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件中心研究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件论文,国内论文,历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1)04-0141-04
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主要是管理半现行文件的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的过渡性机构，发端于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部，战后很快以其在保管成本低廉、提供利用方便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推广全国，进而风靡世界。其他国家在建立自己的文件中心时，在对文件中心的职能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新的诠释。而且文件中心的名称在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既有沿袭美国称为“文件中心”的，又有根据本国国情称为“中间性档案馆”、“进馆前档案寄存处”、“部际档案馆”、“机关联合档案馆”、“文件服务中心”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档案学界一直在密切关注国外文件中心的发展，在将国外文件中心的理论和实践介绍到我国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文件中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现状看来，国内文件中心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存在着更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又不利于对文件中心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因为对文件中心研究本身的历史回顾有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所以笔者不避浅陋就此作简要考察以供诸位同仁研究文件中心时参考。
一、国内文件中心研究的历史分期
从现有的文献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在国内最早从事文件中心的研究。如果从韩玉梅、黄坤坊1979年发表的《外国的中间性档案馆》一文算起，[1]那么国内档案界围绕“文件中心”问题所开展的一系列介绍和探讨已经持续了近二十二个年头。以是否公开表示主张在国内建立文件中心为界限，那么这段时期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简单扼要介绍文件中心阶段（1979-1985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为国内档案学术研究营造了一个学习外国理论的宽松社会环境，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们为主导的研究国外文件中心的活动得到一个契机。在这一阶段时间里，学者们对文件中心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二：一方面是通过对国外档案（文件）管理机构和档案工作的考察而撰写的一些涉及到文件中心内容的介绍性文章。如从1979年起，《档案学通讯》杂志和《外国档案工作动态》杂志先后登载的《外国的中间性档案馆》、《美国的档案工作》与《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一九七九年工作简况》、《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职责》等文。再如陈兆祦先生主编的由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一书，都或多或少的提及文件中心。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外国专著和论文的翻译介绍文件中心。如黄坤坊等翻译的美国档案学者T·R·谢伦伯格所著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在1983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使国内档案界对文件中心这样一个文件的“炼狱”、“拘留所”的认识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再如李雪云翻译的刊登在《档案学研究》（上海市档案学会主办，现已更名为《档案学探索》）杂志上的《美国档案理论水平的发展状况》等文，对美国文件中心的理论进行了适当的描述。从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公开出版的论著看，此时国内对文件中心的研究局限于对国外文件中心的了解和运行理论的初步学习。
第二，深入系统研究文件中心阶段（1986－现在）。国内档案学者在把国外文件中心介绍到中国的基础上，大约从1986年起开展了对文件中心的深入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陈兆祦等作为研究文件运动规律的专家，领导和指引了这场持久的、注重实际的科研活动。根据文件中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这一阶段又可以粗分为三：
首先一段时间（1986-1991年）是集中体现在对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上。1986年7、8月间在由原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在长春市举办的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上，陈兆祦先生作了题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前景》的专题报告，[2](P.291-299)对在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和实施步骤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引起了我国档案学界的普遍关注。陈兆祦教授所带的研究生杜梅在198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国外文件中心的分析与我国建立档案中心的探索》，认为在我国建立的文件中心称为档案中心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是这段时间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与文件中心的理论研究相呼应，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基础上，于1988年（国内还有1986年、1989年之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在1991年，通过对这一文件中心的认真考察，陈兆祦写就《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永靖县文件中心考察随笔》[3]一文，向档案界系统介绍了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成立三年来的运行情况。同年，杭州大学的何嘉荪撰写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对我们的启示》[4]一文，将文件中心的运行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向国内档案界作了详细介绍。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在这段时间绝大部分人员对我国建立文件中心（或称为档案中心）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也出现了个别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段时间里展示了国内有关文件中心研究的一条理论假设→实践探索（建立第一个文件中心）→理论总结的粗线条，同时又不断吸取国外文件中心的先进理论成果。
其次一段时间（1992-1999年）是在进一步介绍国外文件中心的基础上，既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又重点倾向于如何在国内建立文件中心的研究。1992年，苏州大学的张照余将其在美国威州大学访学期间所获的《文件生命——档案与文件管理的系统分析》一书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并于1993年7月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文件中心对半现行文件的保管作了一定篇幅的介绍。1995年陈兆祦编著的《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和1995年、1998年由韩玉梅、黄霄羽等编著的《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外国档案管理》的先后出版发行，使国内对外国文件中心的了解更加深入。此后，档案学者们就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建立文件中心的思路开展了更为理性的研究，相关问题的争论也纷至沓来。如苏州大学吴品才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出发，对国内建立商业性文件中心的必要和可能进行了科学分析。再如傅荣校、杨学萍提出在我国建立文件中心要遵循文件的“就近保存”原则，黄峰发表按照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的思路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当然，在文件中心研究中也出现了某些不良倾向。如有些人认为由于档案室的大量存在，所以我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文件中心，文件中心的运行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应中国的国情，这实际是对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能否中国化问题持否定态度。就此，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辩证看待文件中心”和正确认识文件中心的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1999年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何嘉荪、傅荣校合著的《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为国内文件中心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档案学通讯》杂志在1998、1999年分别发表了张启安的《文件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和陶霞的《发展完善中的永靖县文件中心》等文，对国内第一个文件中心进行进一步总结。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国虽没有成立新的以文件中心命名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但在上海、深圳等地出现了一些承担文件中心业务体现文件中心经济、高效特点的诸如档案事务所之类的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国内文件中心研究的又一条从理论再研究（包括从国外引进）→实践再探索（建立承担文件中心业务的中介机构）→理论再总结的粗线条。
再次一段时间（2000－现在）出现了国内文件中心研究的高潮。《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北京档案》等四家首都档案学核心期刊在2000年以来更加注重对有关文件中心问题研究的科学导向，都提倡档案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积极营造档案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力求做到了兼容并包，在同一期刊甚至某种期刊的同一期上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北京档案》刊发的黄霄羽的关于文件中心研究的系列论文，对在我国建立文件中心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该杂志从2001年第4期起，还在其“业务天地”栏下设置了“文件中心专题研讨”子栏。这一切预示着国内文件中心的研究将从是否必要和可行，向如何具体操作研究的最终转变。无疑是将国内文件中心的研究推向高潮，并为将来文件中心的进一步实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文件中心研究的考察结论
结论之一，国内对文件中心的研究，是一个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文件（档案）管理理论的过程。在简单扼要介绍文件中心阶段，学者们对文件中心的研究主要是向国内介绍国外文件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对文件中心在中国是否可行、如何推行等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一历史时期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文件中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且蕴育和预示着大规模、深层次、实质性文件中心研究的到来。有人把我国文件中心研究的起点划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是以对文件中心的深入系统研究为标准的，无疑具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国内对文件中心的研究必须有一个蕴育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文件中心研究的组成部分，它是深入系统研究文件中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事实上，介绍国外文件中心的运行情况、翻译文件中心的学术成果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档案科研活动。当然，这段时间里国内对文件中心的研究是粗放和零散的，这也是由档案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在系统深入研究文件中心阶段，学者们同样注重国外文件中心的发展状况和理论进展。例如，何嘉荪教授将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张照余将《文件生命》一书翻译成中文；陈兆祦、韩玉梅、黄霄羽等在其著作中都较大篇幅的介绍和论述国外文件中心。当然，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更加注重立足国情，对国外文件中心的理论进行批判吸收，对文件中心的作用辩证看待。并且有人对国内已有的“档案形成规律”理论和国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们都是对文件（档案）运动规律的科学描述和客观抽象，并不能说档案室和“档案形成规律”理论是中国的，而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外国的。由此可见，档案界今后在文件中心研究中，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仍有必要密切关注和积极借鉴国外文件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外国文件中心经济、高效的优点真是我们一些规模小、效益低的档案室所不具备的。当然，这并非是说外国没有档案室、档案室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是说我们应取其所长、补己所短。
结论之二，国内对文件中心的研究，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由表象到本质的过程。纵观国内文件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首先，在文件中心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仅仅是对文件中心的简单介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文件中心的研究在内容上开始深入并逐渐呈现复杂化的趋势，不同观点的争论也随之而来。例如，对中国特色文件中心的名称是将文件概念广义理解沿袭美国称为文件中心，还是将之从保存对象看在中国称为档案而谓之档案中心；文件生命阶段是划分为现行、半现行、非现行三个阶段，还是划分为四段、五段等，学者们意见不一。其次，起先对文件中心的研究由于承担人员少和选题单一，研究成果也相应分散和零散。时隔不久由于文件中心的实践和更多教育界、学术界人士的相继加入，对文件中心的探讨不仅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研究，不仅有正方观点也有反方观点，不仅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不仅有论文也有论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文件中心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和系统。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兆祦、黄霄羽，浙江大学的何嘉荪、傅荣校，苏州大学的吴品才等同志，都提供了有关文件中心研究的系列论文，代表了目前我国文件中心研究的最高水平。再次，对文件中心的研究先是着手表面问题，通过对表面现象的归纳和演绎，抽象出相同的本质。在把握文件中心本质的基础上，使人们对文件中心的评价和应用前景的预测更加合理和科学。例如，在文件中心刚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许多人片面地认为文件中心反映的文件运动规律为西方国家所独有，认为文件中心的优点多而否定档案室。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的认识到中国的文件运动也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国外也大量存在着档案室，文件中心和档案室是可以共存互补的两种半现行文件保存机构。
结论之三，国内对文件中心的研究，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不断渐进过程。注重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档案学术研究风气，在文件中心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在学者们提出在我国建立文件中心有着广阔前景后，甘肃省永靖县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了文件中心。并且学者们还对该文件中心的运行情况进行考察，总结经验并给予适当的理论指导。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文件中心的具体实践已几经调整。同时国内还出现了一些档案服务中介机构，也承担了文件中心的某些职能、从事着文件中心的部分业务、体现了文件中心的保管优势。这无疑是为我们的文件中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新的视角，对国内文件管理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的李兆明、李炼、阎桂芝等还撰文就如何建立企业文件中心和区县文件中心进行了非常务实的探讨。档案管理和档案行政管理实践第一线的同仁纷纷加入，更充实了我们文件中心的研究队伍和更注重实践的可能性。从档案报刊提供的信息分析，一些地区建立文件中心已处于构想和酝酿阶段。根据科学研究的理论→实践→理论的不断渐进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文件中心研究高潮之后，文件中心在中国的不同形式的普遍实践可能将至；文件中心的研究并没有像有的同志认为的那样可以“关门总结”，而是应该进行阶段总结；有关文件中心的积极争论和文件中心研究本身一样，仍将也应该持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