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文化理想与担当——从老一辈出版家看当下编辑文化理想的缺失及救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编辑论文,文化论文,缺失论文,一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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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同志曾在题为《以崇高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推动我国文艺繁荣发展》一文中提出，从事文化产业工作的同志，要“保持崇高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实现文艺的历史进步”。由此联想到，我们的一些图书编辑，存在着放弃这种追求的不良倾向，把本职工作仅当作谋生之道，这是极不恰当的。编辑工作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环节和终极实现者。编辑有无文化理想直接影响其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工作的态度和水平。
近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一批如鲁迅、叶圣陶、赵家璧等曾经以编辑为职业的文化名人，他们的思想光辉与人格魅力，以及他们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卓越成就与突出贡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编辑人。回顾老一辈出版者对文化理想的追求，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老一代优秀的出版工作者，大都是以非常丰盈的文化理想卓然于世的。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出版家，他一生创办过未名社、朝花社等8个出版社；编辑出版过《新生》、《雨丝》等21种报刊；编辑出版《域外小说集》、《未名丛刊》等11套丛书；此外还编辑出版单册图书76种。鲁迅一生在作家和编辑这两种文化角色中孜孜不倦地耕耘，他把这两项工作当作改造国民性和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他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供文艺运动了。……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此可见，鲁迅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是简单地为了糊口谋生，而是有着崇高的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那就是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精神，希望国民和社会由此获得“新的生命”。正是他的文化理想，才最终成就其思想巨人、文化宗师和编辑大家的功业和地位。
赵家璧(1908—1997)，1932年进入良友图书公司，开始编辑生涯。虽在日本侵华的战乱中颠沛流离，却时刻不忘出版救国。抗战胜利后，与老舍合作在上海创办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包括《四世同堂》、《围城》等充满人文理想的图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编辑出版了《苏联画库》40种、《新中国画库》60种。“文革”中虽遭到不公正待遇，却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翻译斯诺的《漫长的革命》、《艾奇逊回忆录》、 《赫鲁晓夫回忆录》等。“文革”结束后，出版《编辑生涯忆鲁迅》等百万字回忆录，为编辑出版界留下许多一手的珍贵资料。曾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文化理想是支持赵家璧历经坎坷痴心不改“编痴”生涯的核心原动力。
文化理想也是邹韬奋(1895—1944)高扬的一面旗帜，他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邹韬奋一生办刊物、办报纸、办书店，他的文化理想就是“热爱祖国”和“竭诚为读者服务”，虽历经磨难，却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他的文化信念。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关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
此外，像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1888—1979)、三联书店的范用(1923—2010)等，也都是文化理想卓然丰沛的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他们的文化理想也像鲁迅、赵家璧、邹韬奋一样值得当代编辑们学习和继承。
由此可见，老一代出版家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追求真理，通过出版进步书籍，传播先进思想，承担起了唤醒民众、推进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肩上。文化复兴是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先导，党的十八大正是基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战略目标，再次部署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各项工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出版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然而和老一辈出版人相比，当下一些编辑则缺少高远志向和文化理想，常常忽视自己的文化使命，不关注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只注重盈利，缺乏社会责任感。
二、编辑文化理想缺失的主要原因
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具有积累和传播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销售创利的商品属性。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过分强调了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一面，轻视甚至忽略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的另一面，给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和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给被“左”倾政治严重束缚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释放了文化原本具有的商品属性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但在此进程中，一些出版单位和编辑在承担出版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方面有所弱化，表现为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出版物内容质量，甚至为了赚钱而出版有害读物，与其所从事的崇高而神圣的文化传承创新工作严重背离。
造成编辑文化理想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
1.社会大环境的改变造成编辑价值观的改变
追求文化理想与追求图书的效益并非绝对矛盾，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商业力量和行业浮躁心态对编辑的冲击和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守住文化尊严和有文化献身精神的人越来越鲜见。在商业利益的冲撞和裹挟下，编辑很容易将个体生存置于首位，过度看重图书的商品属性，追逐经济利益胜过追求文化价值，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对文化理想的追求。
2.编辑个人缺少对文化的热爱和自省修炼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2012年10月“出版产业转型环境下全国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专题研修班”的讲课中说， “从出版业的改革实践看，改企转制为编辑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加深自己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动力和十分重要的外部条件，但并不能代替属于内省修炼范畴的这种文化理性的提升和塑造”。一些编辑文化素养和知识积累本身就不够，缺少对文化的热爱和执著，文化情结不深，还将出版业长期保留下来的注重学风学养的优良传统丢到一边，不善于通过勤奋学习积极调整自己，所以无法热情地投入专业性很强的编辑工作中，也就更谈不上坚守文化理想。
3.出版单位管理理念和价值导向对编辑的影响
少数出版单位忽视编辑文化理想的养成，不注重对编辑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管理理念和价值导向上出现偏差，强调“挣钱是硬道理”，在考核员工上使用单一的利润指标等，也是造成编辑难以坚守文化理想的原因之一。
三、编辑文化理想缺失的救正策略
1.编辑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由于编辑在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其担负着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承接、组合、优化和输出的任务，承担着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一份责任，因此特别需要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心态和姿态。这里所谓的文化自觉，是指我们编辑对于文化发展繁荣的自觉认识和责任意识，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地位、所担负的历史责任以及文化发展规律有透彻体悟和准确把握。这里所谓的文化自信，是指我们编辑对于自己在文化发展繁荣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担当有充分的信心。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吹响了文化进军的新号角。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兴国之魂”，坚持“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更好地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当代编辑责无旁贷的文化担当和文化自觉，也是当代编辑无可替代的文化角色和文化自信。以三联书店的《三联经典文库》为例，计划出版五辑，共500种图书，将囊括1932年至今该社出版的大部分优秀作品。这些前贤的著作，反映出进步思想的巨大力量、优良学术传统的珍贵价值和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思考与探索，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作出的贡献。固然，承担这样的出版工程是出版社的文化使命，但同时也应是编辑的理想追求。如果一个出版企业、一个编辑没有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品位，那么他们的出版物也不会有文化品位和传承价值。
2.编辑要正确对待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
近年来，大家常常议论编辑的道德良心和好书的评判标准。有人指出，其实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两条：一是我们出的书是否可以给自己的老师看，二是我们出的书是否可以给我们的孩子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编辑必须明白自己不是普通的商人，不能一味地追逐商业利润，甚至唯利是图。编辑要有文化定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正确对待书刊等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要寻求其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和谐平衡。既要看到文化产业性的一面，还要看到文化事业性的一面；既要看到文化具有一定的物质属性，还要看到文化更具有精神属性。毕竟，一切物质的东西最后都是要腐朽和泯灭的，而精神的东西则是垂之久远的。孔子时代的所有宏大的物质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了，而编辑大家孔子，必将因其编订《诗经》及其思想言论集《论语》而万古流芳。
如何理解坚守文化理想和追求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呢？对于一家出版企业而言，支撑它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出版物，首先得具备文化价值这一属性，才能成为受到读者欢迎的具有品牌效应的精品，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作为编辑，坚持文化理想的追求不能流于空泛，应该落实到每一个选题上，分解到组稿审读中，大力开发适销对路、高质量、有品位的优秀图书，拓宽营销模式，日积月累形成品牌和效益。例如，北京出版集团的“大家小书系列”，经过编辑们多年不懈的坚持，已渐成规模并开始盈利。出版这样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大家”们的“小书”，是需要编辑看得准、有自信、耐得住寂寞的。只要不懈探索、锐意创新、善于学习，是能够做到把坚守文化理想与追求经济效益统一起来的。
3.编辑要养成文化学习和文化积淀的习惯
编辑是一个始终处在知识更新冲击下的富有挑战性的行业，编辑不可能一次学成受用终生。现在很多编辑整天忙于看稿、改稿、审稿，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人文修养，这是非常要命的。编辑工作是文化积累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做好编辑工作，离不开编辑自身的文化积累。没有文化积淀的编辑，甚至不能成为合格的编辑，更不用说成为优秀的编辑及编辑大师了。文前列举的鲁迅、赵家璧、邹韬奋、王云五、范用等编辑大家，无一不是文化积淀厚重、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家，当然更是文化理想突出的文化创新者和传播人。
除了这些大学问家，我们身边也有值得学习的榜样。曾担任《曾国藩全集》责编的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十数年如一日，坚持“笃实严谨、精审细校”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编辑追求，潜心研读史料，在全面、客观了解曾国藩的前提下，编纂、校正、出版1500万字、30卷《曾国藩全集》，并构思、写作了三卷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他本人曾说：“我的编辑工作则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许多历史的细微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这种学者的严谨态度和学习积淀是编辑的楷模。还有，我出版社的老编辑吴光华也是这样的“无名英雄编辑”。李准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茅盾文学奖后，吴光华十几次找李准交流意见，增补了整整一章；唐人的《金陵春梦》第八卷，吴光华自己为书加写了20万字，却不要求署名和一分钱稿费。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资格”的编辑。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养成和积淀，是断然做不到这样的。
具有远大的文化理想是实现产业抱负的根本。出版社注重对编辑的价值引导，把对编辑文化理想的培养、企业文化的建设及绩效考核管理结合起来，是使编辑坚守文化理想的一个基本保证；而作为编辑，身处竞争与浮躁中，更应用心重温老一辈出版家的编辑成果和文化理想，培养自己的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守住文化理想，守住文化尊严。只有这样，一个编辑、一个出版社才有希望，出版的繁荣才有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