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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3－0111－05
流动空间是网络社会空间中的支配性空间，其采用集聚和扩散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空间，不仅带来了社会空间的结构变化，而且引发了社会空间的复杂分化。如何认识此种变化，是网络社会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流动空间是网络社会的支配性空间
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看，无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苏亚(Edward W Soja)、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还是密斯(Mies Vander Rohe)等学者，均对此概念进行过深入、详细而且富有创造性的探讨，虽然流动空间的概念并没有统一，但是流动空间的社会性得到了一致认可与强调。随着网络社会的快速崛起，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把空间区分为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的基础上，对于流动空间的概念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的研究。
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的逻辑是一种新空间逻辑，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①从卡斯特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流动空间是一种不同于地方空间的新空间；②流动空间是组织，其有着内部的结构形式并发挥着特定的功能；“流动”是流动空间的中轴线或者本质特征，空间本身是围绕着“流动”而组织的；流动空间与时间关系密切，不过在流动空间中的时间更多是共享时间或者说是“无时间之时间”；流动空间与时间共同体现于社会实践之中。
流动空间在网络社会中占据支配位置。这种支配位置是由计算机、互联网、CPU等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物质支撑的。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信息主义的浮现，信息主义要求形成新的能力以便在此基础上生产财富、运作权力和创造文化符码，此种能力的核心是信息技能。不仅如此，信息技术本身具有自我扩展、动态的特性，从而使得在网络社会中，流动成为常态；而且信息技术之下的流动，是瞬时的、不受物理界限限制的流动。由于信息技术在网络社会中的基础性、支配性的地位，所以由信息技术的流动状况所建构的流动空间在网络社会中具有支配性。
流动空间作为支配性的空间组织，其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的层次、节点(node)与核心(hub)所构成层次和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层次。③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的层次，属于物质性的层次并涉及各种高新信息技术，其意指在流动空间之中，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独立存在，当然地方方位并不会消失，只是方位的逻辑本身被吸纳进入网络；节点与核心所构成的层次，由各个终端和网络中心组成，虽然从结构逻辑上讲并没有方位，但是实际上却有方位，在这个层次上，财富、资本、信息等广泛地流动；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层次，体现了流动空间本身是行动者在其中发挥作用，占据高位的技术—金融—管理精英们，出于自身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考虑，形成特定的空间要求。
支配性的流动空间，并非替代地方空间，而是常常以并存与交叉的形式与地方空间相互作用。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并存，主要是指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分属两套不同的结构逻辑与行动逻辑，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均在自身的场域范围内发挥占据主导位置；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交叉，主要是指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相互作用，并非边界清晰的，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出来的形态是：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联合发挥作用，并且在形态上表现为处于一定地方空间基础之上的无历史意义建筑。
由此，流动空间并不是网络社会的全部，也不是网络社会的复制。流动空间属于网络社会的一部分，其变动过程表征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且网络社会结构也影响、制约着流动空间的基本变化。但“流动空间”一经形成，并非自我封闭，或禁锢于固定位置的节点之间的互动与交换，而是处于“动态弹性”④之中，其不断地内外突破、结合更多的节点使网络空间更加复杂。
二、流动空间的集聚
流动空间的集聚是指流动空间在某个(些)节点周围的集中，使得围绕着这个(些)节点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等远远高于其它节点位置的过程。此种流动空间的集聚一般采用与原有的地方空间中心城市相结合的形式，流动空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发展莫不如此。
虽然采用与地方空间中心结合的形式，但是地方空间对于流动空间的影响不大，流动空间在此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即“巨型城市”(mega city)逻辑。所谓“巨型城市”逻辑主要包括：城市在其所属国家以及全球尺度上是经济、技术与社会动态的中心；城市是文化与政治创新的中心；城市是连结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点。在“巨型城市”逻辑的作用下，原有的节点会在规模上变大、速度上更快、联系频率方面更高，本来作为“全球城市”的全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不仅如此，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变迁、市场区隔、接触管制、全球化等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流动空间的集聚趋势会不断增强。
流动空间的集聚会导致流动空间的格局发生部分变化，整体的流动空间会变成有着多个核心节点、多个区域的流动空间，虽然流动空间本身属于一个整体，但是其内部的各个区域之间具有更明显的、集中的流动。
不过，流动空间的集聚并非自动实现，集聚过程涉及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关系处理，集聚的程度与效果受到空间之间关系的处理状况的影响。列斐伏尔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社会空间是包含社会关系的空间，社会空间的母体是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⑤
而且就空间的类型讲，也体现出关系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列斐伏尔曾把空间分为感知的空间(the 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the 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the lived space)。⑥“感知的空间”是具有物理形态的社会空间，其可以借助一定的仪器和工具进行量化的精确测量、描绘和设计，属于以往空间学科的研究对象；“构想的空间”是“概念化的空间”，也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各种类型的专家政客的空间，在此空间中，现实的生产关系建构自身的空间秩序并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语言符号系统，后者通过控制空间的知识体系成为一种隐性的空间权力，干预并控制着现实的空间建构；“生活的空间”是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失业中的想象和虚构空间、各种象征性的空间，它是一个被动体验的或屈服的空间，是被想象力改变和占有的空间，物理空间在其中被遮蔽了，它借以象征的手法来作用于其他事物。在“感知的空间”中，能够发现“构想的空间”与“生活的空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涉及统治与被统治、统治与反抗、解放与斗争等各种关系范畴。那么在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涉及上述关系范畴。流动空间的集聚在较大程度上会遭到地方空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一种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对抗，更是一种利益之间的争夺，虽然对抗的结果中不乏地方空间胜利的案例，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流动空间以其支配性的功能与形式取得最后的胜利。
流动空间的集聚意义重大。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词语叫做“集聚效应”，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一般说来，“集聚效应”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虽然流动空间的集聚不同于地方空间的集聚，但是这种立足于地方空间上的集聚还是能够有效地反映流动空间的集聚状况的：即流动空间的集聚会推动资金、技术、高层次劳动者等在一个空间节点上的集中，促使此处节点本身不断壮大、此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推动节点位置经济的快速发展；反映在地方空间中，主要是地方空间中中心城市的形成与扩大，并缩小城市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增加城市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当然，由于流动空间的流动特征，此种流动空间的集聚也带来较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特别是流动空间的突然集聚，本身包含较多风险因素，20世纪晚期的横跨东南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与此密切相关。
三、流动空间的扩散
流动空间的变动不仅表现为在某个节点周围的集聚，而且还表现为在节点之外的不断扩散，以突破原有的流动空间边界，建立新的节点，形成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流动空间。
流动空间的扩散过程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过程而进行的。“全球化是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⑦不过全球化并非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中的、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相互强化的社会转型，其中一个转型就是空间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流动空间也呈现为一种扩散性。但是并非有了全球化就有了流动空间，因为全球化本身也有着不同的类型和阶段，科恩和肯尼迪曾经把全球化分为四个连续阶段：(1)在现代性开始之前，原始全球化在文明中的发展；(2)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现及其在全球势力中的上升；(3)欧洲势力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殖民和种族统治；(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转变，尤其是美国的崛起。⑧而流动空间本身也有着不同的内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其物质基础。所以流动空间的扩散过程本身并非是全球化开始时即出现，而是在全球化开始之后，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并带动网络社会实现的时候，才出现了流动空间。按照卡斯特的话说，这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不过，流动空间的形成与扩散，在某种意义上是加速全球化的进程并拓展全球化的范围。
这种扩散在现实中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新工业空间的产生，这种新工业空间通过新技术与其他空间有效地联结在一起。或者说，流动空间扩散的逻辑就是“新工业空间”的逻辑。新工业空间的逻辑是通过一定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把生产过程分散于不同的区位，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手段把不同区位的生产重新整合为一体。在新工业空间逻辑的支配下，生产过程的分化程度越高，就会产生越多的节点；不同生产发展阶段、不同节点的新工业空间的发展表现状况是不同的。
在此种新工业空间的作用下，全球网络会进一步变大，流动空间的整体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而且，流动空间的扩散使得空间的几何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空间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化，功能也在不断地分化。全球空间越来越在“创新与研发——技术性的制造——半技术、大规模的组装——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这样的功能区位类型中不断地分化，这种分化已经表现出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东南亚国家的空间转移。与这种分化相伴随的是空间的层级化，“首先，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了网络社会，社会空间分化为网络化空间与非网络化空间；其次，在网络社会空间中，因网络活动是否脱离身份、条件和环境限制的区别而区分出在场网络社会空间和缺场网络社会空间；再次，因是否脱离民族国家限制而进入全球网络社会空间而区分为全球化缺场社会空间和民族国家的缺场社会空间；再其次，在企事业单位的内网中，员工也可以用昵称等方式形成初级程度的缺场活动或缺场空间”。⑨
这种层次的分化虽然很重要，但是就流动空间扩散逻辑来说，其并非根本，因为随着产业在全世界扩张，以及竞争提高或压抑了整个集聚体，包括创新氛围自身，地域的层级性可能模糊化甚至被扭转。而且次要的创新氛围也会陆续建立起来，其可能与原有的节点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例如，中国很多原来处于流动空间底部层级的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在流动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能与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相关公司竞争的组织。
流动空间的扩散过程并不是在世界或民族国家所有范围展开的，而且扩散本身并非受到世界各地文化的认同，所以容易形成与流动空间扩散相关的基于地域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社会运动”。在卡斯特看来，这些运动主要集中于三组目标：“对生活条件和集体消费的城市需求、地方文化认同的亲和力、对地方政治自主和公民参与的渴求”。⑩这三组目标在不同的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其运动本身的结果也存在差异，但就运动本身来讲，其就是意义的存在。这种社会运动以共同体的形式开展类型多样的运动，不过共同体本身不仅具有不同的类型，也具有差异的共同利益；而且共同体认同不是合法性认同，也不是规划性认同，而是抗拒性认同，这种抗拒性认同基础上的社会运动，反对全球无序和全球失控，反对全球快速的变化节奏，本身“不是天堂，而是避风港”。(11)其会形成一种阻碍社会从工业社会顺利进入到信息社会的阻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的话，则既无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转轨，更不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远发展。
四、一个再结构的社会空间
流动空间的集聚与扩散使原有社会空间发生再结构。这种再结构是流动空间占据支配地位和功能的变动过程，包含逃离既有机制、获取自由等内容。逃离既有机制主要是流动空间对于历史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控制等机制的逃避；获取自由是在逃离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即流动空间成功逃避既有机制后，不仅不受原有立足于地域的各项制度的束缚，而且会以自身的逻辑与制度行为方式作用、支配空间。
社会空间再结构的过程是空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流动空间与流动空间、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地方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权力角逐过程，这种复杂关系本身就造成了权力位置本身的不稳定性。我们在此可以借用“欧几里得三维空间(Eucilidean system)”来认识网络社会下的空间存在。在同一个平面中，我们能够看到具有稳定特质与存在方式的客体占据一定的空间、具有特定的位置，并且这种位置一般说来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网络空间中，只有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中，此种位置才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当涉及多个网络空间时，位置本身也就具有了多样性，即权力本身也就变得不稳定。所以虽然从整体上说，当流动空间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时，社会空间得以成功再结构。不过在流动空间之下，再结构的结果本身的意义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其空间转化过程本身才是关键。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生产与服务业及其辅助性的地方社会，被连接在以流动为基础的网络中，而不必重视地方社会之间的连接。
空间再结构过程包含着空间的分化，其意指社会空间在整体与部分层次上持续分化，在增加全球联系的同时，地方空间被进一步分割。从而使得社会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被排斥和区隔化的、处于流动空间之外的社会空间，卡斯特称其为“第四世界”。此种第四世界具有区域广泛(涉及全球大部分地区、每一个国家和城市)、形式多样(贫民区、异类生活区、郊区等)、人员众多(数以百万计的游民、囚犯、卖淫者、罪犯、病人、文盲等)和持续壮大(在信息化资本主义选择性地进行分类、福利国家政策瓦解、社会排斥增强之时，他们的数量在每一个角落持续壮大)的特点。流动空间是不会更不愿促进这个第四世界形成与发展的，在没有外源事件的作用下，“第四世界”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机制，变成流动空间之外的“另一道风景线”。而且，随着“第四世界”的自我放逐，其会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黑洞”，在其中的个体无法逃离痛苦与破坏的命运。
就那些处于流动空间之内的整体空间(即流动空间与流动空间之间)来讲，也存在着分化。虽然网络存在拓扑结构，(12)但是“流动空间网络是一个国际网，它是一个由许多技术网络和组织网络编制在一起的复合体。因此，现实中的城市节点之间还是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不同于常说的物理距离，而是一种关系决定的空间距离”。(13)所以在流动空间中，还是存在着形式各样的区域空间，虽然此种区域空间本身并不是闭合的，但是能够明显看出此区域节点之间的联系的频度与次数同其他节点相比要多。而且流动空间的分层或者功能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处于流动空间之中的区域的权力、财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差异化，这也造成了即使在同一个区域内部，也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这种流动空间基础之上的再结构与分化，在提供地方空间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原有地方空间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在社会中形成“新的断裂”。此种“新的断裂”不同于“传统的断裂”。在这儿姑且把孙立平先生所提到的“断裂”称之为“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是指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既表现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一部分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也表现在地区结构中城乡之间的断裂，更表现在生活方式与文化等层面。寻根究底，“传统的断裂”是建立在转型社会基础之上的，其背后有一种假设，转型完成之后社会将实现平衡，至少不会再出现不同时代的成分聚在一起。而此种“新的断裂”表现的是一个社会内部之间的各个成分之间的断裂，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其是建立在网络社会的基础之上、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传播与中介而形成的状况，不同空间之间出现相互隔离、成员之间由此区分，即使社会完全转化为网络社会，此种状况也会一直存在下去。
更值得关注的是，空间的再结构与分化，还引发人们对于意义的认知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影响了人们的认同状况。其实，在社会空间的认同中，不仅是那些认同的性质即合法性认同、规划性认同或者是抗拒性认同值得我们关注，认同类型本身的多样化、多元化也值得我们警醒。多米尼克·什纳贝尔指出：“现代社会不是由相互层叠、边界清晰的群体构成，而是由同时具有多角色、多参照标的个体组成。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他们根据自身个体或集体的以往经历来选择参照和身份认同的不同形式……现代社会建立在人们的流动之上，建立在他们忠诚或被判的多元性之上，建立在他们身份的多元性之上”。(14)多元化的认同本身包含着一种模糊性，其中也可能存在着一种对立性，所以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个体发生认同危机的概率大大提升。由于引发社会空间变化下关注人的精神状况的必要性，也促使整合与改善人的精神状况变得越来越必要。这一点恰恰也本属于网络社会的一个基本承诺。
注释：
①［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5页。
②区别主要在于历史意义：流动空间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地方空间则有产生、发展、存在的历史意义。
③［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6－509页。
④“动态弹性”是斯坦尔德(Staler F.)提出的描述流动空间的变动状况的概念，意指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知识、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快速流动，改变了原有的相对静止的地理位置和空间范围，从而体现空间的动态弹性。具体见Staler F.,The Space of Flows:Notes on Emergence,Characteristics and Possible Impact on Physical Space:5th International PlaNet Congress.Http://felix.openflows.com/html/space_of_flows.html 2001:1-3.
⑤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A: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129.
⑥李春敏：《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
⑦Albrow,M.Globalization,Knowledge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in Albrow,M.and King,E.(eds) Globalization,Knowledge and Society,London:Sage,1990,p.9.
⑧［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⑨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待刊。
⑩(11)［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5、69页。
(12)拓扑结构是指同一网络中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比不属于同一网络的两点来得短，而且在一个既定网络中，流动在两点之间没有距离或者有相同距离。
(13)沈丽珍、顾朝林、甄锋：《流动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10年第5期。
(14)［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