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理性化的中国产业政策研究——评江小涓《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理性化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产业政策研究正在走向理性化。《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江小涓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政策》）一书是这一趋势的重要代表，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主观随意走向规范统一的产业政策研究
过去十年，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对产业政策研究最为注重，对产业政策的理解最为宽泛的国家。从学术界到决策层，从理论研究与舆论传媒，从宏观领域到微观基础，从长期战略到短期调控，从政府到企业，从最保守的发展设想到最激进的改革思路，或大声疾呼，或强烈要求，或诚恳建议，或求索论证，产业政策几乎成为各种文件、报刊、广播、电视等所有信息载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所有声音都具有一个突出的共性，那就是：肯定产业政策、强化产业政策、完善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该由产业政策解决的问题。
产业政策被推向了神化。
问题出在了“经济转轨时期”。如《政策》一书指出：“无论对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主张市场化方向改革的人们来说，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解，产业政策都是可以接受的政府干预方式”。政策研究显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产业政策，作者没有生硬、简单地将“百花齐放”的说法归于一己之见，而是深入细致地作了四方面工作：一是要举国际上的权威性定义；二是比较国内各种代表性说法的异同；三是特别提出了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与制定的影响因素；四是提出作者自身看法的理由。在此基础上指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制定的特有产业指向的政策总和。”
这一定义及其论述过程的学术价值非同小可。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终于走出了对产业政策的盲目推崇，对政策功能及适用范围的过分夸大，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政策必要性这一重要命题上开始和国际上的研究相衔接。
这就是理性化。
（二）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强调总结经验和认识规律的产业政策研究
《政策》一书的一大特色是对中国过去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这里的“政策实践”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政策体系沿历史演进过程的回顾与归纳；二是对政策实际执行情况的概括与总结。
毋庸讳言，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况下起步的。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对历史过程的回顾与总结中从未简单地说“对”或“不对”，而是本着严谨、求实的客观态度和学风，用相当篇幅深入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企业技术改造政策、新兴技术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以及主导产业选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历史背景和特定政策目标的必要性，政策手段的效力，政策实绩与效果评价等。其贡献，不仅在于一般地总结了历史过程的成功与失败，而且提出了成功与失败的客观原因与必然性。其中对地方政府行为驱动机制的探讨、以我国电冰箱业从分散走向集中过程为例对政府优选能力的置疑、对几乎所有工业产业都要求成为战略重点的理由比较等都极具新意，对再认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引进、规模不经济、战略重点不突出等重大战略难题和寻求突破途径具有重要启发。
回顾是为了总结经验；总结是为了探索规律。中国的产业政策研究正在从单纯强调集中资源优化配置、强调规模经济、强调产业结构转换与高级化等一般性方面走向兼顾市场发育不足、兼顾利益结构多元化、兼顾产业结构的多重不平衡、兼顾缺乏政府自身行为优化机制等特殊性方面；正在从机械、教条地“认同”规律走向辩证、科学地认识规律。
这就是理性化。
（三）从简单介绍、比较国外经济到在理论上注重发展与创造的产业政策研究
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介绍与比较国外产业政策理论、经验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举不胜举。《政策》作为一部系统研究产业政策的专著，也不可能不涉及这方面内容，但作者没有停留在哪一位权威的专家怎么说，或哪一国的政策体系包括什么内容这样初级层次上，而是在下述四方面提出了深层次的思辩。
第一，注重研究国外的來论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社会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下提出来的。例如对美国“全国产业复兴法”和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制”等的考察。
第二，注重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实绩是否确实与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必然联系，努力剔除夸大政策效果的部分。例如对日本钢铁工业振兴过程的考察。
第三，注重对照中国特点在借鉴基础上不断发展。例如在肯定日本产业发展过程中“规模优先”政策思路的同时，以有说服力的产业调查资料说明中国产业政策应当强调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益并重的必要性。
第四，注重吸收基础上新的理论归纳和创造。例如对战略重点产业选择基准的论述及对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并重的论述等。
有必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产业政策理论就是在国际上也还是一门正在探讨过程中的学科。其体系还远未发展到如管理理论那样可以说相对成熟的阶段，理论的不成熟源于实践的不成熟。发展中国家的“第二次工业化高潮”在90年代初才刚刚兴起，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区域正面临西欧、北美激烈竞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在向高技术密集型转换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传统工业的优势，资源与环境限制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不断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境地，人口与就业压力正在向致力于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工业化进程提出挑战，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国际贸易集团化的阻滞，农业发展不断受到各种要素机会成本急剧提高的威胁，通货膨胀压力正迫使政府不得不动用非市场化手段，甚至以资本过剩为基础的“泡沫经济”趋势竟也提前光临资金短缺的中国。没有人能够为我们就上述方面提供现成经验。可以说，观察与模仿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的产业政策研究再往前走，唯有发展和创造。
这就是理性化。
（四）从单项政策突进到系统化地补充完善的产业政策研究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我国的产业政策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是很不完整的，遇到什么问题定什么政策，“单项突进”的特征十分明显。例如80年代初期轻纺工业“六优先”政策，后来的以能源、原材料产业为战略重点的政策等。显然这种不完整的政策体系已经不能适应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的需要。《政策》一书在补充、完善我国产业政策体系方面的探讨也是一大特色。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为发展不足所困扰，因而产业政策一直以促进发展为核心，主要围绕扶持、培育等问题展开。而事实上，由于资源枯竭、区域优势减退等原因造成的产业衰退问题已经摆在了“九五”面前。《政策》一书对衰退产业调整、援助政策的探讨可以说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提出了一个相当迫切的重要政策任务。
跨世纪战略发展过程是我国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转换的过程，是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是沿重要交通线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断重组的过程，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难度更大的过程。与此相应，衰退产业的调整政策、非关税壁垒的产业保护政策、与区域及社会发展相协调的产业配置政策、市场经济下的信息指导政策等的不断提出正推动着我国产业政策体系走向高级化。《政策》一书的探索标志着我国的产业政策研究正在从零散走向完整，从单一目标走向系统协调，从缺陷调整走向预先防止，从追求一般良性目标走向追求最优化目标。
这就是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