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与核心价值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价值观念论文,核心论文,公平正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为公平正义、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指导和文化支撑。社会公正、政治文明和思想价值不仅是相互交织、互为背景的关系，而且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民族国家软实力构成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而这种凝聚力和影响力主要来自人们对其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导致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崛起，靠的不仅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而且需要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既表现在政治制度层面，更渗透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之中。因此，软实力的崛起不仅需要制度崛起，而且需要核心价值的崛起。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方面，“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的崛起是制度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②郑教授的观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确立，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以及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世界的首创精神，使欧洲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现代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反观中国，由于固守封建制度，政治制度失去了灵活性与规范性，生产力被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所束缚，国家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中失去了竞争力。近代中国停滞在现代性的门槛前，从而不可避免地落伍了。这并不是哪个朝代的腐朽无知，哪个皇帝昏庸无能的事情，这是制度的问题，更是思想和文化问题。殊不知，制度上缺少适应现代性变革的创新，其根源恰恰在于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因循守旧。
任何民族的再次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创新。“观念改变着世界。新观念的力量是变革我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引擎”。③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价值观的竞争并不仅仅是思想概念之争，而是谁引领历史发展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的争夺。谁有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念，谁就能够创造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从而激发出公民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因此，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民族认同的精神文化支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真谛就在于创造和更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们认为，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于目前只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体系。既然这一框架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显然就存在着把这一整体中的四个方面内容联系、贯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念是框架与实质、结构与要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从价值的本质、价值的作用到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认识、价值的实现，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价值观念和对一定价值观念的看法。”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民族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则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由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追求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通过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荣辱观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价值规范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是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的不同的功能体现而已。
首先，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相吻合，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获得民主自由权利、建设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人道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
相比于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具有普遍意义，而西方的民主如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民主，都是特殊的民主形式。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奴隶制的民主。民主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同样有民主，而且要建立更加广泛、全面且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形式。古希腊的民主自由是少数奴隶主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是资本主导的片面的民主自由；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着眼于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高形态的民主。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⑤“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⑥而“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价值追求之一。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是全面而实质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价值追求是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未来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灭不人道的现象，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人平等，才是正义的社会。因而，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或“积极的人道主义”。⑨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正义社会的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⑩这就是说，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受历史条件制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是，就价值追求的趋向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的价值观升华为对未来社会理念的崇高追求。在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的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1)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大众，中国人民才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其次，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社会主义持有建立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和人道和谐之社会价值理想的现实途径。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跳出历史兴衰循环的法宝就是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2)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13)可以说，“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14)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主自由进行了长期浴血奋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人民民主，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接受民主和人权这样的价值观，但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些价值观”。(15)实际上，中国一直在探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力求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注重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推动城乡社区建设，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重要论断。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16)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
再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既是社会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只有符合植根于历史传统并体现时代要求的价值取向，才能成为动员全体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推动力和凝聚力。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孕育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品格和气质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反映，也是对特殊的时代性问题的回应，从而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烙印。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根基，时代精神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很难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同样，没有时代精神的激发，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创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现其魅力和价值。近代中国的落伍，就在于民族精神没有获得时代精神的充分注入；而现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则在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相互充盈和交相辉映。
民主自由是历史性的概念。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既没有民主自由，也没有人权，有的只是神权、王权。除了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微弱之光外，欧洲长期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黑暗中。民主自由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人类漫长的探究摸索，其中也包括中国古代对民本思想的追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7)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这恰恰说明了民主自由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拥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实现自由民主所需要的具体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正在探索之中。”“‘自由民主’是现代中国新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18)
中华民族也在不断探索公平正义社会的建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因痛恨不公正的社会遭遇，憧憬“均贫富”的理想而发起。“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意，尽管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和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理想的反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理想的精神境界。
人道和谐，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人道主义精神，墨子所说的“兼相爱交相利”，(20)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人道和谐的价值观，尤其是中国的“和”哲学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价值观念的最大贡献，换言之，通过注重集体人权，可以矫正片面的个体人权。中国古代就有“和为贵”的理想，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1)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张载提出的“仇必和而解”，不仅提倡包容差异、化解矛盾、弥合冲突，而且倡导了差异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
上述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对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方向而言，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在传统社会，它们只是排斥了人民的统治者内部所倡导的规范，因此是片面的、难以真正实现。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理想的历史性就否认它们的普遍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努力不断扩展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想的适应范围和体现深度。对外，我们主张和平发展，构建公平的世界秩序；对内，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构建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事件，还是一起文化事件。和谐集体的理想说不定最终会与美国梦一样充满吸引力”。(22)和谐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但追求和谐公平的社会，强调自强不息和开放进取精神始终是其主流。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包括的八种美德，分别体现了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这些价值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荣辱观并不是核心价值观念，但它所规定的社会规范则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反映了它的具体要求的。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一个有这样美德的人，才能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尊重其他人的自由权利，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工作。譬如，如果说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那么以服务人民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和公务员就应该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公务员只有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才能成为一个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遵纪守法的好的“人民勤务员”，一个拥有人道和谐价值观、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的人，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了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的行为规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主要应包括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三组观念。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进一步提炼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为了让群众更加容易地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实质，需要提炼出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的若干最重要、最关键的价值观念。鉴于理论体系的复杂性，人们往往出于思维的经济性和语言的简洁性而以形式省略内容，这就容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和推广过程中变成简单的口号。如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八种美德，鞭笞八种恶行，人们常将之简化为“八荣八耻”，结果，在便于记忆的同时也使人们遗忘了“八荣八耻”的丰富内涵。
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几个核心价值观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追求、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又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容易铭记，且形式和内容统一、指向明确，不会在传播过程中流变成为单纯的形式、空洞的口号或失去内涵的数字。另外，这些价值观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易于为人们所感受、所体验、所接受、所铭记，非常适宜感召群众，增强人民的认同感。
其次，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利于占领思想文化的道德制高点，掌握话语制造权和舆论主导权，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际论域中的竞争力。
在国际价值观竞争中，西方国家仍然占据强势地位，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应该从西方国家的话语战略中汲取经验，譬如，他们从来都是把民主、自由、人权挂在嘴边，几乎不用“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某种理论体系来参与话语竞争。其中原因，值得我们认真严肃地反思。我们不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口号，而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去抗衡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去抗衡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谈民主自由，我们就回避民主自由的价值。他们谈的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谈的则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从来不反对民主自由，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片面性和虚假性；我们从来不反对人权，而是反对资本主导的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
过去，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有过经验教训。一段时间，我们不愿意直接谈人权，结果西方反华势力趁机抓住话语权，将我们置于被告席而使我们处处陷于被动。后来，我们也理直气壮地谈人权，反而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现在，西方反华势力缺少直接攻击中国人权的借口，又开始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国际人权责任，与他们一起干涉他国的所谓人权问题。对此，我们应当高扬人道和谐的价值，主张将国际间的竞争关系转化为相互依存的关系，掌握话语制造权、道德制高点和舆论主导权，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他国人民的政治选择，把人道与和谐结合起来，把人权与社会利益、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是中国在价值观方面对世界的贡献。
最后，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统一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内涵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凝练成为“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几个价值观念，可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这些价值观念体现着历史进步的方向或趋势，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理想，是人类文明历史积累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因而具有某种普遍性。理直气壮地打出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的旗帜，有利于感染群众，凝聚人心。
马克思主义反对所谓超历史、超现实的普适价值，任何价值观念的背后都有其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无非是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而已。譬如，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就代表了特定时期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和血统制的价值观，由于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成为被历史逐渐淘汰的价值观。如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应该把资本主义因其历史局限性而无法全面实现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加以彻底实现，并且把这种彻底实现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我们要尽力提升我们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扩大其影响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国际国内思想斗争的话语权和舆论影响的主导权。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普遍意义，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指保持理想状态的引导性理念的力量。这种“普世”所指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本质，而是代表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价值取向。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充实、改变形式和内容的理想性价值，是不断超越发展空间的社会引导性思想观念。人类社会永远需要开放、进取、创新，因此，永远有更高境界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
注释：
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和任务。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要求全党“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②郑永年：《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
③Richard Stengel,"The Power of Ideas," Time,vol.171,no.12,2008,p.6.
④袁贵仁：《袁贵仁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⑤⑦《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1、722、723页。
⑥《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⑧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2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1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0页。
(12)(1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372—373页。
(13)(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29、17页。
(15)郑永年：《中国也是思想的生产者》，《环球时报》2008年3月18日。
(17)《国语·郑语》。
(18)刘建平：《不要把自由民主妖魔化——与〈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作者潘维教授商榷》，《环球时报》2008年2月14日。
(19)《论语·颜渊》。
(20)《墨子·兼爱》。
(21)《中庸》。
(22)参见《和谐理想与美国梦一样充满吸引力》，《环球时报》2008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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