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共运传统理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同志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使世界基本矛盾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80年代末开始的苏东剧变，更是引起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它使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传统理论观念不再完全适应，急切需要形成新的理论观念和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演变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对国际共运的传统理论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这必将对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发挥巨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
纵观邓小平同志的文章、谈话，他对以往传统理论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很快灭亡、社会主义很快会在全世界胜利的“速胜论”，树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战略观念，同时要懂得社会主义出现曲折是规律性现象，一定要认清历史发展总趋势。
“速胜论”思想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延续到70年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三国际以来屡犯“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这种思想不仅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高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而且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世界各地区、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今天，西欧、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处于发达状态，在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才处于起步阶段，或处于上升时期。而社会主义总的还处于幼年时期。由此，邓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建立长期作战的战略观念。说长期，不是五十年、一百年，而是几百年。总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又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苏东剧变使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邓小平同志对此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82页。）。正像列宁所说的“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851页。）。对变化的形势，也要辩证地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小平同志希望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页。）
二、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只能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和“对着干”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只能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并发挥其优越性的观念。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根本制度上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时，它又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不是脱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空地”上另起炉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优秀成果，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凝结起来的智慧结晶，是管理现代化社会生产的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82页。）。它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专利，它不分国界，不存在社会制度的差别，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可以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而且可以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体制和方法中的科学成份，吸收和消化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中的精华，使社会主义建立在强大的先进的物质基础之上，并具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的成果而长期建立在贫穷、落后、专制和愚昧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79页。）。这就是说，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上既对立又对话，在经济上既竞争又依存，在意识形态上既斗争又交流，这是不以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三、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比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是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历史性主题的，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执政党指导路线的失误造成“后天失调”，在发达国家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和经济起飞的挑战面前，上述矛盾更加突出。症结何在？邓小平同志认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过去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因而带来了很多复杂的情况。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总结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这样就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
四、破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一个中心，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没有固定模式的观念。
模式问题是国际共运中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自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其世界战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以某一个党或某个国际组织为世界革命的指导中心，以某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为先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一个国家的革命斗争要服从世界革命的总战略。（2）各国革命运动和政党有一个共同的打击目标， 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英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是德、意、日法西斯；战后是美帝国主义。（3 ）国际共运内部在思想和理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政治路线上强调各国的一致性，革命和建设上强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强调“普遍规律”，而忽视民族特点；组织结构上呈辐射形，从一个国际中心向各国辐射，各国的政党和运动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运转。国际共运的这种世界战略模式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百年间基本上是符合世界政治经济特点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的，其中虽有多次失误和曲折，但总的是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小到大、从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但是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运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这种以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阵线、一个主要打击目标为特征的战略模式逐渐不适合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来，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消极现象（包括我国僵化的体制），皆因此而起。小平同志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92页。），“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页。）他认为，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过去都曾犯过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例如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8页。）
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改革也没有固定的模式，改革本身也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41页。）有些国家希望学习中国或别国改革的经验，邓小平对他们表示，改革一定要从各国自己的实际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65页。）因此他向外国朋友表示，其他国家也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模式。以上观点是小平同志对传统单一模式深刻反思的结果。
五、当代国际共运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善于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一定要解放思想，不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凡是”。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国际共运中不断碰到的大问题，也是改革中所要解决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非马克思主义物质的与精神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从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加以修正，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老祖宗不能丢”。中国“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69页。），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又认为，马克思毕竟已去世一百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检验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是各国人民的实践效果，特别是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58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经挑战而不败，就在于不停地求索，不断地发展，这就是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如何对待领袖人物，如何对待个人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共运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相当长时间里各国都存在第一、二代领袖人物的个人迷信及个人崇拜现象，如斯大林、铁托、齐奥塞斯库、毛泽东等都犯有个人崇拜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消极影响。邓小平在解决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问题和他本人退休问题时，都处理得非常好。1989年9月，小平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25页。）小平同志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了。小平同志谈的是中国，特别是自己，但对整个国际共运都很有意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因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而发生了混乱，其后果和教训值得深思。
六、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而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准则。
在当代国际共运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相交织的复杂情况。作为国际共运的两个大国——中国与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曾犯过以“我”划线，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在中苏大论战过程中，苏共把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从撤回专家撕毁合同以至兵戎相见，而中国也把与苏联有联系的国家统统斥之为“修正主义”，完全断绝与这些国家的来往。这种作法的后果是造成国际共运的大分裂、大分化，教训是深刻的。那么，在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情况下，用什么作为基点或准绳来划分和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呢？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是不看社会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68页。），而是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准则，把国家的主权、安全放在第一位。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小平坦率地表明中国的观点：“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30页。）。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确定对外关系时不能机械地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划分“敌”“我”“友”的标准，应以本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的正义为准则来确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无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还是不同，邓小平同志主张都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七、在政党问题上，要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同时要处理好各党历史遗留问题。
在以往的国际共运中，由于长期存在大党主义控制别国的党，致使许多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探索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甚至分裂了国际共运。我们党过去因受“左”的思想干扰，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历史教训的。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些外国党代表团时，回顾和总结了国际共运在党际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强调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如果指手划脚，就必然要犯错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中国自己过去也犯过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总结这些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认为：“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36页。）即使别人犯错误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各个党应该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如何对待各党自己的历史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小平同志在解决中国这类问题时，从战略高度着眼，提出了正确的思路和方针。我们党也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做了正确的评价。小平同志将这一经验介绍给外国党时说：“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2页。）。80年代末以来的国际共运的曲折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和观点，不仅极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而且极有战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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