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非论文,社会经济论文,西亚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亚北非地区以其丰富的能源、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的千年中，地区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认真总结90年代中期以来油价下跌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纷纷推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改革，实行经济开放，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汇入世界经济大潮。改革潮流成为该地区继能源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后又一引人瞩目的关注焦点。但是地区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如何维系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将是地区国家在新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
一、改革成为地区潮流
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地区国家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扩大和深化社会经济改革，过去10来年零星、断断续续的改革演变成一股潮流，蔚为壮观，成为新千年中该地区的突出特征。
（1）放松政府限制，逐步推行私有化。 各国把推行私有化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相继把过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电力、通讯、港口、航空及铁路运输等行业开放，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以减少政府支出，提高企业效率。阿联酋成立了专门的水电私有化委员会；约旦电讯公司已将其40%的股份出售给法国电讯公司等国际财团，卡塔尔电讯公司向私人出售49%和22%的股份；土耳其计划2000年把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伊朗也准备在铁路运输、矿山开采、国内航空、钢铁制造等领域实行私有化，允许银行出售49%的股份，并在1999—2000年财年把500余家国有企业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卡塔尔、阿曼、阿联酋、埃及、 巴林、突尼斯等国在电力行业中逐步引入私人投资和经营的IPP 合同方式。
（2）大力引进外资。各国纷纷着手抑制通膨，改革税制， 完善外资投资保护法，并逐步提高外资所占份额的比例。 土耳其决心在今后3年把通膨由现在的每年60%压到一位数，以改善投资环境；卡塔尔修改法律，决定从2000年起允许外资在农业、旅游、教育等领域拥有100 %的投资份额；伊朗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在合资项目中允许外资所占份额超过本国份额，在某些行业外资甚至可拥有99%的股份，伊朗还计划在“三五计划（2000—2005）”期间引进50亿的石化投资和200 亿的外资；沙特首次允许外国人拥有不动产。
（3）调整产业结构。 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经济对石油依赖极大，石油收入占GDP的35%，石油出口占出口总收入的75%—80%。 持续多年的油价低迷使石油输出国认识到坐等油价回升、吃石油老本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石化等产业和非油产品出口，增强对外部油价波动的抵抗力。其中石化产业被地区国家确定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地区新建和拟建的石化项目有39个，总投资额约250亿美元。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的项目就有33个，投资额近200 亿美元。伊朗国家石化公司也制定了投资额为206亿美元的长期发展规划， 计划到2013年新增石化产量1680万吨。
（4）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各国通过修改财政规章， 调整汇率体制，开放国内物价来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沙特首次允许外国人投资其互助基金，为外资进入其股票市场打开了大门；伊朗允许外国银行和保险机构在自由贸易区开设分支机构。
（5）改革福利体系。各国逐步减少政府对水、电、住房、医疗、 汽油价的大量补贴，纷纷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对社会服务行业进行结构改革，着手建立多元社会保障体系，改变过去高支出、高补贴、高福利与高消费的社会保障模式。特别是海湾国家大多调整了过去带福利补贴性质的水、电价格，有的甚至上涨了15%—20%。阿联酋把由国家大量补贴的阿布扎比水电局改组为11家水电生产和输送公司，并计划在其中的6家公司引入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生产和管理， 减少了30%—40%的费用支出。沙特也把国营的电力行业改组为沙特电力公司，按照成本效益来确定市场价格。
二、希望与挑战并存
新的千年将是地区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关键时期，地区国家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土耳其已被欧盟接受为候选国，力争2004年尽早加入欧盟；欧盟南扩会进一步影响到北非国家，欧元面世也会为各国改善外汇储备结构提供机遇；地区国家如沙特、约旦等将进一步加快与世贸组织的入关谈判，伊朗也首次公开宣布考虑加入世贸组织。与此同时，地区国家领导人加强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进一步加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呼吁地区国家应更多地关注地区经济而不是政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认为新世纪下一场战争是经济战，未来属于各个经济集团，阿拉伯国家若不能形成经济集团将会失去这场战争；沙特国王法赫德指出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浪潮，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自己、奋起直追，否则将被淘汰。各国领导人开始酝酿重新召开中断数年的中东经济首脑会议。
在此背景下，地区经济组织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在1999年底第20 届首脑会议上首次就地区经济一体化达成实质协议，决定从200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统一关税联盟，向建立海湾共同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并探讨了在未来10年以欧元为模式、实现统一货币的可能性；包括土耳其、伊朗在内的跨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ECO）加快调整组织结构和关税体制， 以期在实现关税同盟上迈出明显步伐；欧佩克（OPEC）中的地区国家特别是沙特和伊朗联合推动减产促价协议，谋求建立欧佩克新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各国相继开始的结构改革还推动了地区国家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的可能性，政治家和经济专家初步规划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前景：先以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为核心实现阿拉伯半岛的经济一体化；其次是有着共同文明背景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国家加入；再者是尼罗河沿岸国家如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索马里等国加入；最后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加入。
但是，本地区主要是能源输出国和劳务输出国，互补性差；地区内部在制造业上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发展缓慢；服务上的互补性（劳务、资金）大于产品生产与交换上的互补性；地区国家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大于地区内部相互交流。因此，地区经济一体化任重道远。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西亚北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障碍并未解决，相反某些问题趋于恶化，主要表现是：（1）人口增长过快。90 年代地区人口增长率高达2.7%，仅次于撒哈拉以南地区。估计2015 年地区人口可达6亿，是50年代的6倍。地区人口的另一特征是普遍年轻化，青年人比例极高，平均在40%以上，个别国家如伊朗2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达到60%。人口增长过快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1996—2010年地区年均劳动力增长率估计为3.3%，远远高于南亚的1.8%、拉美的1.9 %和东亚的1%。地区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5%， 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为30%。失业问题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沙特、叙利亚、也门、伊朗表现得尤为突出。（2）水资源匮乏问题急剧恶化。 地区人均可再生水资源已由1960年的3500立方米降至1990年的1500立方米，2025年则只有667立方米。已有10个国家的用水超过供应的100%。（3 ）城市化畸形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远远超过总人口增长，在过去35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1亿，到2025年城市人口将由现在的1.35亿增至3.5亿。在某些国家如沙特、黎巴嫩、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城镇人中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70%—80%。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使得教育、福利、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4）粮食短缺问题日趋严重。 西亚北非地区是世界上粮食自给率最低的地区，其农业增长率已由80年代4.5 %降至90年代的3.3%。（5）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由于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每年达140亿，占GDP的3%。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 也门，森林砍伐和土壤恶化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这些问题不解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提高，可持续性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三、推动地区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
（1）经济增长长期疲软低迷，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90年代地区GDP增长率为2.7%（1999年仅为2%）， 而发展中国家整体为5.5%。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从1985—1995年， 人均产值每年下降0.3%，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仍只相当于70 年代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0年西亚北非地区的GDP增长率为3.1%，2001—2007年为3.7%，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亚、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此同时，地区在全球外资直接投资和外资协议投资中的比例极低，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份额也很小。 90 年代末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为3640亿，地区阿拉伯国家仅占1.6%。边缘化的危险使地区国家警醒。
（2）油价下跌和东亚危机的冲击。 西亚北非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的68.6%，石油出口占世界的40 %， 以石油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有9个。 油价和产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各国乃至整个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特别是1998年底油价大幅下滑，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使各国外汇收入锐减，仅海湾合作委员会6 国当年的石油收入就由900亿美元减少到550亿，下降了39%。油价下跌导致增长萎缩，福利水平明显下降，失业率陡然上升，政府预算出现巨额赤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而且从长周期来看，受油价和产量波动的影响，地区产油国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地区非产油国。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0—1997年地区石油出口国的平均GDP 年增长率和投资年增长率分别为2.2%和1.3%，而同期地区其他国家为4.1%和1.9%。在这种情况下，产油国痛定思痛，决心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做法，全面调整经济结构。在油价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后产油国仍继续坚持改革财政、福利、税制、汇率等。另一方面，东亚危机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冲击和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其启示却是深刻的：必须减少国家干预，加大私有化进程，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否则东亚危机有一天可能会在西亚北非地区重演。实际上地区国家在资本、银行等金融运行上存在的问题与东亚类似：过于严厉的汇率紧盯，缺乏谨慎的管理、财政体制监控松散、金融运行多暗箱操作而缺乏透明度等。前车之鉴，地区国家领导人从东亚危机中感受到了紧迫感。
（3 ）西方国家及西方主导的某些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和诱导也是地区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美国从维护和巩固其在地区的战略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地区经济改革，重点是对美中东战略至关重要、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和作为北约成员的地区盟友土耳其，目的是为解决中东和谈营造经济基础，并着眼于谋求后和平时期对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权。继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在埃及推动私营企业商品出口项目和以放松政府管制为目标的经济稳定项目之后美国又开始在埃及重点推动农业和旅游的私有化和现代化。农业占埃及GDP的 40%，就业的50%，商品出口的22%，是其重要的经济领域。在约旦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后，美国随即开始重点援助约旦进行经济改革。西方国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杠杆，以加入世贸组织和欧盟等为条件，诱压地区国家加大结构调整步伐，减少国家干预。土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4年的40亿美元的援助和世界银行为期3年的30亿美元的贷款开始加快对税收、汇率、银行、货币、社会福利的改革，以求尽快达标，首要目标是压缩通货膨胀，力争到2002年把通膨率由60%降至一位数，2003年降至3%，2004年降至2%以下。为此土从2000年1月1日起放弃管制汇率的做法，实施基于预定的货币贬值计划上的汇率紧盯。这一新的货币政策只把通货膨胀作为考虑因素，改变了1994年来汇率政策以确保充足的外汇储备和满足公共借贷需求目标的做法。约旦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结构改革计划为指导大力推行私有化。
四、改革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由于地区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国家统治经济特别是巴扎经济仍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民主体制不健全，君主政体仍占主流。加之存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将是个充满风险和动荡的过程。
（1）改革的政治风险。 地区国家的改革尤其是大幅减少政府补贴等会使原本就存在高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社会紧张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与各国不成熟的民主改革相遇，极易引发政治风险，导致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会对各国现有的宪法体制产生冲击。如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以期达到欧盟关于人权和政治改革的“哥本哈根”标准。这样土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将被逐渐削弱、限制，近一个世纪土世俗政权和伊斯兰势力间的冲突将失去有效的平衡，土政治稳定面临挑战。伊朗为吸引外资也引发了修宪议论，革命20年来确定的某些原则如国有资源不允许外资参与开发等事实上已被突破。
（2）金融改革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是地区国家经济改革的雷区。财政、金融和资本改革开放的先后秩序至关重要，须精心安排。财政控制如税制改革与金融自由化的先后关系，国内贸易和财政的自由化与汇率机制自由化的先后关系，经常帐户交易的自由化与资本帐户交易的自由化的先后关系等均应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谨慎处理。如果开放过快，如资本项目开放了而政府仍维持不相适应的政策（如汇率溢值，政府出面捍卫等），就很容易引发风险，从而出现刚一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就又面临财政崩溃的局面。埃及、摩洛哥的金融改革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此外，地区国家在资本开放的初级阶段往往倾向采取短期借贷行为，但又缺乏健全的金融系统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支撑，也极易陷入金融动荡。金融资本领域的有序自由化在本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3）西方模式与地区传统模式的冲突。 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认为过去10 年地区经济改革进展太慢，尤其是私有化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过于保守，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为此开出如下处方：实行浮动汇率、放开国内物价、私有化、向外资开放、一揽子财政调整如减少政府预算赤字等，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吸引外资。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投资快速增长和资本注入是解决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认为外资进入金融领域可增强竞争力，推动地区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因此极力主张地区国家把开放金融市场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这一处方的核心是减少国家干预特别是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实际上，经济全球化虽然意味着趋向于市场力量，但这绝不等于各国减少甚至放弃国家干预，只不过干预的领域和方式在经常变换。在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仍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紧迫的现实需要。 地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既广且深， 政府支出占GNP的36%—50%，有的国家达60%。 经济和财政资源主要被用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这种有国家积极参与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模式与地区现实的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地区君主、王族、酋长、毛拉、高级军官在不少国家仍掌握着权力。在其下面，巴扎商人、既得利益集团起着支撑作用，他们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而新兴的社会力量如现代企业家、现代文官队伍、白领中产阶级尚在形成中，还不具备支配作用。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可使传统私营业主的利益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得到反映，从而扩大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此外，地区国家从东亚经济危机中认识到，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谨慎有序，要保持一定的国家调控和监管能力。中东此次所以能避免东亚那种大量外资抽逃带来的灾难就是因为其资本市场的开放有限。地区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普遍主张走带有较强实用主义色彩的渐进改革道路，尤其关注政府对财政运行的监管和对大规模游资的防范与管理。可以预料，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的IMF 模式与地区注重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的传统模式之间的冲突和分歧会进一步加大，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与稳妥慎重的渐进改革这两种改革指导思想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公开，并有政治化的可能，成为地区国家与西方间的一个新的矛盾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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