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论投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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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十余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几乎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与过大的投资规模有关;投资作为经济活动中最灵敏的因素,其运行态势的变化在很在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向。每当经济运行失常,首当其冲的便是压缩投资规模,往往形成投资规模的膨胀——压缩——再膨胀——再压缩的恶性循环,从而引起经济的起伏和震荡。而每次成功的经济调整,都是对投资失控进行有效治理的结果。因此,正确认识投资与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关系,适当把握投资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重要因素。由下表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越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也就越大;反之,发展就相对放慢。为了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对1978-1994年以来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资料进行了实证性的计算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一是在数量上存在较强的依存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684。二是它们的增长周期和变化规律,在80年代上下限峰值期基本重合和一致。而90年代以来,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家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在形式上行政干预减弱,投资规模连续四年扩大,经济增长较为稳定。三是1988年以前,经济的增长与投资规模的扩大每四年为一个周期,1989年以后周期扩大为六年以上,但经济增长慢于投资增长。我们认为这些历史数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的特征。

投资推动型的增长方式是我省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当前我省正处在新的经济变革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然会更多地依靠投资的带动,投资对经济的促进和抑制作用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这是由于我省的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交通运输、邮电等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我省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客观上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投资向重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倾斜。1990-1994年我省对能源工业基本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8.2%,运输邮电业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增长76.4%,这是符合我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可见经济的发展对投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合理的投资政策既可增加有限供给,又可刺激需求增长,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协调发展。附

附表1:

年份 投资额 增长% GNP 增长% 物价涨幅%

消费额

货币流通量

1978 15.11

69.0521.7 0.1 48.885.50

1979 16.80 11.2

76.83 3.1 0.7 56.786.35

1980 21.05 25.3

84.27 8.5 5.7 60.657.95

1981 18.68 -11.3

94.13 7.8 1.2 65.469.00

1982 24.55 31.4 110.12 15.5 1.9 80.6810.30

1983 24.50 -0.2

120.07 8.4 1.0 89.2212.10

1984 30.97 26.4

139.58 14.5 2.7 99.3518.20

1985 46.28 49.4

164.96 13.0 8.0115.4522.80

1986 49.92 7.9

178.46 4.3

5.0124.6227.00

1987 54.38 8.9212.05 12.3 6.6137.4930.50

1988 67.77 24.6

268.21 16.0 19.6167.6041.00

1989 67.80 0.0315.24 5.8 19.3203.7641.60

1990 75.74 11.7

395.99 8.7 2.1 154.8045.00

1991 98.30 29.8

432.86 6.6 3.7 278.2952.00

1992 140.69 43.1

510.03 10.97.7 321.1968.50

1993 251.40 78.7

662.23 10.618.9373.6994.00

1994 321.70 28.0

867.00 11.816.0570.45135.50

注:投资额、GNP、消费额、货币流通量的单位为:亿元。GNP为当年价,增长为可比价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期,但是从1978-1994年这一期间我省物价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轨迹来看,两者波动的周期长短一致,峰值也是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同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最快,物价涨幅也达到最高。之后,国家采取强制措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会在第二年得到有效控制(即峰值出现的第二年,投资的增长幅度必然呈现大幅度的回落),而物价涨幅也呈现回落,但回落的速度较慢。从几次经济波动的情况看,1985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9.4%(与1984年相比,以下的每年平均与上年相比),当年的物价总水平上升8.0 %是当时涨幅最高的一年,第二年即198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了41.5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也回落了3.0个百分点。1988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物价总水平上升19.6%,1989年投资几乎没有增长,而物价总水平回落0.3个百分点。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8.7%,物价总水平上升18.9%,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回落了50.7个百分点,而物价总水平回落2.9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是说两者之间存在完全一一对应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一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就一定要上涨相应多的百分点。只仅仅说明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基本一致,从相关的资料分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通货膨胀又带动投资膨胀,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投资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而只是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

1.投资增长诱发的银行信用膨胀,即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量导致的通货膨胀。1992年以后,“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蜂拥而上,使1992年、1993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了43.1%和78.7%。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的急剧升温使得货币稀缺,在资金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各银行之间展开了高利率吸储大战,相互折借资金频繁。但仍出现严重的资金储备不足,有的还出现了营业困难,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

银行信用膨胀是因为银行既要承担财政透支的巨大压力,又要承担投资膨胀的巨大压力。1990-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平均每年以43.6%的速度递增。同时,投资多年欠帐造成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垫付,这部分资金沉淀时间长,还贷能力弱。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比1990年增长2.54倍,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比重高达21.7%,加之绝大多数企业负债经营主要靠银行贷款维系。国家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必须要挤占大量的财政资金,1994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比1990年增长57.0%,高达15.7亿元,加重了财政负担,财政又通过对银行的透支平衡收支,所以银行最终难以摆脱信用扩张的压力。特别是它不得不发行货币来填补国家财政预算收支逆差,使这一现象得以延伸和发展。1994年我省货币流通量比1990年增长2.01倍,我们认为财政性货币发行是通货膨胀的最大隐患。

2.投资增加直接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形成的成本上升推动全社会价格总水平上涨。1990年-1994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75.74亿元增加到321.7亿元,增长了3.25倍,同一时期我省生产资料价格也呈现大幅度的上涨,与1990年比,1994年我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4.4%,平均每年上涨16.5%。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推动了加工工业及农产品成本增加,使我省全社会物价总水平也大幅度上涨。1994年与1990年比我省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54.0%,平均每年以11.4%幅度上涨。税制改革,工资增长,补贴增加进一步推动生产资料成本的增长。具体情况见下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生产资料零售物价

年份总额(亿元) 增长% 价格涨幅涨 幅%

1991 98.30 29.8 8.2

3.7

1992 140.69 43.111.9

7.7

1993 251.40 78.738.1

18.9

1994 321.7 28.010.3

16.0

从上表可以看出,投资增加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投资增幅回落,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也回落。同时,价格的全面上涨又刺激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再次带来投资的迅猛增加。

然而,反过来长期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偏低,导致农业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呈现出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从近几年来农业所占的投资比重看,1990年为6.4%,1991年下降到仅占0.6%,1992年有所上升达到4.8%,1993年又降为2.3%,1994年虽有上升也仅有3.1%,均不足工业投资的十分之一。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新的投入,抗灾能力减弱。我省粮食自给能力不足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粮食人均占有量1994年与1991年持平,在粮食消费增加的情况下,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因此,粮食及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是必然结果。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投资总量的计划和管理。目前,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在建总规模依然偏大,1994年新开工项目占全部施工项目的73.3%,投资膨胀的潜在压力仍然存在。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决策分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为特征的分散管理格局已经逐步形成,宏观调控难度增大。当前投资结构性矛盾仍十分突出,更新改造投资不足,非生产性投资比重过大。投资宏观调控方面,规模控不住,资金统不起,因此要从投资资金源头入手,首先把财政、银行资金投向引导好,把握住龙头。凡属限制和控制发展的产品项目,其审批权限要集中在中央和省两级计划部门,不得层层下放,另外相应提高贷款利率。投资应向支柱产业、高新技术开发项目、重点扶持项目和公益性项目倾斜,在贷款利息、贴息、债券发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切实树立投资计划的权威性,理顺部门关系,统一调控政策,计划部门必须担负起投资调控和项目管理的责任,发挥其对投资宏观调控的作用。

2.抑制通货膨胀单凭控制投资规模是不够的,而且每次通货膨胀都是具有其特殊性的,应该采取相应的不同对策。就1988年-1989年以来的两次通胀的表现形式来看,它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前一次是投资诱发的消费需求膨胀,进而促使消费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国家通过猛压投资,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来达到控制物价的目的。其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后一次通货膨胀先是投资诱发的,以后慢慢演变呈现为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产品成本上升而推动食品上涨的通货膨胀。抑制这次通胀,从目前的情况看,我省不宜采取“急刹车”的手段。我们认为首先应加大农业投入,增加有效供给,整顿流通秩序,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和反暴利的力度。其次,政府要有信心,从严惩治腐败,抑制公款—集团消费,因为这些现象具有“示范效应”,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远远超过投资的膨胀所带来的影响。

3.投资资金的多渠道,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管理,只可以控制其投资部分,而对于其他的投资是乏力的。自199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比重逐步下降,到1994年仅占25.6%,而自筹、利用外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到1994年已达到70.4%。这一间接融资方式的加强,在企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银行贷款又无法获得的情况下,流通中的闲置货币渗透使各种货币投机行为乘虚而入,诸如炒地皮、炒房产、炒外汇等所筹集的大量资金的利息,往往高于银行贷款利息,也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资金。按1994年投资中的自筹和其他投资的比重计算,即使他们支付的利息按只高出银行1个百分点计算也要多支出2.3亿元,这部分隐性支出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再贷、再借的投机行为有利可图,投资膨胀滋生了货币投机行为,货币投机行为又促进了投资膨胀。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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