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解历史的必然性——论齐泽克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必然性论文,阶级论文,意识论文,论齐泽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必然性”问题
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奠基性的文本，它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临近上个世纪末，人们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又有了新的发现：研究者们在对卢卡奇于苏联期间的所有未发表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文本——《尾随主义与辩证法》(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该文本写作于1925年或1926年，卢卡奇在其中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明确的辩护，这说明他直至那时还依然坚持《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基本思想。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版的《尾随主义与辩证法》中还收入了齐泽克的一篇题为“列宁主义的哲学家卢卡奇”的长文，齐泽克在该文中明确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尾随主义与辩证法》的核心关注都是“十月革命”，卢卡奇的哲学在根本上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哲学。(cf.Zezek，pp.152-153)换言之，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贡献看作是单纯的物化批判或工具理性批判，这实际上是彻底放弃了卢卡奇的革命立场。
齐泽克在这里的真正用意是明确地区分开当今左翼思想的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代表，直至当今左翼学者们所进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它在根本上是对革命的背离，是以激进理论的方式来承认和保守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另一条以巴迪欧、齐泽克等一批激进政治哲学家为代表，他们主张要回溯到列宁主义，力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打开革命的道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齐泽克进一步指出，这两条道路的分离最初发生于1924年(其标志是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革命的道路的忠诚(fidelity)，在此之后的整个西方左翼思想则转向了对革命的背离。(Zezek，p.154)因此，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我们在今天重新复活列宁主义的事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那么，面对着“十月革命”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种种关联，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还可以重走革命的道路？《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方面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为了直接回答这些问题，齐泽克以历史必然性问题为核心，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重新解读。从反面看，他强调“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之所以会演变为斯大林主义，是因为人们在处理阶级、政党和历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错误地预设了一种“历史必然性”。从正面看，他指出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在根本上是关于革命或行动(act)的哲学，而行动的首要意义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打破。这也就是说，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原因是人们对历史必然性的盲信，而卢卡奇的贡献恰恰在于批判这种盲信，强调历史偶然性。(cf.Zezek，pp.167-168)
但问题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非如齐泽克所言，仅仅强调历史偶然性，而是刚好相反，他认为无产阶级之达到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Lukacs，p.177)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卢卡奇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在后人那里，这种理解为何会分裂为对历史必然性的盲信和对历史偶然性的主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笔者将概要论述齐泽克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介绍其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和对历史偶然性的阐发。然后，以之为参照，笔者将对卢卡奇本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新反思，指出其所主张的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必然性，是一种作为结果的必然性，它包含着总体性的维度。最后，笔者将进一步说明，卢卡奇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它由于缺乏现实的中介而最终停留于抽象。正因如此，它在后人那里才会被分裂为盲目的历史必然性和绝对的历史偶然性之间的直接对立。
二、齐泽克论对“历史必然性”的盲信：关于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
为了求解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所谓关联，齐泽克借用卢卡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中的独特视角，对该文所提到的阶级、政党和历史之间的互为中介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两篇论文是卢卡奇专门为此书新写就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在20世纪的思想史上，前者得到了人们的充分重视，特别是其中的物化理论；后者主要探讨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由于领导十月革命的政党最终发展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后来的批判理论家们为了避免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有任何关联，便总是有意地忽略后者。齐泽克对该文所提到的阶级、政党和历史之间的互为中介的关系进行重新阐释，恰恰是要说明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不仅与卢卡奇的立场无关，而且它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个哲学前提正是卢卡奇的哲学所要批判的。
1.阶级、政党、历史之间互为中介的关系 关于阶级、政党和历史这三者之间互为中介的关系，齐泽克指出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一个三段论式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一发展，事实上才会有从列宁主义的政党到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的转变，即从投入革命到背离革命的转变。
简要地说，该三段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环节：首先，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所展开的三者之间互为中介的关系：“政党在历史与无产阶级之间起中介作用”。(Zezek，p.159)其次，是以“列宁主义”(齐泽克认为这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的形式所展开的关系：“无产阶级被下降为历史(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与体现在政党那里的关于历史的科学知识之间的中介因素”。(ibid)最后，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形式所展开的关系：“普遍(即历史本身)在无产阶级和政党之间起中介作用”。(ibid，p.160)第一个环节强调无产阶级立场具有自发的性质，无产阶级可以在历史中自发地由“自在”的状态上升到“自觉”的状态，政党在这里所发挥的只是助产士般的辅助作用。在这个环节上，无产阶级和历史被认作是相互同一的，即无产阶级被直接认作是普遍的阶级、历史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认定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自发的状态下最多只能达到工联主义意识的水平，于是第一个环节就发展为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强调，真正的同一关系只能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历史之间。该同一关系同时有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从客观的角度看，它意味着历史是一个受必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的过程；从主观的角度看，它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中的知识分子能够达到关于该历史必然性的客观知识。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政党才成了历史的主体，它拥有知识的特权，通过教育工人而把他们转变为实现历史必然性的自觉的工具。又由于政党与历史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同一关系在根本上只是人们的独断论的设定，第二个环节必然地发展为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强调，在政党和工人之间所展开的关系实际上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政党通过诉诸历史(“历史进步的不可阻挡的必然性”[Zezek，p.160])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理性。
2.重论历史必然性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齐泽克进一步指出如此的三段论式的发展并不是源于卢卡奇。实际上，卢卡奇既反对第一个环节上无产阶级与历史的主体之间的直接同一关系，也反对第二个环节上政党的知识与所谓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同一。这两个环节看起来正好相反，前者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自发的性质，后者强调政党对于工人的教育和灌输。(cf.ibid，p.166)但齐泽克认为它们在卢卡奇看来是同样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历史的最后根据放在了一个原初的同一关系之上，都因此而彻底取消了人们在历史中展开行动的空间。在第一个环节上，是无产阶级的客观的阶级地位和它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同一；在第二个环节上，是政党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同一。也就是说，它们在根本上都是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出发，这种历史必然性主张内在于客观的历史过程之中的必然逻辑，彻底排除了人的行动的可能性。由此出发，我们最终只能得出斯大林主义的结果，即人民将必然地沦为被政党统治的材料。(ibid，pp.166-167)
那么，在卢卡奇关于“被赋予的意识”的概念中究竟是否暗含着对该历史必然性的认同呢？为了说明阶级意识的独特性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被赋予的意识”(imputed consciousness)的概念：“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imputed，zugerechnet)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的地位。”(Lukacs，p.51)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到，“被赋予的意识”概念的确强调了阶级意识的历史必然性，即阶级意识的最后根据在于该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特定地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它的阶级意识之间是直接同一的关系？无产阶级之达到阶级意识是否在根本上是由历史的必然的逻辑所保证的？在这一点上，齐泽克主张我们必须对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普遍性有一个全新的理解。我们绝对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普遍性理解为无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与整个人类的普遍利益的直接同一，因为这种普遍性不是作为某种已然的事实蕴含在工人们现在的阶级地位(即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之中，而是必须以彻底的革命行动为中介才得以实现。(cf.Zezek，pp.168-170)
具体来说，该过程开始于工人们在现行资本主义秩序中的彻底失位(dislocation)。在工人们那里，这意味着发生在主体身上的内在分裂，即工人们一方面企图维持其在现有秩序中的一个特定的(particular)位置；另一方面，现行的社会秩序又为他的这一努力设置了根本性的障碍。在这样的内在分裂之中，工人们才有可能实际地投入到反对现行秩序的行动中，在行动中展开与整个社会体系之间的全面否定关系，无产阶级的普遍性正是如此行动的结果。(ibid，pp.169-170)回到卢卡奇的“被赋予的意识”概念，根据齐泽克的上述阐释可以得出结论：卢卡奇在这个独特的概念中所强调的恰恰是工人们现有的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质的差异：前者代表工人们当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处境，后者代表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只有通过我们的革命行动才能得到中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无产阶级的“被赋予的意识”，那么我们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就不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是能够打破历史必然性的“行动”。
三、齐泽克论对“历史必然性”的打破：关于“行动”
为了说明卢卡奇是“列宁主义的哲学家”，齐泽克强调指出卢卡奇的杰出贡献就在于充分阐发了“时机”(Augenblick)和“行动”(act)这两个关键性的环节对于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的哲学意义。
1.“时机”在齐泽克看来，卢卡奇的哲学与十月革命之间的最主要契合处就在于对“时机”的强调：“这就是卢卡奇之所以会如此敬佩列宁的原因。……卢卡奇眼中的列宁是这样的一个列宁，当他在1917年下半年看到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机会时，他曾明确地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Zezek，p.164)列宁的这一论断的具体历史背景是他与孟什维克关于革命的时机问题的争论，齐泽克认为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有所谓的历史客观发展进程。孟什维克对此深信不疑，而列宁则意识到根本没有关于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的“客观的逻辑”，因为人们的决定性的介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ibid，p.163)卢卡奇则对列宁的这一立场作了进一步的哲学阐释。“卢卡奇的论述的核心是拒绝把行动还原为它的‘历史条件’：不存在所谓中立的‘客观条件’。”(ibid，p.165)这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从所谓的客观的条件推出革命。革命只能是人的主观介入，不能是所谓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带来的自动的结果。因此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关键的不是等待革命条件的成熟，而是把握时机的艺术。
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强调把握时机的重要性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即革命的时机本身也只能是我们主观介入的结果。“卢卡奇所说的把握时机的艺术——时机指我们可以展开行动、介入某种处境的那短暂的时刻——就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能够想出办法来安抚我们的要求之前抓住适当的时刻，加剧其冲突和矛盾。”(ibid，p.164)根据齐泽克的解释，卢卡奇强调我们要有把握时机的艺术，其所针对的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根本特征，即它的强大的自我调整功能。面对着冲突和矛盾，该体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之后，总是能找到一些办法对人们的要求进行安抚，使之丧失颠覆性和否定性。把握住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一根本特点，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不会自动地导致革命的时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只会有矛盾产生，在这些矛盾出现之时我们如果不适时地介入、引导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就会被资本主义的体系主动地消化掉，不再会导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具有颠覆性质的革命。只有当我们主动介入之后，这些矛盾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体系才有可能因此而被彻底地改变。这也就是说，时机只有在被我们把握住之后才是革命的时机，否则它将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自动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又一个瞬间。换言之，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由所谓的必然性所预先注定了的命运；我们不仅能够介入历史，而且有责任介入历史。(cf.ibid)
2.“行动”(act)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与把握时机直接相连的就是我们介入历史的行动。关于行动，齐泽克强调我们必须深入到意识与现实(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何以改变对象的性质，而这也正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讨论行动问题的独特视角。首先来看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卢卡奇主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的统一或辩证的中介，在该辩证关系中即使是最具直观性质的态度也是‘实践的’(它总是被嵌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总体中，并因此而表达着一种关于如何在这个社会总体中存活下去的‘实践’的态度)，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具实践性质的态度也包含着某种‘理论的’框架，它把一套隐含着的意识形态的前提具体化了。”(Zezek，p.172)这也就是说，卢卡奇分别从直观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具体把握住了意识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中介的关系。从直观的态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它反过来对物化现象又具有重要的构成性的作用，即物化现象是以物化意识为中介的。从实践的态度来看，最关键的是其中必须包含着思想的环节，否则它无法真正地改变对象。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在“行动”或实践中必然包含着的思想的环节？在上一段引文之后，齐泽克接着指出：“在这里，一个具有关键性质的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概念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此概念指达到自我认识(self-awareness)，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内在地具有实践性质的行动，该概念与关于科学上的‘正确洞见’的直观的概念刚好相反：自我意识是一种直接‘改变其对象’的洞见，它影响到了其对象的实际社会地位——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的潜质的时候，这一‘洞见’本身就把它转变成了实际的革命的主体。”(ibid)齐泽克在这里直接提到了卢卡奇的又一个关键性的思想，即无产阶级意识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但对于“自我意识”的具体内涵他却只提到了一点，即它将使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而显现方式的改变必将同时改变对象的客观的存在本身。“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向其自身显现的方式决定着它的客观的(或对象性的)存在。”(Zezek，p.173)齐泽克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对象是被意识所中介的结果。在无产阶级意识这里，对象就是工人阶级本身，当工人们在物化意识的中介之下来看待自己时，他们仅仅是具有“物的形式”的商品；当工人们超越了物化意识而在新的意识(阶级意识)的中介之下来理解自己时，他们就上升为了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因此，我们介入历史的“行动”带来了对社会现实的彻底改变。
3.革命与对历史必然性的打破 在前面两个环节的基础上，齐泽克进一步指出革命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打破，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尤其如此。“所有的人类历史都以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辩证的张力及相互依赖为特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偶然性以各种市场力量之间的‘不可预料的’相互作用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些市场力量‘不因为任何明显的原因’就会在一瞬间彻底毁灭掉那些一辈子都辛勤工作的个人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市场就是古代的那变幻莫测的命运的现代化身；这种偶然性是它的辩证的对立面得以显现的形式，即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捉摸的盲目的必然性得以显现的形式。最终，在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空间被打开，这个空间不是为了那形而上学的奠基性的行动、而是为了我们的偶然的、严格地说具有联接意义的(conjunctural)介入而打开，如此的介入将打破那个统治着迄今为止的历史的必然性(Necessity)的锁链。”(ibid，p.171)在这段话中，齐泽克明确地驳斥了前文所提到的那种对“历史必然性”的盲目信仰。根据该“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必然导致危机，危机将必然导致革命，革命将必然把历史带进下一个阶段；总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跨越完全是由蕴涵于历史之中的“必然性”所预先规定的。
齐泽克在这里分别从两个方面对该历史观进行了驳斥：首先，它彻底地误解了蕴含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必然性的内涵。齐泽克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以偶然性的面目出现的危机并不具有克服资本的必然增长的逻辑的意义；如无关键性的外力介入，这些危机反过来只具有表达资本的必然增长的逻辑的意义。也就是说，蕴含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必然性绝对不能自动地带来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相反只能导致历史彻底终结于资本主义的阶段。其次，它完全无法理解历史的开放性。齐泽克强调，对于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来说，历史并不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冲破的命运，在革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开放性。在革命中，我们不仅有可能介入历史，而且我们介入历史的行动反过来会对历史产生影响，原先束缚着人们的看似无法突破的必然性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换言之，革命意味着对“必然性”的打破。(cf.ibid)
论述至此，齐泽克就以“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为核心线索，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黑白分明的卢卡奇：他反对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主张历史的开放性(或偶然性)，强调我们必须通过革命介入历史，打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的“必然性”的命运。但问题是，深得黑格尔哲学精髓的卢卡奇在对历史的理解方面是否真的这样简单、明了？他的历史哲学是否真的最终落脚于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
四、卢卡奇论无产阶级意识与历史必然性
齐泽克把握得非常准确：“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确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问题；但卢卡奇的解决办法并不是简单地转向“历史偶然性”，而是在辩证法的高度上对历史必然性的具体内涵进行重新阐发。在《尾随主义与辩证法》中，卢卡奇明确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针对的现实难题是“被赋予的意识”，即工人的直接的心理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在卢卡奇看来，这一难题在根本上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一方面，这种意识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要实现的理想’。无产阶级意识在变为实践时，只能给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迫使其陷入危机的那些事情注入生命，但决不能在实践中不顾历史的进程，把只不过是自己的愿望和认识强加给历史。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无非只是已经被意识到的社会发展的矛盾。另一方面，辩证法的必然性和机械的因果必然性决不是同一回事。”(Lukacs，pp.177-178)卢卡奇在这里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性，但它与机械的因果必然性完全不同。正因如此，在工人们的直接的心理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才会存在质的差异。那么，卢卡奇在这里所说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指什么？
1.历史的逻辑：内容与总体 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现象的批判，卢卡奇首先揭示了“被赋予的意识”的现实内涵，即工人们直接的心理意识是一种物化意识。物化意识的根本特征在于坚持主体与客体(或我们与对象)之间的僵硬对立，哪怕这对象就是我们自己。在此前提之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就永远无法被跨越，我们无法把对象的世界融化为我们的世界，只能听命于笼罩在对象世界之上的必然性。紧接着，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在哲学上对这一现实困境的回应。先是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学中提出了“物自体”的概念，以表明人的认识理性(知性)的根本局限性。黑格尔在他的辩证法中则直接回应了康德所提出的“物自体”的难题。“辩证法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理性主义思想开始的阶段。但是现在问题发生了转变，使它和以往所有的问题都有了性质上的区别。……现在第一次——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着手自觉地重新把握所有的逻辑问题，着手把它们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上，也就是逻辑、哲学意义的物质之上。具体概念的崭新的逻辑学，即总体的逻辑学出现了。”(ibid，p.142)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直接处理的是形式与内容、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僵硬对立被融化了，概念成为了关于内容的具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关于具体概念的逻辑学同时也就是关于总体的逻辑学。
为了进一步解释怎样才能真正化解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僵硬对立，卢卡奇指出历史的生成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场所。“恰恰是由于历史的生成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相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建立在内容之上，建立在现象的独一无二和新的性质上，因此它就迫使这种认识不让这种因素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中去，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只有这样，认识才成为可能。”(ibid，pp.144-145)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历史的生成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打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僵硬对立。历史的生成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向新的内容敞开，通过对新的内容的接纳来形成新的概念或新的形式；另一方面，意味着这个接纳新内容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把它纳入到具体的历史的总体中去的过程。因此，我们接纳新内容、获得新概念和达到对历史的总体的自觉是同一个过程。该过程不仅使对象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而且同时也使我们成为整个过程的主体。深入到这个层次我们就能够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展开的逻辑是历史的逻辑，它同时既是关于具体内容的逻辑，也是关于总体的逻辑。换言之，历史的逻辑(或历史的必然性)是辩证法的主题。
2.无产阶级意识与“内容”：从量到质的过渡 卢卡奇同时也看到，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解决问题的所有努力都自觉地局限在了纯粹的哲学领域，而哲学又以历史的终结为基本前提。这就表明黑格尔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在历史之中达到对历史的总体的自觉，因此也无法在历史中去自觉地实现历史必然性。(cf.ibid，pp.147-148)从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看，卢卡奇指出以黑格尔的哲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之所以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物化意识的难题，是因为它们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资产阶级在其直接的社会存在中一方面同样处于被物化的命运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这个被物化了的世界又保持着表面上的主体的地位。这种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使其永远被锁定在了物化的形式中，无法向新的内容敞开。(cf.Lukacs，p.165)
与此相对照，工人们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可以向新的内容敞开。卢卡奇特别指出，这一点会在劳动时间的领域中明确地呈现出来：“剥削的数量上的差异对资本家来说，具有他从数量上规定他的计算对象的直接形式；对于工人来说，则是他的全部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等等存在的决定性的质的范畴。”(Lukacs，p.166)
卢卡奇在这里所揭示的是发生在工人们身上的从量到质的过渡：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们一方面被抽象为纯粹的量；另一方面，这个抽象的过程又活生生地发生在工人们的身上，工人们根本不可能与被作为商品而出卖的自己的劳动力(即那个纯粹的量的载体)真正分离。也就是说，工人们既是纯粹的量，又不仅仅是纯粹的量。在这个前提之下，随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在工人身上就会发生质变，即那些无法被纯粹的量的规定性所涵盖的内容就会得到呈现。卢卡奇强调，这些新的质的内容的呈现是工人们进一步地摆脱物化的形式的现实的起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就可以撬开历史的辩证的过程，并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成就历史的现实的主体。(cf.ibid，pp.169-170)
3.无产阶级意识与“总体”：关于商品的自我意识 在此基础之上，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工人们不仅可以向新的内容敞开，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自觉而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具体而言，该过程就是工人们获得关于商品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成为商品，这意味着所有的自然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出去，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变为纯粹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这一关系本身又采取了“物”(商品)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即“人的因素”被从该关系中彻底清除，它披上了非人的客观性。随着蕴含在工人们的存在中的新的质的内容的呈现，工人们就可以在量与质之间的辩证对立中拷问自己的商品属性。伴随着这一思考的过程，在工人的商品属性中所蕴含着的矛盾(即人的内容与抽象的“物”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就被上升为现实的矛盾。(ibid，pp.176-177)而这个把旧的形式(它是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所有对象之上的普遍的形式)与新的内容同时纳入视野、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自觉思考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思想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过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意识才上升为处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的自我认识。”(Lukacs，p.180)从这个角度看，无产阶级意识的具体内容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
4.无产阶级意识与自我意识 交代了无产阶级意识与内容和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后，卢卡奇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由于这个纯粹的矛盾就这样上升为自觉的辩证的矛盾，由于意识成为向实践的过渡点，迄今提到的无产阶级辩证法的特性就再一次更具体地表现出来了：因为这时意识不是关于它所面对的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意识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ibid，p.178)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具有自我意识的高度，作为自我意识它彻底地改变了对象本身。关于自我意识，卢卡奇在此处的阐发比齐泽克的解读要更加复杂，它至少包括两个层次：首先，它是关于客体的自我意识，即工人在对象中认出了作为行动主体的自己。更具体地说，就是工人们在直接面对普遍的“物”的形式与代表着人的存在的内容之间的矛盾时，把这个被“物”的形式所规定的世界把握为人的行为的产物(即由劳动力这种独特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带来的产物)。其次，它因此就改变了客体的对象性形式，此时的客体不再是自律的“物”，而是我们的对象。客体的对象性形式的改变同时也就意味着客体本身的改变，因为它总是被该对象性形式所中介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断言无产阶级意识就是实践。
基于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性质的洞察，卢卡奇进一步明确地界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意识中反映的东西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中迸发出来的积极的和新的东西，它绝不是无产阶级杜撰的或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总的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东西首先要被提高为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要由无产阶级意识使之成为‘实践的’，它才能从抽象的可能性变为具体的现实。”(Lukacs，p.204)卢卡奇在这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意识代表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一方面是既有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意味着对于既有的历史发展的全面继承和对历史的总体的自觉；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创造性的意义，唯有经由它历史的下一个环节才能被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它意味着对历史必然性的自觉实现，代表着从史前史向人的历史的跨越。
五、结论：无法避免的误读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在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上，卢卡奇既反对把它看成是纯粹的客观的必然性(即蕴涵于历史过程之中的机械的因果必然性)，也没有因此而仅仅停留于关于历史偶然性的主张。面对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的物化现象，卢卡奇和齐泽克、巴迪欧等人一样，力求打破历史的这一僵局，进入历史的生成的过程。但关于该道路的具体内涵，他的看法又与齐泽克和巴迪欧等有所不同。他强调这一道路不仅仅需要我们的介入(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且我们的介入还必须能够切中现实。无产阶级的实践之切中资本主义的现实，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关节上：首先，它使蕴含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非理性的”内容(即在物化的形式中无法得到呈现的内容)得以敞露；其次，它通过思考资本主义体系的理性的形式和“非理性的”内容之间的矛盾，而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最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把握而达到自我意识，带来新的对象性形式的生成。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卢卡奇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未能在后人那里得到真正的传承，它被分裂为两极之间的直接对立：一方面，是弥漫在共产国际内部的对“客观的必然性”的信仰；另一方面，是在激进政治哲学家那里的对前者的反动，强调历史的绝对开放性。那么，导致这一思想传承关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反过来证明了卢卡奇的历史哲学本身存在着重要的缺陷？
沿着这个角度去观察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可以发现卢卡奇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在根本上还是抽象的，它缺乏一系列必要的中介。无产阶级立场的根本内涵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关联成为现实，它要成为一条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道路，为此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系列的中介，使人与人之间的不受阻碍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安放。但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当卢卡奇对于现代政治和市民社会都采取了彻底批判的立场之后，他很难再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看到新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立场依然是一种缺乏中介的抽象的立场。针对着卢卡奇在历史必然性问题上最终陷入的这一困境，为了找到那些必要的中介，也许我们在理论上需要重建社会批判与现代政治间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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