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发展：涵义、视角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5-0066-05
在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中，政治发展是一个重要内容。而在政党政治学的体系框架中，政党发展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政党发展贯穿政党的始终，并预示着政党的未来。而遗憾的是，国内对政党发展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明显不足。
一、政党发展的涵义
西方的政党学者比如米歇尔斯、迪维尔热、亨廷顿等都在或多或少地探讨政党发展问题，但是除了萨托利以外都没有给出政党发展的定义。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制度》中区分了政党与宗派的不同，他将政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三个阶段，在他看来政党发展就是从较低阶段的政党类型向高一阶段的政党类型演进的过程。
国内较早地涉及这一论题的是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明确提出“政党发展”并对其思想资源进行探讨的则是中央编译局的朱昔群博士，从组织变迁的角度对政党发展进行论述的则是中央党校的祝灵君博士，而对政党发展作出明确界定的则是龚少情博士和孔凡河博士。龚少情和孔凡河认为，“政党发展意味着一定政党体系的正向变迁，是一定政党体系适应社会、政治体系的变化而进行的自我变革，从而使自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他们对于这一概念的判断源于哲学上“发展”的含义。哲学上的发展是一种向上的运动，一种正向的变迁，是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繁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②。由此可以说，政党发展是政党的正向性变迁，是社会对政党认同的不断增强，也是政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控制或者行使更加有效的过程。
本文认为，哲学上的“发展”不应该简单嫁接到“政党发展”这一概念上来。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都要经历由生到盛、由盛到衰、由衰到死的过程。生物学上的“发展”指自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期间，在个体遗传的限度内，其身心状况因年龄与学得经验的增加所产生的顺序性改变的历程。“发展”一词的内涵有四个要点：(1)发展包括个体身体与心理两方面的变化；(2)发展的历程包括个体的一生；(3)影响个体身心发展者有遗传、年龄、学习经验等因素；(4)个体身心发展是顺序性的，顺序只是由幼稚到成熟的单向性，而无可逆性。而如果仅仅把政党发展看成一种正向型的变迁，则无法描绘整个世界上政党从产生到强盛，再到衰弱乃至消亡的全貌，就会阉割政党发展的部分脉络。
因此，我们这里强调政党发展只是一个中性概念，即政党发展是指在政治生活中，政党受内外条件的推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自身发展，并以此影响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
从世界范围看，总体而言，政党发展可以从人们对政党的态度、一国内部各个政党自身的互动形态和政党组织形态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政党发展视角之一：人们对政党的态度
就像“民主”在西方社会曾一度被视为“穷人的暴政”的代名词一样，政党登上民主政治舞台的表演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来自各方面的嘘声比喝彩声更多。作为政党之母的英国，两个政党诞生之初便获得了“苏格兰盗马贼”和“爱尔兰歹徒”的绰号，直到18世纪20年代在野党才得到“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的美称。在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对于“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党争深恶痛绝。他指出：“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③美国共和党的领袖杰斐逊，在有人称他为共和党人时，曾隐晦地回答，“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④。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则断然拒绝承认他们是一个政党。
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雅各宾派都不是政党。革命者们只有在相互攻击时才会使用“政党”一词。孔多塞曾经认为，法兰西共和国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就是不要政党。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把政党看作本质上会牺牲大众利益的宗派，圣鞠斯特甚至抨击说“每个政党都是罪犯”。
因此，格林斯坦等人指出，“早在18世纪，政党被视为朋党倾轧的工具，有损于社会及政治的团结；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政党被视为贪污腐败，过分垄断。这种态度，系表露出其反对政党的力量及其活动与权力，而非反对其任何所知的弱点或缺乏能力。”⑤施莱辛格曾经总结道，“在政党开始形成时期，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⑥
但无论如何，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党都是不可或缺的。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1951年出版《政党》一书，他充分肯定了政党存在的合理之处，认为政党是把人民和选民带到政治共同体中去的机制。政党虽有弊端，但是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和基础。就像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所指出的，“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起了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主要作用。政党创造了民主，倘若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⑦社会学大师韦伯更是悲观地建议大家把政党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接受下来。
但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中出现了一种“政党衰弱”的趋势，政党政府面临着意识形态、组织、功能等全方面的危机。对于政党的批评也重新泛起，其强度之大使得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反政党时代”。詹姆斯·M.伯恩斯教授甚至声称，“我们今天遇到了美国基本政治制度解体的悲哀。由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政党体制，正遭遇被瓦解的严重危险。”⑧
但是这时的批评已经不同于政党在刚刚诞生之初了，他们并非要完全否定政党，而是要充分发挥政党的功能，对于广大选民的政治冷漠作出反应，提供对策。当前政党危机的症结在于，公民日益期待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的政党民主政治已经不能与时俱进地满足这种要求了。
三、政党发展的视角之二：国家内部政党之间的互动形态
政党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政党在产生初期，西方国家的阶级阵营分化较为明显，社会明显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政党只要获得了上层阶级(资产阶级)或下层阶级(工农阶级)中的某种固定支持即可。因此，各个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明显，政纲差异巨大，政党之间的矛盾冲突较为激烈。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左翼政党甚至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其主要的信念。
但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的哑铃型的社会结构逐步向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橄榄球型社会结构过渡。这意味着选民分布的均匀，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政党产生重要影响，为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新变化，很多政党都被迫用执政党理念思考问题。在过去，处于非执政地位的政党总是想方设法寻找执政党的毛病，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和主张。把自己定位在推翻现存制度上的左翼政党尤其如此。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这个问题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政党一般很难通过革命或暴力等非常规手段获取执政地位，因而必须遵循共同的制度以及游戏规则；另一方面，社会中出现的大量难题不再只是由于政党执政不力带来的难题，而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其他政党仅靠指责执政党的失误而提不出建设性的政策主张，很难吸引民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思维正在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政党思维方式”⑨。因此，国家内部各个政党之间的政纲也愈加接近，它们之间的冲突愈少，共识愈多。
四、政党发展的视角之三：政党组织形态的变迁
在西方的政党政治学研究中，政党组织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就像国内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只有研究政党的组织，才抓住了政党问题的核心”⑩。一般认为，从政党组织角度而言，西方政党组织的发展大概经历了权贵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四个发展阶段，而后三个阶段也是在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政党政治研究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且形成先后替代关系的政党分析模式。
1.权贵型(Caucus Party)政党：政党的雏形
18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党首先出现在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工业化初期的政党基本都是出于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属于在议会政治中活动的内生型政党。这些党由地位相近、政见相近的议员联合而成，所以称为权贵型政党，也有人将其称做核心型政党。因其党员大多是议员，多数又拥有贵族身份和地位，他们组织政党、控制政党、发挥政党的应有政治影响和政治功用，也大多与其身份和经济、政治地位有关。权贵型政党的党员是议会成员及其亲信好友，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依托议员、党员私人的社交群体网络，通过权贵实际控制的地方选举将权贵或其代理人送入议会和政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就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这种政党结构简单，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缺乏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就没有地方组织，至多不过是议员加上一些社会名流和乡绅，选举时临时招募几个组织工作人员，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也显得非常不规范。在美国，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经常利用地方上的各种组织来为自己拉选票。1789年建立的圣·塔姆梅尼协会，就是共和党人经常利用的力量。但是这些政治团体本身就是独立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不是党的地方组织，只不过政党跟它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早期政党组织很不成熟，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政党都表示怀疑。有学者甚至认为，“无须使用政党名词也能对该时期的政治生活作出完整的描述”(11)。
2.大众型(Mass Party)政党：政党组织的制度化顶峰
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种新型的政党——大众型政党逐渐发展起来。这类政党的出现是工业化中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深刻化、阶级冲突尖锐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选举权扩大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最早的一批既具有群众性基础又具有明确且永久性组织的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在100多年中出现过的大众型政党有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12)大众型政党一般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在议会内生成，一种在体制外生成，但它们都宣称代表社会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
由于需要对公众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组织，大众型政党体现了同工业化造就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组织严密性和结构完整性。大众型政党首先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它们有明确的党章和党纲，其中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和党内选举的程序、对党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都有正式的规定。它们由党员和领袖构成，领袖通过制度化渠道推举产生，并向党员负责。同时，由于入党程序的特殊安排和党费的缴纳，由于广泛的基础组织的建立等，使得普通党员与政党高度认同且积极参与党内生活。大众型政党的组织也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地方组织，配备了专业或业余的党务人员，维持各机关、部门的运转；还发展起了包括党报、消遣性俱乐部等辅助性组织系统，除平常用作政治动员，还可用以满足党员交往、休闲等需要。由于选民普选权的扩大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政党同选民的关系也趋于密切，它们还经常与商会、工会、教会等各种社团、集团结盟，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壮大自己的党员队伍，巩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
因这种组织形式在动员特定的选民群体和组织竞选方面的长处，使得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采用了这一组织模式，即“自左向右的蔓延”。这样就使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大众型政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形式。(13)
3.兼容型(Ctach-all Party)政党：政党组织的弱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以来的那种传统的社会界限开始淡化，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和福利国家的日益扩大，国家或者执政党对各阶层的政策调和与利益兼顾有了更为深厚的基础。再者，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在竞选中的作用凸显，其也开始能够向广大选民直接发出呼吁和召唤而不必依靠严密的政党组织。因此，那种在选举中广泛动员、依靠人数的优势进行竞争的大众型政党模式逐步走向式微。美籍德裔政党政治学者基希海默尔提出了一个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概念——兼容型政党。
兼容型政党基本延续了大众型政党的模式，但又有所不同。第一，兼容型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第二，兼容型政党的组织目标不是有针对性地维护社会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充当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掮客、经纪人，政党的阶级界线日益模糊。第三，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下降，党比较强调党员的权利，但不大提及义务。第四，相对于大众型政党，兼容型政党党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党员和领袖、组织的关系比较疏远，政党认同度下降。同时，党的领袖与组织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的领袖与党若即若离，有的根本就只是在借用党的招牌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最终后果是，党员无法对领袖、政党形成约束，领袖、政党组织也无法对党员形成约束，政党组织对领袖和党员都不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总体上造成了政党组织的弱化。
4.卡特尔型政党(Cartel Party)：政党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化阶段板块式的社会结构被解构，社会碎片化趋势加剧，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凸显，社会生活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于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集团、群体试图通过制度规则来确立自己群体的社会权利和参政渠道。在这场权力结构调整的竞逐中，西方政党组织形态的演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西方政党政治学者卡茨和梅尔提出卡特尔型政党的概念。按照他们的论述，“卡特尔型政党”是指在目前的社会政治发展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党类型。各派政治力量的目标不再是主张或反对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甚或不再是有限的微调改良，政治本身也日益变得更加专业化，政党之间有限竞争的着眼点变成争论究竟谁能提供更有效和更有利的管理而已；在选举竞争层面表现为，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或瓜分支持基础而争斗不休，而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并且在有控制的条件下以有利于保证相互之间组织生存为前提分享自己的那一份。
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政党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纲领已经变得越来越次要，党的中央组织也就是党的领导层甚至是党的领袖来决定一切重要事务。政党不再依靠党员的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持，不再谋求独立的政治传播组织和手段，相反却是依赖国家补贴进行资本密集型的政治活动，依赖国家所提供的特权而分享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政治宣传，政党组织更加松散，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失去原初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的界限愈加模糊，判断标准更多的是在选举时投谁的票而已。无论是“组织中的政党”还是“选民中的政党”的政党认同愈加脆弱，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谓的“政党的衰弱”现象，政党认同出现深刻危机。
五、政党的未来：衰弱抑或强大
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或者说西方政党的卡特尔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政党在未来的民主社会中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政党会走向衰弱还是走向强大？
1.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与社会、国家分析的视角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问题的症结，“政党衰弱”其实是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的，政党的衰弱其实是指政党通过党员、思想交流、社会化、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而建立的许多社会基础正在萎缩。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看，政党控制国家的能力却越来越加强。“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人们更多地谈及‘政党的衰弱’时，又听到有关‘党治国家’(德国)、‘政党统治’(意大利)、‘政党权力’(比利时)的警告……作为精英—群众的联系机制，政党已经占据了与国家相近的地位，这体现为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财政拨款，而非政党经费。”(14)政党理论家梅尔也看到了这种悖论：“一方面政党越来越无能，另一方面又更加引人注意；一方面越来越不重要，另一方面却更加有特权。”
卡茨曾经对于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一方面，政党的成员数量减少，对政党的支持也往往不及选民的增长速度快；而另一方面，政党活动的经费又迅速上升。因此，政党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寻找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作为领导者和法律的制定者，求助于国家便是自然而然之事。”(15)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政党已经不仅是沟通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而是被国家吸收成为准国家机构。为此提出警告：这种情况可能阻碍或限制社会对政府和国家作出反馈，最终导致国家因内部压力过大而崩溃，或者导致各种反对意见聚集起来，直到找到一个可怕的宣泄口。(16)
通过西方学者的分析，我们看到“政党的衰弱”不仅是政党合法性的式微，而且政党正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政党是强大的，而同时又是弱小的。实际上，“政党的衰弱”体现的是政党功能的一种转化，即由原来的利益表达功能为主转化为控制政府功能为主。而解决政党的这种代表性危机之方法，就是要认真审视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并努力使之强大，同时将降低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范围。
2.当民主抛弃政党的时候
在一定意义上，近代西方民主史就是民主同政党互动和博弈的历史。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着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国家权力受到有体制保证的有效监督；人民能够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政权能够通过非暴力途径更替。为了实现这些要求，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宪政法治等成为保障民主运作的机构和要素。
如果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政党实际上是公民为了政治参与而节省交易费用的产物，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李景鹏认为政党政治是“人类的政治发展已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即不需要借助于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程度”(17)。由此可见，政党政治是实现民主要求的保障手段，政党与民主的纠结是必然而非永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兴起，伴随着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深化乃至转型，政党这个民主政治的附属物也许终将被民主抛弃。
从政党自身来看，虽然西方新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使得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似乎得到加强。但是政党产生、发展及其功能之本质在于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控制政权或影响决策，充当民主政治的枢纽，“卡特尔型政党”实际上由于它淡化了这种代表性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政党政治的本质与价值，使之与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利益集团等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它日益脱离公民社会，实际上也就脱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失去了同国家、政府进行平等竞争的关键武器。从西方政党政府的实际运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政府在政党与政府的博弈中将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政党与民主的纠结，“政党的衰弱”往往与“民主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党与民主的博弈中，实际上民主由于是目的，政党是手段，二者地位原初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民主将处于价值优越和长远生存的地位。“政党的衰弱”势必对于民主产生影响，但是民主可以通过其价值优越而将“危机”转嫁于政党，借助其他的民主工具而完成自己的“转型”。
注释：
①龚少情、孔凡河《政党发展：意蕴及其价值》，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5期。
②《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6页。
③转引自哈罗德·F.戈斯内尔和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的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④转引自王建华《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⑤弗雷德·I.格林斯坦、尼尔逊·W.波斯比《非政府的政治学》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362页。
⑥[美]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页。
⑦E.E.Schatts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42,p.1.
⑧ Ruth K.Scott,Ronald J.Hrebenar,Parties in Crisis: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John Wiley & Sons,1984,p.351.
⑨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⑩孔凡义《政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1)转引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12)R.Gunther,L.Diamond,"Species' of Political Parties:A New Typology",in Party Politics,2003,Vol.9,No.2,pp.167-199.p.171.
(13)Maurice Duverge,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64,p.25.
(14)R.B.Andeweg,"Elite-mass Linkages in Europe:Legitimacy Crisis or Party Crisis?",in J.Hayward ed.,Elitism,Populism,and European Polit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p.143-163、p.157.
(15)R.S.Katz and P.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Cartel Party",in Party Politics,1995,Vol.1,No.1,pp.5-28、p.15.
(16)[法]让·布隆代尔、[意]毛里齐奥·科塔主编《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17)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