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学结构调整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公平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10)02-0105-05
1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现状与成因
1.1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现状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受教育者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霍普金斯大学的詹姆斯·科尔曼教授(James S.Coleman,1966)，瑞典教育家胡森(Torsten Husen，1972/1991)，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认为，机会均等应该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其次，美国学者斯蒂芬·海纳曼(Stephen P.Heyneman，1996)认为，教育公平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合理公正。克拉克教授从过程角度提出，高等教育公平应包含的三个方面，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即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就学权利；过程公平即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接受到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教育过程和个性充分发展的机会；高等教育结果公平，就是让每位受教育者通过教育最终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从内涵来看，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实际上就是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而过程公平多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路攀升，从1990年的2.5％、1999年的9％上升到2005年的20％，以及2008年的23.3％。按照马丁·特罗对大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入学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人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提高了高等教育起点的公平性。不过，起点的公平性仍存在问题，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且有些高校明显偏向大中城市的学生，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优势阶层的子女得到更多和更好的学习机会。据统计，1960年以前，全国城乡人口比是2∶8，大学生来源比例是3∶7，现在城乡人口比例是3∶7，但大学生来源的城乡比例是7∶3，也就是说，这种由社会资本的差异所造成的高等教育不公平不断加剧。
其次，从过程公平的角度来看，大众化使得许多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学生人数快速增加，而教育投入没有随之增长，造成教育资源短缺、教学设施和师资不足以及教育质量下滑等问题，与资源较充足的重点院校学生相比，这些学校的学生在教育资源的享用方面处于相对不公平的地位，如不同院校的师生比差异就很大，部属院校普遍较低，基本在1∶18以下，而地方高校和高职院校偏高，有些甚至高达1∶40；由于高校定位的不明确，很多地方院校都盲目地以培养精英人才为己任，使得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多半没有足够能力胜任，最终落到精英没有炼成而且耽误了学习技术和应用型知识的机会，同时也就失去自由就业的能力和机会。
在高等教育结果公平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首先，不同层次高校间毕业生就业机会不等。据统计，目前我国有近860万大学生待就业，这其中地方院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占了多数，他们不得不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现实，而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则影响较小，在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位名牌大学的校长就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本校学生的就业仍没有太大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同时，却降低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水平，大众化与教育公平似乎是矛盾的。因此，应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高等教育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1.2 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成因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与资源分配、就业公平并不总是矛盾体。美国在1862年《莫雷尔法案》出台后，随即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在此后的近一百年时间里，通过“赠地学院”运动使高等院校数和大学生数都得到显著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制定《职业教育法案》，大力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职业学校转型为社区大学，并将定位转变为培养社会各行各业所需的技术应用人才，社区大学学生数更是增长了近两倍。纵观美国的大众化发展史，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社区学院到职业教育再到非学历高职教育，它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就是高等教育结构重心从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研究型大学向以技术培训为目的的职业技术学院的转变过程(见表1)，到目前，它的高等教育已形成“五层金字塔结构”，从上至下分别是研究型大学、可授博士学位的大学、综合性大学、普通四年制学院和社区学院，它们分工合理，各司其职，各学校的培养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准，使得高校和劳动力市场形成良性互动。这种转变在带给公民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引导着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到了自己适合的岗位，而不是仅仅以学术研究为终身目标。
再如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洪堡精英教育思想的熏陶，德国只有少数人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那时17～19岁的德国青年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只占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很低，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联邦德国各州在原有的工程师学校、技术中专、师范学校等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高等专科学校，这类学校规模小、学制短、专业设置适应市场需求，并与企业的职业培训相结合，在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也不例外，其大众化过程中逐渐成立了高等专门学校、二年制短期大学以及专修学校等高职教育机构，不断通过结构的调整来加强教育与社会经济市场的联系。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大学结构及其基本特征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大学体系总体上可按功能的差异分为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三类，目前，研究型大学有70多所，普通本科高校近千所(不含研究型大学)，高职院校1 184所，从表面上看，我国高等教育格局合理，高职院校的比例很大，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发挥出这一格局的真正作用，如所有高校都在同一指标体系下争取资源，多数高校都遵从精英教育的思想，都追求“大而全”的目标，进一步导致进入机制上所有高考学生很少以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以及个人天赋、家庭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而大都是以金字塔塔尖的少数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功了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且为以后的就业提供保障，多数考不上的学生再考虑下一层级的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入口小、容量大是大众化阶段这一结构的基本特征，导致这些现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高校的功能定位不合理。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还是以计划管理为主导的体系，招生和资源分配都是国家统一调度，由于国家和社会普遍重视普通教育，漠视职业教育，在高校扩招政策下，许多普通高校出现过度招生的情况，盲目增加在校生人数，由于精英型人才的“相对过剩”而出现人才“供过于求”，造成人才降格使用的所谓“过度教育”或“教育性失业”现象；而高职教育虽然在近几年取得较大发展，院校数不断增加，但盲目追捧精英式教育模式，使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和市场化的机制相脱离，又出现“供不应求”，造成人才匮乏的“教育不足”现象，影响了教育的和谐发展。这种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从负面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过程和结果公平。
其次，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阻碍大学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主体方面看，目前我国实施“国家拨款为主，多种渠道为辅”的政策，但却出现了“多元化虚像下的单一格局”，截至目前，基本上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此外，从拨款模式来看，1998年以来，实行“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的倾斜性投入机制，其中的基本支出预算与学校规模和在校生人数直接相关，这种模式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错误引导高校为了争取资源而向着规模大、综合性强的目标发展，不利于高校结构的多元化；项目支出预算中，往往以重点大学为优先对象(见表2)，重点大学中又以进入“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大学优先，也就是说，实力越强的高校总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处于底层的那些高职院校则只能获得很少资源，循环往复造成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显然，拨款方式阻碍着大众化进程中高职教育的发展。
2 通过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大众化并不阻碍高等教育公平，高等院校结构的不合理才是造成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主要因素，而高校自身定位的不合理和资源配置的弊端又阻碍了结构的调整，因此，构建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格局和资源配置体系，是解决目前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移，高等院校的结构需要调整，大学应层次分明，应转型和建立大量以就业为导向的重视职业教育的高等院校。调整后的大学结构如图2所示，在进入机制上，考生有更多选择机会，使愿意享受高等教育的公民可以很方便和廉价地进入社区大学，这样不仅有利于教育公平，而且有利于高考改革，还会使学生有机会按自己喜好和职业兴趣接受符合自己目标的教育，提升学习兴趣，更会大大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而一些优秀的和定位于科学家和技术研发的学生可直接进入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并通过一定的认证机制，使社区大学的学生依据自身条件和职业选择有转入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的方便渠道。具体地说，这一建议可通过如下两个方面的调整来实现。
2.1 引导高等院校功能定位的多元化
上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不公平的诸多表现，很多是由办学指导思想的错误造成的，很长时间以来，大学一直被视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受教育者向来被封闭于象牙塔之内，游离于社会之外。大学一直遵循着单一和精英化的培养目标，将自由和落寞视为学术活动的最佳方式。然而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兴起，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精英教育的理念再也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了，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技术、管理等应用型人才和职业型人才的需求增加、供求缺口逐渐增大。因此，只有依据这种多样化的需求，构建一种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提供多样化的人才，才能为不同资质的受教育者提供适合其自身特征的教育资源，为不同兴趣爱好的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提高起点和过程的公平，才能有效解决由于就业问题而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伯顿·克拉克教授就认为：“如果高等院校各具特色，而不是被呆板地纳入一个大而统一的体系，高等教育就能够最有效地体现公平精神。”
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办学理念要多元化，高校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在考虑社会需求和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寻找符合自身条件的办学定位。当然，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就要彻底抛弃精英教育的思想，我们国家对精英人才的需求还很大，而且在数量上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从高校方面来看，我们也有若干所大学具备培养精英人才的实力，可从中选择少数实力较强的高校，将其培养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在精英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以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为己任。针对各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培训组织等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那些有较好教学传统和教学资源的高校可转型为专门的教学型大学，向上述这些机构提供继续深造和有培训能力的人才。鉴于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地区性差异和多样性特征，除了上述两种类型外，剩余的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全部以省市为单位转型为社区大学，这种大学要完全按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制定和修改自身办学目标，以社会服务为其主要功能。为了保证学生的选择权，不同大学之间需要建立学分认证体系，研究型大学要有承认社区大学学分的制度体系。
上述这种高等教育新格局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办学多元化的理念，而这一理念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经之路。潘懋元教授也认为，“对于高校而言，必须有适当的分工，研究型大学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人才，而一般高校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着重于承担大众化任务，培养技术、管理、服务的应用性和职业性人才”。此外，我们还进一步强调了社区大学在新的高等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职教育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总的来说，这种新结构要求不同的高校能够根据自身的实力、优势或特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就业市场的动态和趋势，科学、合理地设置、调整学科及专业结构，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这实际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中人才培养市场化的特征，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选择以及毕业生的就业都要以市场需求为标准。这种高等教育结构从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是大众化的重要特征和保证。
2.2 构建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模式
显然，高等教育结构多元化背景下资源配置模式需要调整，而调整的关键是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多种渠道的教育经费筹措体制。
首先，鉴于目前我国在高等教育投入上相对欠缺的现状，建议国家重点支持研究型大学和少量教学型大学的发展，地方政府支持大量定位于职业教育的社区大学和职业高等教育，将介于这两类中间的大学留给市场发展。
其次，高职教育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要从资源的分配上来保证这一地位。美国高职院校的经费中政府资助就占了总量的17％，而我国民办高校经费大都来源于学生缴纳的学杂费，政府资助甚少。我们建议：目前的独立院校、专科学校和高职院校在转为社区大学后，地方政府可重点支持这类大学的发展，地方政府可将本地区的社区大学纳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通过统筹有针对性地建立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区大学群。
最后，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中经费来源对国家计划分配的过度依赖，政府应通过间接投资的方式，引导社会投资和捐赠，拓宽高职学校资金来源。鉴于目前我国社会捐赠水平偏低的状况，应首先放开与社会、市场联系紧密的高校，特别是对于大量介于职业教育和研究型大学之间的高校，可引入社会资本支持其发展。关于机构和资源配置模式改革的方向如图3所示。
图3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改革方向建议
3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结构调整的契机
上述结构改革的建议在实施过程中较大的障碍之一在于投资体制的转变上，特别是在当前，教育投入水平可能并不足以支撑社区大学的运行。应当指出的是，目前金融危机为消除这一障碍提供了契机，国家可利用金融危机拉动内需的资金，鼓励各地政府将大量职业高校、独立院校以及民办高校转为国家主持的社区大学，由地方财政和相对廉价的学费支撑运行。在目前公布的4万亿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仍然很大，鉴于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相当水平，再投资这些行业的边际效用不高，而投向教育系统，特别是推动大学结构调整是长远之计，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许多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经济运行正常情况下是很难较快得到解决的。
其次，如果能顺利利用金融危机的基础投资来推动大学结构的调整，建立起真正的社区大学，还将有利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由于其纳税人支持特征，社区大学可以为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提供廉价的学习机会，这样不仅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而且减轻了老百姓子女教育的负担，他们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有利于长期的拉动内需、刺激内需，以及短期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学杂费一路攀升，1990为25元，1998年为2 145元，2004年则达到4 857元，分别占农村和城市人均纯收入的177％和80％，因此，如果免去老百姓的这笔开支，可有效地刺激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