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语境与世界历史观——论江泽民“世界史观”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世界史论文,语境论文,世界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07)06-0057-06
对中国而言，当下并不是一个承平而悠然的时代，作为一种民族使命，我们无法绕过甚至我们刚开始有序而理性地致力于自晚清以来就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主题：现代化！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及其成果形态看，我们无疑是“后来者”，而回望历史，我们一直而且将继续被绑缚在日益紧缩的历史罗网——马克思所言“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上。“后发”角色与“世界历史”，这就是今天必然纠缠我们思辨行为的两大历史要素。
一“世界历史”观与“后发”问题的一般阐述
“世界历史”作为一套完整的观念体系，它源自域外，特别是西方。
在中国古典历史观念的智慧积淀中，曾就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历史进程，历史动力，治乱兴衰，人物评价及君、国、臣关系等历史范畴有过系统而深邃的思考，但鉴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经济、技术以及交往的局限，对所谓“世界历史”观鲜有述及，仅在“天下”观中可偶见一二，而这种充斥着一厢情愿的“世界中心”和严“夷夏之辨”的意识，不免最终流于自大和狭隘。在古代西方，如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也曾在其《帝制论》中提出过世界历史即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世界历史观。可见，在早期历史中，“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演进形态，由于其机理展示得不充分性，使得相应的观念难免拙朴。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里，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学理描述，特指世界走向整体化的演变进程，即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因为普遍交往，而逐步由地域和民族的相互孤立与隔绝进入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状态。
作为“必然”的“世界历史”，其“必然性”来自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高度发展和世界性经济行为的普遍化。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同时，“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
“世界历史”在本质特征上，表现为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与此相关的国际交往的普遍发展，它造就了全球范围内各民族间的国际态度、行为和关系的普遍开放亦即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过程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表现在经济生活上“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进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
“世界历史”对人类生存秩序及式样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第一，这种影响将世界历史的活动变成一种内容和空间上的“强制性”整体，它“制造”了现代化的“原发者”和“后发者”——“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6]。从而将世界划分为“示范区”和“学习区”，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第二，“世界历史”的迅速展开，使得全球各国的发展程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二元化”趋势，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始作俑者，在把其新的生产方式推向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生存形势，一方面，世界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宗主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而在另一面，“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7]。这种事实预示了居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的后来者、模仿者、学习者抑或超越者——“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艰难历程。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欧洲以近代化“原创者”的身份创立了以“欧洲体系”为核心骨架的“世界体系”形态。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扩展，伴随欧洲文明的全球性扩张，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体系。其间，虽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从纯学理的角度，通过强调世界历史多种文明生命由兴而衰的普遍性，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开创“全球中心史观”。然而，从历史本体的角度，即便是欧洲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对欧洲亦即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解构或否定性实践，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的物质进程仍然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这一事实，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仍然建立不起来。因此，处于“非中心”的“后发”国家就不能摆脱现有国际生存逻辑的制约，其被迫纳入“世界历史”后的“后发展”难题，诸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变化与政治变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等重大矛盾的协调，必然面临两难抉择。同时，“世界历史”作为新一轮现代化的现实背景，其必然呈现的诸如全球化的必然性和现实利弊，民族国家是终结或者复兴，全球历史将延续多样性还是趋于同一性等世纪问题，也必将融入“后发”者的现代化思辨语境之中。
二“后发”语境下江泽民世界历史观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构建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内核，为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科学判断世界的当下形势和未来走向，审慎选择自身的崛起道路和国际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主义的参照系和认识路径。
江泽民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阶段性主要决策者，他的世界历史观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后发展”的现实处境以及当下现代化实践，从宏观上主要展现了开放的国际观念，广阔的国际视野，理性的国际思维和务实的国际策略四个方面的特点。
1.开放的国际观念
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放、包容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品质的深切体悟，高度认同、深刻认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联的必然性以及观察世界的自觉性三个方面。
江泽民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通过积极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进步的思想文化成果……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充实和发展的。”[8]同样，“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9]这一论述，充分展现了在开放观念上高度的理论自觉。
关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联的必然性，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全球化“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10]。面对这种“时空分延”的现实必然和国际开放定局，江泽民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11]因为“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12]，并得出结论：“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3]
基于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关联必然性的科学判断，江泽民从历史纵深和现实实践两个维度，强调自觉观察世界的重要性。从中外历史出发指出：“一个民族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4]同时，立足于当今世界格局，江泽民指出：“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的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15]虽然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但是“从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击风浪的本领……如果我们总是不到国际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我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就很难更快地推进”[16]。并号召，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17]。由此可见，开放的胸襟和积极面向世界的姿态，始终是江泽民思想观念中最具时代气息的内容。
2.广阔的国际视野
后发展国家在国门洞开的初期，因为传统自恋、观念惰性或求强的现实“急用”以及对开放后连锁反应的必然性缺乏足够预见，往往在开放策略上表现出某种短视和狭隘性，即学习的内容拘于物质和技术层而慎言制度和观念，模仿的对象“去东方”而“趋西方”。
总结历史经验，超越历史的沉疴，江泽民立足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必须走整体开放和全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大势，从开放学习的内容和对象两个向度拓展了其世界历史观的广阔视野。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18]现代化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必然包括社会各因素的共同参与，生产力和技术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社会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综合的历史过程。所以，江泽民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面的工作必须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顾此失彼、畸重畸轻，就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19]同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承接态”，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形态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因而，资本主义作为“前社会主义”形态，其在生产方式以及相关机制和制度领域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整体示范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就我们向外学习的领域而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建设成功”[20]。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21]。为此，在政策上必须“更加积极地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22]。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在空间上整体性“去东趋西”，缺少对其他后发展国家真正的知识和理论兴趣，这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对自己作为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的充分认识。江泽民的世界史观，在充分关注西方经验的同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给予了高度重视。比如，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23]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的经验教训：“亚洲金融危机迫使有关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克服经济结构性缺陷，亚洲一些国家的结构调整已经取得进展。印度经过多年努力，航天、信息特别是软件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果断地抓紧进行结构调整，否则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24]“不能像亚洲有些国家那样，搞泡沫经济，债台高筑……我们也应该注意从中获取有益的镜鉴。”[25]此外，江泽民对周边国家、苏联和东欧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教训也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3.理性的国际思维
首先，开放观念的坚定性。当我们开始掀起新一轮现代化运动时，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反省阶段。“原发”国家的“前车之鉴”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中的诸多困难和失误等“负面”因素，促使我们不得不权衡利弊，瞻前顾后。通过对世界历史大局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分析判断，江泽民反复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2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7]因此，我们“要继续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这一点绝不能动摇”[28]。明确阐明了对外开放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和历史定位的不可动摇性。
其次，判断事物的辩证性。第一，关于全球化。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29]具体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众多的创业机会，但也伴随着更快的技术创新、更短的产品寿命周期、更快捷的资本流动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经济全球化，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发展更趋艰难，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30]第二，关于科学技术。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命题的同时，江泽民指出：“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1]第三，关于历史的未来趋势。江泽民指出：“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32]这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务实的政治家，综合其信仰、智慧和理性得出的科学结论。
最后，尊重历史的多样性。不可否认，近代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的骨子里仰慕“欧风美雨”，使得中国思想理论状况基本上为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论述所笼罩和左右。其他国家、民族(包括我们自己)的资源经常成为点缀和陪衬，从而使得西方的模式被绝对化。然而，“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33]。这些前提和条件除了“决定性”的经济要素外，还包括“政治”和“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以及“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34]。这就导致了历史风貌的千差万别。所以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35]。那种“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36]。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37]。
4.务实的国际策略
江泽民世界历史观，涵盖了问题体系、概念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三个方面。务实的国际策略即属于其世界历史观的方法论范畴，其理论特点主要体现在国际学习、国际竞争以及国际交往策略之中。
关于国际学习。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作为解决生存和发展危机的最高效的策略，开放和学习是我们时代无法规避的历史话题，它需要博大的气度和务实的精神。江泽民指出：“中国近代史昭示我们，要跟上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对外开放。”[38]但在学习的策略上，“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39]。“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对糟粕的东西应剔除，不能学。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东西时，当然不能妄自菲薄。”[40]要看到“我们并不是一切都落后，如果因为要向外国学习，就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变成盲目崇外，那同样是一种片面性”[41]。总之，“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42]即必须做到开放的博大胸襟与理性的国际思维的高度统一。
关于国际竞争。江泽民敏于观察和准确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和国际竞争的最新态势，并结合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重点提出了科技创新策略、人才策略和文化建设策略。第一，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3]。为此，江泽民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在，“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44]。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45]。第二，人才问题既是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同时也使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江泽民指出：“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这种发展格局，对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既提供了利用高科技和先进知识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有利机遇，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46]在现实中国，“事实越来越证明，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47]。对此，他总结性地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有基础性的地位。”[48]第三，关于文化问题。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49]。作为后发展国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50]。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积极进行文化创新。”[51]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真正做到“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2]。
关于国际交往。在新一轮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的国际关系状况已经成为事关其生存和现代化成败的重要筹码。作为一个标准的现代化国家，应该在国际事务中，立足于自身和全人类长远共同利益，努力历练富于责任感和建设性的国际敏感、国际态度、国际观念、国际政策和国际行为。
江泽民指出，当今国际关系，“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5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54]
通过以上分析，江泽民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国际交往策略。目的：国际上，“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55]。在国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56]。目标：“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57]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58]途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9]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家、民族和政党之间关系的方针和政策。这使得我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尊严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一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60]。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
近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观念与历史本体的交错纠葛证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1]。只有基于这样的观念和方法论，我们的思辨才可能给历史以准确、有效和正面的描述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