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差”：自传中的叙事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4)06-0066-06 在自传文本中，我们常常读到一个人的童年、少年直至老年时代，叙述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表现人的存在。当叙述者用一个有限的小说篇幅来讲述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故事，这里形成一种特殊的时间结构。在这个时间结构中，有一个人物“我”，一个叙述“我”，两个“我”并不是等同的，而是有差异的，由此形成了“二我差”。在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交错中，人物“我”提供经验、提供视角，叙述者“我”将自己的声音与这些经验进行配合、加工，两个“我”在同一个文本中出现，形成叙述张力；而两个“我”在不同文本中形成差距的程度又是不同的。 一、四个自传文本——四种“二我差” 一部自传，作者本人是作为第一叙述者追忆并叙写自己的人生，这里有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差别，即所谓的“二我差”。在自传的叙述中，“二我差”有着跳跃的视角，大致上可以有三种情况：一、现在——过去：即现在的“我”(即叙述自我)讲述过去的“我”，在自传的回忆性书写中，这是最普遍的叙述方式；二、过去——过去：即以过去的“我”的心绪口吻来叙述过去的“我”，但是在这个层次上面，始终还是凌驾着现在的“我”，只是这个叙述自我隐退了或者是伪装成过去的经验自我；三、现在——现在：即现在的“我”对“我”整个人生的评述，叙述者不论是讲过去某个具体的点还是宏观地评论整个人生，其着眼点都是这个点或面是对此刻的“我”起的作用。区分这三种“二我差”的叙述方式对理解“二我差”的整体内涵有很大的辅助作用。“二我差”的这三种叙述方式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在不同的自传中均能找到它们的痕迹；然而，“二我差”中两个“我”对抗的程度和方式是大相径庭的，这使得“二我差”的内涵丰富了，方式多样了。 (一)第一式：萨特《文字生涯》——推拒式“二我差” 萨特的《文字生涯》是一部剖析心迹、多层次抒写心声的自传。书中的绝大部分素材取自作者6岁至11岁的经历，即便如此，此书仍不失为一部叙述一生心灵轨迹的完整的自传。之所以叙述童年却能让读者看到萨特一生的内心追求，是因为自传中有两个“我”，一个是在经历故事的童年的“我”，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现在的“我”，第二个“我”会不断地对第一个“我”进行干预。列举如下两例。 “a总之，我并非兴致勃勃地玩沙子，乱画胡写，小便大便，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一个成人赞赏我的产品，我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好在掌声不断，无论听我叽叽喳喳，还是听我演奏巴赫的赋格曲，大人们一概微笑着品尝，神情狡黔，十分默契。b这表明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1]22a是从儿童的心灵出发并以小孩子的语调说的，童稚而天真；b明显带有回忆者的语言风格，它超越了一个小孩子的认识，显得老练而洞悉事实。在写幼儿时期的时候，叙述者有时会用孩子的想法、口吻来描写一些事情，但是在叙述完这些事情之后，叙述者从一个成人乃至一个思想家的角度来评价这些事情，以及讨论这样的事件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这里，“二我差”使语言风格出现分裂：既有小孩子经历事情时的稚嫩，又有思想家评述事情时的老到与精辟。 “a我跳将起来，撒野，大叫，乱跑，做怪样。b不过，恢复童性之后，我仍感不安：书里讲什么？谁写的书？为什么写这些书？我把这些忧虑开诚布公地向外祖父倾吐。他经过思索之后，认为该给我开窍了。c他干得挺出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35这一段落把“二我差”的三种情况包揽在内，a为“现在——过去”式，叙述者对过去经历的一种客观讲述；b为“过去——过去”式，他的过去是一个自我存在的封闭的疆域，叙述者搁置了他自己现实的境域之后而将自己植入过去的境域之中。叙述者剥离了大人的身份而从儿童的角度思考和讲述，于是就有以孩子的口吻发出的疑惑。c为“现在——现在”式，被搁置的现时的境域总要自觉不自觉地闯入叙述者的回忆以及对回忆的叙述中，c句是现时的评价，是从叙述自我的角度强调了过去的经历对此刻的“我”产生的影响。这样，短短的一个段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同时兼有过去性和现在性的“我”，一部自传中会有一个复合的“我”，“我”是多重的、分裂的，而正是这样的复合让叙述更具有一种张力。 萨特说：“我们则希望我们的书孤悬在空中，希望语词不是向后指向那个写出他们的人，而是被遗忘、没有伴侣，不被察觉，成为把读者输送给一个没有见证人的世界的滑梯，简单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书以物、植物和事件的方式，而不是以人的产品的方式存在。”[2]萨特试图将作者在作品中具有优先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悬置起来，希望作品以物的方式存在、作者被遗忘；而在实际的操纵过程中，个体与经济、社会结构的纠葛，个体受家庭的濡染这样折射作者的个体经验无不在自传中淋漓尽致地展现，让读者无法忘却文本之后的作者。叙述者述说着自己，也被自己述说，而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在抗拒；叙述自我想隐退而不得，它整合着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为天真的孩子之间的裂隙；经验自我在不断成长，时而说出“乱伦是亲人间唯一让我激动的联系”这样难堪又富于创意的话，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个体意识在对抗和妥协中成长，两者构成推拒式“二我差”。 (二)第二式：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收缩式“二我差” 缪塞的自传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凭其思想上的价值和艺术上的成就达到了世界文学名著的高度。该小说表达了青年一代“无可名状的苦恼感觉”，苦闷、彷徨、怀疑、忧伤、绝望乃至流露一种被普遍渲染的“世纪病”情绪。除表露情绪以外，小说还通过理性的价值分析去传达颓丧、郁闷的心情，情绪的浓郁往往被理性的冷峻及睿智所抚平，这部自传文本有着超凡的机智风格和思辨能力。“二我差”在这部自传中同样存在，而它表现为一种收缩式的“二我差”。试举几例： a自从这个女人背叛了我，我便把那令人痛苦的小盒子摘下来。……我对自己说：“啊！可怜的创伤呵，你就要消灭了么？啊！我的伤痕呵！我可爱的伤痕，我将要用什么样的香膏来调理你呢？”[3]28 b因此，我是自由自在的，但并非出于懒惰，而是出于志愿。……对生活我所认识的只是爱情，对世界我所认识的只是我的情妇……[3]25 c在极度的忧愁中，由于我的失望、我的青春和偶然的机缘使我突然间犯了一个决定我一生命运的错误。[3]47 a为“过去——过去”式，是经验自我过去的行为和心理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叙述者设身处地地以过去的口吻叙述出来的，他的痛苦和伤痕都是过去式的。b为“现在——过去”式，是现在的“我”对于过去的归纳，这一小段已经渗透了理智的分析。此句中“我”的状态是过去式的，而其中的分析及其流露的理性是现在式的。c为“现在——现在”式，现在的“我”叙述过去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对现在的“我”产生的影响。这虽然是对过去某个点的评价，而这个点涉及“我”的一生，对此刻的我的状态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是隶属于现在的。我们可以发现，虽有这三种叙述情况的差别，事实上这部自传中的“二我差”在人格或语汇上的分裂并不像《文字生涯》那么大，也没有两个“我”那么强烈的推拒，它是一种向内收拢的收缩式“二我差”。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的叙述起点是19岁，作者从此刻开始回忆，并随着故事时间的流逝将事实历程和心理历程记录下来。回忆的时间较晚，记忆的影像相对比较清晰，而遗忘的在场显得不那么强势。19岁，是一个初谙世事的年龄，被叙述的“我”在此时已经具备相当的叙述能力，而且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之间时间跨度并不是很大，因此，叙述能力和叙述效果不对称的冲突得到了缓和，其“二我差”之“差”的程度较为轻微，分裂的行迹也不是很明显。回忆的时间越短，这种分裂越不明显，叙述自我越不能放肆地充当经验自我的侵略者。在此，两个“我”虽有分裂，较之其他自传文本却又相对亲近，称之为收缩式“二我差”。 (三)第三式：卢梭《忏悔录》——自然式“二我差” 卢梭的《忏悔录》同样是一部影响巨大的自传，他以深刻的思想动机和哲理作为指导进行了严酷无情的自我剖析。他以最真诚最没有姿态最没有伪饰的自然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娓娓道来，他以忏悔式叙述带读者去理解他的选择、他的作品、他的生活，这样的袒露或许会带来误解或者关于道德的指责。在这个试图恢复生命真实与心灵真实之合法意义的自传文本中，其“二我差”表现得很突出，我们将之归纳为自然式“二我差”。且看以下几个段落： a田园生活在我们眼中也失去了那种令人感到惬意的宁静和淳朴，好像变得荒凉阴郁了；……小花园也辍了耕，我们不再去锄草。我们不再轻轻地去把地上的土掀开，发现我们撒下的种子发了芽也不再欢呼了。……[4]21 b我离开包塞以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没有一次愉快地想过在那里的光景，只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念念不忘的。[4]22 c所以，我总觉得，我的那些恶作剧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实际上也正是如此。[4]40 a段采用的是回忆时段的语汇，还带有儿童的稚嫩，是“过去——过去”式。b段是“现在——现在”式，而c段是“现在——过去”式。b和c段都是采取此时叙述的语汇，然而两者是不统一的，一个是对三十年来的宏观评价，是现时的；一个是对儿时恶作剧的定性，是过去的。在这部自传中，出现最多的是“现在——过去”式，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进行干预和评论，比如大篇幅的评述、议论、描绘，在时间长度中流水式的叙述往往会采取这一方式。叙述者在回忆中还会在某个点上停下来进行详细的刻画，比如对童年生活的某个事件进行叙述，这里便会采用“过去——过去”式，以儿童的视角和语气来叙述。在这个点上会有叙述情节的蔓延，当在这个蔓延中穿插了叙述者——当下的“我”的评述时，特别容易出现“二我差”的分裂。 卢梭以他的真诚和坦率写成了《忏悔录》，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4]2现在的“我”是一个审判者，回忆当时的卑鄙龌龊或善良忠厚，叙述者“我”脱离了价值评判，坦诚地对经历事件的“我”进行叙述。作者袒露自我的意图，使叙述者在叙述中保留了儿时本真的面目以及一个真实的被叙述的“我”，这样其“二我差”便显现在字里行间，并且是自然的。卢梭在《忏悔录》中始终坚持灵魂的自我阐述，既写下了纯洁的爱也写下了无耻的狎妓，既叙写自我也解释自我。文本中表现出严格的自律性，其“二我差”中是不借助他者的纯粹的两个“我”，不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将两个“我”的差距付诸完美无瑕的上帝。它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存在的合法性，人的生命尊严得以宣扬，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忏悔”理念。由于重视个人的独立意义，卢梭的《忏悔录》不惜图解人性的嬗变、不怕嘲弄自我，其自然式的“二我差”在“真”的彰显意图下显现了。 (四)第四式：奥古斯丁《忏悔录》——伪饰式“二我差” 古代基督教重要思想家、作家圣奥古斯丁著有自传《忏悔录》，该书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部自传。它以承认上帝的伟大，追述自己的卑微，歌颂基督的恩泽为全书主旨。作者回忆自己的童年、少年、壮年，进行回顾性的叙述，然而更多的是叙述自己蒙受上帝的恩赐，借此赞美上帝、膜拜上帝。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视作神学著作、哲学著作，而我们从文学自传的角度来阅读时，也可发现它的被伪装的“二我差”。 a当我发现别人用此相同伎俩，我便愤愤然、气咻咻地与其理论争辩。但若我被人发现，我绝不投降，而是怒发冲冠。 b这一切只是童年的幼稚吗？当然不是，主啊。我呼唤你的仁慈，我的上帝啊。……所以，上帝啊，我们的王，当你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时，你所赞赏的一定是指由儿童的卑微所象征的谦卑。[5]23-24 a句中的“我”是被回忆的儿时的“我”，b句中的“我”是此刻作为叙述者的“我”，两个“我”是分裂的。a句的“我”是为b句“我”的论述而存在的。全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前面叙述一个儿时的例子，后面便是长篇的抒情和评论，大多是赞美主耶稣、宣扬上帝万能的段落。“二我差”在这种情况下便凸显了，而且常常是过去的经验的“我”被现在的叙述的“我”所驯服，因为受宗教意识形态的驱使太严重了。《忏悔录》从形式上多采用“现在——现在”式及“现在——过去”式，而较少有“过去——过去”式，较少从儿时天真的想法切入进行设身处地的叙述。从这个层面上说，《忏悔录》中虽有“二我差”，但人格分裂不明显、语汇也没有非常突兀的差别。奥古斯丁在自传中不但塑造自己的身份和人格，将自己刻画成一个虔诚皈依神的人；而且宣扬神学教义、探索哲学意义。其写作的宗教意图是明显的，叙述加工的痕迹也是明显的，人为的修饰使“二我差”中两个“我”的人格以及语汇趋向于统一，这是一种伪饰式的“二我差”。 比如叙述者回忆童年往事时写道：“我为自杀殉情的狄多洒下热泪，却不曾为自己的可怜境地落一滴泪。”[5]16“我们弄走这么一大堆梨子，不是为了吃掉，我们基本上不尝一口就把它们扔给了猪。”[5]31我们难以分辨这样的叙述到底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是暴露了儿时的真相，还是为了方便其宗教的论证而扭曲了事实。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经验的被叙述的“我”一开始就被披上了宗教的装饰华服，这个“我”被强烈地构造和控制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意识形态的渗透，使叙述者试图将他的思想和情感纳入宗教的牢笼之中，“二我差”之“差”在有意识的修饰中收拢了。不同于卢梭现代式的忏悔理念，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他律的，它基于上帝信仰的“忏悔”理念，其中的“二我差”之间存在着作为上帝的他者，这个中介磨合了两个我的差距。叙述自我在叙述过程中，以信仰为第一要求，面对上帝进行内心独白和感恩式抒情，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人的生命情感。利奥塔说：“他(奥古斯丁)为了避免遗忘必须要写，然而通过书写他却遗忘了自己。”[6]奥古斯丁遗忘了经验自我的世俗生命体验，而以叙述自我强烈的宗教教谕性倾向去掩盖和伪饰叙述自我的天真，“二我差”在宗教对文学的感召中被狠狠地修饰了一把。伪饰式“二我差”完成了经验自我的历史再说，至于历史的真相却需要认真的解析。 二、“二我差”在自传中何以存在 以上四部自传以及多数第一人称小说中都存在“二我差”：叙述者兼主人公时，经常会出现两个“我”，这两个“我”人格并不合一，所用的语言风格也不同，甚至出现叙述语汇的分裂。“二我差”是怎样存在的、为何存在，在一部自传中又是如何延续？ 自传的叙述者有全知的权利和资格，自传在某一点开始，在某一点收场，让读者有一种时间长度的体验，叙述的展开伴随时间的推进、性格的发展，既横向展示人物的发展，又纵深发掘人物的内心。“故事是加在生活和时间之上的一个模式。在叙述作品中，故事是安排时序的一条轴线。”[7]在自传中，时序关系并不经常被打破，按年龄的演进来写故事是非常常见的方式，而自传的叙述便是一种事后回忆叙事。真实文本的回忆是现在对过去的复现，而事后追述的体验往往迥异于当时经历的感受。正如米勒所论述的：“显然，那一片刻无法描述，因为当它在场时，根本感觉不出来。它只是事后才存在，这就像孩提或者成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只是在事后，通过弗洛伊德所说的‘追悟’，方成其为心理创伤。”[8]正是由于事后追述和当场经历的心理体验非常不同，加上主人公为童年为少年时的叙述能力有限，与叙述的文学性存在差距，那么，必定会出现一个即刻的叙述者“我”的声音来讲述过去难以清晰表达的事情。“二我差”在一个事后追述的背景中产生，这既是叙述中的矛盾，又是叙述中的魅力。 “时间有一个箭头，而且是不可逆的。历史箭头则有两个：历史箭头A与历史箭头B，前者依自然时间而成立，后者则具有可逆性；前者表现为流传、逝去，后者表现为回溯、回忆等特征。”[9]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事情，在自然时间的流逝中这些事情是不可逆的，而自传就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寻找可逆的生命现象，就如历史箭头B一样进行回溯和回忆。在回忆中生命再一次映现，自然时间已经流逝，而自传的叙述在进行一个反方向的记忆行为。叙述者在记忆中介入历史时间进行操作：一生的时间被切割成许多点，有些点被凸显加以详细叙述，有些点被淡化乃至遮蔽。自传为其过去与现在的并存提供了场域，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在这个场域中交叉、碰撞。经验自我(即过去的“我”)的经验过程是在自然时间中连续发生的，而叙述自我(即现在的“我”)的理解能力和叙述能力是逐步获得的。经验自我要经历一个时间跨度，叙述自我是经历时间长度后此刻的我，“二我差”因这里面的时间差而形成，必会展现在有时间长度的叙述中。 “叙述者是任何小说、任何叙述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他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经常超越作者的控制。他往往强迫作者按一定方式创造他。”[10]在自传中，叙述者以自己的名义言说，是全知全能的。自传并不是探询性的、假设性的，它的底本必须依存于真实的经历之上，自传的叙述者执行的是一项既贴近事实又渲染事实的任务。作者尽管不断地追述自己的一生，为之感到骄傲或感到歉疚感到忏悔，但是，自传的写作仍然是对另一完美境界的一种热切想象。在此，既有一种虚幻的完美想象，又有一种被经历的残酷现实，叙述者用语言来编织这个想象和现实。语言借助其清晰性将疏离错乱的事件组织起来，而在时间的跨度中，人格会出现分裂，语言也会出现分裂。自传是历史的、分裂的、异化的，其人格是双重的，语汇是多元的。在自传中，有一个人物“我”和一个叙述“我”，“叙述我”创造叙述世界，“人物我”在被叙述世界里，两者本应互不干扰在各自的世界里活动；然而，“叙述我”“人物我”都是“我”，两者必定会发生混淆，“二我差”是叙述者在自我回忆与讲述中的分裂。 三、“二我差”存在方式的差异 自传以其事后追述的叙述性质、自然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切割特质、叙述者的特殊职能等元素的共同作用使“二我差”的存在显得较为明显；然而，不同自传的“二我差”存在方式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二我差”之“差”的程度各不相同。自传的写作特别关注自我之谜，而每个自传的叙述者对自我的认知、阐释与描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别的。叙述者“我”使经验自我披上了不同的外衣，人的气质又是千变万化的，这样使不同的自传色彩斑斓，极具迷惑性。清晰地认识“二我差”对解除这种迷惑性不无裨益。 通过对本文所列举的四个自传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二我差”在自传中或隐或显地存在，而存在的程度却有差异，即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两者的间距大小是很不相同的。“二我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分裂，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由于时间的流逝产生隔膜了，而他们又要在一部自传中共同出现，因而会有人格上语言上的分裂。掌握好“二我差”存在方式的差异是深刻地洞悉这种分裂的一个关键点。首先，从自然的叙述方式来看，由于回忆的时间起点不同，其“二我差”程度有别：回忆的时间较短，事件时间和叙述时间相隔不远，那么“二我差”之“差”的程度比较轻微。如《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与《文字生涯》相比，前者是从作者的19岁开始回忆，后者的回忆是一直追溯到婴幼儿时期，前者由于回忆的起点比较晚，起于将近成年的19岁，其“二我差”之间的间距就比后者要小一些。其次，从人为的修饰方式来看，叙述者的加工使“二我差”程度有别：“二我差”在叙述者刻意的修饰加工中就比在叙述者真诚的袒露描述中显得轻微一些。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与卢梭的《忏悔录》的相比，前者为了达到宣扬基督教思想及建立一个信徒榜样的目的，有意缩短了“二我差”之“差”的距离；后者以叙述时的心态审视过去经历的一生并勇敢地忏悔，其袒露自我、审视自我的态度无意间凸显了“二我差”之“差”的间距。可以说类似奥古斯丁《忏悔录》的自传文本，其“二我差”在修饰中缩小，这是一种人为的狡猾的叙述方式。 自传能对被埋藏和被压抑的记忆说话，很多作家的自传试图还原生活本来的面目，展现个人的真实经历。当回顾久远的个人历史时，叙述者既叙述当时的事件，又必定涉及写作时对这些事件的或忏悔或认可的态度，会出现不同的主体声音对抗的局面，然而这种对抗是本真的，“二我差”在这种情况下最为明显。如萨特的《文字生涯》及卢梭的《忏悔录》就在自然的叙述中呈现了较为清晰的“二我差”，读者可以感受到某种分裂和对抗。“这些佶屈聱牙和晦涩难懂的词语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彻底弄明白：这是我记忆的腐殖土。”[1]29《文字生涯》中有许多这样的叙述，“我”在挣扎，两个“我”在分裂，这是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介入或干预，一方面它打破了故事叙述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呈现了一部自传中另一个人格，即作为回忆者的叙述人的成熟的评价。“二我差”在一部自传中出现并非意味着小说技巧的低下，不同文本中的“二我差”存在方式存在差异，掌握好“二我差”并灵活运用才是小说艺术水平的体现。 文学文本给予这些自传性刻写以叙事形式，它指向叙述者心理的、生理的各种破碎性的体验。在这些分散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再现社会意义以及透视作者隐秘的心理倾向的方法。在一个文学作品中，文本内部的异质性让我们体会到里面的紧张冲突及其矛盾。而“二我差”也是一种典型的异质性，没有一个整体的、归一的主体性，即使同样是“我”这个主体也是分裂的矛盾的。在现代性的社会中，真理经常是多侧面的、难以把握的，而人物和事件也体现出持续变迁和不稳定的性质。主体的分裂和矛盾让人们的认识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自传乃至小说中同一个“我”会像多棱镜一样反射出不同角度的光芒，而对“二我差”的发现和探讨也正是现代性精神的一种体现。标签：自传论文; 忏悔录论文;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读书论文; 卢梭论文; 文字生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