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开发长江中下游区域方案的经济思想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下游论文,长江论文,特征论文,区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曾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规划，其开发方案充分显示了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鲜明特点。
特点之一：强调经济建设的重点是交通、原材料、港口和城市建设。
中国经济力量薄弱，国力有限，要发展近代经济，必须抓住能够带动实业全局发展的关键部门。孙中山主张把兴办实业的战略重点，首先放在交通、原材料、港口、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上，并以沿海地区的开发、建设带动广大内地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他拟定建设以北方、东方、南方三大世界性大港为中心的扇形辐射铁路线，与中央、东南、东北、西北和高原五大铁路系统相联结，组成遍布全国的铁路交通网。同时修筑全国的公路网，疏通大江及内河航道，设立新的沿江商埠，增加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等，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信息网络。他设想以此把中国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连接起来，振兴民族经济，促成近代化的顺利实现。
孙中山开发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济的具体方案为：
——建设东方大港，整治长江水道。孙中山计划在东海之滨建设一个东方大港，并曾提出两个方案。其中一个就是以原上海港为基础，大规模整治黄浦江右岸的弯曲部份，将浦东30方平方英里作为市宅中心，建一“新黄浦滩”。[①a]为加强沿海与内河商埠的联系，他提出先整治上海到武汉一段的长江中下游水道及河岸，将长江出海口的三条水道合而为一，并裁直、填平、截断中下游弯曲部份，以使航道通畅。
——增辟内河商埠，开发沿江地区。他预见，整治长江工程完成以后，水路运输费用低廉，沿江必将会成为“实业荟萃之点”，“两岸相连之市镇”，[②a]即主要港口城市镇江及北岸扬州、南京及北岸浦口、芜湖、安庆及其南岸、鄱阳港、汉口等，都将会得到开发和建设。在他看来，江苏镇江位于运河与长江会合之点，是南北河运中心、商业中心；而扬州是唯一连接黄河流域水路与长江的口岸，其地位“超越江南之市”[③a]。南京码头则应移至米子洲与南京外郊之间，在米子洲新设一工商业区，并大于下关数倍。浦口为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终点，是“长江与北省间铁路载货之大中心”，可建各种建筑，为“国际发展计划中公共之用”。[④a]他还建议在安徽芜湖东南新开运河，建船坞于运河通江之处，装备近代机械，供货物装卸之用。至于江西鄱阳港，将成为长江重要内河港口及南北铁路中心，而武汉当为中国铁路系统枢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谈到沿江开发时，指出要充分利用石灰石、矿藏等资源，发展原材料生产，港口城市建设特别要注意适合现代要求。孙中山的这些设想，近代化超前意识相当明确。
——修筑两岸铁路，架设长江大桥。孙中山规划在全国建成五大铁路系统，而中央、东南两铁路系统包括的37条干线，大多穿越沪、浙、苏、皖、赣、鄂等省，连结长江两岸数十个大小城镇。针对长江两岸隔江兴叹的交通状况，他主张镇江与扬州两岸需筑“应潮高下之火车渡头”，商业发达之后，“又需建桥梁于江上，且凿地道于江下，以便两岸货物来往”。[①b]南京与浦口之间，应在长江下面穿一隧道以铁路联结津浦、沪宁二线。[②b]在京汉铁路线上，“应穿一隧道过江底，……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至将来此市扩大，……可以建桥，或穿隧道”。[③b]如此，长江南北重镇均可贯通，对全国经济整合和政治统一极具战略意义。
——疏浚南北运河，改良水路系统。孙中山设想，引淮水入江，可以淮水一段，代江北一段运河之用。疏浚江南运河，疏深芜湖、宜兴间之水路，使长江、太湖相联。“贯通太湖，浚一深水道，以达南运河苏州、嘉兴间之一点”。[④b]整治鄱阳湖水系，或“按各水入湖之路，分为多数水道，然后逐渐汇流”[⑤b]，最终与长江合于湖口。改良汉水，在襄阳上游设水闸，襄阳以下用木桩或叠石修筑河堤，约束其水道。在沙市处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这样，江淮河汉四大水系，太湖、鄱阳湖等大湖地区，均可联成一片，形成航运和水利网络，堪称水利建设之大手笔。
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思想，是在认真考察中国的特殊国情，并参照西方第一、二次工业技术革命皆始于能源、交通等产业的成功经验后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要想在短期内赶上世界强国、确保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必须解决工业化速度问题。在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同时，尤要发展港口、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才能促使经济迅速发展。这个见解，不仅在当年具有战略性的前瞻意识，就在今天，也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
特点之二：坚持区域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大力发展有地方特色的建设方针。
中国幅员辽阔，建设现代化经济难度极大。由于国力有限，各省区经济差异较大，并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不加区别地平均使用力量，是难以达到现代化目标的。因此，根据省区特色和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是一项重要而合理的选择。孙中山对此有深刻认识，他主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⑥b]“使中国开一新市场，既以销其自产之货，又能销外国所产，两不相妨”。[⑦b]为此，他把目光首先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认为这里“控有倍于美国之二万万人口之一地区”，“有无限之富源，与至大之人口”，有密布的铁路、公路、河运网，有丰富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因而建设长江经济带时“无须更虑其过度扩展与资本之误投”，[①c]也很容易引进中国最缺的“资本”和“才能”，并在较短时间内使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济迅速崛起，人力、财力、物力得到更大程度的合理使用，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他在《实业计划》中用了大量笔墨论及长江中下游区域如何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促使地方经济的发展。
其一，开发本土资源，创建地方实业。孙中山指出，长江流域“谷地特富于士敏土（水泥）原料，自镇江而上，可航之水道，夹岸皆有灰石及煤”。[②c]九江以下的马当、黄石矶以及九江、安庆间皆有极多的灰石山。安庆、南京之间，如大通、荻港、采石矶，夹江相望，均有丰裕的灰石及煤铁矿，是制造水泥的地区。而建港、建市街、筑江河堤岸，诸大工程同时并举，水泥市场巨大。故孙中山说：“吾意欲沿扬子江岸建无数士敏土（水泥）厂。”[③c]扬子江一带还以“铁矿丰富见称”。[④c]又是“铜产最盛之区”。[⑤c]芜湖、安庆、铜陵等地皆在丰富的煤、铁、铜矿区之内，当为矿冶中心。此外，长江两岸盛产稻米，还可发展粮食工业，开设机器磨米房。江畔之芦苇，可制作良好的纸料。产茶区域可设立新式制茶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用可大减，品质也可改良。
其二，利用本土资源，发展贸易。孙中山根据各地特产，设想扬州为“东海岸食盐收集中心，同时又为其分销中心”。[⑥c]芜湖为长江下游米粮交易之中心。安庆农产矿产均富，如果铁路建成，六安的茶叶、河南的矿藏，“均当以安庆为其货物出入之港”。[⑦c]安庆南岸将成为皖南、浙西两大茶区的茶叶集散地及徽州等地土产出入之中转站。鄱阳港将成为江西省新兴商埠，景德镇瓷器工业应移建于此，一为运输方便，二为此地原料比较便宜，必为“世界商业制造之大中心”。[⑧c]
其三，保护土地资源，重视农业生产。孙中山指出，农业与矿业皆为工业原料之主要源泉。他在制定整治江河、兴修水利的规划时，无时不考虑到土地的合理使用，认为在水道之外的浅处，将来均可填塞成为耕地，由国家收用。他曾设想，淮水若分流后，苏北洪泽高于海面的湖底，“即时可变作农田”，“六百万亩之地，咄嗟可致也”[⑨c]。他非常关注长江中下游流域人均耕地较少的问题，指出这个人口甚密之区，“仍有可耕之地流为荒废”。[⑩c]如将废地耕种，且使用机器及科学方法，则可产出更多粮食。这些设想和意见，显示孙中山具有强烈的保护农业耕地资源的意识。
特点之三：将“开放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指导思想。
高质量高速度地振兴与发展国民经济，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在他看来，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正确的抉择是摈弃闭关政策，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呼吁：“凡是我们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的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1)c]他意识到，接受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利用先进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人才的帮助，可加快发展经济的速度，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以他把“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①d]放在国家开发计划的四项原则之首，并指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②d]他还特别强调，举借外债不能丧失原则，“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③d]国家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④d]他还明确提出利用外资兴办实业必须注意的几个原则：1、借外债应分别向几个国家借取，不要集中向一个国家借，以免被一国所控制。2、可按借债合同，雇佣外国技术人员，合同期满后是否继续留用，应由我国决定。3、必须选择对我国有利益的发展项目引进外资。4、经办借债人员必须具备有关知识，才不致受外国资本家欺骗，这是利用外资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谈到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步骤时，孙中山指出，要善于掌握有利时机，尽可能争取有利的利用外资条件。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资本过剩严重，急欲寻求出路，这就为中国利用外资提供了“天与之机”。[⑤d]这个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抓住，并设想走好开放的三大步骤：第一步，快速建设东方大港，使之成为中国中部对外贸易的世界性商港；第二步，以东方大港为龙头，建设沿海沿江重要港口城市，形成长江中下游经济带的骨干支点；第三步，依托东方大港和沿江港口城市，带动周边乡镇和山区，加强内外联系，引进技术、资金，搞好贸易，发展地方经济。这样一来，强大的长江区域经济带，将如一条巨龙腾飞在亚洲的东部。
在革命过程中，孙中山深知中国的问题是“患贫”，而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振兴实业，这是救贫求富、救亡图存的根本方略。而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正好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孙中山不失时机地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提出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的设想，绘制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蓝图，显示其先行者的远见卓识，并为后世景仰和垂范。他的许多见解和认识，值得我们研究、珍惜，开发和建设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构想，更为发展区域经济提供了有益借鉴。当然，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他的实业思想中也有一些不准确、不完善、不尽符合现实的地方，我们亦须引为鉴戒。
注释：
[①a]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09页。
[②a][③a][④a]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27页；第228页；第229页。
[①b][②b][③b][④b]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28页；第229页；第223页；第235页。
[⑤b]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36页。
[⑥b][⑦b]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8页；第189页。
[①c][②c][③c][④c][⑤c]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08页；第238页；第238页；第330页；第332页。
[⑥c][⑦c]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28页；第230页；第232页。
[⑨c][⑩c]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34页；第318页—319页。
[(11)c] 《总理全集》，第2集，第280页。
[①d][④d][⑤d]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2页；第186页；第165页。
[②d]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2页。
[③d] 《总理全集》，第2集，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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