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行为对语言保持的影响——以中国朝鲜语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区为论文,人口论文,语言论文,朝鲜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期，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特别是民族社会语言学界的许多传统理论和模式，都面临着种种挑战，遇到了一些不容易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新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有关理论范式，而且有利于补充和完善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相关论述，同时，还可以为重构或描述世界早期工业化社会的语言变化，提供有益的线索或借鉴。
自从费什曼(Fishman 1964)和克洛斯(Kloss 1966)提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术语以来，有许多语言学家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个案研究，指出造成某些语言流失(attrition)的具体因素，诸如经济因素(Thomson 1990)、人口因素(Brenzinger et al.1991)、语言地位因素(Mukherjee 1996)以及机构支持因素(Giles et al.1977,Appel and Muysken 1987:32-45)等等。
20世纪中叶以来，在第一语言的保持方面，不论是跟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相比，还是跟从朝鲜半岛前往俄罗斯（前苏联）、日本和蒙古等国的朝鲜语区相比，中国朝鲜语区都是最稳定、最成功的一个语言社区。但是，近20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全面推进，中国朝鲜语区人口流动的浪潮此起彼伏。朝鲜族流动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百分比，大大超过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占相应民族总人口的比例。这种自发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效地缓解了农村朝鲜族过剩劳动力给朝鲜语区带来的压力，促进了朝鲜语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朝鲜语区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人口流动也对朝鲜语区的语言保持和双语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语言保持根本不成问题的朝鲜语区，进入市场经济时，竟然会引发比较突出的语言保持问题？探讨并研究中国朝鲜语区的语言保持问题，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也有助于朝鲜语区语言规划的调整和实施。
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和都市人类学的视角，客观描述中国朝鲜语区的状况，提出朝鲜语区因经济变革而引发的语言保持问题，分析朝鲜语区人口流动、人口负增长、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等人口行为及择校动机转向等心理因素，对朝鲜语区语言保持造成的影响。
一 中国朝鲜语区状况
1.族源及人口分布
朝鲜族不是中国的土著民族，而是从朝鲜半岛迁到中国的一个移民民族。从19世纪中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的近百年间，由于经济和政治等原因，有111万朝鲜人先后迁入中国，加入到中华民族的行列，成为新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一个少数民族。
朝鲜族95%以上是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民，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三省，其中又以吉林省为最多。据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共有朝鲜族1,920,597人，其中吉林省为1,181,964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61.54%；黑龙江省为452,398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23.55%；辽宁省为230,378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11.99%，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朝鲜族人口只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2.96%（田雪原2002:215）。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山朝鲜族自治县是中国两大朝鲜族自制地方和聚居区（语区），其朝鲜族人口为835,987人，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43.5%，朝鲜族杂居和散居人口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56.5%（田雪原2002:219）。朝鲜族民族乡（镇）有48个，其中16个由朝鲜族跟其他少数民族联合建立，朝鲜族人口近20万人，约占全国朝鲜族总人口的10%（田雪原2002:219）。
东北三省朝鲜族人口的分布特点是，以吉林省延边州为核心，向其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放射状。
2.朝鲜语的使用情况
(1)聚居区
从全国范围来讲，朝鲜族将近一半的人口聚居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因此，延边州常被视为中国朝鲜族的最大聚居区。在该州，朝鲜语作为本族语来使用的比率几乎达到100%（宣德五1991:205-206，崔吉元1990:62）。
(2)城市杂居区
除了延边州和延边州之外交通不太方便的少数偏远地区，朝鲜族聚居程度较高外，其他地区的朝鲜族均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主要是跟汉族杂居。在这些地区的城市中，朝鲜族分散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少部分人进汉族学校学习，在这类学校，汉语是第一语言的学生占绝大多数。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抽样调查，大城市中，朝鲜族中小学生中的60%至80%已经不会说本族语了，见表1（据宣德五(1989:45-48）材料整理，*代表中小学生，**代表小学生）。
表1 城市朝鲜族中小学生本族语使用调查统计
城市 抽样时间 学生数 母语为朝语人数 占%
母语为汉语人数 占%
吉林 1983
3400* 700 20.6 2700* 80.4
抚顺 1980
202** 94
36.7 128** 63.3
(3)乡镇杂居区
在农村，朝鲜族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聚居，虽然村与村之间夹杂着大量的汉族甚至其他民族。由于在该地区设有朝鲜族学校，各门课程均用朝鲜语，汉语只是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因此，本族语为朝鲜语的学生仍占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乡村中朝鲜族中小学生本族语为朝鲜语的约占70-80%，本族语转用汉语的约占20-30%，见表2（据宣德五(1989:47)材料整理，*代表中小学生，**代表小学生）。
表2 乡村朝鲜族中小学生本族语使用调查统计
地区 抽样时间 学生数 母语为朝语人数 占% 母语为汉语人数 占%
吉林省 1983
400* 281
70.2 119*
29.8
辽宁省 1980
1338** 1039
77.7 299** 22.3
3.民族教育和民族语言立法
朝鲜族本来就有重视教育、尊师重道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朝鲜语区的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朝语朝文也得到广泛使用和保持。早在1952年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已经普及了初等教育，1958年以后，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也有了显著发展，并且在青壮年中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朝鲜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中国东北部朝鲜族聚居区坚持以办单一的朝鲜族学校为主。在朝鲜族学校实行保持型教学计划，即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各门课程均使用朝鲜语授课，汉语只是作为一门课程在各个年级讲授。在散居或杂居地区，则实行朝鲜族学生单独编班，“有人即可单独编班”（吴仕民2000:185），用朝鲜语授课。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中小学在校学生有13.3万人，其中小学生中的93.5%和中学生中的86.6%在朝鲜族学校或朝鲜族班学习（姜永德1989:164）。1958年以前，延边大学各门课都用朝鲜语文讲授，从1959年起，逐步实行“朝汉”双语教学。为了确保保持型双语教学计划在朝鲜族学校中实施，东北三省的教育部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关还下发了许多文件，明确规定朝鲜语区采用单独办学或单独办班的形式，实行“双语”教学（吴仕民2000）。
1985年10月公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条例》规定：“自治州各机关行使职权时可通用朝鲜语、朝鲜文和汉语、汉文，以朝鲜语、朝鲜文为主”。1988年7月21日经吉林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语文工作条例》指出，“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对朝鲜族幼儿进行本民族语文的训练工作。自治州内朝鲜中小学教学用语应当用本民族语言，语文教学应以朝鲜语文教学为主，也要加强汉语文教学，使学生掌握朝汉两种语言文字。”（全炳善1992:79-80）
4.人口文化素质
由于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朝鲜语教育体系，在中国各民族中，朝鲜族的文化教育程度最高，而文盲率最低，其人口文化素质一直名列前茅，见表3（据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转引自田雪原2002:230）。
表3 1982-1990年朝鲜族文化程度构成与比较（人／千人）
民族 年份千人中有文化人口大学高中初中小学
朝鲜族1982 794.8 19.6
183.5306.9 284.9
1990 822.5 43.2
209.3337.2 232.9
中国少数民族 1982 473.4 3.70
45.4 122.3 302.0
1990 601.0 9.20
58.2 161.1 372.5
中国各民族1982 605.3 6.15
67.8 178.9 352.4
（平均） 1990 698.1 13.9
79.5 233.0 371.4
从表3可以看出，1982年人口普查，朝鲜族每千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全国高2倍多，比全国少数民族高4倍多；朝鲜族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比全国多1.7倍和0.7倍，比少数民族多3倍和1.5倍，差距相当悬殊。1990年，朝鲜族每千人中有文化人口高达822.5人，其中大学为43.2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倍，比少数民族高3.7倍；朝鲜族高中为203.3人，比全国和少数民族分别高1.6和3.6倍；每千人中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达589.7人，即朝鲜族近2/3的人口已达到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据1990年普查，朝鲜族6岁以上的文盲为8.18%，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文盲水平20.6%，更低于少数民族文盲率29.86%的水平（田雪原2002:230）。
从1990年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朝鲜族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为12.15%，比全国的平均比重(5.31%)要高1倍多，比汉族比重(5.38%)也要高1倍多。朝鲜族的农业人口比重为51.65%，全国平均水平为70.57%，比全国低18.92%。
相对而言，朝鲜族的农业人口较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较多，这不仅表明朝鲜族社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同时也反映了该民族的整体素质也较高。这是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5.小结
时至今日，从朝鲜半岛移居到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和蒙古等国的朝鲜人，均已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惟独中国的朝鲜族还完整地保持了朝鲜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文化。跟中国其他50多个少数民族语区相比，朝鲜语区也是本民族语言文字保持得最完整的一个语区。
二 语言保持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出现了重大改革，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朝鲜语区社会各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在朝鲜语的保持方面，却引发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朝鲜语区在缩小
由于农村中的朝鲜族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用朝鲜语的人口规模正在缩小。据统计，1982年黑龙江省朝鲜族占100%的自然村有390个，到1990年则减少到305个（太平武2000:74），缩减率为22%。吉林省延边州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拥有80万朝鲜族人口，但是流出该州的朝鲜族至少达到七、八万人（全永林1997），缩减率为10%左右。同时，由于该州各民族人口在出生、死亡、迁移诸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朝鲜族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见表4（据《延边统计年鉴》1999年，转引自王东阳、金光世2000:77）。
表4 延边州朝鲜族及其他民族占该州总人口的比重
年度 朝鲜族(%)其他民族(%)
194963.3636.34
195360.9530.05
195956.9143.09
196944.8655.14
197940.6939.31
199040.5459.46
199339.9660.04
199439.6760.33
199539.5260.48
199639.3360.67
199739.1860.82
199838.9461.06
2.朝鲜族年轻人不能熟练掌握本族语者增多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东北农村朝鲜族年轻人中不能熟练使用本族语的人数跟年龄成反比。也就是说，年龄越轻，不懂朝鲜语的人数比例越高。这种趋势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今后这种趋势还将加速发展”（金钟国1999:89），见表5（据朴奎英(1994[1987]:62)材料整理)和表6（据许德行等(1994[1990]:62）材料整理）。
表5 吉林省盘石县盘石镇朝鲜族青少年语言使用调查
样本人数 懂朝鲜语者
占%不懂朝鲜语者 占%
青年（18～25岁）
7053
75.8
17
24.2
小学生（7～12岁） 426
193 45.5
233 54.5
表6 黑龙江省海林具海林镇朝鲜族语言使用调查
年龄样本人数熟练掌握朝语者 不能熟练掌握朝语者
人数 占%人数占%
30岁以上219
219
100 0 0
20～29岁888090.98 9.1
8～19岁 583967.21932.8
3.乡村朝鲜语教育陷入困境
由于受到朝鲜族人口大量自发外流浪潮的冲击，在农村朝鲜语区中，朝鲜语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朝鲜族学校在减少
由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朝鲜族生源日益短缺，许多朝鲜语学校不得不关闭或合并。以往那种村村有朝鲜语小学，乡乡有朝鲜语中学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据统计，朝鲜语区的最大聚居地——延边州1989年共有乡村朝鲜族中学19所，联合中学33所，朝鲜族中学生8,836人，占全州中学生总数的21.8%。到1995年，州内的乡村朝鲜族中学只剩6所，联合中学剩19所，朝鲜族中学生总数为2,730人，占全州中学生总数的6.2%，减少了15%。
朝鲜语小学方面，1989年州内朝鲜族小学共有198所，联合小学147所，有小学生33,460人，占全州小学生总数的42.6%，到1995年，朝鲜族小学只剩77所，联合小学剩下100所，学生21,778人，占小学生总数的26%，比例下降16.6%。
由于朝鲜族学校的生源减少，乡村朝鲜语小学的规模也日益萎缩，学生和教师的比例，严重失调，个别朝鲜语小学的比例甚至达到了3（学生）∶1（教师）。譬如，延边州安图县三道乡北道村和南道村，曾有300名小学生，26名教师，一度普及过初中教育。但到1999年，该校剩下的小学一二三年级学生只有14名，教师3名，该校处于濒临关闭的境地（金钟国1999:88-89）。
在杂居地区，如黑龙江省1990年有朝鲜族小学382所，朝鲜族中学77所，到1997年，小学减少到256所，中学减少到43所，小学减少率为33%，中学减少率为44%。辽宁省新宾县旺清门镇东江沿朝鲜族小学1991年学生数为180多人，到1996年，全校学生总数减少到70多人（郑信哲1999:69）。
(2)农村朝鲜族学校教师外流
随着朝鲜语区的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农村朝鲜族学校中的教师也纷纷加入其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黑龙江省20所朝鲜族中学中，出国的教师有116名，下海经商的有145名，流失率为15%。朝鲜族学校中如此多的教师（其中许多是骨干教师）外流，严重影响了朝鲜语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削弱了农村朝鲜语区的基础教育。
(3)朝鲜族儿童文盲率有所上升
从东北地区流入山海关以南地区的一些朝鲜族，常把其学龄期子女也一起带着，可是，由于他们进入的是汉语社区，在这里没有朝鲜语学校，他们的子女因为有语言障碍而无法进入汉语学校学习，结果这些儿童往往不能完成基础教育的学业。
有些朝鲜族在流入汉语社区之前，将自己的学龄子女，托付给自己家中的老人或亲属照看，可是，由于农村中的朝鲜族学校出现萎缩，教育质量无法保证，所以，这些被委托照看的儿童学业也出现滑坡，最终导致学龄儿童文盲率增长。1990年朝鲜族7～4岁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率详见表7（据《人口学刊》1994年第2期，转引自田雪原2002:231）。
表7 1990年朝鲜族7～14岁人口文盲率及其比较
民族 合计(%)男(%)女(%)性别比7～14岁人口性别比
朝鲜族18.31 17.7818.8694.27 104.35
全国少数民族 26.34 22.2030.7272.27 105.46
汉族 16.41 15.4917.3989.07 107.36
全国各民族17.42 16.1718.7586.24 107.17
从表7可以看出，朝鲜族7～14岁人口中有18.31%为文盲人口，这个比例虽然比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比例26.34%低，但是超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7～14岁的文盲意味着这部分少年儿童处于失学状态。换句话说，有将近4万名朝鲜族学龄儿童失学，对朝鲜族来讲，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在朝鲜族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无疑将会对朝鲜族的人口素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 人口流动：影响语言保持的直接因素
1.人口流动概念
在中国朝鲜语区中，人口流动(population movements)和人口迁移(population migration)分别属于人口移动(population motility)的一个范畴，但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人口流动”指当事人以谋生为目的，从原住地移入到其他地区暂时居住数月甚至数年，他或她在原住地的户口登记中的常住地未做任何改动；而“人口迁移”是指当事人在进行跨地区移动时，其户口登记中的“常住地”将随着居住地的改变而改变。
2.人口流动规模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乡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和相伴生成的观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乡镇企业飞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中国其他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据估算，1988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1.0683亿人，占当时农村劳动力总人口3.5368亿人的30.2%（孟昕、白南生1989:9），由于他们所在地的非农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流向异地寻找赚钱谋生之路。据统计，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3000万，到1999年已超过1.2亿，其中从农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占3/4（刘传江2002:44）。
我国东北朝鲜语区的大量朝鲜族农民离开农村流向山海关以南地区，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据不完全统计，1990-1996年间，有20万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入内地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数字已占我国朝鲜族总人口的10%。这个比例在全国其他各民族中都是最高的，如果跟汉族的流动人口占其总人口6.8%的比例相比，已经高出三个多百分点（国家民委1997）。
3.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
(1)国内政治经济因素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中国经历了政治大转变，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首先，改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其次，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是实行城乡分割的，城市人口持有城市户口登记簿，农村人口持有农村户口登记簿，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镇就业。1984年初，中央政府做出决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城镇务工和落户，后来，又开放粮食市场，逐渐取消粮食统销制度，扫除了农村人口自由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一大障碍。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允许劳动力合理流动，并开放劳动力市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空前增加，劳动力市场化就业成为主流。国家的这些方针政策强有力地促进了人口流动的发展。
(2)人文地理因素
如前所述，朝鲜族不是中国的土著民族，而是一个移民民族，是100多年前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并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中国的朝鲜族与朝鲜半岛的朝鲜族相邻而居，二者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上的联系。据1990年统计，在吉林省延边州，与北朝鲜有亲戚关系的达49,397户，占延边朝鲜族总户数233,204户的21.2%，同韩国有亲戚关系的有3,799户，占延边朝鲜族总户数的1.6%（金钟文2001:100）。在黑龙江省近50万朝鲜人中，有70%的家庭与韩国有亲属关系（国家民委1997）。
凭借其在亲缘、地缘和语言方面的有利条件，朝鲜族于20世纪初期，率先进出北朝鲜，进行小规模的以物易物交易。1989年中俄关系恢复正常后，朝鲜族凭借地理上的相近以及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人的亲缘关系，进出俄罗斯，参与对俄的经贸活动。据统计，1991年到1994年，延边州去俄罗斯的有近3万人次（林今淑1995:139）。
在北京，朝鲜族的流动人口约有5万人。据一项抽样调查（张继焦2003:48-49），在北京朝鲜族流动人口的样本中，有68.97%是通过亲友介绍涌入大城市就业的，可见，亲友关系在朝鲜族流动人口进城求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调查，“那些还待在农村的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之所以还没有走出农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亲友在城里，或因为他们在城里的亲友的社会地位不高或不广，难以为他们找到工作（张继焦2003:48）。
(3)中韩关系因素
随着国际上“冷战”时代的结束，长期处于坚冰状态的中韩关系开始解冻。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名列东亚诸国前茅；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突飞猛进。1992年8月中韩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韩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极其迅猛。中韩两国迅速结成了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据统计，1990年韩国对华投资为50项，6500万元，到1994年6月，对华投资已达1,539项，总金额13.6亿美元。到1993年年底，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宋成有、姜忻、王蕾等199:248）。
中国朝鲜族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内的韩国独资、合资企业打工，或者在贸易旅游等行业中担当韩方代理人，或者直接跟韩国人一起从事经营活动。韩国企业在华投资兴建的企业相对集中在京津塘、辽宁半岛和山东半岛地区。据报道，1995年在北京的朝鲜族流动人口已达4.5万人（郑判龙2000:68），山东境内也有数万人（《黑龙江新闻》1995年4月5日、1997年7月5日）。
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朝鲜族走出国门，到国外打工经商。据统计，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已有12万人，平均每年有2万人劳务输出到韩国（郑判龙2000:68）。另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黑龙江省赴国外从事劳务经商办企业的朝鲜族已达8万余人，接近该省朝鲜族人口的18%，其中，去韩国的有4万多人（关辛秋2001:104）。
延边州1997年年初，在国外从事各种劳务的有6,500人，其中81%即5,265人是朝鲜族（延边州外经委1997）。
四 人口负增长：影响语言保持的另外一个因素
吉林省是中国朝鲜族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吉林省朝鲜旅人口占全国朝鲜族人口的61.54%，吉林省延边州是该省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也是全国惟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州朝鲜族的人口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低于全国、全省和全州的平均水平，而且，自1996年起，该州朝鲜族人口出现负增长，见表8（王东阳、金光世2000:76）。
表8 1990至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
年份全国(%) 吉林省(%) 延边州(%) 延边州朝鲜族(%)
199014.3912.51 10.0
7.09
199112.987.07
6.54.12
199211.606.52
5.43.73
199311.457.84
4.81.52
199411.216.87
3.70.74
199510.557.19
3.70.03
199610.426.58
1.9-1.07
199710.001.7— -1.09
19989.53 3.44
0.99
-1.32
造成延边州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较高
据1990年人口普查，朝鲜族6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8.18%，而全国平均文盲水平为20.6%，全国少数民族文盲率为29.86%。在20-29岁育龄高峰期的朝鲜族妇女文盲率只有6%，育龄妇女文盲率只有7.65%，这是朝鲜族生育率比全国各民族都低的内在原因（田雪原2002:230）。
(2)中老年人的死亡率较高
朝鲜族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占该民族死亡人口总数的79.95%，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74.74%、汉族的平均水平73.18%以及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57.09%（王东阳、金光世2000:77）。
五 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影响语言保持的一个潜在因素
在中国的朝鲜族流动人口中，未婚女青年以及出嫁到韩国的女性已经占到相当的比重。据统计，20-30岁的中国朝鲜族妇女约有20万人，其中，7-8万人移居到内地的汉语社区，2万多人嫁到国外，还有3万多人在办理出国手续（金钟国1999:88）。在吉林省延边州，出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青年，1993年为1,463人，1994年为1,000人，1996年为2,467人，每年平均2,000人左右（潘龙海1999:131）。
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农村朝鲜语区中，男女比例失调。例如，延边州龙并市朝鲜族聚居乡的婚龄期男女比例为22:1，在白金乡，男女比例已达57:1（郑信哲1999:69），结果是朝鲜族农村中几乎看不到未婚朝鲜族女青年。长此以往，当地约有一半朝鲜族男青年找不到本民族的配偶，其后果是，他们要么和其他民族的女青年结婚，要么就不结婚，无论哪种结果，若干年后都会对朝鲜语的语言保持带来巨大的冲击。
六 择校动机转向：影响语言保持的一个心理因素
根据朝鲜语区有关法规条文的规定，朝鲜族适龄入学儿童必须进入“朝鲜族学校”或“民族联合学校”中的朝鲜族班就读，以便保持朝鲜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朝鲜语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巨变，许多乡村朝鲜族中小学校的学生来源锐减，有些学校不得不隔一年招收一次新生，有些朝鲜族学校则被撤消。
据延边州安图县的一项抽样调查，“有1/5以上的朝鲜族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汉族学校。其中，在党政机关、文化教育事业单位上班，文化程度较高、见多识广的家长尤其如此”（张敦福1997:50）。“延边的朝鲜族多数认为，在中国必须学好汉语，这是寻找生活门路的必由之路。我们访谈的大多数朝鲜族家长和孩子认为，在现有形势下，学好汉语对找工作、干事业都有好处，也更有利于发挥自己的才干”（张敦福1997:50）。这种现象似乎表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朝鲜语区社会文化环境的急剧变化，一部分朝鲜族学生家长的择校动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向。
七 余论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朝鲜语区的语言保持，往往被全国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被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规划人员视为楷模。人们相信，少数民族语区如果都能像延边州那样，建立起完善的保持型双语教育体制，同时又有地方民族语文工作条例作保障，那么，少数民族的语言活力，毫无疑问，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但是，自从中国发生经济变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以来，朝鲜族的经济生活水平固然跟全国其他各民族一样，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相当程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朝鲜语区的语言保持和双语教育也受到一定的冲击，譬如，朝鲜语区在缩小，农村的朝鲜语学校在减少，朝鲜族儿童的文盲率有所上升。
语言流失问题之所以会部分地在朝鲜语区发生，是多种外部社会因素及内部心理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流动。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城乡人口流动，中国也不例外，但问题是，为什么在朝鲜语区会出现大规模的自发的人口外流？为什么朝鲜族流动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比例，已经排在全国其他50多个民族（包括汉族）之上？至少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第一，朝鲜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境外有韩国和朝鲜国相邻，彼此交流没有语言障碍；第二，韩国经济发达，中韩建交后，两国经贸迅速升温，韩国及韩国在华企业需要大量的既懂朝鲜语又懂汉语的双语廉价劳动力。就中国的朝鲜族而言，在出外谋生时，除了可以去汉语社区的城市外，还可以去无语言障碍的韩国、朝鲜及中国的中韩合资或韩国独资单位，这就比当地的汉族或其他民族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语言流失问题之所以会部分地在朝鲜语区发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朝鲜族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