和投资。由于前两阶段的数据缺失，人均拥有的公共体育设施面积无法进行客观比较。同时，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比重则逐阶段下降。可见，从长远角度看，赛事对整个城市居民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比重并无显著影响。人口方面，有赛事时期和无赛事时期，城市化率的年平均速度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赛事期间城市偏重于新城（郊区或乡镇、农村）投资和建设所引致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生态环境方面，九运会期间，市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无赛事期间，可见赛事对城市绿化的积极影响。
3.2 微观评估：各指标指数
所谓微观评估，是指通过六运会、九运会赛事筹备、承办和赛后7年间的城市发展指数的变化，分析赛事不同阶段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六运会与九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的差异。其中，个别年份的个别指标数据缺失。
3.2.1 经济指标（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经济规模效益指标方面，六运会与九运会对城市经济规模效益的影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也不完全相同，如赛事筹备前3年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第4年降至第1年水平，比赛当年虽有所回升，但仍低于筹备期最高点。相比之下，六运会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有所攀升，九运会后仍低于赛事当年，可见筹备赛事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压力。GDP与地均GDP值则呈持续增长状态（其中，因广州市面积的减少，1988年和1989年的地均GDP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年份），由于影响GDP值的因素较多，很难剥离出赛事对GDP的贡献值，且受广州城市面积变化的影响，赛事对GDP和地均GDP的影响很难进行分析。从经济规模效益的综合影响指数看，赛事举办前1年有所下降，举办当年回升，可见赛事对举办当年城市经济规模效益的瞬时积极影响较为明显。
在经济速度指标方面，六运会与九运会对城市经济速度的拉动作用表现在赛前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的提升。其中，1988年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异常值（1988年广州市土地面积由原来的16631.7
减少为7434.4）。
在经济结构指标方面，赛事举办当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最高。近几年开始有了体育产业的统计，侧面反映出体育产业（包括体育赛事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重要性，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在2002年达到0.394％，超过当年全国平均值的0.3％，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浙江[8]。两次大型体育赛事对广州市体育产业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广州市体育人口的增加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其二，赛事能够为城市留下大量的体育设施和基础设施遗产；其三，赛事举办能够为城市积累丰富的体育产业运营人力资源；其四，举办赛事所建立的商业关系和经验，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经济繁荣指标方面，新增就业岗位增长率在赛前较赛后高，其他指标的差异性不显著。可以推断由于赛事筹备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以及对赛事后相关产业的拉动，新增就业岗位较多。随着赛事的举办，基础设施建设的停工以及赛事后相关产业关联的失效，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呈下降趋势，间接说明赛事所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多是短时性的。
3.2.2 社会生活指标（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在生活质量指标方面，九运会举办当年人均铺装道路面积较举办前显著增加，六运会举办当年变化不甚明显。赛事当年的人均拥有公共汽车量在赛事期间达到最大值。广州市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面积自2003年有统计，为0.24
，居全国省会之首[7]。
在城市形象指标方面，除2003年有所下降（不排除“非典”作为突发性事件对旅游的影响）外，赛事期间城市旅游收入持续增长。从事件旅游的理论来看，一般重大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表现为事件当年“爆炸性”提升，赛后则可能出现短时性萎缩现象，也被称之为“后事件效应”[9－10]。但北京亚运会的旅游业在赛后并未出现下滑，而是持续上扬，与六运会、九运会的发展曲线相似。有学者认为，由于1990—1991年北京采取了针对性较强的促进措施，使得北京旅游业在1990年亚运会影响下的超规模增长并未在亚运会之后的第2年出现下滑状况[11]。笔者认为，赛后旅游业的持续增长可能是赛事综合效应的结果，如投资环境的改善、城市形象的提升对旅游者的吸引，因此，旅游的后事件效应并非必然，而是可以避免的，需要赛事组织者长远规划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3.2.3 人口指标（表6）
儒家思想中将意识与行为的关系理解为“知行合一”，即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践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两者相互统一。本文对人口素质的评价指标即试图通过“行”来反映“知”。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人口素质指标上，大型体育赛事对于体育人口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举办当年体育人口的快速增长。每万人拥有专业科技人员数在2000年增长迅猛，此后稳步上升。居民娱乐服务支出比重在赛前1年提高幅度较大。
在人口结构指标上，有赛事时期广州城市化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无赛事时期的指数，赛后的城市化率指数提高显著高于赛前，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赛事对新城的开发引发的人口迁移效应。从前文分析可知，赛事当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指数最高，然而从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总数指数的变化看，赛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总数急速增加，结合无赛事阶段，即1990—1996年第三产业占GDP贡献率的年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且通过对1983—1989年、1997—2003年两个阶段消费品价格的变化[12]，能够推断出赛事举办当年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的提高可能缘于价格的提升。
3.2.4 生态环境指标（表7）
表7显示，在环境建设指标方面，六运会和九运会对市区绿化覆盖率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变化规律不同：六运会期间，赛前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阶段最高值，赛后则呈下降趋势；九运会举办当年市区绿化覆盖率最高，赛后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赛前值，能够看出赛事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此外，六运会和九运会举办前2年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激增，六运会后第2年则出现下降趋势，九运会后持续上升。
在环境治理指标方面，由于1983—1989年间大量数据缺失，对环境治理指标的分析存在一定难度。但赛事当年城市污水处理率最高，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赛前1年和赛事当年最高，而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则在赛事当年达到最低值，可见赛事对城市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3.3 分析与讨论
六运会与九运会对广州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人口、生态环境发展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且赛事影响城市发展的宏观（即长效）和微观（即短效）评估结果有所差异。同时，六运会和九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从宏观评估结果看，赛事对广州城市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究其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每个“五年计划”时期，甚至每年，广州都有重大建设项目，因而受赛事的影响并不明显，但赛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社会生活方面，赛事对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平均增长速度影响较为明显，反映出赛事对举办城市基础交通设施的要求和赛事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巨大。人口方面，若赛事场馆及相关设施集中在新城（郊区或乡镇、农村），则对农村人口城市化影响较为明显；若赛事场馆及相关设施目的在于旧城更新，则对人口城市化影响较小。此外，赛事对城市绿化的影响较为明显。
从微观评估结果看，六运会、九运会对广州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和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面积的扩大，以及对城市旅游的促进，但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人口指标与宏观评估结果一致。在生态环境指标方面，尽管赛事期间城市绿化率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都有所提高，但赛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同时赛事期间，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急剧涌入，噪声污染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城市经济指标方面，除在第三产业占GDP比例有所提高外，其他指标变化并不明显，这一结果显然并不支持城市举办赛事的初衷或原动力，即促进经济发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作为一种产品，尽管体育赛事具有较高的垄断性、供给数量的有限性等特征，但其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其他事件如世博会等大型活动或项目，甚至是政府经济政策、制度的调整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对城市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鉴于体育产业的统计历史较短，未能就六运会与九运会对广州体育产业的影响作出系统评估，然而体育赛事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内容，其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无疑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此外，六运会与九运会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不同时期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不同，城市决策者就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理解和把握程度也不同，造成不同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的差异。以下对六运会、九运会、广州亚运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全运会历史上，根据举办模式可将其分为3个发展阶段[13]：第1阶段为“政府办阶段”（第1～3届全运会）；第2阶段为“政府办向市场办过渡阶段”（第4～8届全运会）；第3阶段为“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阶段”（第9～11届全运会）。
1987年广州举办六运会是1982年国务院指定的，六运会的举办对广州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尽管体育赛事的市场开发已经萌芽，但举办全运会对城市来说仍是较大的经济负担。为了解决过去举办全运会的经济亏损状况，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六运会进行了大胆的商业操作，且较为成功。尽管如此，广州城市发展与六运会之间仍缺乏有机的融合，因为单纯为了追求赛事经济而进行的建设很难对城市发展产生多方面积极、持续的影响。如六运会前城市绿化率有所改善，赛后即出现下降趋势，可推断出赛事承办者就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尽管广州承办九运会仍旧是国家指定，但由于2001年的九运会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大型体育赛事，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2001年初广州市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时任市长的林树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以迎接和承办九运会为契机，全面完成“三年一中变”的各项任务：要调整完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继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整治城市环境[14]。将九运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然其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管理者和赛事组织者已经意识到融入城市发展的整体布局是城市举办赛事的关键。
在2010年，广州又举办了亚洲地区最大的体育盛会——亚运会。就目前来看，广州市公共快捷交通和广州市番禺区的容貌等状况的变化较为明显，但亚运会对于广州城市发展的长期综合影响仍待时间的检验。
4 结语
在世界各地为举办大型赛事而展开白热化竞争的时代，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问题也成为学界愈加关注的焦点。各国城市政府均试图利用大型体育赛事实现城市复兴、城镇改造和新城建设等城市发展问题。然而，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社会影响较经济影响大，经济影响的即时效应较为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明显。同时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些是可避免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且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因此，对城市发展进行赛前、赛中和赛后的评估是必要的。
收稿日期：2010－12－08；修回日期：2011－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