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情论文,体系论文,学理论论文,环境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350
1 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机遇与挑战
纵观情报学的发展史，情报学的发展与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从1895年国际书目学会的创立，到V.Bush的Memex设想、20世纪50年代后穿孔卡片与联机系统的出现，直至今日的互联网及数字地球[1]，通过这一连串的列举不难看出，人类信息基础环境的每一次革命性演进，都会把情报学的实践活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认为，人类信息基础环境是情报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情报学的发展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不断适应与改善人类信息基础环境，并使之趋于有序化的过程。从现今的网络环境对情报学的影响便可见一斑：
● 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研究被赋予新的内涵，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这一方面，情报检索体现得尤为明显。情报检索已不是情报工作者的“专利”，用户无需掌握专深的情报检索语言，使用智能搜索引擎就可24小时全天侯查找相关信息。超文本的出现使查找相关参考文献不再困难，用户只要点击链接点便可。与传统检索相比，更具有速发性，快捷性，减少了检索的响应时间。因此，情报检索已转向重点研究知识组织与检索、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利用传统检索理论指导网络检索实践（如利用后控词表技术改善查准率极低的状况）上来。
● 网络信息基础环境的飞速发展，使图书情报部门传统的服务和思维定式发生了变革和修正。网络期刊（电子期刊）便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它具有价格相对低廉、无需装订、节约馆藏空间的特点，既缓解了图书情报部门财力物力和馆藏空间的紧张状况，使信息服务从1->n向n->1方式转变，也使用户的情报行为发生了变化。加之在网络环境下，情报用户具有多、杂、散、匿等与以往颇具差异的特点，一些经验和思维定式如摩尔斯定律、易用性心理、图书馆悖论[2]等都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与补充。
● 从广义上讲，网络信息资源的数量激增和由网络无序扩张引发的信息混乱、信息污染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危机”或“情报爆炸”。许多有用的知识尚未被发现利用，便被滚滚的信息洪流淹没。奈斯比特曾经说过：“我们正在被信息淹没，但我们更加渴求知识”。这便是数字时代的真实写照。对无序的信息流进行控制，进一步对知识进行管理与提炼，从而有利地缓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污染与知识需求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是情报学今后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正如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Jose-Marie Griffith)指出的那样：“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新角色将会是知识的挖掘者、引导员和知识解说员。”[3]应该说，情报学在知识组织方面是有独特的先发优势的，因为情报学最早就是以知识的交流利用起家的，当然现在所说的知识是指网络环境下作为经济活动生产要素的知识[4]。
网络化对情报学既是一个挑战，又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对情报学进行创新，继而激发其发展的活力，使之成为网络时代的“当采学科”。
2 情报学理论体系的评析
温故方能知新，虽然情报学产生只有短短50多年的历史，但其理论流派异彩纷呈，数量众多，且各成一说，让人难免有纷繁杂乱之感。下面让我们以网络时代为平台，对以往流派择其要旨作一立体的透视，旨在从中抽象出某些符合逻辑的学科发展的主线。
2.1 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学派
2.1.1 理论介绍 米哈依洛夫是前苏联著名情报学家，担任过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和国际文献联合会副主席等要职。1966年，他所著的《科学情报原理》可以看作是科学交流学派建立的发端。1976年出版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对我国情报工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米哈依洛夫认为，情报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科学情报与科学交流；情报并不等同于科学情报；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应将其限制在科学交流范畴，科学交流又分为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等，并对两种交流过程的方式、特点、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2.1.2 评述 米氏理论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其所处时代的信息基础环境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以印刷型文献为主的信息基础环境决定了米氏理论只是对情报载体规律的有效把握，对传统的印刷型文献情报工作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其理论研究是建立在文献层次而非情报或知识的层次上，因此，其对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抽象，造成了它在数字时代的先天不足。因为网络环境下要求的是以知识为基本单元进行计量组织、检索与利用。另一方面，米氏理论所处的特殊年代决定了其理论建立的信息基础环境是一个“残缺”的信息基础环境。由于前苏联执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环境极少有变异和差别，社会和经济情报也就无从谈起，这就造成了“残缺”的情报概念，继而形成了“残缺”的信息环境。于是，米氏否认情报的商品属性，将其限制在科学技术范围之内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大情报观”应运而生的原因。文献[5]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米氏体系中区分了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但从印刷文献到网络这一信息环境的变化已使两者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在互联网上，一位情报用户看过某篇文献后，如想与该文作者交换看法，可直接点击其E-mail地址进行交流，亦或在网上开辟专题讨论区进行评论交流，而评论又可作为一次文献被其它用户看到，产生评论的评论等等。而且由于网络用户具有可匿名的特点，使情报交流变得更加轻松、自由、平等。
2.2 纳维茨决策理论学派
2.2.1 理论简介 约维茨(M.C.Youvits)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情报学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从决策论的角度对情报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故称为决策学派。约氏不认为情报是知识的同义语，而是把情报视作“决策中有价值的数据”，认为情报的本质功能是提供决策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义情报系统模型(generalized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描述了情报流在决策中的动态过程，定义了情报量、情报价值、情报效益、决策者效能等基本量，揭示了其中的定量关系，具有很高的可实现性[6]。
2.2.2 评述 约维茨将情报的概念仅限于能够度量的可观察事实或数据，否认情报与知识的相关性，人为地排斥了大量社会中的情报现象，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因为绝大部分情报现象是不可能只用数据作标准来衡量其效用的。文献[7]指出了约氏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约氏忽视了情报现象的丰富性，将情报降至与数据同处一个概念级别，这本身就违背了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智能）的“信息演进链”，更与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知识激活”功能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约维茨把决策看作情报的本质属性，是20世纪70年代末面向竞争的信息管理阶段的理论反映。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信息资源为中心，以解决信息资源对竞争战略决策的支持问题为主要任务。约氏情报的决策属性观点正是其典型产物。时至今日，强调情报的决策属性仍是值得提倡的。
2.3 技术应用学派
2.3.1 简介 顾名思义，技术应用学派主要以各种信息技术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为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兰开斯特、萨尔顿、北川敏男，但他们的研究又各有千秋。兰开斯特提出用现代情报手段建立联机情报检索系统(information retrieval online)，萨尔顿则是自动检索系统SMART的创始人，北川敏男认为情报学应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为核心来研究情报系统的开发。
2.3.2 评述 信息技术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从来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诚然，技术应用学派为情报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这些学者的看法难免有所偏颇，兰开斯特是其典型代表。他的两部代表作《通向无纸信息系统》(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8]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9]，认为未来实体图书情报机构将趋消亡，虚拟图书馆将成为时代的新主角。可是20年过去了，关于未来虚拟图书馆和实体图书馆之争仍未有定论。
我们应该认识到，技术并不等于情报学的全部。技术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学派的产生，正是人类信息基础环境需求牵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改善信息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情报学不遗余力地应用技术来满足。但技术的热流过后，人们才认识到“有路、有车，还须有货”，有效的资源才是真正重要的，于是才有信息资源管理(IRM)、知识管理(KM)。兰开斯特自己也开始反思：“……我们不要欺骗自己，相信仅有技术就会提高未来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社会价值”[10]。
2.4 布鲁克斯知识吸收学派
2.4.1 简介 布鲁克斯(B.C.Brookes)是英国著名情报学家。从哲学的高度为情报学寻求理论本原，是该派理论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波普尔(K·Popper)的“世界3”理论能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任务是研究“世界2”与“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有助于对知识进行组织，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与组织是布鲁克斯学派的核心思想，他提出按“知识地图”来组织知识，继而形成人类的体外大脑。另外，知识结构方程式K[S]+△S=K[S+△S]揭示了“情报是使人原有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一小部分知识”，改变是情报吸收的结果。故其被称为知识学派。
2.4.2 评述 不考虑“世界3”理论的哲学意义（实际上K.Popper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仅就其把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客观知识，就显得过于狭窄。这与西方科学中历来重视理性知识而忽视感性交流是不无关系的。众所周知，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也即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知识经济时代情报学不仅是对客观知识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主观知识（隐性知识）进行开发与利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知识的创新与发展。
布鲁克斯被认为是情报学认知学派的先驱，他提出的知识结构方程式为该学派奠定了基础，其后又经过N.J.Belkin、Dervin、Ingerwersen的发展成为网络环境下研究人机交互中用户情报行为和心理机制的主导力量。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布氏仍未摆脱从经验出发定义情报的束缚，因而无法实现对情报和知识的精确计量，仍无法摆脱从经验出发进行定义的局限。情报定义的最终突破，极有可能像当年申农那样，以提出一个关于主观信息适宜的定量化公式描述得到大家的认同[11]。
布鲁克斯当年提出的“知识地图”颇具前瞻性。他提出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来绘制“知识地图”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一旦这种知识地图相对稳定，便形成了人类的“体外大脑”。与同被引耦合关系确定的文献网相比，“知识地图”确定的知识单元网更能揭示出情报学研究的本质。同时，由于“知识地图”是建立在知识单元层次上的，要求越过主题词，直接对知识概念标引，也就更加适应未来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创新的要求。“数字地球”计划的提出为我们展示了实现“知识地图”的诱人前景。
3 建设面向网络环境的新型情报学理论体系
在网络环境下，情报工作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实际上，克服网络环境下理论体系的构建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辩证否定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扬弃”。克服即是在新旧情报理论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界线，新理论体系要体现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新特点、新内容，表现出非连续性。保留则要求对旧理论有保留地否定，要积极地汲取旧理论中的合理内容，体现出事物发展的连续性。那种割裂历史联系看问题，凭空想象出新理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1 情报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对这门科学的认识起点或思维起点，是该学科最普通、最基本，又包含其它一切矛盾胚芽的范畴。一门科学正是以逻辑起点作为研究基点，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具有抽象性、层次性和更新性。情报学的逻辑起点也是众说不一的。卢泰宏以情报交流作为基点，提出S-T-U规范，发展成为SCU模型[12]。靖继鹏则提出以用户为逻辑起点构造情报学体系[13]。也有人提出要以“情报需求—情报”这对矛盾作为逻辑基点带动情报学领域的发[14]展。笔者认为，只有在明确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情报这一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认识情报学，而这就要从情报、信息、知识的三者关系入手。
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对情报、信息、知识3个概念的关系有过热烈的探讨和争论，1992年国家科委将“情报”改称“信息”更是将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信息＞知识＞情报，三者是同心圆的关系。钱学森早在1983年就已指出：情报是激活的、能解决问题的知识。钱老的这一定义，非常适合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它给予了我们两点启示：
● 情报是激活了的知识。可见情报的直接上位概念不是信息而是知识。但情报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定位于动态的，即被激活了的知识。情报的基本属性是知识，激活是与整序和加工过程相对应的，是一种知识管理与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的过程。由此可见，情报学是信息科学中信息管理的子科学，其面向的工作是知识管理和创新。我们必须从知识的管理、创新的高度去发现和认识情报学。
● 情报学是能解决问题的知识，是对用户有效用的知识。效用性即决策性，就是说决策性是情报的本质特征。这与约维茨决策学派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正是由于决策的不确定性，才激发了人们的情报需求，产生情报行为，情报工作才得以开展。强化情报的决策性，也就是强调情报的intelligence作用，这是情报学区别于信息学、传播学的独特之处，与之对应的工作即是深化情报内涵，进行情报分析研究（知识深度整序），这可以看作知识管理的升华——即智能管理。因此，离开决策这一本质特征，情报的概念也就无从谈起。
从以上对情报学逻辑起点的分析，不难看出：情报学始终要以知识的有序化组织和创新为己任，并以此构造出情报学理论体系。为此，笔者提出利用“知识链”模型来总结情报学规律，演绎理论体系。
3.2 以知识链为基础的情报学理论体系
“知识链”这个概念最初是出现在学习型组织企业中的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这里所讲的“知识链”是就整个社会范围而言的更加广义的概念。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信息传播的成本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在用户使用情报的总成本中，网上检索和处理信息使其转化为知识的成本（如时间）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这样，在原始信息与用户所需的深层专门知识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知识链。这是一个对用户来说成本很高的知识整序过程。因此，只要成本低于使用价值，用户就倾向于使用专家代理“知识链”的服务，文献[15]称之为“专家控制”。而情报学专业人员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专家，这与前文中Griffth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事实上，文献[16]也提出过“知识序化”（初级，中级，高级）的观点，与“知识链”管理在本质上是很类似的。情报学以“知识链”管理作为基础，能够使情报学更好地融入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知识链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知识链模型
通过模型可以看出：
● 知识链管理的过程（识别、获取、重组、存储、传播）即是对知识流实施有序化的过程。而知识流有序化的最终目的就是激活有用的知识，使用户能够进行动态的评价和沟通，从而在与特定过程的未知单元进行动态匹配中实施创新[17]。情报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知识链中的知识流进行最有效的整序控制，形成智能型知识组织结构，为用户提供快、新、全、准的知识。
● 知识链始终体现出知识转化的过程。从原始信息源经过知识流整序而得到知识，形成知识体系并进行传播，是一种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整合过程。而用户吸收知识以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是一个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的内化过程。用户之间依据人际情报交流系统进行知识交流则是一个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用户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可看作知识转化的外化过程。情报学不应仅仅局限于显性知识的管理，而要对以上各知识转化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整合管理，才能使知识链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需要注意的是，隐性知识显性化后并非是直接可用的知识，反而由于用户表达的不完全与粗糙性，往往与虚假知识相参杂而共同混于原始信息源中。这就需要对其再次进行识别、提炼，使其清晰化和编码化，以达到利用的目的。
● 在知识链中，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了作为用户的人这一关键环节，知识链就无法形成闭环而进行流动。为了简化“知识链”模型，笔者仅在模型中对用户的知识识别反馈作了描述，而实际情况中，知识反馈则体现在知识链的各个环节中，贯穿于整个知识管理过程。对网络环境下用户情报行为的研究是情报学今后的重点方向之一。对知识链中用户环节的研究，有两个涵义：一是用户作为认知主体其用心智进行知识吸收的机理是如何运作的，大脑中的知识结构改变机制是如何发生的，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用户的知识吸收效率，这就不仅需要情报学还要脑信息科学、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共同研究，最终才能形成一种真实反映人类大脑思维的知识运用理论。二是在网络环境下情报学如何针对特定的个体用户适时地提供智能化、人性化的情报服务。目前，网络推送技术已初步实现了这种功能。
● 知识链中的知识表示和转化过程都是建立在知识单元基础上的，因此要求情报学提高在知识单元层次上对知识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这就需要情报学在网络环境下必须实现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计量向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计量的飞跃。可是由于情报计量是语法、语义和语用3个意义层次上的计量，同时由于认识主体的模糊性，这项工作实施起来难度很大。这同样也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