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的适应性改革及其 “一强”政党地位的确立 ①
曲 静
摘 要： 五五年体制解体后，日本自民党经历了两次短暂下野后再度长期执政，在国会议员数量和政党支持率上远远超过其他在野党，日本政党格局呈现“一强多弱”的局面。除了在野党四分五裂的客观原因，政党理念和组织架构的适应性改革是自民党能够维持“一强”地位的主要原因。政治右倾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首相官邸主导和党内融合政治的并存、选举职业化和获得公明党支持等，自民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和改革巩固了执政党地位。自民党远胜于其他政党的适应能力，将使其长期执政，“一强”政党地位更加巩固。
关键词： 日本政治 自民党 适应性变革 “一强”政党
日本自民党自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在2014年和2017年的大选中都获得了稳定多数席位，日本的政党格局再次呈现出“一强多弱”的结构。[注] 徐万胜：《论“一强多弱”的政党格局》，《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 本文认为，在1994年政治改革后近15年间，自民党始终通过改革不断适应着时代变迁和新的制度设计，从而在短时间内多次赢得国会选举。本文从自民党的政治理念、组织架构、政策决定过程和选举对策四个方面分析自民党为维持“一强”政党地位而做出的改革。通过上述研究，对于熟悉日本政党政治的内在运行逻辑和未来发展趋势、了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过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念变化：政治右倾化和新自由主义
政党的政治理念集中体现在其施政纲领之中。自民党成立之初，在其立党宣言和纲领等文件中表达了对左翼共产主义势力的警惕和对美国初期占领政策的不满，认为当前日本首先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实现大众的福利社会。[注] 「昭和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の立党宣言·綱領」、自民党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jimin.jp/aboutus/declaration/index.html#sec09. 因此，1955年自民党开始执政之后，党内“传统右派”政治家秉承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吉田主义”，重视“政官财”即政治家、官僚、经济界的合作关系，学习国家社会主义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以实现福利国家为己任；在政治上依赖日美同盟、搁置修宪争论，最大限度地节省防务开支。[注] 本文采用日本学者中野晃一关于“新右派”和“传统右派”的概念。“传统右派”指的是五五年体制形成后直到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结束这个时期为代表的保守政治家。“新右派”，以保守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为起点，主张恢复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经济上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规制缓和和减税降低企业负担，政府不再干预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政治上以实现修宪为目的。 传统右派“重经济轻军备”的路线使日本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并维持了自民党的长期执政。
自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普通国家论”以来，自民党政治家的“右派”色彩有所变化。随着冷战结束和五五年体制解体，许多自民党传统右派政治家去世或退出政治舞台，自民党迎来了“新右派”的时代。新右派以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为己任，其政治理念右倾化的趋势明显。日本学者中野晃一在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特点时指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本质实际上是新右派转换，即原有的右派并没有发展壮大，而是出现了新右派。[注] 〔日〕 中野晃一：『右傾化する日本政治』、岩波新書2015年版、第3頁。 经过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小泽一郎的“政治改革和政界重组”、桥本龙太郎的“六大改革”、小泉纯一郎的“结构改革”和安倍晋三的“脱离战后体制”及“日本，回到原点”这几次政治变革，新右派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新右派在政治上主张日本实现“普通国家”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歪曲历史认识，通过美化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慰安妇的存在等言论达到修正历史的目的。二是积极推动和实现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修正。小泉内阁和第一次安倍内阁期间，通过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实现了海外派兵和解禁集体自卫权，迈出了修改宪法第九条的重要一步。2017年大选，自民党在政权公约中公然提出修改宪法的主张，表示将自卫队写进宪法、紧急事态处理等作为修改宪法的核心议题。安倍在不同场合表示修改宪法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诉求，自民党的保守色彩愈加浓厚。
在经济政策上，新右派的理念与传统右派也不相同。传统右派奉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吉田主义，重视与财界和官僚的关系协调。传统右派执政期间，自民党内阁与官僚、经济界紧密合作，制定国家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引导国民投资和消费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利用政府权力优化资源配置，投入巨资改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立起一套“政府护航型经济体制”。[注] 杨栋梁：《釜底抽薪：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的深层动因》，《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4期。 1982年中曾根康弘执政后，强力推进经济国际化和经济自由化，并于80年代中期完成了电信电话、烟草专卖和国营铁道三大企业的民营化转制，逐渐改变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曾根康弘开始到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再到安倍晋三，自民党多位首相的经济政策都含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色彩。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具体到日本，政府要实现“简政放权”，包括多种事业民营化、特殊法人改革、中央省厅改革等。即通过规制缓和和地方分权实现建立“小政府”的目标。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不仅与自民党分享权力的官僚体系得到整顿，经济界对政治的影响也日渐降低，首相官邸在经济政策上掌握了更多的决定权。
21世纪初，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自民党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人才选拔等方面推动渐进式的变革，主要表现为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和地方组织改革。这两项改革加速了党内的集权，增强了政党凝聚力，扩大了政党的支持阶层，成为自民党维持“一强”地位的重要保障。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是几代自民党政治家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2012年第二次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既继承了这一理念，同时没有完全抛弃自民党之前的利益诱导模式。他提出的“地方创生”计划，逐年提高在地方上的公共事业费和土地预算费的财政预算，在农村和农业问题上争取地方和业界团体的支持，巩固了自民党的传统票仓。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为中心的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美化了日本经济增长的数字，巩固了自民党的“一强”政党地位。
二、组织变革：总裁集权和地方组织改革
老福的母亲为成为儿子的助手而兴奋不已，这几天老是睡不着觉，老福一回家，她就拉着儿子打听事情的进展。出院第四天，老福终于给她布置任务了，叫她去把小宋请到家里来，理由是商量如何执行委托书。
1992年，日本新党首先引入候选人公募制度，随即在1993年大选中取得突破，党首细川护熙出任首相。1996年大选中，自民党的最大对手新进党也采用了候选人公募制度。自民党自政治改革后一直在探讨候选人公募制度。1996年大选中，自民党首次选定了8名小选举区的议员候选人。2004年，安倍晋三干事长负责成立的“党改革检证、推进委员会”正式确立了议员候选人公募制度，结果在2005年的“邮政选举”中公募而来的年轻议员大量当选。2009年失去政权后，自民党在党改革的方针中再次明确了候选人公募制度，2012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公募的候补人数达到84人。对于公募的议员候选人，虽然地方党组织的推荐起着关键作用，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自民党中央。引入公募制度后，候选人出身阶层涵盖了公司职员、学校教师、演艺界人士等多种职业，女性候选人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官僚出身和企业经营者等出身者比重下降。[注] 〔日〕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公新書2017年版、第168頁。 这一改变对吸引都市无党派层的支持尤为重要，弥补了自民党支持者集中于农村地区的不足。
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自民党成立之后，政党总裁的自民党选举制度多次调整。1955年确立了总裁公选制，总裁由国会议员及都道府县地方党组织的选举人共同投票选出，其中国会议员的投票起到决定性作用。1972年实行总裁预备选举，有意向的国会议员至少要争取到10名国会议员签名才能成为总裁候选人，因此总裁位置常由几大派阀领袖轮流担任。在派阀全盛时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角大福中”“安竹宫”几大派阀首领都曾经争夺过总裁宝座，三大派阀清和会、经世会、宏池会领袖轮流坐庄，造成了自民党权力分散的局面。因为某派领袖一旦担任总裁成为首相，立即培植亲信、扩大本派阀势力，在分配政党、内阁职位、制定政策时都倾向于支持自己的政财界。同时，派阀也成为政治资金的主要接纳者。1988年派阀的政治资金收入达到创纪录的64亿日元，1989年回落至54亿日元，但是1992年又上升到71亿日元。[注] 『読売新聞』1990年9月14日、『読売新聞』1993年9月10日。 1994年政治改革后，派阀的影响力下降，自民党总裁位置多由非派阀领袖担任。
选举职业化的另一表现是引入候选人公募制度。所谓的候选人公募制度，是指在国政选举中个人根据公开透明的选择机制获得政党认可、支持从而正式成为某党候选人的制度。中选举区时代，由于每个政党都可推选3-5名候选人，候选人不需要很高的得票率就能当选，因此自民党候选人主要由中央和地方干部经过协商指定，由这种“密室政治”选出的候选人以官僚、地方议员出身居多，世袭议员更是大受欢迎，他们凭借自己稳固的地盘、强大的个人后援会获得支持。在收集选票和政治资金支持上，候选人得不到来自党中央的更多支持。自民党中央对当选议员的约束力甚至不如派阀。实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后，获胜所需选票要多于中选举区。随着自民党支持团体和固定票的减少，自民党不得不实行候选人公募制度以期扩大支持阶层，尤其是争取无党派层的选票。
2016年也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但派阀的衰弱已是不争的事实。[注] 《历年政治资金数据特集》，日本总务省网站。http://www.soumu.go.jp/senkyo/seiji_s/data_seiji/index.html. 另外，自民党内某些职务任命方式的变化加速了总裁集权。根据自民党党则，总裁总揽党务，有权任命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选举对策委员长等党内重要职位。小泉在任期间，还争取到了一些新职务的任命权。例如，宣传本部长人选不再由干事长领导，而直接由总裁任命并对总裁负责。干事长代理手下的副干事长也不再充当各派阀代理人角色，而演变为向派阀传达中央指令的中间人。
资料来源： 根据日本总务省网站政治资金专栏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及政党交付金用途等报告书”的数据整理。http://www.soumu.go.jp/senkyo/seiji_s/seijishikin/index.html.
图 1政党补助金在自民党收入中所占比重
为了更好地适应地方分权改革和新选举制度，自民党对地方组织进行结构优化。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根据行政区划和行业组织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地方支部，获取选票和收集政治资金的事务多由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后援会和地方保守议员承担。通过后援会和地方政治家的利益诱导政治，自民党对选票在地方建立起牢固的地域支配。但是开始于1995年的地方分权改革打破了自民党的地域支配。在改革过程中，市町村的数目从1999年的3232个减少到2017年的1718个，2017年的地方交付税比1999年削减了5.1兆亿日元。[注] 《地方自治制度，广域行政和市町村合并》，日本总务省网站。http://www.soumu.go.jp/kouiki/kouiki.html. 结果自民党的地方议员人数大幅下降，自民党的地方组织力量减弱。另外，税收制度改革后，地方政府税收的分配权掌握在知事手中，一些无党派层知事与自民党控制的都道府县议会时有冲突。为应对以上状况，协调与都道府县政府的关系，在1994年政治改革时，自民党在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的框架下，将中选举区制时期的多个市町村支部整合为选举区支部和比例区支部，由自民党本部认定的候选人担任支部长，1995年修正的党章承认这些支部的“合法地位”，由此自民党完善了从党本部到地方基层的支部建设(如图2所示)。选举区支部承担着两个功能，一是团结选举区的地方议员，组织选举活动。在国会选举时全力支持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二是作为政治资金的接受团体。1999年新修改的《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议员的资金管理团体不能再接受企业团体捐款，选举支部承担着接纳来自企业团体捐款的任务。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在资金上对党中央的依赖程度很高，党员每年的4000日元会费，中央一般分三分之二给都道府县的支部，以维持支部运转。改革后的选举支部迅速适应了小选举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2009年大选失败后自民党之所以没有像2012年后的民主党那样分崩离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地方党组织的支持。
资料来源： 〔日〕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公新書2017年版、第263頁。
图 2自民党本部及地方组织关系
所谓的“事前审查制度”，指的是法案和预算案在向国会提出之前，必须提交自民党政务调查会讨论。获得事前审查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务调查会下的部会讨论，第二阶段是政调审议会的总结，第三阶段是党总务会的批准和认可。自民党在政务调查会下设与中央省厅对口的部会，由相关部会审议相关法案，如设置国土交通部会专门审议国土交通省相关的法案。如果某法案涉及多个省厅，则成立特别委员会协调省厅意见，进行专门讨论。能够获得部会委员的职位，参与部会讨论的国会议员多数代表了相关业界团体的利益。在部会审议修订阶段，中央省厅之间、业界团体内部的利益协调常常在这一阶段完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导这一利益协调过程的是“族议员”。族议员通常在某一专业领域是政策立案的专家，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与官僚交涉，在政策决定过程中与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委员长、理事、委员等沟通，甚至在非公开场合发挥影响力。一言以蔽之，族议员即是官僚化的政治家。自民党内存在众多的 “族”，如被称为“御三家”的商工族、农林族、建设族，还有文教族、邮政族等。以政治资金为媒介，形成了一个新的“业界—族议员—官僚”的利益三角关系。
三、政策决定过程：官邸主导和党内融合政治并存
五五年体制解体前，主要由自民党内的派阀、族议员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势力进行博弈，最终决定利益分配方案，由内阁形成法案之后提交议会表决，政策决定过程至此结束。自民党在这一过程中重视党内融合，即政策法案提交内阁审议之前必须在党内协调一致，实力政治家和中坚议员的发言权很大，为此自民党专门设计了“事前审查制度”来融合党内意见。
经过20年的变革，自民党逐渐从一个以国会议员为中心的松散政党演变为以总裁为中心的组织政党。小泉执政时摒弃了党内论资排辈的惯例，大力提拔年轻议员，增加政府和党内的官职分配给更多议员，如增设各省大臣、政务官。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在党内采取融合人事的新做法， 既重视大小派阀的实力对比，又考虑平衡“元老派”和“少壮派”的关系，在职位分配上综合考虑，在党内营造出了“一团和气”的氛围。地方组织变革和支持层的扩大弥补了传统票仓——农村选票日益萎缩的不足，成为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不断取胜的新法宝。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行政制度改革，使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逐步转变为首相官邸主导型。[注]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日本学者竹中志坚的《首相支配——日本政治的变貌》(中公新书，2006年)、中北浩尔的《自民党政治的变容》(NHK出版，2014年)；中国学者王新生的《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及挫折》(《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徐万胜的《安倍内阁“强首相”的决策过程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 1996年桥本内阁推进的行政改革设置了内阁府，强化了首相权力。内阁法明确承认首相在重要政策的阁议上的提议权。通过改革强化了首相的辅佐机关内阁官房的权力，除了赋予政策的企划立案权、协调省厅关系的权力外，增加了首相辅佐官的人数，完善了首相官邸辅佐机制。通过改革，在内阁府中设置特命担当大臣，人员定数没有限制，由首相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另外，设立经济财政咨问会议，在首相主持下调查审议重要经济财政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小泉内阁时期，预算编制权从财务省转移到了首相领导的经济财政咨问会议手中。在小泉的授意之下，2002年3月13日，自民党内的“国家战略本部·国家愿景策定委员会”公布了 名为《政治系统(New Decision-Making System)》的改革方案，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废除事前审查制度，实现内阁和执政党的一元化决策体制”。该方案同时提出了这样一种建议，内阁向国会提出法案之前，无需得到自民党的事前承认。另外，该方案还提出将采取强化首相人事权等方式促进首相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作用。[注] 『自由民主党国家戦略本部国家ビジョン策定委員会 政治システム(最終提言)』、21世紀臨調ホームページ、2003年3月13日。http://www.secj.jp/pdf/20020313-1.pdf. 虽然废除事前审查制的做法遭到了党内的强烈反对，但小泉在“邮政民营化”政策出台过程中绕开了事前审查制，结果造成众议院出现许多自民党的“造反”议员，这些议员在法案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小泉果断解散众议院，废除造反议员的候选人资格，拥立支持邮政民营化法案的候选人，最终成功通过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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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重新上台后，在总结民主党失败的教训时，认为自民党放弃党内的事前审查制度，一味追求“政治主导”是其失去政权的一大原因。追求彻底的政治主导意味着多数国会议员被排斥在政策决定过程之外，沦为国会中的“投票机器”。因此，第二次执政的安倍一方面继续坚持官邸主导的政策决定过程，另一方面恢复政务调查会的部分权威，承认事前审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因为与执政联盟的另一成员——公明党在法案提交内阁前要统一意见，在事前审查阶段就与公明党交换看法，则能提高政策决定的效率，避免两党召开专门的政策协调会议。因此，现在自民党的政策调查会仍延续以前的做法，在法案提交内阁表决前要经过“部会-政调审议会-总务会”三步走的审议程序。与五五年体制时期不同的是，经过2009年的政权更替，许多精通业界政策的“族议员”落选，派阀力量遭到削弱，长达三年的在野时间使自民党能够获得的业界政策信息量少得可怜，2012年重新执政后族议员和派阀在政策决定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自民党采取首相官邸和党内融合的双重决策方式，既提高了决策效率，又尊重了传统，给与年轻国会议员“参政议政”的机会，成为安倍晋三获得党内和选民支持从而维持“一强”政党地位的法宝之一。
四、选举对策：选举职业化和自公联盟
在选举制度改变和低投票率的情况下，自民党还能保持“一强”政党格局，最为直接的原因是自民党的选举对策有了相应改变。1994年政治改革后，众议院的选举制度由中选举区制变为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选民动向也发生了较多变化，选民绝对投票率降低、无党派层扩大等现象一直困扰着日本政党。[注] 根据日本总务省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众议院小选举区的绝对投票率在2009年、2012年、2014年分别是69.28%、59.32%、52.66%。详见日本总务省网站“选举、政治资金”专栏的“选举关联资料”栏目。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shugiin/ichiran.html. 自民党在应对选情变化上走在了其他政党的前列，通过选举职业化和组建自公联盟维持了一党优势地位。
保护传统戏曲，自新世纪以来一直是戏曲界与学界关注的重点。徐州地区也不例外，在政府扶持下，将剧团转型，加强培养管理人才。京剧现代剧便于上演，剧情贴近生活，是徐州戏曲舞台上的常客。但就调查得知，民众更倾向观看经典故事。流传下来的经典故事都是经过无数人情感的检阅才流传至今的，民众自然更偏爱些。因此，在推广戏曲名作的时候，应多安排质量高、剧情佳、观众易懂的传统京剧。
自民党选举职业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宣传制度改革。在新媒体层出不穷和传播媒介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自民党的选举对策做出了相应改变。自民党在2003年和2009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宣传革命”。2003年，小泉纯一郎启用安倍晋三担任干事长，安倍晋三此后一直担任党改革的本部长，着重展开以电视广告为中心的宣传改革。2005年“邮政选举”时，自民党签约了专业广告公司，设置了战略宣传小组，选定新闻综艺节目的出演者，制作专门的电视广告，分析舆论调查数据，培训候选人如何应对媒体等。例如，自民党投入大量经费用于邮政民营化法案的宣传，据日本记者的估计仅支付给电通的广告代理费就达到了1.4亿日元。[注] 〔日〕 西田亮介：『メディアと自民党』、角川新書2015年版、第71頁。 最终自民党在“邮政选举”中取得大胜，新宣传方法的使用功不可没。2009年，自民党沦为在野党后，在印刷媒体和电视新闻报道中的曝光率急剧降低，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互联网宣传上。自民党成为第一个开通脸书官网账号的日本政党，还在网上结成自民党应援团体“自民党支持者俱乐部”(J-NSC)，甚至在党的总部开设茶室在网上现场直播议员的活动。2013年自民党推动了《公职选举法》的改革，解禁了网络选举活动。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时自民党成立了“真心话小分队”的情报组织，专门用来跟踪分析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并开发了向网民传达候选人信息的手机应用。在利用新型传播媒介宣传自身政策主张方面，自民党已经走在其他政党前面。
(四)1761年—1771年，亦即渥巴锡执政时期，由于沙皇俄国控制空前加剧而造成汗国严重政治危机。土尔扈特人反抗压迫在渥巴锡领导下举族东归祖邦，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土尔扈特汗国走向瓦解。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杜尔伯特牧民和少量土尔扈特人、和硕特人大约4700余帐，全部归入阿斯特拉罕省长办公室下设的专门管理机构——“特别管理处”管辖，1797年俄国政府在阿斯特拉罕成立“卡尔梅克公署”，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已失去了政治独立，沦为俄国政府监督下的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2001年4月，因密室政治饱受诟病的森喜朗辞去总裁职务，标志着三大派阀左右总裁选举的时代结束。新上任的小泉纯一郎打出“打倒旧自民党”的口号，在人事任命和政策制定上无视派阀的存在，依靠高内阁支持率和年轻议员的拥护推进邮政、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在党内事务上，打破总裁和干事长分别出自不同派阀的惯例，甚至破格提拔仅当选3回议员的安倍晋三为干事长。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延续了小泉风格，在人事任命和政策决定中坚持总裁主导，由于在2012年、2014年、2017年的众议院选举和2013年、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五连胜，内阁支持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安倍晋三的总裁权力和威信达到了新的高度。小泉和安倍之所以能实现总裁集权，除了个人性格外，还因为当时外部条件的变化。一是无党派层的扩大，他们手中的选票决定了国政选举的结果，高人气党首成为政党的脸面，甚至能左右选举结果，对于比例选举区尤其如此。在支持团体和个人党员、党友数量相继减少的情况下，政党需要高人气党首提高支持率，争取无党派阶层的选票。[注]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向自民党捐款的党员党友人数，2000年为1，914，126人，2009年是871，871人，2015年是812，053人。日本总务省网站。http://www.soumu.go.jp/senkyo/seiji_s/seijishikin/index.html. 二是政党助成制度的实施。1994年政治改革实行了政党助成制度，根据国会议席和国政选举得票率给予政党财政补贴，在企业团体捐款数额下降的情况下，这笔收入对政党尤其重要。如图1所示，政党补助金在自民党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成为自民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派阀获取政治资金的能力则进一步降低，2009年自民党派阀收入只有19亿日元，此后自民党派阀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2012年自民党七大派阀总收入约为5亿8769万日元，收入最多的岸田派也才不过1亿6414万日元。虽然2014年七大派阀的收入达到10亿日元，2015年、
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所有可能的认识对象都限制在实践的范围之内，幻想摆脱实践关系而认识“纯粹的自我”或“纯粹的‘外物’”，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离开实践而谈论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是无意义的虚假问题。“实践功效不是用以证实知识之独立于人的真理性的工具，而是创造真理的东西。”[10]实践是构成真理概念的因素。
与公明党组建执政联盟，在国政选举中相互提携是自民党维持选举胜利的重要法宝。两党政治理念不尽相同，合作的唯一原因是国会内的多数派工作。两党从1999年正式开始合作，除了2000年的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在4个小选举区与公明党有冲突外，截至2017年，两党在小选举区内再也没有重复立候选人。公明党将选举重心放在比例代表区，在小选举区则全力支持自民党，自民党在比例选举区则多次支持公明党候选人。以2017年众议院选举为例，公明党共在9个小选举区提名候选人，自民党在这9个选区里并没有本党的候选人，而是全力支持公明党候选人。自民党小选举区议员，也都获得了来自公明党的推荐。自民党选择公明党的最重要原因是看中公明党的支持团体——创价学会的集票能力。创价学会会员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广泛，加上其友人的票数，能收集到600-700万张选票，平均到每个小选举区是20000～25000张。[注] 〔日〕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公新書2017年版、第147頁。 这些选票相对稳定，并且能详细计算数量，对把握选举区的选情有很大帮助。另外，公明党的支持者大多来自都市，与自民党的支持来自农村地区形成互补。
三是增强村委会的代理能力。从已经比较成熟的专业代理(如保付代理、保险代理、专利代理)的实践经验来看，代理人只有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办好委托事项，其代理行为才经得起合法性、合规性审查。农业领域PPP项目涉及大量法律政策、土地估值与资金预算等方面知识以及复杂的操作流程，对此，村委会成员往往并不熟悉。因此，一方面要将推行农业领域PPP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加强对村委会成员的相关知识培训；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农业领域PPP项目中的专业代理人，弥补村委会代理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不足。
日本学者川人贞史曾经运用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来推算自民党候选人得票率依存于公明党的程度，得出的结果是“收到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比未受到推荐的候选人得票率多2.6%(2000年大选)或2.8%(2003年大选)”，“公明党比例得票率增加1%，小选举区自民党候选人得票率增加程度，2003年比2000年更多，可以推测公明党的选举合作效果2003年比2000年还大”。[注] 〔日〕 川人貞史：『選挙制度と政党システム』、木鐸社2004年版、第273-274頁。
五、结论
随着社会的变革，政党必须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断培养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这也是政党组织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沃伦·本尼斯的组织发展理论认为，组织如果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完成两项具有关联性的任务。其一，组织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组织的外适应；其二，组织能够协调内部组织成员的活动目的，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以维持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转，也就是组织的内适应。[注] 刘杰：《政治学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政治改革、冷战的结束和泡沫经济的崩溃，自民党不得不适应新的制度设计和后工业化社会的选民偏好。事实证明，经过20多年的适应性变革，自民党成功维持了“一强”政党的地位。对未来自民党和日本政党格局的发展，作者还想做出几点大胆预测。
第一，自民党将继续维持“一强”政党的优势，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恐难以实现。无论是政治资金的收集能力还是基层组织的支援团体的数目，自民党都远超立宪民主党和2018年刚成立的国民民主党，加上公明党的支持，至少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仍将保持优势。自民党的另一大优势是“首相人选”力量充足。除此之外，在野党有继续弱化的趋势，无法取代自民党成为第一大党。2017年新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立足未稳，老牌左翼政党日本共产党后继乏力，刚刚成立的国民民主党派系复杂，其余两三人的小党更是难成气候。因此，日本政局仍将维持“一党”独大的局面。
第二，关于自民党内部的权力架构，总裁集权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无论哪位政治家上台，仍将坚持党内融合政治的决策过程。选举制度中的比例代表制需要人气超高的政党“代言人”，因此总裁必须“亮眼”和“独当一面”。另外，自民党已经成为拥有参众两院议员超过400人的“航空母舰”，派阀的规模已经超过2009年下野时。驾驭规模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党内融合的决策过程将减少摩擦，提高议事效率，安倍晋三的集权手段和重视党内融合政治的做法已经为后继者提供了很好的样板。目前，安倍后继者呼声最高的三位实力政治家石破茂、岸田文雄、野田圣子，在党内的影响力还不足以领导全党，因此党内融合政治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第三，自民党仍将与公明党合作，不排除将来吸纳新党进入执政联盟。作为拉拢选票的最好同盟，自民党不会抛弃公明党。同时也因为公明党的存在，自民党有充足理由保持党内的事前审查制度。安倍政权及以后的自民党政权要想成功通过修改宪法等棘手的法案，没有公明党的支持几乎难以实现。另外，2020年是奥运年，关系到日本经济复兴和国家形象塑造，自民党打算在此之前维持政权平稳有序进行，达成上述目的都离不开公明党的支持。
何良诸说的是实话。不料，一个驼背老头跳起来，“噗”，狠啐一口唾沫：“操你妈！耽误你走道了，把王八脖子给老子窝回去！”
根据迪韦尔热定律，相对多数选举制倾向于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形成众多独立的政党。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两党制存在于稳定的民主政体中，而多党制则对应着不稳定的政体。因此1994年的政治改革本意是确立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但现实政治发展从来都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自民党的适应性变革使之快速适应了制度和社会的变化，日本的政党格局必将沿着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并深刻影响其国家发展战略。
本文作者：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责任编辑： 乌兰图雅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3.010
①哈尔滨工程大学智库支持项目“东北亚区域安全与发展研究智库”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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