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策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11-0066-04
战国策派是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时期)大后方独树一帜、引人注目的著名学派。其以1 940年4月创刊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和1941年12月创办于重庆的《大公报》副刊《 战国》为阵地，宣扬“尚力”主义思潮，主张“英雄崇拜”，高呼“又一度战国时代” 的来临。战国策派在历史、政治、文学等角度提出的激进主张和文化重建思想被当时在 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中共党的理论刊物《群众》批判为“法西斯主义”，[1]在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战国策派又被贴上“为国民党 统治提供学理依据”[2](P25)的标签。然此学派刊物在当时却是“读者想望甚殷，即断 简残篇，亦争相传诵。当时读者虽众，发行数目不多，存者视若珍宝，不肯借阅。”[3 ]战国策派在文艺上的代表作四幕话剧《野玫瑰》于1942年3月在重庆开演便盛况空前， 场场客满，以后更成为不少剧团的保留节目，常演不衰，深受观众欢迎。
显然，我们对这段史料的钩沉中发现了两种差异巨大的接受情境，在同一历史语境下 ，前者的“法西斯主义”和后者的“深受观众欢迎”构成迥异的悖论话语。究竟孰是孰 非，学者自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战国策派在实质上并非法西斯主义，而 是自由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探寻民族国家出 路的焦灼的强国梦，在文学的角度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一、何为民族国家文学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中国的现代民族国 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此相联系的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 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几乎同步(前者以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发端，后 者则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起点)，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有的学 者提出将现代文学定性为民族国家文学，并认为与“民族文学”强调与世界文学对立统 一关系的提法不同，“民族国家文学”要求揭示的是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 系。”[4](P470-P471)此种观点显然受到1986年秋季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发表在 《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的《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的影响，在文中 ，杰姆逊“通过‘民族寓言’的说法，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 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5](P472)。
民族国家文学的理论渊源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梁启超的新小说运动，在《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任公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 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 欲先学艺，必先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兴人格，必新小说。”[6](P1)将小说提高到 改良社会、群治、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此乃民族国家文学理论之滥觞也。
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蕴含了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胡适在1918年4月《新青年》 4卷4号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提出文 学革命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此处的“国语”即是指与古文相对的白话 ，“正是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传统士大夫与民众对立的二元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以往言文 不一致的局面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民族共同语，而新的民族共同语对于构造现代民族国家 有着重要意义。”[7]正如汪晖指出：“文学的语言实践是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体现，或 者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部分。”[8]正是从新 文学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与维度出发，五四新文学可以看成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
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承延了民族国家文学的理论脉络，又因为处于救亡图存特殊的历 史语境下，其对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上更强调诉诸一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感，主 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提倡激发民族活力和重建现代具有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 ，以唤起人们的救亡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消除内争一致对外。
二、自由知识分子焦灼的强国梦
战国策派在文学上的主要代表是西南联大的陈铨、云南大学的林同济等高校自由知识 分子，其不涉政争党争的自由主张可以从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第2期的《本刊启事 》(代发刊词)中体现出来，即“……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 主旨……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 留美知识分子(其中陈铨还留学德国，获得德国克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中国抗战进 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一股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的颓废气氛在大后方弥漫开来，这些 富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意识到，这股巨大的颓废情绪，是全民族抗战最大的敌 人。”[9](P176)而追溯其文化根源，则是一种顽固的国民劣根性。因此，从文化上找 出国民性的软弱与不足并对之进行改造，既能给衰萎的民族躯体注入新生的血液与疗救 的药方，又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战国策派这种挽救中国的文 化重建思想具体体现在文学的维度上则可分为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两方面。
首先，在批评实践上，战国策派学人表达了强烈的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意识。在1 940年4月1日《战国策》创刊号上，林同济作《战国时代的重演》，文章认为，当今“ 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战国策”派的称呼即因《战国策》杂志而得名， 又因此文也可称为“战国派”)。在这“战国式的火拼”的时代，“我们更不得再抱着 中庸情态，泰然捻须，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懒国家的生涯”，而要“建设道地 的‘战国式’的国家”。提出“要取得世界和平的资格，先栽培出能作‘战国之战’的 本领”。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些根据历史形态学方法论推断出的矫枉过正的激烈措辞，虽 不免偏颇，但其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严峻的历史情境，正如梁启超在西方列强环伺 中国的危机中说：“古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10](P35)“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 最根本的问题，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11]所 以，战国策派体现的是一种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要求民族国家强大以抵抗外辱的焦 灼渴望，并非为某些批评家所诟病的“好战”主义。在此思想观照下，作者对文学的基 本看法以1942年1月21日《大公报·战国》上发表的《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 ·虔恪》为代表，要中国的艺术家“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若睡意，我劝你们描写 暴风雪，暴风雪，冽冽搅夜眠。”显然，此处两种不同的审美对象代表两种迥异的审美 风格，林同济从肯定后者出发，批判了前者生命力枯涩的“非抗争文学”。提出艺术创 作的三个“母题”——“恐怖”、“狂欢”、“虔恪”。“恐怖”即时空毁灭自我，这 是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狂欢”是自我毁灭时空，是从时空的恐怖中奋勇 夺得来的自由创造。而“虔恪”则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是“自我外发现了存在， 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由是自我与时空的战场上，降下了一道濯濯白旗，彼 此鸣钲收鼓”。作者关于“虔恪”的诠释显然受到了康德“绝对命令”说的影响。即“ 一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遵守的准则。是先验的、普遍 的、永恒的道德原则。”[12](P648)林同济强调“虔恪”的神圣、伟大、至善、万能， 而中华民族却因柔弱萎衰而缺乏“虔恪”，正是从民族生存危机和激发民族活力的视角 出发，林同济肯定了“恐怖”、“狂欢”、“虔恪”这些“特强度”的艺术创造，注入 与“战国时代”紧密相关的血性与阳刚之气，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即振奋民 族精神，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 而成具备“作战”本领的适应生存竞争的民族国家。
在1940年《战国策》同期创刊号上，除铨的《浮士德精神》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重塑 现代民族的观点。作者以歌德的浮士德为参照，对比了中西文化精神上的差异，指出浮 士德的精神是动的、前进的；而中国人的精神却是静的、保守的。最后陈铨振聋发聩地 大声疾呼：“中国数千年以来，贤人哲士，都教我们乐天安命，知足不辱，退后一步自 然宽!如果对于人生不满，认为是自寻烦恼。这一种不积极的精神，在从前闭关自守的 农业社会，外无强邻，还有相当的价值，处在现今生存剧烈竞争的时代，不改变这种态 度，前途只有黯淡不堪。”正是出于对传统陋习诸如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等 “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出发，陈铨要国民借鉴浮士德精神重塑现代民族，奋斗努力，永 不满足，不顾一切，这“也不是中国的理想，却正是目前最需要的精神。”
其次，在文学创作上，战国策派受到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规范与制约，或者说，战国 策派的创作与关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大语境紧密相连。在陈铨的《野玫瑰》、《蓝蝴蝶》 、《金指环》等七部剧作和长篇小说《狂飙》《冲突》、短篇小说集《蓝蚨蝶》等一系 列文艺作品，作者将文本的叙事时间设置在抗战阶段，在作品的主旨上，作者将全民族 的团结抗战作为叙述的核心命题，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了民族国家利益可以牺 牲爱情、生命，不同的利益阶层可以整合起来统一战斗。在《蓝蚨蝶》中，陈铨采用侧 面烘托的方式写了一位坚持民族正义感而不幸被日军杀害的机车员，尽管他深爱自己的 妻子，发誓死后也要化成坟上青草上的蓝蚨蝶，在她左右前后，飞来飞去。但在面临坚 持民族气节与维护家庭幸福的两难处境中，他从容选择了前者。在《野玫瑰》中，陈铨 塑造了一位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牺牲爱情与幸福的国民党间谍夏艳华，她在机智地放走 国民党特工，设计除掉警察厅长后，对临死的北平伪政权“政委会”主席王立民说：“ 你最厉害的敌手，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它像一股怒潮，排山倒海地冲 来，无论任何力量，任何机智，都不能抵挡它!”[13]
本·安德森把民族国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它是想象的 ，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 甚至听说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4]P11而现 代文学(批评实践)和话剧这种抗战中广为民众欢迎的艺术无疑是联系此种现代想象不可 或缺的重要媒介，正是这些文艺作品，唤醒了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民族意识，在他们 心中建构起一个关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在此想象的感召下，人们甘愿舍身求仁从容 就义。
综观战国策派在文学批评与创作上的实践，我们发现其是在民族国家危亡的历史语境 下产生，同时又因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参与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建设。正是从此视 角出发，战国策派在文学的维度上可看成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
三、纠偏之“偏”与接受“变异”
战国策派的文学体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殷殷爱国情和期盼国家强大御侮的焦灼渴望， 这和当时广大读者的审美期待是相契合的，因此读者“想望甚殷，争相传诵”。但战国 策派的文化重建构想在提出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时，选取欧洲风靡一时的“权力意志 论”作为理论资源和思想武器，大力宣扬“尚力”主义思潮，主张“英雄崇拜”，其以 纠偏为目的，却走向另一种偏颇。
“尚力”主义的提出始见于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林同济《力!》一文，作者 认为：“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在 1942年1月14日《大公报·战国》副刊上，林同济又发表《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 精神》一文，对此作进一步阐释，他在文中盛赞推翻了传统的地球中心的天文学而发现 太阳系的天文学家柯伯尼(Copernicus)。他将柯伯尼宇宙观用一句极简单的话来概括， 即是：“无穷的空间，充满了无数的力的单位，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 变。”这个宇宙的真理被林同济赋予深远的隐喻意义：现在国与国间的形势，其性质不 折不扣恰恰柯伯尼所说的在力的相对关系下，不断地动，不断地变。因此他号召中华民 族必须警醒，必须发力。林同济的“尚力主义”无疑是想激发国人的活力以争取有利的 抗战形势，但“尚力”主义忽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只讲力量决定世界秩序， 正如陈铨1940年6月25日在《战国策》第6期《德国民族的性格与思想》一文中所述：“ 国与国之间，没有是非，只有强权；民族的自私，是应当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此 种偏颇理论与传统思想构成巨大反差，自然在国内遭到批判，甚至被误读为“法西斯主 义”。
“英雄崇拜”的提出始见于1940年5月15日《战国策》第4期上陈铨发表的《论英雄崇 拜》一文，文章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不是靠群众，而是靠英雄，“人类社会上无论任 何方面的事业，创造领导，都只有靠少数的天才，他们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宇宙伟大 的现象。天才就是英雄”。中国目前最急切的问题是“发扬中国民族潜在的精神”，“ 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陈铨的“英雄崇拜”观点显然受到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影 响，其虽体现了要求国人增强凝聚力，团结抗战，服从英雄领导的意愿，但“权力意志 ”论唯强者是崇，为“以强凌弱”提供哲学依据，认为道德法则应让位于自然法则，正 如陈铨在1940年9月15日《战国策》第12期《尼采的道德思想》一文中所述：“鹰认为 吃羊是‘善’，然而在羊的眼光看来就是‘恶’，鹰当然不需要善恶的道德观念，来拘 束他吃羊的行动，只有柔弱的绵羊，才需要一个禁止的规律，假如没有这个规律，他们 也会创造一种规律，来保护他们。所以真正需要道德观念的人，不是强者，乃是弱者， 不是主人，乃是奴隶”。所以“在战争中间，强者才配生存，弱者自然消灭，这一种淘 汰的过程，虽然残忍，然而却是不可逃避的现象”。此种思想的偏颇与片面是不言自明 的，由此带来接受上的“变异”也在情理之中。
战国策派是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语境下，以陈铨、林同济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试 图引入西方现代文化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精神的努力。其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化重建思想 尽管带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正如林同济在1944年重庆出版的《时代之波》卷头语所 云：“真理是多方面的，但谈真理又必因时代需要之不同而决定其所倾重的方面。”我 们只要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战国策学人的思想倾向出发，即可发现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 赤子爱国情和对建立现代强大民族国家的焦渴期盼，其文化构建思想仍有着超越时代的 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