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新闻学论文,传播学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4—0056－3
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他甚至作出这样的论断，“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
对于这种看法，张骏德2002年在一篇回应性文章中指出：传播学“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2]
像这样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其后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有论者在继续抨击传播学对新闻学的“霸权”地位。罗源写道：“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3] 另一方面，也有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4]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在笔者看来，要判断其是非得失，关键在于科学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然而，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关系，有关研究恰恰不够深入。相对充分的专题性论文，也是屈指可数，仅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寥寥几篇。其中又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笔者将上述两篇文章的有关论述列表（为了列表方便，部分内容遵原意有所简化，见表1）。
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王泽华只提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进行论述。李良荣等则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5]
现在看来，两篇文章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存在主观随意问题。同时也未涉及批判学派的传播学，难免失之片面。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毕竟对于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的问题，本身就有争议。
为行文方便，本文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笔者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另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6]，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在研究角度上，传播学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还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关于“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似乎已成为“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的总体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等传播活动的一般性传播规律之上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传播学的一些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只求工具理性，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属于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就两者的学术层次而言，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它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所使用的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是二者相同的一面。
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简表（见表2）。
综上所述，新闻学与传播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一方面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加上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大异其趣，这种异质性与关联性又极为错综复杂。主流传播学与新闻学除了在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上有所重叠交叉（即关联）而外，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与研究方法则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则既有一定的关联性，又有一定的异质性。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在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与研究方法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但在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与研究层面（学理层面）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传播学与新闻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两个学科一方面需要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质，独立发展，一方面又需要彼此借鉴，相互吸取，共同进步，从而推动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及其教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