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家庭”史料编纂成果分析：“我们要用另一种眼光去读它”_史记论文

《史记》“世家”历史编纂成就析论——“应另换一副眼光读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世家论文,眼光论文,成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五体在“本纪”、“表”、“书”之后，“列传”之前，特设立“世家”一体。共有三十篇，总分量约占《史记》全书四分之一，其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但对“世家”在历史编纂上的成就和特点，尚少有进行全面讨论者。本文愿尝试作专题考察，并期望引起同行共同探讨的兴趣。

      以往学者所作的评论中，刘知幾的看法最受我们关注。刘知幾对“世家”历史叙事的对象作了概括：“按世家之为义者，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①这一说法颇有道理，“世家”即是记述天子所封、世代名号相袭的王侯。但刘知幾继之发表的具体看法，是批评司马迁对世家各篇的设置多为“名实无准”，如：“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传，社稷靡闻，无世可传”，不应立为世家；三晋与田氏，在未立为国君之前的史事，不能归于世家；汉代的同姓王和异姓封侯者，与古代诸侯“专制一国”不同，也不应立为世家。在其后，仍有学者持严厉批评的看法。如王安石谓：“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于传宜矣，曷为世家哉？”故称司马迁“自乱其例”②。王若虚的批评更加激烈，云：“迁史之例，唯世家最无谓。……且既以诸侯为世家，则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复何预也。”③

      上述批评意见，实际上未能细心体会司马迁本人在《太史公自序》所言：“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并且未能结合《史记》世家不同类型的篇章所反映的历史特点，和司马迁编纂“世家”所采用的基本范式以及对体例的灵活运用等关键问题，作深入思考，因而未能窥见“世家”的重要价值。清代学者吴见思则针对这一类偏颇看法指出：“为世家者，另有一副笔仗；读世家者，当另换一副眼光，无作矮子观场，随人笑语也。”④所论可谓有识。

      我们读“世家”三十篇，确实应当“另换一副眼光”，方能恰当地总结出其历史编纂的匠心和成就。以下围绕“二体相兼，经纬交织：‘世家’历史叙事的基本范式”，“《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史识卓异的出色篇章”，“汉初社稷重臣的群像”这三个问题，试作讨论。

      一、二体相兼，经纬交织：“世家”历史叙事的基本范式

      “世家”在全书结构上放在“本纪”之后，“列传”之前；而其历史叙事的对象，按照司马迁本人所申言，是如同二十八宿环北辰那样的“辅拂股肱之臣”。这实际上是指明，“世家”所记述的人物仅位于帝王之下，而对于国家盛衰和历史进程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辅拂股肱之臣”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周初至春秋战国的诸侯；二是孔子、陈涉和汉初社稷重臣；三是汉初楚元王、梁孝王等同姓王。

      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何以言之？打开“世家”三十篇，列在前面的十六篇，其首为《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等，末为《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这表明，司马迁著史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在纵贯上下设立《五帝本纪》、《夏本纪》等十二篇本纪，记载历代君主行事和盛衰大势之后，应该如何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多个列国之历史的问题。在春秋时，有十二诸侯，战国时，有秦和山东六国。这些列国，虽位置在天子之下，但在周初大分封之时，立为诸侯，用以镇守四方，辅翼王室，而且各列国拥有广大封地，有自行任命的文武官员，有自己的国号和纪年，还拥有独立的军队，各诸侯国均世代相传达数百年之久。而且，其中产生出一批重要的人物，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其威望、作用远远超出于本诸侯国之外。即是说，周初分封之后的各诸侯国，虽是在天子之下，却对历史进程起到巨大的作用。要之，这众多的诸侯国其位虽不及天子，却远远高出于一般人物。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创立了“世家”一体，来记述这些在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列国和其中的人物，必须这样做，才能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等级制的政治结构和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

      设立“世家”的目的和作用既然如此，于是，在历史叙事的基本范式上，就采取“编年体与传记体二者相兼”的撰写范式。编年体，是指以年代为先后，记载各列国军政大事；传纪体，是同时适当地记述各国主要历史人物的活动，二者相兼。唯其要叙述各国的盛衰变化，齐、晋、楚、吴、越等大国何以能先后称霸，以及“三家分晋”的出现和韩、赵、魏何以最后被秦所灭，因而要用类似于“本纪”那样的编年体；又惟其要凸显如齐桓公、晋文公、郑子产、赵武灵王这些人物的不同作为和结局，因而要用传记体，并将两种著史方法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我们读“世家”，首先就应当具备这样的“另一种眼光”，否则，不但不能理解世家书写各列国历史的主线，体察不到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和精心安排，认识不到《史记》创设“世家”以恰当地解决反映周初分封以后几百年间出现了十六个诸侯国家，彼此兴衰、消长这一重要的历史局面，反而会产生“名实不符”、“自乱其例”一类的误解。前代学者也曾发表过一些有见识的评论，能帮助我们理解司马迁创立世家的目的，和运用“二体相兼”以写史的独特编纂方法。如宋代学者林

说：“子长以事之有大于列传，则系之世家。夫子在周则臣道，在后世则师道，故以世家别之。陈涉在夏周则为汤武，在秦则为陈涉，故以世家系之。萧、曹、良、平虽曰通侯，而勋烈冠于群后，皆社稷之臣，则亦列于世家也。”⑤清代章学诚也说：“司马迁侯国世家，亦存国别为书之义。”⑥当代学者朱东润也说：“史迁所言者，辅弼股肱而已。……周汉之间，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之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也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野，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明乎此而后可以读《史记》。”⑦

      “世家”中记述周代各诸侯国的十六篇中，是如何成功地运用“编年、传记二体相兼”的编纂方法呢？我们可从《齐太公世家》等篇中举出典型例子来证明。

      齐桓公称霸诸侯是《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重点。由于齐襄公昏庸淫乱引起齐国内乱，公子小白因得到有势力的公族国氏、高氏的支持，立为国君，是为桓公。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篇中记载的主线，即是他如何在贤臣管仲、鲍叔、隰朋的支持下革新内政，并连续解救受到戎狄威胁的小国，保持中原的安定局面，因而被推为各国盟主。在其即位之年即突出记载其治国所采取的重大措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五年，与鲁有柯之盟，鲁大夫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要求退回所侵鲁国之地。齐桓公当场答应，旋又后悔而欲杀曹沫。管仲进谏：不能背信杀之，愈一时之小快，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乃与屈完盟而去。”“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显然，司马迁广泛采用了《左传》、《国语》、《管子》等书的史料，把握住春秋齐国以及中原各国整个的历史特点，经过精心的剪裁和撰写，因而清晰地再现了齐桓公称霸的原因、经过和对于历史全局的影响，而且又结合叙事，巧妙地刻画出其性格特点，成功地体现出“编年、传记二体相兼”的编纂方法。

      楚国先祖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遂在江汉地区发展，春秋以后，熊通自称为武王，此后历文王、成王，相继尽灭周围群蛮百濮等众多小国，成为跨地千里的南方大国。再历穆王，至庄王立，成为一代名君。《楚世家》详细地记述楚庄王在位期间努力向北方拓展的主要事件，同时又刻画其性格特点。庄王继位之初，满足于其先代君王创立的基业，不求进取，“不出号令，日夜为乐”。经大夫伍举、苏从忠言进谏，庄王听从，说：“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于是任用贤能，修明内政，革除旧弊：“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继之于八年伐陆浑之戎，遂至洛阳，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庄王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十六年，伐陈。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郑伯请降，楚庄王不恃武力而存其国，践行了华夏族“以德服人”之义理。楚庄王主动退师三十里，并与郑结盟，楚国在政治上、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取得邲之战的胜利：“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以德义服郑之举和邲之战的胜利，遂使楚庄王居于春秋五霸之列。

      继庄王、共王之后，是楚灵王，其行事与结局，恰好与庄王成为对照。楚灵王先出使在郑，半道闻共王有疾而还，弑王自立。此前，楚与晋已在宋举行了弭兵之会，楚晋两国由连续交战转为双方和好。于是，楚灵王于三年六月，“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灵王乃仿效齐桓公召陵之会的仪式举行。大夫伍举谏曰：“君其慎终！”灵王非但不引以为戒，反而更加无所顾忌。于是，“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谿以待之”。骄盈无度的楚灵王，只愿听到臣下阿谀奉承之辞：“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大夫析父)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于是灵王一心留在乾谿纵情享乐，乃征发大批民众服劳役，国人痛苦不堪。其弟公子比、公子弃疾乘机在楚都城发动内乱，杀死灵王太子。被征集在乾谿的民众也溃乱逃走。司马迁详细叙述其众叛亲离的情景：“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耳。’”最后进一步写出这个骄纵昏乱的君主活活饿死在荒野中的惨状，以作为后人的鉴戒：

      灵王于是独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

人，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

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饷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

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

      我们读《楚世家》，确能体味到司马迁对“二体相兼”的撰写方法运用之妙，让我们既能了解楚作为南方大国兴衰起伏的历史主线，又能一睹其有为之君和骄侈之主的不同作为和性格特征，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在《赵世家》中，司马迁更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记述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骤强这一重要事件；同时精心刻画赵武灵王勇毅果断的形象，他面对保守派的阻力，毫不动摇，以国家利害和历史经验反复宣谕朝臣，而最终获得变法的成功。

      赵武灵王于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即位后，修治内政达十余年。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召大臣肥义、楼缓等商议强国方略，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面对朝臣中因循守旧的巨大阻力，他对大臣肥义申明其坚定的决心：“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赵武灵王之叔公子成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理由，表示怀疑。赵武灵王乃亲登其家门，诚恳地陈述历史经验和赵国面临的困厄局势，耐心开导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终于让公子成改变了态度，次日带头改穿胡服上朝。贵族中赵文、赵造等人又提出“如故法便”，企图阻挠。面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赵武灵王态度坚定，有力地批驳其错误主张，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遂即下令全国，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果断变法的结果，使赵国国势勃兴，连年攻略中山，乘胜攘逐群胡。“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一举成为战国中期北方的强国。

      次年，武灵王传位给其少子何，为赵惠文王，命大臣辅佐，而自称“主父”。他还曾改装打扮，诈称使者进入秦国探听虚实，令秦人骇惧：“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司马迁以浓重的笔触记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的始末，堪称为战国时期的历史放一异彩，赵武灵王也以古代一位成功的改革家而扬名后世。故梁启超曾给予极高的赞誉：“吾观古今中外诸大小国之君主，其飒爽瑰特，未有过赵武灵王者也。”⑧

      以上举出齐、楚、赵三篇世家中所记述的盛衰大事和人物活动的生动场面，足以说明：《史记》“世家”的基本撰史方法，是将记载一国大事的编年体与记载人物活动的传记体二者结合起来，使之自然地统一于每一篇世家之中，互相交融无间。客观历史本来是多层面的，从西周至东周几百年间众多诸侯国的世系，政治、军事的成败兴衰，以及各国主要人物的活动，是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不写。但如何恰当地容纳和展现，却是一大难题！司马迁对此以“二体相兼”的方法，成功地予以解决，这也是其杰出历史编纂才能的体现。

      “经纬交织”同样是司马迁编纂“世家”的重要方法。试想，从吴、齐、鲁、燕，到赵、魏、韩、田齐，多达十六个诸侯国，各自经历初封、世代传袭至灭亡，年代久远达数百年，各国都要作纵贯记述，如果没有高明的叙事编纂方法，岂不成为各自孤立、相互脱节的条条块块？司马迁创造的“经纬交织”的方法，就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经”，是指按年代先后纵贯记述一国的盛衰、变迁，“纬”，是指找到两周时期若干重要的事件，特意插入篇中记载，作为历史的横坐标。如周召共和，周宣王即位，周幽王败亡，鲁隐公元年，齐桓公称霸，晋文公践土之盟，孔子卒，等。这样就使各篇的叙事与历史全局结合起来，形成篇与篇之间的有机联系，组织成为一个整体，而免“拼盘”之讥。这样做，尤能大大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当读到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时，即可联系天下大势，明瞭这一诸侯国至此所发生的事件，是处于西周或东周时期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

      对于司马迁这种“经纬交织”的成功手法，前代曾有多位学者作过中肯的点评，对我们理解“世家”这一编纂特色很有启发。如明人黄淳耀云：“太史公诸世家，叙诸侯事，而王室始乱，伯主代兴，皆谨书之。如厉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东徙洛，秦始列为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庄之立、卒，与申生之杀，及敌国相灭，各国臣子之弑其君，皆三致意焉。而于孔子之生卒及相鲁尤详，至书‘鲁隐公初立’者以为作《春秋》地也。此等义例，皆不愧良史。”⑨清代学者吴见思更明确点出《世纪》世家之创意，即在将本国叙事与列国大事互为经纬：“体虽备于一国，而事通于天下，故以本国之事为经，而他国之事插入为纬，中间又以共和、鲁隐公初立、孔子相鲁、秦始为诸侯事提纲，以下篇篇皆同，史公具眼处。”又云：“列国弑君，诸篇互见，以见天地之大变也。”⑩另一位清代学者邹方锷亦谓：“世家纪一国之事，而他国有大故则亦书。国有大故，一国兴亡理乱系焉，天下之兴亡理乱亦系焉，以一国之故而系乎天下，虽在他国，例得书也。”(11)

      这里即以《燕召公世家》中的记事为例证，说明“世家”是如何以插入周王室及各列国的大事，作为历史时势发展变迁的横坐标的。燕国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载：“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燕顷侯二十年，载：“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燕缪侯七年，载：“而鲁隐公元年也。”燕庄公十二年，载：“齐桓公始霸。”燕襄公二十六年，载：“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燕共公五年，载：“晋公室卑，六卿始强大。”燕湣公三十一年，载：“是岁，三晋列为诸侯。”燕桓公十一年，载：“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强。”

      司马迁在“世家”中运用的“编年、传记二体相兼，经纬交织”的方法，是在对历史的深刻观察指导之下，运用睿思解决了所面临的历史编纂的难题，因而成功地做到再现从周初大分封以后，至春秋、战国时期众多诸侯国的历史，不仅各诸侯国的盛衰变化得到清晰、完整的记述，而且证明在周王室之下，各诸侯国的社会状况是这六百年间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同时，表明像鲁周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人物，都在一定范围之内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由于彰显了各诸侯国盛衰兴坏之理，又努力表现特出人物的作为，刻画了人物的行事风格和内心活动，使《史记》全书“通古今之变”和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总体面貌也因“世家”如此成功撰写而更加凸显，更加丰满。世家各篇的记述，既主线分明，又在横向上与其他篇章相互呼应，构成有机的整体，犹如在读者面前翻开一幅幅立体式的、生动鲜明的历史画卷。

      “二体相兼，经纬交织”是三十“世家”历史叙事的基本范式，各篇均有体现，是其共性。而《孔子世家》以下多篇记载人物的篇章，则主要围绕人物活动展开，更加凸显他们或在文化创造，或在政治风云，或在治国兴邦方面的杰出作为，其叙事风格在共性中又具有不同的特性。

      二、《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史识卓异的出色篇章

      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丰富的史实，表彰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和农民起义英雄的贡献，使《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成为“世家”篇目中最为出色的篇章。恰恰由于司马迁别识心裁地以“世家”作为记述孔子和陈涉行事的载体，不拘常格，而使这两篇传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另换一副眼光读之”所能得到的又一层意义深长的认识。

      为什么要强调司马迁“别识心裁”、“不拘常格”呢？这是因为，“世家”犹言世禄之家，是专记王侯的，与记述其他人物的“列传”是不同的体例、规格。而孔子并无王侯之位，“特一布衣”，生前栖栖遑遑到处奔走，司马迁却立之为“世家”，这就给予他崇高的历史地位，给以殊荣。对于这种“破例”的做法，习惯于按刻板思维读史者就无法接受，批评司马迁是“自乱其例”的王安石，即言：“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12)然而，正是司马迁用这种“破例”的做法，突出地给予孔子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就更加引人注目，引起读者更多的思考。实际上，前代有更多的学者对司马迁这种变通体例以表彰孔子的做法心领神会，并且倍感佩服！如唐司马贞云：“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13)明凌约言云：“太史公叙孔子，自少自老，历详其出处，而必各记之曰时孔子年若干岁。其卒也，则又叙其葬地与弟子之哀痛，叙鲁人之从冢而聚居，与高皇帝之过鲁而祠，若曰夫子生而关世道之盛衰，没而为万世之典刑，故其反复恻怛如此。”(14)晚清学者金淑基尤称誉司马迁这一创例，更见其“史例之精”，云：“史有定例，有创例。凡公侯传国者曰世家，定例也，置孔子于世家，创例也。此正子长史例之精。”(15)

      《孔子世家》的编纂成就，最明显者有以下三项：

      一是，篇中既详尽地记载孔子一生的活动，又表达对孔子的极度景仰，这正处处与《太史公自序》中“继《春秋》”自任的旨意相呼应。司马迁以写好内容翔实的孔子传记的殷殷之意，对各种儒家典籍及其他学派著述中有关孔子的资料，广搜博采，备载孔子的行事，状写其言谈风貌，写得生动传神，血肉饱满。《论语》、《左传》是其主要依据，同时又充分撷取《公羊传》、《穀梁传》、《国语》、《礼记》、《孟子》、《韩诗外传》等儒家典籍中的有关记载；对于其他学派如《墨子》、《晏子春秋》、《韩非子》中的零星材料，司马迁也加以吸收。如写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适齐：“(景公)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泥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这一段记载即系采用《墨子·非儒》、《晏子春秋·外篇》及《韩非子·难三》中的史料写成。借此更写出孔子一生所受到的挫折，写出当日不同学派的斗争，从而使这篇孔子传更具真实性。可见，凡是有关孔子的有价值的史料，司马迁都加以搜求，然后爬梳剔抉，熔铸成篇。司马迁对《论语》的重视也很受前代学者关注，如近代学者吴曾祺说：“夫《论语》一书，后之学者，罔不尊信，而史公实为之始。”(16)

      二是强调孔子作为古代文化杰出的整理者和传播者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对儒家六经极为推崇，高度评价其治理国家、维系社会秩序、伦理教化和体现民族智慧的作用。如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7)因此，《孔子世家》篇中，他在具体记载孔子的行事和言论的基础上，又上升到更高层次，集中地论列孔子修订六经的功绩。

      如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尤其盛赞孔子修《春秋》以寄托政治理想，以褒贬微旨寄托治天下之法，作为后世准则：“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司马迁这样全面地论述孔子修订六经的时代意义，其深刻含义，是尊奉孔子既是垂教后世的圣人，又是中国文化伟大的整理者和传播者。还有一点，由于司马迁论述六经的意义多是承袭发挥孟子之说，就使孔、孟直接联系起来。尽管后人对孔子修订六经的具体细节尚有异议，但从总体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的代表人物的地位却不可动摇。

      三是，篇末的精彩论赞与篇中的翔实记载相配合，交相辉映。司马迁精心地写了一篇赞语，集中表达对孔子的崇敬。开头引《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已表达出对孔子的衷心向往，最后又称颂孔子为“至圣”，他对孔子的崇敬可谓无以复加！而更有意义的是，司马迁把孔子跟许多生前享尽尊荣富贵的人作对比：他们的富贵是因据有国君王侯的地位，可是曾几何时，死后统统被人忘却，唯独孔子，身为布衣，却以自己的学说历代受人传颂宗仰。他在文化上、思想上享有任何国君王侯所不能比拟的地位。

      《太史公自序》中概括《孔子世家》的撰写义旨：“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这是褒彰孔子的学说具有拨乱反正、作为天下统纪和社会伦理准则的价值。老子则与韩非立为一传，内容简略，《自序》论其撰述义旨，也只有“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寥寥数字。对于司马迁推尊孔子的贡献，明清学者多有评论。如陈仁锡云：“史迁可谓知圣人之道者矣，班氏谓其先黄老而后六经非也。观其作《史记》，于孔子则立《世家》，于老氏则立《传》。至论孔子，则曰‘可谓至圣’，论老氏，但曰‘隐君子’。非知足以知圣人而能若是乎？”(18)林春溥云：“后世尊孔子者，自史迁始。”(19)李景星更极赞司马迁胆识之过人和叙次、组织之高明：“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其眼光之高，胆力之大，推崇之至，迥非汉唐以来诸儒所能窥测，故刘知幾、王安石辈，皆横加讥刺，以为自乱其例，不知史公之不可及处，正在此也。……至其叙次，摭润群书，自成体段，既不病疏，亦不伤繁，尤是史公天才独擅。”(20)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21)将陈涉起义与汤武革命、孔子著《春秋》一同视为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把诸侯并起、风起云涌的伟大场面归结到由陈涉发难而引起；把雇农出身、起义六个月即告失败的陈涉，评价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而立为世家——司马迁这种对历史动向的深刻洞察力和他表现在历史编纂上的创造魄力，在二千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失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孔子是古代思想文化的“至圣”，陈涉是反抗暴政、揭竿起义的英雄，而司马迁都破例立为“世家”，这是将对历史进程实质的深刻观察和对历史功过评价的哲理思考，外化为历史编纂形式的创造之成功典范。尤其是，司马迁歌颂陈涉首义的功绩，是对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2)的光辉思想的发扬，也是对独夫民贼“残民以逞”的严厉惩戒！晚清学者刘光

即有见于此，他说：“世家者，见凡可以为治世安民所必需者，皆可以世其家。……故陈涉之发难，亦可为世家，见天子之位，世不及择贤，则陈涉之事，亦救民之一端，而戢暴君之焰，使之有所惕也。”(23)

      作为人物传，《陈涉世家》着力刻划陈涉反抗压迫，不畏强暴的精神。他少时为人佣耕，因备受奴役，胸中燃起反抗的烈火，对同伴吐露他的志向，说：“苟富贵，无相忘。”竟受到同伴的讥笑，他发出深沉的感慨：“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到在大泽乡率众起义时，他振臂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大泽乡首义的成功，更在于陈涉对于秦朝暴政必将激起全国民众反抗浪潮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因而对吴广计议说：“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并且巧妙地采取“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策略，因而首义一举成功！此篇又是陈胜首义称王六个月中全国范围内史事的总纲，对于风起云蒸的起义形势和陈涉如何指派各路将领，均作了提纲挈领的记述。如：“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其时局势多变，头绪纷繁，司马迁却做到全局在胸，详略兼顾，恰当措置。清代学者汤谐对此极表赞赏：“盖陈胜王凡六月，一时是多少侯王将相，起者匆匆而起，立者匆匆而立，遣者匆匆而遣，下者匆匆而下……种种头绪，纷如乱丝，详叙恐失仓卒之意，略叙又有挂漏之患，岂非难事。乃史公却是匆匆写去，却已一一详尽，不漏不支不躐不乱，岂非神乎！”(24)

      在记述陈涉由揭竿起义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之后，司马迁又寓意深长地写了两件事。一是，陈涉称王后，有一个昔日佣耕的伙伴来看他，住下后没有顾忌，讲了陈王以往贫寒的情景。陈王竟听信谗言，把这个伙伴杀了。结果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二是，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两人以苛察为能事，对于不顺从或无交情的将领，随意逮捕，私自治罪。而“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两件事看似下笔寻常，实则寓意至深，总结出陈涉失败的原因，正在于因初步胜利而居功自傲，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境地，又任用小人，致使将领蒙冤受诛罚。因此造成起义军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陈王周围更没有忠心辅佐的贤才，而导致最后被叛徒庄贾杀害的悲惨结局。以事实揭示出这位反秦起义的领袖最后败亡的深刻教训，更大大增强这篇世家的思想价值。最后，司马迁点明：“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与《自序》中“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的话相呼应，再次有力地肯定陈涉起义对于导致秦亡汉兴、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功绩。篇末作这样的交代，更显得全文结构完整、紧密。

      梁启超曾评论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25)司马迁把农民起义领袖“破例”立为“世家”，高度评价陈涉的历史功绩，无疑是显示其国民思想的突出例证，二千年前的史学家能有如此历史眼光，尤其难能可贵。这固然应归因于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而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是秦亡汉兴的历史风云刚刚过去，人们对于陈涉起义开启了汉朝的建立这一历史大变局仍然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是文化思想领域的封建专制尚未严密化，所以司马迁能够形成比较自由的思想观点，有新鲜锐敏的观察力，能够对农民起义领袖的贡献作出中肯的评价。而到后来，文化专制日益严密，人们的认识就会出现偏差，因而有刘知幾把陈涉贬斥为“群盗”，称司马迁立陈涉为世家为“名实无准”。相比之下，更加说明司马迁史识之卓越和编纂体例运用创造性之可贵！

      三、汉初社稷重臣之群像

      汉初人物立为“世家”的篇章中，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有《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等篇。人们熟知，同样为汉朝立国建树功业的有一批著名人物，如韩信、樊哙、灌婴、张苍等，他们也都被封为“侯”，而司马迁却如此精心安排，拔出萧何等人立为世家。其深刻含义就是承认萧何、曹参等五人在汉朝立国中功绩尤高，是真正起到“辅拂股肱”作用的社稷重臣；这样做，又恰与司马迁充分肯定汉朝历史进步的“宣汉”立场相一致。——这是我们“另换一副眼光”研读所能得出的又一层有价值的认识。

      彰显这些文臣武将为汉朝立国建树的功业，是各篇的共同特色。《萧相国世家》详载萧何自沛郡起兵，即为刘邦所倚重。起义军入咸阳，诸将争掠金帛财物，萧何独收取秦朝律令图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楚汉战争中，他以丞相身份镇抚关中，安定民众，管理有方，使关中成为稳固的根据地，在刘项长达五年激烈对峙中，全力输送士卒粮饷，支持作战，对刘邦最终取胜起到巨大作用。至天下已定，分封列侯，奏定位次，关内侯鄂君进奏，称萧何应功居第一：“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高祖以此论定萧何第一，并给予“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殊优遇。在篇末论赞中，更称誉萧何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正符合历史时势的需要：“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曹相国世家》则详述曹参攻城野战的赫赫战功，并作了确切的总计：“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曹参治国，贵清静无为，“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卒，曹参继相位，“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则详细记述张良、陈平在楚汉争战中屡用奇计佐刘邦天下，汉朝建立后，又为国家的安定局面多所筹划。并在《太史公自序》中揭示其著述意旨：“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作《留侯世家》”；“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

      司马迁笔下的这些文武雄才，个个写得栩栩如生，通过着力摹写其语言动作、神情风貌，表现其鲜明的个性。萧何办事处处小心谨慎，他镇守关中，为了消除刘邦的猜忌，先是将本家族十几个人从关中送到楚汉战争前线，继之又拿出全部家财以佐军用，此后又多买民间田宅以污损其相国名声，因而一次次使刘邦“大喜”、“大悦”，终得保全自己。曹参继任相国，躬行清静无为、不事更张的政策，“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结果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6)陈平足智多谋，多次出奇计为刘邦解救危局。在刘项相持之际，韩信已破齐，他拥有大军，并控制着齐、赵、燕、代广大地区，在战争全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得到韩信的稳固支持，是刘邦实现对项羽制胜的关键。司马迁极写陈平在此紧要关头的谋略：“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27)一个“蹑足”细节，生动地表现出陈平的智谋，也写出刘邦的随机应变，带出了刘邦在楚汉战争最终胜利的结局。

      司马迁写人物，是通过人物的性格、心理、作为，来表现时代的特点，体现人的活动在历史变局中的作用，同时表现出民族的智慧，反映社会生活的种种面相，十分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梁孝王世家》等篇也各有精彩之处，容另撰文讨论。

      至此，可以为本文作简要的总结：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当前亟须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遗产作出新的阐释。《史记》共设有“世家”三十篇，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往有的学者错误地指责司马迁“名实无准”，“自乱其例”，实则因为未能究明《史记》世家不同类型篇章所反映的历史特点，司马迁所采用的编纂基本范式，及其对体例的灵活运用。我们读“世家”，应当“另换一副眼光”，以创新的观点作出新概括。一是司马迁以其睿思解决了历史编纂所面临的难题，以“编年纪传二体相兼、经纬交织”的方法，彰显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历史的盛衰，并且努力刻画齐桓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有作为人物的形象。二是运用别识心裁，将孔子和陈涉立为世家，以表彰古代文化伟大代表人物和农民起义英雄的贡献，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从汉初一批开国文臣武将中，拔出萧何、曹参、张良等人立为世家，肯定他们真正是起到“辅拂股肱”作用的社稷重臣，这样做又与司马迁赞扬汉朝历史进步的“宣汉”立场相一致。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史记》确实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司马迁在历史编纂上有杰出的创造精神，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总结。

      ①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②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孔子世家》，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

      ③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十一《史记辨惑》，《四部丛刊》本。

      ④吴见思评点，吴兴祚参订：《史记论文》第三册《齐太公世家》，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

      ⑤林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明宣德二年(1427)刻本。

      ⑥章学诚：《和州志·皇言纪》，《章氏遗书》本。

      ⑦朱东润：《史记考索》，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5页。

      ⑧梁启超：《战国载记·记六国兴衰梗概章第二》，《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⑨黄淳耀：《史记论略·齐太公世家》，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宝山县学刊本。

      ⑩吴见思评点，吴兴祚参订：《史记论文》第三册《齐太公世家》。

      (11)邹方锷：《大雅堂初稿》卷六《书史记列国世家后》，清乾隆壬午(1762)刻本。

      (12)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孔子世家议》。

      (13)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05页。

      (14)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四十七引，明万历年间李黻堂刊本。

      (15)金锡龄续编：《学海堂四集》卷十七《读史记孔子世家书后》，清光绪十二年(1886)启秀山房刊本。

      (16)吴曾祺：《漪香山馆文集》二集《史记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7)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18)陈仁锡：《陈评史记》卷四十七，明怀德堂刻本。

      (19)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序》，《竹柏山房十五种》，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20)李景星：《史汉评议》卷二《孔子世家》，济南精艺印刷公司印本。

      (21)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310-3311页。

      (2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页。

      (23)刘光

：《史记太史公自序注》，《烟霞草堂遗书》，1919年苏州王典章思过斋刊本。

      (24)汤谐：《史记半解·陈涉世家》，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慎余堂刻本。

      (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17页。

      (26)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

      (27)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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