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超越及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空想论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提倡社会和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但“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1](P034)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扬弃，使社会和谐理论由空想变成科学，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超越，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人类社会，是由现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社会就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运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导致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人类社会就产生了不平等、不和谐现象。社会和谐，就一直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生生不息的追求。
人类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相应的是现实丑恶与日俱增。资本主义大工业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在它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也形成了社会的极大不和谐，因此，人们憧憬社会和谐的愿望更加强烈。西方近代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概念的是19世纪初法国的沙利·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他认为，既然在自然体系内存在着和谐的秩序，那么同样在社会体系内也应当有和谐的秩序；人类就是为了协调与各种协作而被创造出来的生物，协作应该成为唯一的社会制度，主张组织新的理想的和谐社会。根据这一理论，他于1803年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7年又发表了《新世界》，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和谐制度”和“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法朗吉”（phalange）。英国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从“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的理念出发，提出了一个改造资本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案。在欧文的方案中，劳动公社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单位，每个公社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这种公社将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彼此团结互助，而公社与公社之间也用同样方式彼此往来。”[2](P20)劳动公社里没有工业城市，也没有独立的农村，它把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一起，使它既有城市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设施，又有农村的自然风光，成为一个城乡和谐的完美整体。并于1824年与自己的学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置了3万英亩土地，进行建立“新和谐公社”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1839—1845年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和谐大厦”、“共产主义公社”试验，但两次试验均以失败而告终。1842年，德国人魏特林撰写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本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这本书中，他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他说：“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从现在起必须在言论和文字上加以大力宣扬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我在这个制度里所要清楚阐明的理想。”[3](P192)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肯定这些天才的预见和想象。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1](P304) 傅立叶《论商业》一文中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种种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把它节译成德文，加了序言和跋，用《傅立叶商业的片断》为题发表。马克思赞誉威廉·魏特林所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为“天才著作”、“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1](P483)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根据抽象的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揭示社会和谐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4](P8—9) 因而，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依靠力量和正确途径，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和谐社会设想的合理因素，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指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谐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即工人阶级。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问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原理，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寄希望于统治者发善心、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变革蓝图的幻想，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从而使社会和谐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并揭示了未来高度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
二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使和谐社会的理想变成科学，根本在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关键在于具有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首先，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界、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P720)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谐社会思想是从理性出发的。这种从理性出发不仅仅是当时社会的历史传统，而且不具备现实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从客观现实出发，发现了一个很明显而以前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有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没有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就没有人的存在；而开展劳动，人就必须组织起来，从而人的存在，就不是没有区别的孤立的个体的总和，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不能将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概念，而必须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的人”。支配人的思想与活动的第一动因则是物质的生产活动，所以，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P101—102)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知的。正如列宁后来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6](P8—9)
马克思这一研究社会和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称为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他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P410)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是，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等，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其次，不是停留于不和谐现象的原因，而是寻找出原因之原因、动力之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8](P247) 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因此，传统的方法，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和谐社会的方法，是把人的动机、特别天才人物的动机作为历史现象的原因、动力。其实，动机背后还有原因，原因之原因才是社会的本质。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8](P249)
空想者看到社会不和谐在于阶级对立，但找不出阶级对立的根源、如何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和谐。而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揭示了阶级对立根源、及如何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和谐。他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新贡献的第一点，揭示了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种历史现象，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可能产生阶级；生产力高度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阶级；阶级、阶级对立是生产有了发展，但又不十分发展条件下存在的现象。第二点论述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三点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要消灭阶级，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阶级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自发地产生的，而阶级的消灭却不能自发地实现。
再次，不是诉求外在力量，而是揭示产生、消除不和谐的内在机制。
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只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从头脑臆想出一种新的和谐社会，强加于社会，不能从内在机制上阐明为何不和谐、如何消除不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其机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从最简单的商品着眼，进行商品生产时，资本家所雇用的是劳动力，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另一部分被资本家占有了。这样一来，就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谐全揭穿了，说明资本主义同样不是和谐社会。资本的本性就是要采取各种手段获取利润，就要推动生产愈来愈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有计划组织生产，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就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生产中，表现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矛盾。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社会化生产力的本性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即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当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资产阶级私有制就要被废除。“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4](P757)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也就造就了消除不和谐的机制，“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作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P773)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研究方法是辩证法。“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P733)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4](P736)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充分肯定了这个方法的制定及其应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5](P42—43) 马克思也肯定了这个方法的重大作用，他说：“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9](P672)
三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超越，为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观点和方法。
1、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方法为指导，而不能固守其具体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为人类和谐、社会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反映了各国革命与建设的普遍性和共性，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社会和谐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老祖宗不能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固守其关于社会和谐的具体结论或主张不放。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并且，他们只能在他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曾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和完善，就是他们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生动范例。他们随着实践的发展，先后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写了7篇序言，对其中的一些地方作出了补充、完善，甚至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P249)他们曾设想，未来的和谐社会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所描绘的这个社会，是高级阶段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150年前，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死抱马克思当时关于和谐社会具体论述，否则，不顾历史条件和我国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脱离实际反而导致不和谐。
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其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方法。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8](P680) 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0](P406) 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运用他们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观点和方法。
2、坚持从我国的客观现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P374) 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从原有的具体结论出发，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且“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48) 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做法，对另一个国家可能是绝对行不通甚至是有害的”。[10](P187)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考虑各国的具体制度、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不可能同一个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正视不和谐因素，才能消除不和谐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民改变了过去缺吃少穿的苦日子，生活获得了很大的改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不容置疑。但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不一定就和谐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和谐因素不断凸现。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慢，城市的繁荣与富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种种歧视，不仅享受不到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而且连平等的劳动就业权与合法的劳动报酬权都难以得到保证。资本的势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不断上升的强势地位，而劳动者的权益却处于不断受损的状态，劳资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日益显性化。地区之问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如上海是贵州省的12.9倍。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确已经富起来，而且有的还非常富，但还有的处于贫困阶段。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商品市场日益繁荣的同时，企业与公民的社会责任在不断下降。效率优先存在着向效率至上乃至唯利是图转化的倾向，而社会公平与正义却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成为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追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治能力并未得到同步的提升，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在改革中，一些领导干部漠视人民利益，违背国家政策，利用职权转移、侵吞、贱卖国有资产，甚至于一夜间暴富，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上访。以牺牲环境、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区域经济的一时发展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3、理性分析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之原因、内在机制，而不能停留于道德情感层面
和谐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和谐的，为何出现不和谐？
我国当今存在不和谐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是多因一果。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客观上就存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较充分发展的国家取得胜利，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东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建立的，先天不足。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较高。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不和谐因素的增长期，出现“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行为容易失范”。人民生活实现了基本小康的目标以后，需求升级并日益多样化，对自身的发展必然提出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要求，人们已不满足于温饱式和谐，而是要求更高更全面的和谐。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制度上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安排。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中不可能找到答案，摸着石头过河，是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经济，市场也会失灵。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城市中已形成了7个阶层。[11](P8)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形成了10个阶层。这种社会分化导致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此同时，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12](P8—9)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人口大量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现有体制上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一个人一旦离开户籍地，也就无法享有和行使在法律上规定的许多公民权利。进城务工的原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方面的权益无法保障。
主观上是我们片面地理解发展，把经济增长看成发展，而经济的增长又以GDP为指标。干部考核看实绩，这个实绩也是一个时期唯GDP。因此，各地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肥水快流，竭泽而渔，甚至“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以牺牲生态环境、消耗非再生性资源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人与自然很不和谐。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注重抓物质文明建设而轻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由此导致赌博、吸毒、卖淫、盗窃等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较之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缓慢，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增加，还会销蚀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可见，认识的偏差一制度安排的缺陷→社会不和谐，这是我国目前出现不和谐现象的内在机制。
4、按社会和谐的辩证法办事，而不能沿用形而上学方法
传统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主要是矛盾→解决→新矛盾→再解决。随着社会不和谐而来的是社会化解，通过社会化解而来的是社会和谐，“不和谐→和谐→新的不和谐→新的和谐”。而且是针对一个个具体不和谐因素，进行解决。往往一个矛盾解决了，相关的矛盾由此而产生，导致不和谐。
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体现，因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和谐，目的是使社会进步更快。
构建这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是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个过程。“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4](P361) 人类社会是个活的有机体，有机体的各个要素都包含着内在的差异，都有其内部矛盾，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是一切事物内在的根本属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和谐是社会有机体内各种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和谐社会不是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各方对立统一的结果，是变阻力为动力，机体充满活力。所以，实现各个要素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有化解矛盾的和谐机制，而且要有和谐机制的生成、建立机制，自行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避免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使各个社会要素处于和谐状态，从而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和谐机制的生成与建立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使社会要素获得和谐。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完善一套能够不断化解矛盾和避免冲突的和谐社会内在的运行机制，主要要有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顺畅的民意表达机制、自由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社会安全机制、友好的人与自然发展机制和客观的政绩考评机制等机制。
这些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主要在于科学化、人性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科学的、人性化、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它使人们不和谐的社会行为被合理化解，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制度体系更趋向科学化、更加人性化和系统化。实现科学性、人性化、系统化的“制度生成机制”，首先是各级领导者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权力观、政绩观，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次是每一次提出制度构想到作出制度安排时，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必须经历专家咨询和论证、民意反馈等多环节，这样作出的具体制度安排就必然会包含较多的科学性和人性化内涵。再次是制度安排要具有系统性，不能搞单兵独进。各种制度安排之间要相互衔接、和谐。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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