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新进展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转型一词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理论，率先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使用，用来表示一个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转折。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21世纪的即将到来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开始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特别引人注目。本文仅就这一问题做一简要概述。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涉及社会转型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的演化，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有的学者认为，从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是整体的转型，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有的学者认为，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更迭；有的学者认为，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超前性和独立性。尽管学者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承认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学者们大都突破了西方学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复杂而深刻的，仅仅用这个模式来概括，失之偏颇。同时，对于在学术界一直占主流地位的“两个过程”论，学者们也提出了疑义。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转型，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结果。同理，用“两个过程”来概括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不全面的，因为转型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整体与局部、急剧与缓慢的种种变化，所以，“两个过程”只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部分，并不是它的全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有三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即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有的学者以“外发次生型”来概括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认为这种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固有文明对其既抗拒又吸纳所形成的复杂图景。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转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更广阔的范围来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思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中国社会变化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具体来说，即中央政府权威削弱，传统政治体系的衰败化趋势；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趋势；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政治体系演化的民主化趋势；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趋势；国家与社会结合的一元结构分解并呈现二元化的发展趋势。关于中国近代转型的动力与阻力、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以及重要历史人物在这一转型时期的作用，学者们都分别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在讨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文化转型是一个重点。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多数时期都发生着文化的局部性量变，那么，文化转型期则指文化发生全局性质变的阶段。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各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变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着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为大众所享有。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转型时期有两大特征：一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陷入危机，发生裂变，由纵向的传统承传走向横向的文化开拓，主流文化遭到质疑、背叛，异己文化得到认同，文化走向解构、沟通、重构；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由一元独霸或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转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内发自生型”和“外发次生型”。所谓“内发自生型”，即从其文化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如15世纪西欧文化的转型；所谓“外发次生型”，即整体发展滞后于西欧，文化转型是在西欧近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如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外发次生型”的文化转型中，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人仍处于十分落后的发展阶段，如北美洲和澳洲，在欧洲文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其人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一跃而成当地的主流文化，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与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转型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一种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如印度、中国、伊斯兰教世界、越南、朝鲜、日本等，当欧洲人及其文明进入之际，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转型，并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本土文明对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既抗拒又吸纳的错综图景。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人们一般是以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也即西方资本主义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为其开端的。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从中国历史的纵深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自明代中叶（16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已隐然呈现走出中世纪的某些征兆。就文化转型而言，近代中国有几个重要阶段值得注意：一为明清之际（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继之隐遁，如地火潜行；二为清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30～60年代），内忧外患的刺激，使得经世实学和今文经学勃发，构成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新学的桥梁；三为清同治及光绪前中期（19世纪60～90年代），随着“洋务新政”的拓展，西学输入渐成规模，新教育雏形初现，早期改良思潮由孕育而兴盛；四为清末至五四时期，发端于甲午战败激起的国人觉醒，又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世新学形成、发展并渐成主潮，新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走上历史舞台；五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大潮使现代化进程赢得加速度，并与世界接轨，观念文化逐步寻觅到现代性进步和民族性发扬相统一的路径。
转型时期社会与文化思潮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和重点。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体用”文化观、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研究仍在继续；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突破了将文化保守主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模式，提出了“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先秦至两汉、隋唐至宋明、明末清初至今三次大的“综合”，现存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已是中外文化的“综合体”，可见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不断“综合”、不断“创新”的过程，“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同时又符合欧洲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二，“综合创新”论超越了近百年以来的“体用”文化观，不论是“中体西用”的国粹思潮还是“西体中用”的“西化”思潮，都脱离了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因为若要保持中国封建专制这个“体”，就不可能发展西方科学技术之“用”；同样，若要完全模仿西方资本主义为“体”，中国文化则成为“奴才”文化，中国文化之“用”则无从依附。因此，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综合创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外互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第三，“综合创新”论顺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为人类文化的“综合”已突破了历史上“地域”的局限，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而且是世界范围的“综合”；同时也突破了历史上“领域”的局限，不仅是文化的某个领域之内，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技术等全方位的“综合”。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激变性和复杂性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典型特征。首先，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现代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的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其次，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激变性与复杂性，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这是因为，中国人经历的这一转型过程，较之西方人，存在一个“时间差”，以至西方人用数百年时间解决的问题，如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等，一起积压到一个世纪，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三、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正处在一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大转型时期。首先，从社会的角度，即社会有机体系统的经济形态、各个层次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的系统配套的变革与转换来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在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关键，也是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完成“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现代工业国的一条根本途径。
2.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经济体制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实质上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只有实现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才能全面改造传统的小生产，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大生产，根本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旧矛盾和问题，实现从封闭型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现代社会的转型。
3.在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既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奠定了经济基础，又对这种转型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客观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上的转型最终决定着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成败。
4.在思想文化的层次上，集中表现在由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型。首先是关于精神文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生产与管理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也就必然要求精神文化的生产与管理方式发生转型。其次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转型。这种转型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文化、信息文化取代农业文化，即现代科学技术代替传统的经验积累；二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道德与法制观念，开始取代被曲解和教条化的、过时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观念。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而且要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类型的观念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
其次，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由传统半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这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伴随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变而发生的全面变化。这是人的素质的重塑，包括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两个方面。
关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有的学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的复杂艰巨性和长期性。既要面对已经成为历史但又有根深蒂固影响的传统社会的一切遗留物，又要面对国际上“一球两制”格局中以及国内作为社会主义必要补充的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在“一国两制”格局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观念文化的现实挑战，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艰巨性和长期性。
2.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现代社会转型同古代社会转型相比，是一个自觉的社会转型类型。但是，在现代类型的社会转型中，社会主义的后发型社会转型，相对于原发型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具有更加突出的高度自觉性与计划性的类型。中国社会转型的各个层面及其每一个步骤，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和智慧，进行集体的理性设计，并且有领导与有计划、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施的。
3.高度的系统整体性和配套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转型是通过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的，这是社会有机系统各层面全面系统配套的变动过程。
4.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开放步伐的加速，利用我国社会转型与世界性转型的关联，以开放、开明、开拓的心态，充分吸取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走跳跃式赶超之路。
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研究，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将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