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尔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多尔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一、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阿多尔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这是阿多尔诺哲学研究中争论得最激烈而又始终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不单单是为了给阿多尔诺哲学一个准确的定位，更是为了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因此，选择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必要而有意义了。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把阿多尔诺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加以评论，得出的结论却是：阿多尔诺的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和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因此，它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后现代主义“所赞成的、暂时的、碎片式的及自我耗尽的概念运演”。(杰姆逊，第28页)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挑战了这一结论，认为这些结论过于表面化，在实际上，无论是从哲学研究的前提，还是从哲学研究的问题看，阿多尔诺都没有使自己的哲学陷入后现代的境遇，而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用了相当旧式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哲学前提看，阿多尔诺总是把自己的阐释建立在马克思式的价值规律，“或者至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它的发展及历史趋势规律的某种一般马克思式含义”(同上，第256页)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他的最重要著作《否定的辩证法》和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表现得是很明显的。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尔诺对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论证，遵循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第一篇的同一性的思维，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货币的抽象性、劳动力、生产力等概念是阿多尔诺哲学的“关键线索”(杰姆逊，第24页)；在《启蒙辩证法》中，“价值规律显然‘仅仅是借助工具理性的众多社会一体化原则中的一个’”。(同上，第256页)从哲学研究的问题看，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论述，“关注的是娱乐商业，而不是他首先永远不会接受的一个文化范围的理论”。(同上)这些都足以证明，阿多尔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更马克思主义”。(同上，第257页)对于杰姆逊的这一辩护，人们或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有一点是无可质疑的，这就是，杰姆逊已经改变了以往研究阿多尔诺哲学的语境，不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具体地说，以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为方法来阐释阿多尔诺的哲学，评价其哲学的性质及其地位。这就开辟了阿多尔诺哲学研究的另一条学术路向。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要说明阿多尔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能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而一定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呢？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把阿多尔诺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合理的吗？这一定义的根据何在呢？笔者认为，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先弄清楚阿多尔诺哲学的独特性。 阿多尔诺哲学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哲学的区别；另一个方面来自于与马尔库塞哲学的区别。在这两个方面中，前者体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一般特点，后者体现的是阿多尔诺哲学自身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哲学都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都是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都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中走向对上层建筑的批判，但是，两者在研究的目标和理论建构的任务上，在建构的理论形态及其功能上，都不相同：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研究的目标是解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为学术进路，创造了文化领导权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就使他们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人都坚持无党派的立场，在哲学上，他们不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而力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以此开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探讨苏联的经济问题。阿多尔诺哲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经典，这就决定他的理论必然不同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不同于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激进的哲学家，在理论上，他是以存在主义解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发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还接受了柯尔施和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一个有影响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实践上，他早年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后因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暗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而退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这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激进立场，马尔库塞把革命和人的解放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的主旋律，这就使他的理论在论证革命的合理性和文化批判的前景上都超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框架，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接近，相比之下，阿多尔诺因坚守法兰克福学派的无党派立场而走向了悲观主义。 对于阿多尔诺哲学的这两重独特性，研究者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个案来加以研究，而且研究者们的本意也是如此。然而，由于这些研究者采用了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以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的哲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来衡量阿多尔诺的哲学，所以，他们找不到把阿多尔诺哲学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就只能把它归于后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杰姆逊要改变以往研究者们对阿多尔诺批判理论的定性，证明阿多尔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只能跳出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进到一个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之中，通过考察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哲学传统，从而证明，阿多尔诺哲学与葛兰西、柯尔施和卢卡奇哲学是一源多流。在这里，杰姆逊的确提出了阿多尔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遗憾的是，杰姆逊并没有完成他自己提出的课题，因为他把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考察限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并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加以评论，这就使他的研究陷入了表面化和碎片化，而无法揭示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传统的内在联系，说明阿多尔诺的哲学是如何从马克思哲学中产生出来的。为了克服杰姆逊研究视角的狭隘性，本文力图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考察阿多尔诺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以此阐明阿多尔诺哲学的性质及其当代启示。 二、历史批判的社会原型 霍克海默在创立法兰克福学派时明确地提出，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人类命运的兴衰作出哲学的解释”。(Horkheimer，p.1)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法兰克福学派必须摒弃笛卡尔的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基础确立的哲学观念，遵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理路，建立新的历史哲学观念。这样，他就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归于历史哲学的传统，并且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这一哲学定位，为我们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考察阿多尔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定义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是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哲学而言的。以往的历史哲学都是以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社会为研究的社会原型，通过考察古希腊民族的语言、习俗和制度等各种文化形式，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因此，被称之为考据的历史哲学。维科就是历史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新科学》就是历史哲学的典范。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继承了维科的历史哲学传统，以英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通过解剖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考察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与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社会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社会是原始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它的文化的主体形式是神话和原始宗教，因而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想象的世界，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业文明，它的文化的主体形式是科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语言和艺术等，因而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的世界。由于研究的社会原型不同，马克思改变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研究路向，不再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而采取了批判的、否定的研究方法，从而把历史哲学从考据的历史哲学转变成了批判的历史哲学。 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批判原则：一是资本批判的原则，或理性批判的原则。这个原则强调，资本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资本的运动本身是异化的，因此，资本的运动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异化：从劳动异化到科学技术的异化、从经济的异化到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化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二是道德批判的原则，或文化批判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以人的个体自由的实现为历史进步的道德尺度，以文明/野蛮的辩证法为模式，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评价人类历史进步的尺度有两种：一种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理性尺度，一种是以人的个体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核心内容的道德尺度。这两种尺度是不可分离的，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变革，人类理性的进步，都会带来人的个体解放，推动人走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人的个体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一种道德尺度，主导着人类理性进步，凡是偏离了这个尺度的理性，都是需要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工业，把个体从原始共同体的自然联系中解放出来，变成了社会的个体，变成了理性的人，极大地推进了理性的进步，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是文明，而此前的社会都是野蛮，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的生产作为社会的原则，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导致了从生产、劳动到人的本质的异化，又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而根除这种不道德、不文明的唯一路径，就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这两个批判原则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因而成为了人们观察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个方法就不会过时。 但是，资本主义本身是发展着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为人们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原型：一种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体的工业社会，一种是以文化工业为主体的后工业社会，又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社会原型向人们展示了不同的资本主义图景：工业社会展示的是一个科学、理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迅速发展，摧毁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市民社会的崛起，把人从传统的自然纽带中分离出来，变成了独立的个体，而后工业社会展示的却是一个集权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文化浸透了资本，变成了野蛮，个体受到了集权主义的压抑，丧失了自身的存在价值。面对这两幅不同的社会图景，19世纪的思想家们与20世纪的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19世纪的思想家们从大机器生产中看到的是启蒙理性的力量，于是，坚信启蒙精神，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实证科学的态度；20世纪的思想家们则从文化工业中看到的是文化的异化及其带来的全面的社会异化，看到的是欺骗和谎言，于是，转向了怀疑和否定启蒙精神，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 比较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种社会原型及其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阿多尔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创立以来，历史哲学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社会原型的方式：一种是对一定的社会原型进行实证科学的研究，一种是对一定的社会原型进行批判的、否定的研究；前者只能达到对社会原型的现象描述，它的理论很容易被同时代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却会随着所研究的社会原型的消失而过时，后者是对社会原型的本质的透视和对该社会原型未来前景的预示，它的理论或许不会被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却会随着社会原型的转移，为后来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便是如此。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自然会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研究的社会原型，但是，马克思是以批判的、否定的态度看待自由资本主义，在他眼里，大机器生产给资本家带来的是资本、财富，给工人带来的则是赤贫，是劳动的异化和人的生命的贬值。由此出发，他从政治经济学的现象分析入手，开展对资本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人的生命价值否定的否定，并把人的生命的复归、人的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作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尺度。这就把资本的批判导入了文化的批判，并把文化批判作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最高理念。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价值并没有为19世纪的人们所认识，当时的人们只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原则归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了。直到20世纪，人们才在后工业社会的普遍异化中领悟到马克思资本批判原则的真谛，转而从文化批判的高度来阐发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原则。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阿多尔诺首先指出了文化工业资本化的实质。他强调，所谓文化工业，就是把文化变成了工业生产，变成了经济中的一个部门，使其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于是，经济效益，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货币，就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直接的目的，这势必导致文化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异化。进而，他反思了启蒙精神，强调启蒙精神的实质是欺骗和谎言，文化工业正是通过欺骗和谎言越出它的生产场所，对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消费及整个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他指出：“在今天物质生产中，供求的机制被破坏的同时，机制在作为控制手段的上层建筑中，却起着有利于统治者的作用。消费者是工人和职员，农庄主和小资产者。资本主义的生产用灵和肉紧紧地控制住他们，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地享受它为他们提供的东西。当然，正如被统治者总是比统治者本身更严肃认真地坚持他们从统治者那里学来的道德，今天受欺骗的群众比获得丰硕成果的人，更加醉心于神话般的成就。他们富有愿望。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统治者用来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人民酷爱统治者给他们的一切，热情地接受有关当局对他们施行的狡诈伎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第124-125页)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文化工业是建立在欺骗和谎言上的，欺骗和谎言是文化工业的道德基础，正是在这个道德基础上，文化工业构造了一个虚假的文化世界，因此，对文化工业的道德批判，就是对文化工业的资本化的文化根源的揭示。 透过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资本化的批判，不难看出，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批判的学术理路上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从研究的社会原型上，从批判的具体内容上，发现他们的理论中的种种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并不能推翻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相反，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在这些差别中被认识和理解，并由此而得到了新的阐发。从这个角度看，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 三、对奥斯维辛的反思 与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以资本批判的形式阐发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原则相比，阿多尔诺在反思奥斯维辛中则是以公开的、直接的形式阐发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原则。在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种种非人道主义的现象中，阿多尔诺哲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奥斯维辛之后，人还能活着吗？”(Can on live after Auschwitz?)这个问题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也是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的谴责，更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思考。在研究这个问题中，阿多尔诺运用了马克思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道德批判的原则，以文明/野蛮的辩证法为模式来批判启蒙精神，在微观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观。 事实上，以马克思的文明/野蛮的辩证法模式来揭示帝国主义的非人道主义的本质，指出人类历史的前景，早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就已经开始了。1914年7月下旬，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14年8月4日在德国帝国主义制造的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下，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罗莎·卢森堡写了著名的尤利乌斯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戳穿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她说：“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这次世界大战就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帝国主义的胜利会导致文明的毁灭。……因此，正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即40年前所预见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像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放到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消这一切苦难与耻辱。”(李宗禹编，第323页)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问题。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思想创造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传统。 阿多尔诺继承了罗莎·卢森堡的这一批判哲学的传统，也以马克思的道德原则来谴责法西斯摧残人性的行径。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尊严、人的个体的价值，然而，这一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都被摧毁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害者不是人，而是残害者用来进行实验的牺牲品，这无疑是对人的个性、人的价值的践踏，是野蛮，是人类文明的倒退。阿多尔诺强调，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这种现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如美国使用原子弹，同样是把人当作实验的牺牲品。既然如此，那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残暴行径的谴责就不仅仅是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也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批判，是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思考。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他不是像罗莎·卢森堡那样，在宏观历史革命的层面上来批判帝国主义的野蛮，把根除野蛮的力量诉诸无产阶级，期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是从微观的人的文化本性层面上来揭露帝国主义的野蛮，并到启蒙精神中去探寻导致帝国主义野蛮的文化根源。他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发生的“所有这些现象都或多或少地与旧的独裁模式相联系，几乎可以说是与那种助长旧独裁性格的行为模式相联系”(Adorno，2003，p.25)，因此，要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非人道主义的行径不再发生，就必须反思启蒙精神，彻底地变革启蒙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样，阿多尔诺就把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问题转变为文化还是野蛮的问题。 那么，奥斯维辛集中营现象与启蒙精神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启蒙模式的弊端究竟何在呢？阿多尔诺在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概念》和他独立撰写的《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中，对启蒙精神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精神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启蒙是为了破除神话，确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启蒙确立自主精神的基础是理性的统一，为了获得统一的理性，启蒙又借助了神话，这就使启蒙与神话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了：“正如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精神也随着神话学的前进，越来越深地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第9页)于是，启蒙与神话就构成了启蒙精神的内在矛盾。在这个矛盾中，神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神话把理性的统一变成了意识形态，变成了“危害生命的‘虚无主义的’权力”，“这种意识形态是对盲目生活的盲目颂扬，而压制一切活生生的东西的同样的实践”。(同上，第39页)由于神话的这一作用，欺骗的因素被注入了启蒙精神，奥斯维辛集中营现象就是从启蒙精神的这一实质中产生出来的。当然，这经过了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即“在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处于自认为是合法的神圣的早期阶段，新浪漫主义的作用与资产者的利益还是一致的，世界历史与启蒙精神仍是统一的。因此，积极消除启蒙精神的流行的意识形态，假心假意地表示尊敬启蒙精神”(同上，第40页)，启蒙精神也被当作理性、当作合理的历史现象得到了肯定。然而，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启蒙精神中所具有的欺骗因素“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之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法西斯主义却反过来把这种因素归咎于启蒙精神”(同上)，法西斯主义的欺诈之术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控制实现的，因此，意识形态和文化传媒就成了法西斯主义实施欺诈之术的两个重要的工具。 从阿多尔诺的这一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阿多尔诺在运用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原则时，继承了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以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为历史进步的尺度。他提出“奥斯维辛之后，人还能活着吗”这一问题，不是针对人的肉体存在的提问，而是针对人的尊严的提问。这一提问与马克思对人的“类生活”“产生生命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的提问是一致的，都是对人的文化存在的思考，都是用野蛮来凸显文化，阐明人类历史进步的内涵。另一方面，在如何消除野蛮上，阿多尔诺与马克思的观点又是有差别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变革意义出发，肯定启蒙精神，相信启蒙的理性力量，并以启蒙理性来批判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理性现象，并把这种批判的力量诉诸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消除野蛮的手段，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道主义的真正实现。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得到了发展，而在阿多尔诺那里却中断了。阿多尔诺从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集权主义和大众文化对个人的压抑出发，对启蒙精神持批判态度，力图通过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穿启蒙精神的欺骗性和虚假性的实质，以此消除帝国主义的野蛮，使奥斯维辛现象不再发生。在这里，他是把消除野蛮的力量诉诸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由于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进步意义，阿多尔诺也就看不到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景，从而陷入了悲观主义。 尽管如此，阿多尔诺在反思奥斯维辛现象中还是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哲学课题，这就是以反思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正是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阿多尔诺走向了文化的形而上学的建构。 四、否定与文化的形而上学 在阿多尔诺看来，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只是社会批判，还没有达到哲学批判的高度，因为这些批判只是揭示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欺骗性，并没有阐明文化的本质，更没有把文化批判提升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使之成为批判的力量，成为一种批判精神，因此，还称不上是哲学的批判。哲学批判的任务是通过对社会批判的否定而建立起文化的形而上学。他在《否定的意识》的讲座中，区分了否定的形上和形下的意义，阐明了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任何变化的可能性都依赖于能够成为最终否定的能力，即那种处在基本层面上的否定，而不是只处在短暂易变的表面的现象层面上的否定。”(Adorno，2003，p.450)阿多尔诺这里所说的否定，就是批判；他所说的“处在基本层面上的否定”，指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批判，亦即哲学的批判；他所说的“处在短暂易变的表面的现象层面上的否定”，指的是形下意义上的批判，亦即社会批判。他认为，社会批判为哲学批判提供了批判的对象，哲学批判正是通过否定社会批判而获得文化的本性，建立文化的自觉意识。可见，通过否定而建立文化的形而上学，才是批判理论的终极目标，相比之下，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启蒙精神的反思，都只是批判理论实现终极目标的环节。那么，否定作为文化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呢？文化如何成为一种哲学意识呢？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否定这个概念。对于这个问题，阿多尔诺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从绝对意识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来阐明否定的哲学内涵。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阿多尔诺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是指阿多尔诺的否定概念与马克思的否定概念在哲学精神上的一致性。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了否定的形而上学意义。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特别是对其中的排斥概念的分析，强调否定是个体自我实现的环节，也是精神的个体走进现象世界的内在力量，因此，它所表达的是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批判的、相互否定的关系，在这种否定中，个体精神不是脱离现象世界，变成抽象的绝对意识，而是把现象世界当作物质的媒介来呈现个体的自由本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否定置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加以考察，说明社会的个体，亦即个体的自由，只有通过否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才能实现。概括起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阐发了否定的形而上学的两个原则：其一，坚持自我意识与现象世界之间的缠结；其二，强调个体自由及其实现。在这两个原则中，前一个原则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个原则，显示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阿多尔诺对否定意义的阐明，对文化的形而上学的建构也是围绕着论证这一原则展开的。 阿多尔诺认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自我意识与现象世界之间缠结讲的是绝对意识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绝对意识和文化状态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概括为：以“文化的状态”来测定绝对意识，即“依照一种历史文化境况的意识来解答所谓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就是“通常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与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缠结(intertwinement)”。(Adorno，2003，p.444)在这种缠结中，一方面绝对意识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状况，总要通过一定的文化状况来表达自己，另一方面绝对意识本身又不受一定文化状况的影响，而是以自身的否定性来显现文化的本质。阿多尔诺认为，强调文化的东西与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这种缠结，正是历史哲学不同于以往的形而上学的地方。以往的形而上学所做的一切，不外是论证绝对意识对于经验的先验性、绝对意识就是意识摆脱了经验的缠结而达到了纯粹意识，这就使形而上学变成了空洞思辨的哲学，与之不同，历史哲学所主张的否定性不是力图摆脱绝对意识与经验的缠结，而恰恰是要论证绝对意识是如何与经验缠结在一起的，绝对意识又是如何在与经验的缠结中获得文化本性的规定的。 谈到绝对意识与经验的缠结，就涉及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绝对和有限的关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阿多尔诺阐发他的否定概念的突破口。在解决绝对和有限的关系时，阿多尔诺分析了黑格尔的中介概念。阿多尔诺指出，黑格尔以中介概念来说明绝对和有限的关系，把中介理解为一种否定活动，一种扬弃有限的活动，绝对意识正是通过这种否定的活动而得到自我实现。由于引进了中介，黑格尔打破了直观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创造了辩证的思维方式。这是黑格尔做出的哲学贡献。但是，黑格尔并没有使辩证思维方式走进经验的领域，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中介仅限于“极限运动本身”(within the extreme itself)(ibid，p.446)，是服从于绝对的，是绝对自我实现的工具和环节，而绝对又是纯粹的意识，等同于宗教的意识，由此决定，黑格尔的“中介”概念不过是对神学形而上学的论证，根本没有解决绝对和有限的缠结问题。克尔凯戈尔力图使中介超出绝对的范围，走进经验的个体，于是，他对黑格尔的中介概念进行了改造，把中介理解为趋向外部世界的思想，理解为架接“绝对和有限之间的桥梁、人的思想的瞬间”。(ibid)即便如此，克尔凯戈尔也没能走出神学的形而上学，达到对有限，即个体存在的论证，因为他的论证是“用辩证神学家们所使用的非同寻常的诚实和僵硬的语体来阐明自我欺骗的文化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内在衰落之间的缠结”(ibid)，所谓神学的语体，就是用高尚、完善之类的语言来说明个体的文化存在。然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象证明，现实的个人都是异化的存在，非理性的、非人道的存在，高尚、完善的个体的文化存在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克尔凯戈尔采用高尚、完善的语体，就把自己的哲学悬置于经验之上，中介概念成为了消除文化的客观真理，论证绝对主体和“抽象的它者”存在的工具，并由此而陷入了神学的形而上学。可见，克尔凯戈尔的中介概念也没能解决绝对和有限的缠结。针对黑格尔和克尔凯戈尔的中介概念的缺陷，阿多尔诺提出了星座式(constellation)①的思维方式。 星座式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中介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中介既不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的活动，也不是克尔凯戈尔所理解的辩证神学语体中的抽象个体，而是场域中的单子。这就好似星座一样。星座是一个巨大的力场，这个力场中有无数个星座，其中的每一个星座都既是存在，又是一个引力场，它与其他星座同时存在，并以其自身的运动方式与其他星座的运动方式相比照，显示自身的个性。阿多尔诺认为，文化的存在就是如此。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由历史的内在场域与被称之为伟大的形而上学范畴构成的一个巨大的星座。在这个星座中，每一种文化依据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内在否定性构成一个文化星座，比如，死亡与历史构成了生命活动的星座，形而上学的经验和幸福构成了道德的星座，艺术作品和精神构成了美学的星座，文化批判和文化异化构成了文化意识形态的星座，等等。这每一个文化星座又是由其中的各不相同的个体意识构成的，这些各不相同的个体意识不是来自于绝对意识，而是来自于它对自身和它所处的环境的经验反思，这种反思是个体自我的抽象经历和它的抽象经历的瞬间，与这个抽象经历和抽象经历瞬间同时存在的，是其他个体的沉默；个体意识就在这样的场域中反观自身，表现自身的特性。因此，星座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单子，是个体对自身经验的意识。这就是绝对和有限的缠结。阿多尔诺的星座式的思维方式，就其强调个体的自足性这一点看，类似于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但其内涵有本质的不同。在莱布尼茨那里，单子是一个时间序列，在这个序列中，无数个单子按照由模糊到清晰的顺序排列，而规定这些单子的顺序的，则是上帝的先定和谐。而在阿多尔诺那里，单子是一个空间定位，这个空间只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是一个多元和开放的场域。在这个历史的场域中，单子不再是莱布尼茨所定义的抽象的个体意识，不再是思辨哲学的范畴，而是一个具有文化本性、文化意识的个体，是历史哲学的范畴，并且以其文化的形而上学特性而成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 阿多尔诺认为，文化的形而上学，就是文化的自觉意识，而文化的自觉意识本身就是否定，就是批判的力量，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文化批判不过是市场的文化形式，只存在于人们的经营和交换活动中，并没有进入批判的理智，因而是非批判的。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通过否定，把文化批判提升为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文化观念，即文化的自觉意识。把握阿多尔诺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不能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系统中，而必须从否定的，即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同样地，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和道德批判的原则，也不能单单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加以运用，而应该提升到哲学批判的层面上来运用，否则，就会陷入庸俗的文化批判主义。如果认识到阿多尔诺对文化的形而上学的这一诉求，那么，要把阿多尔诺哲学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阵营，归到后现代主义中去，就显得论据不足了。 ①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在翻译阿多尔诺的著作时，都把constellation译成“星丛”。笔者认为，“星丛”一词只能表达否定的具体性和偶然性的特性，却不能表达否定的封闭性，即个体性和引力场的特性，而后者是阿多尔诺着重强调的。阿多尔诺在《美学理论》中曾经这样描述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既是过程的结果，也是过程的瞬间。它的极点就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称之为普遍的原则，即既是一个引力场，又是一个物的单子。”(Adorno，1997，p.179)这是阿多尔诺对constellation一词的确切定义。这个定义只有采用“星座”一词才能被理解。所以，本文将constellation一词译为星座。标签：哲学论文; 文化工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社会帝国主义论文; 神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