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与罗素之间——访罗素专家张申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素论文,孔子论文,专家论文,张申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的话：本文摘自美国历史学家Vera Schwarcz的访谈集《真言》。该书涉及了哲学家张申府的政治和学术活动，是一本以西方学者眼光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有价值的书籍。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张申府。我们暂时没有谈及五四运动，也没有再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作用。我们的话题越来越深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今天，他想谈论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的美德，想通过这次谈话表达他的思想，在土生土长的中国思想中为自己找到位置。他正在寻找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观。
张申府在我面前的纸上，写了“中庸”，这是中国哲学中他喜欢的境界。他努力向我解释这个境界与他称之为“仁”的心理状态的关系。张申府相信，仁，一定伴随着对真正的均衡的世界观的追求。自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见面后，每一次谈话都涉及到罗素。罗素是他的救生艇，看起来它让张申府漂流了多年，即使中国在狂热的革命浪潮沉没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他再添新论，说：“我相信我懂罗素，可能我是中国惟一懂得罗素的人。罗素自己不懂孔子，但是他的思想很贴近孔夫子，这种相似别的任何人都不具备，即使罗素否认这一点。我的哲学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你一定会说，我是他们之间的一座桥梁。”
张申府自称是当代中国惟一懂得罗素的人，透过他的泰然自若和高傲，我努力想知道是什么使张申府宣称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罗素，又是什么使他将孔子和罗素联系起来？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两难困境中，孔子的政治价值观面临来自西方的技术与理想所支配的世界的挑战，这个问题张申府将怎么解决呢？
关于罗素和孔夫子，我们的谈话进行得越深入，我就越能理解他们是张申府热爱的课题。他说：我读了许多哲学著作，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我最尊敬和敬仰的就是他们两个。
1930年冬天，张申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所思》的序言，这之前他曾经翻译了两位哲学家的作品。一个C·E·M·Joad的《当代哲学介绍》，一个是维特根斯坦的《明理论》。这段时间，张申府还收集了1919～1930年期间写的文章，作为他的哲学综述准备发表。37岁的时候，他回顾总结他的著作的主题。《所思》的序言确认了两个主要方面：人道主义和科学方法。张申府写到：“我相信这是世界上两个最珍贵的东西。”
序言明确了张申府价值观的思想渊源。他认为人道主义是孔子所追求的，科学方法植根于罗素的逻辑分析的哲学。基于此，张申府偏离了他自己的纯英国概念和中国用语“纯客观”描述的方法。这些不和谐的思想使张申府能着眼于像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罗素从未考虑的观点，还能关注孔子忽视或者认为不道德的问题，比如性关系，还有认识论。
罗素敬仰者的诞生
1920年11月9日，张申府正在写给罗素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读罗素的著作已经5年多了。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在上海他与罗素见了面，并在北京听了他的演讲。他用英语写道：我大概将于17日离开北京前往法国，这么快就分开，我感到很遗憾。我将继续研究你的哲学，我总是想读你写的所有的作品。今后如果你的书、文章（甚至评论）出版了，请立即告诉我。能给我一张有你亲笔签名的照片吗？提出这个要求只是因为我崇拜你。
六十三年过去了。1983年我在加拿大的McMaster大学的罗素档案馆读了这封信，张申府对罗素的炽热的敬仰跃然纸上。它显示在长期的生活中张申府对罗素的不衰的依恋之情。
这封信也使我感到困惑。张申府的“我崇拜你”意味着什么？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是在1982年Suzanne Ogden写的一篇文章上，题目叫《墨水瓶中的圣贤：伯特兰·罗素与1920年中国社会的重建》，Ogden从未见过张申府，却用这封信显示一位中国的罗素敬仰者的热心。本文对张申府作的脚注中，称张申府是中国五四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的罗素专家”，并说是张申府把罗素请到了中国，她引用的句子就包括“我崇拜你”，给人留下张申府盲目崇敬的印象。
但是当该信的原件在我手中时候，当能与张申府谋面并交谈的时候，我却相信这不是盲目的崇敬。
1983年5月1日，张申府告诉我，像罗素的传记作家Ronald Clark一样，Ogden也过高估计了他邀请罗素到中国的作用。他对我说：
“我没有邀请罗素到中国来，是梁启超邀请他来的，我也没有翻译他的公共演讲，是一位在美国受教育的叫赵元任的年轻人翻译的，我也没有翻译他的演讲注释，是新潮社的一位叫孙伏园的成员翻译的。甚至1921年中国罗素社团的成立，我都没有参与。这时我已经去了法国。
“我只是做了别的事情，别的更重要的事。我翻译了罗素哲学著作，我把他作为当代重要的思想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我认为是我建立了对罗素思想评价欣赏的阶段。”
张申府的自我介绍和Ogden关于“我崇拜你”的使用有些矛盾。如果张申府崇拜罗素，也不是作为偶像或是作为一贯正确的上帝来崇拜的。1920年张申府深深卷入冲破偶像崇拜的新文化运动，和挑战偶像崇拜的人联合起来，无论是西方偶像崇拜，还是中国的偶像崇拜。
那么为什么用"worship"（崇拜）一词呢？张申府1928年写的一篇评论回答了这个问题。罗素1903年曾写的一篇《自由人的崇拜》的短文张申府的这篇文章取了同样的题目，是对罗素这篇文章的精华的提炼和思想的捍卫。尽管直到张申府从法国回来，直到他离开共产党，直到他目睹了1927年社会革命的失败，他才翻译了这篇重要的原文，但是，张申府的这篇评论表明他很多年以前就读了并喜欢上罗素的《自由人的崇拜》。
1928年1月15日。以上海为基地的杂志《世界》发表了张申府的这篇评论《自由人的崇拜》，25年前罗素以同样的名字撰文描绘了他的一场个人精神危机。
罗素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孤独困境中的人的作品。罗素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由他的祖母抚养，祖母时而是长老教的信徒时而又是一神论的信徒，她在道德上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声音。罗素的第一个妻子，热情的奎克·爱丽丝·史密斯，也没有怀疑过宗教。但是少年时期的数学家怀疑宗教。1890年罗素怀着自然神论的信念到了剑桥。但是，呈现在眼前的却是拥有亨利·易卜生、尼采、奥斯卡·王尔德等的现代世界。
1903年，罗素和爱丽丝在意大利度假，此时他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糟。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自由人的崇拜》，笔法从容，充满神韵，热情洋溢地表现出在对数学法则与物理法则统治的世界信仰。罗素说：“真正的自由崇拜的是尊敬我们所感知的天堂。”
1920年，张申府也面临着精神危机，即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罗素的话是特别及时的。张申府认为：
“自由人就是自由思想的人。自由人的崇拜就是超脱一切宗教偶像，超脱一切无可如何的自然之力，而只崇拜那自己在思想上所自由创造的特别是至高而独立的理想：真美圆满。”
张申府的精神危机不同于罗素的基督教的危机。危机不是围绕基督教的，而是围绕孔子、妇女、个人自由和用自己的智慧为真理做界定的权利。
1920年，当罗素准备离开中国，将要失去与罗素进一步交谈的机会时，他请求罗素送给他一张签名照片，提醒他“自由崇拜意味着什么”。到1928年时，张申府对教条式的信仰越来越失去耐心，特别是对马列主义的教条的信仰。
1983年2月。张申府向他女儿张燕妮口述了一篇短文“我对罗素的了解和赞美”，希望这篇短文能够作为他的关于罗素文集的序言。我是在张申府去世两个月之后读到这篇文章的原稿的。其间，由于出版社对利润压力的考虑，这本书暂时被搁置起来。
但是，这篇文章却让我有了进一步的收获，他帮助我直接理解“自由人的崇拜意味着什么”，在文章中，自由崇拜的概念只能被拐弯抹角地涉及，不能像1928年那样明确地使用宗教和打破偶像崇拜的用语，相反，他给文章取了非常谨慎的题目。但是尽管采取这种谨慎的办法，而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他的这篇1983年的文章和他在1928年发表的文章都坚信对罗素的发现，把罗素作为重要人物和思想者来敬仰。
张申府自由崇拜的故事开始于1913年，这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班的学生。是在与书的结缘中，年轻人的精神被唤醒了：
“191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个时期的北大图书馆只是个藏书楼，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第二年，我考入北大本科，藏书楼也开始辟出阅览室来了，西文书摆在阅览室四周的书架上，平常总是锁着，中文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对于我，因为经常来这里，和管理员十分熟悉，所以，我就恣意快读。那时书本来无多，除了工程书籍外，几乎架上的书我都翻看过。一天。我发现一本十分有意思的书。这是一本精装书，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为《我们的外界知识》，是英国罗素所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次偶然的机遇就这样发展为一种激情。张申府不满足一本罗素的书，他渴望读更多的罗素的作品。芝加哥公开法庭书店所编的杂志为张申府了解罗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书店编有两个期刊《一元家》与《公开法庭》，这两个期刊经常登罗素的文章，这是我最喜欢读的。”
罗素著有哲学著作，《一元家》与《公开法庭》登载的文章不能满足张申府这方面的兴趣。沿着从抽象到表象的思路，罗素出版于1912年的著作《哲学问题》深深地吸引了张申府。这本小册子是一家受欢迎的出版社出版的，目的是扩大现代哲学读者面。书中简洁、智慧的哲学观点是罗素奋斗了十年的结果。
这时的张申府已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主攻的课程是数学。在罗素的《哲学问题》的帮助下，张申府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素的朴素、流畅的文章让张申府以新的眼光看待哲学。鉴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陈旧，哲学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毕竟，罗素把哲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
七十年以后，张申府在回忆《哲学问题》如何让他追随罗素、如何决定成为一个哲学家时说：
“在《哲学问题》一书中，罗素先生举例道，画家想要知道事物的外表，而实际的人则想要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哲学家比实际的人更强烈地想要知道它的本质。按照罗素的意见，研究哲学不是为了寻找那些问题具体的、确定的这样或那样的答案，如同物理学家所做的那样，而只是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因为这些问题扩大了我们所使用的那些概念的范围，丰富了我们智慧的想象力，并且减少了我们的‘独断的自信’。据罗素说，这种自信，常常使我们的心灵无法进行正确的推理，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由于哲学思维的对象——宇宙总体——是非常伟大，所以我们的心灵也变得更加伟大。用我们一般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我们就可以获得真理，而这真理乃是伟大的、客观的绝对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罗素的理解促使张申府把精力从数学转到了哲学，他大量地阅读和翻译罗素的作品。在1919～1920年对罗素的兴趣形成期间的14个月中，他撰写、翻译、评注有关罗素的文章有14篇。尽管张申府没有把邀请罗素到北京归功于自己，但是他创造了一种对作为哲学家和活动家的罗素欣赏的氛围。
1920年10月8日。罗素偕同好友勃拉克女士到上海，张申府前去欢迎他们。此时的他，已经计划同船与刘清扬（张申府的夫人，译者注）、蔡元培前去法国。出发前的一个半月证实了张申府对罗素的炽热的敬仰，在上海与罗素见面后，11月，在北京张申府与罗素又见了面，他们彼此尊重直到1949年，尽管他们后来从未见过面。
对张申府来说，罗素的声音是令人激动的。1920年张申府有机会听罗素亲自讲解他的哲学，这次经历给年轻的中国哲学家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他说：
“罗素的演讲平易畅达，语皆中的，既富有充实的逻辑性，又幽默诙谐。在分析问题时，罗素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有时也未尝无刺，但却不酸不刻，读来听去，使人发生快感。他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爽人宜人，清冽甘脆。”
张申府自称是罗素和中国读者之间的桥梁：
“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像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以为光荣。现在不惮在这儿附带广播给大家。但我当然更不会说在这宇宙上有什么重要意义。”
1983年2月。在《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文发表37年之后，张申府谈及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时，少了迟疑，也少了关心，更多的兴趣是在罗素哲学对自己的影响上。在他向女儿做口述时，张申府对罗素一如既往的敬仰。从这篇口述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位80岁老人的一种强烈的自我判断的愿望。
“一个大哲学家必然知识渊博；必然有所创辟；必然深切关心人生问题，而且有一个新的高尚的人生观或人生理想。这三个条件，可以说罗素无一不充分具备。综述罗素的一生，他不仅是伟大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拥护正义自由，显扬科学理性，反对纳粹法西斯，对中国一往情深。尤其应该说，罗素以他伟大的造诣开创了世界的哲学新潮流，是树立哲学的一代硕师。
“为了表达对罗素的赞佩和敬仰，写就此文，聊作纪念吧。”
张申府自始至终都是罗素的热情的敬仰者，1920年，他把罗素作为批判思想的典范来崇拜。1983年，他承认罗素是自己无法企及的哲学家，但他很庆幸自己是中国的研究罗素的专家。
罗素专家
1920年11月。罗素邀请张申府一起用茶，在他给张申府的邀请函中，已表明二人之间这时有了一点点分歧，在回答张申府早些时候提出的关于生物学对物理学的重要性时，罗素写道：“是的，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哲学要依靠生物学，但现在更多的是依靠物理学。”这里，罗素顺带提及了他对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兴趣，张申府在以后的10年里认同了它，只是在这之外有着重大的区别，他认为生物学和哲学关系密切。这种观点在他进一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就更加鲜明了。
1920年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在张申府关注的范围。罗素却感到了它的阴影，在他11月10日给张申府的邀请函中是这样结尾的：“很遗憾，不久就要和你分别了，本可以安排与你更多的见面，但又担心由于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使你会恨我。”
当天，张申府就给罗素回了信，接受了用茶的邀请，同时对罗素信中的一些内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回信是用英文写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明天我会按时赴约。您的回答令人敬佩，也使我非常高兴。
同时，信的最后那句话也使我大吃一惊。不仅我从未恨过您，而且我希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恨。对我而言，即使法郎士先生所说的‘对仇恨的恨’也并不一定正确。我认为您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是有价值的。
即使是这样，对我来说也没有理由仅仅因此而恨您。我记得您说过：‘假如我是俄国人，我也会为社会主义政府辩护的。’我非常欣赏您的态度，虽然我认为俄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虽然我相信共产主义，但我却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当然也是您的看法，我认为我几乎同意您的一切看法，同时我认为我几乎总是能完全理解您。”
发信之前，张申府在“总是”前面加了“几乎”二字，这是一次暗示，承认二人之间有分歧，也是唯一的、暂时的。但是总的来说，张申府相信他能完全理解罗素，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在罗素的哲学中找到了建立中国新哲学的路径。1920年张申府相信这位英国逻辑学家的演讲是真实而充实的，这个判断自他们首次见面后一直就没有改变。
1981年6月11日。今天我们就数理逻辑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张申府逐行逐句地解释他1960年写的一首诗。这首诗长达10页，表达了对数理逻辑发展史的看法。
我们的谈话，包括这首诗，自始至终是以罗素为中心的，即使张申府也表达了对莱布尼茨、布尔、皮尔士，耶冯和其他数理逻辑先辈的欣赏，但他还是给与罗素最高评价：“正是罗素建立了数理逻辑坚实的基础，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通过类型论、摹状论和关系逻辑重建了哲学。”
我很难理解他所列举的逻辑的技术性发展。我的思路穿过张申府政治生涯厚厚的灌木丛本就不容易，更何况还要理解他所介绍的数理逻辑。我连英文版的《数学原理》都不理解，怎么可能一下子接受用中文所表达出的这些原理，还有那么多用汉语而不是英语说出的数理哲学大师的名字，简直像进入了迷宫。
我无法确认这些大师的名字对张申府意味着什么。在被张申府压缩的数理逻辑发展史中，莱布尼茨、布尔、皮尔士就像逻辑符号一样不断出现。有时我感觉这些名字就像老年的张申府用来维持哲学明晰的圣歌。
但这一点不适应罗素本人和著作。在张申府看来，罗素的作品真实、详尽、深入。今天他强调自己向中国人阐明罗素思想所起的作用。
“是我第一个将罗素的代表性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虽然其他人相继翻译了一些更长、更专业性的著作，但是我介绍了所有关键词，和有代表性的主题。是我首先注意并强调罗素思想中的新意，比如，是我首先强调了‘可能的科学’的哲学概念，尽管我并不能确认这个概念究竟出自罗素的哪本书。也是我首先翻译并介绍了"falsification"的中文逻辑概念，它是逻辑分析的基础。
“我还对‘analysis’作了不同于其他人的翻译，将‘analysis’翻译为‘解析，而不是广泛使用的‘分析。因为我相信‘解析’更具有逻辑性。他听起来有某种程度的新意。‘分析’起来的事情时断时续、分散，好像受到了一击。相反，‘解析’就没有那么简单。
“解析的过程有很多步骤。事情一旦进入逻辑分析，就是一个缓慢系统连贯的过程，就像剥一个洋葱头。当我研究罗素时，分析作为解析的同义词在哲学分析中被广泛地接受。但是我认为，这太简单，不能表达出罗素思想的含义。于是，我通过翻译进行了创新，也许这是在20世纪的中国对阐明罗素著作最重要的贡献。”
分析与解析，一个不重要的划分，但使我相信它把握了罗素思想的复杂性，起初这使我感到惊奇。但是，听张申府说得越多，就越理解张申府的哲学成果与词义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重要的术语转换。张申府称得上是一个“词”的哲学家。通过罗素，张申府为他自己的思想发现了新的词汇。
让我们再回到1920年，张申府正渴望与罗素的见面。这一年他全力以赴地将罗素的词汇介绍给中国读者，对逻辑分析的翻译用的是“解析”而不是“分析”；这一年他开始相信罗素的逻辑在科学的哲学领域打开了新的天地；这一年他相信科学作为哲学的可能性；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发展他独立的哲学观。从1920年起，酷似他的导师罗素，张申府通过澄清词义表达他的思想，他相信真理的表述是基于术语（词汇）的基础上。
1920年3月16日。罗素还没有到达上海，但是张申府已在北京为他辩护了。还在罗素来中国发表关于哲学、逻辑和社会的观点时的7个月前，张申府就警示所有可能的对罗素的误解。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当时也在中国演讲，张申府很关注他对罗素哲学的扭曲和断章取义。
在给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晨报》的编辑的一封信中，张申府针对杜威对罗素的看法发表观点：
“前天晚上，杜威先生说罗素是个绝望的悲观论者。事实上，罗素在伦理上是中立的。而且杜威将罗素哲学说成是贵族阶层的哲学，这是大错特错的。这容易使人们认为罗素是反民主的。其实，罗素是一个彻底的实在论者，坚持逻辑原子论(logical atomism)以及绝对多元论(absolute pluralism)。罗素的哲学方法是力图解析所有的哲学范畴，不管其是政治的、科学的还是哲学的。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翻译了他的《梦与事实》这篇文章，此文首次发表在Athenaeum今年一月号上，而后又被Dial今年2月号转载。”
1920年10月30日。张申府再次与人为罗素的哲学立场进行公开辩论。在这位英国导师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他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在一群年轻的敬仰者中蔓延。和罗素前后到达中国的还有美国的杜威和印度的泰戈尔。张申府总是警惕着对罗素观点的歪曲。在这一天，他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哲学家张东荪发生了争论。张东荪尽管不比张申府年长多少，但已经有了政治活动家的名声。他是老资格的政治家梁启超的同事，是以上海为基地的《时事晨报》的编辑，他当时还正在寻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上的盟友，听说罗素在访苏之后的所做出的否定性反应，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持保留态度，张东荪开始对罗素的哲学发生了兴趣。
张申府认为张东荪误解了罗素，不失时机地指责了他。他相信罗素比张东荪所认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形象要复杂的多。在给《晨报》编辑的信中，他写道：
“张东荪先生用中文的‘实用主义’描述罗素哲学的实在论，是完全误解了罗素。‘实用主义’在英语中应是‘pragmatism’而不是‘realism’，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任何对当代哲学和罗素著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罗素是实用主义坚定的反对者，他的观点与亨利·柏格森和约翰·杜威的观点不同，如同他的数学与伽利略的数学不同一样。
“自去年罗素开始研究当代心理学以来，他发展了一个新的理论，认为：心物无异，它们是各种各样的感觉的统一体的两个部分。罗素的理论和威廉·詹姆斯的理论很接近。但是罗素的‘真理命题与客观事实相关’的思想，与詹姆斯的‘真理只是我们处理哲学问题的一种假设’观念不同，也与杜威的‘真理是特定情况下起作用的一种假设’的观念不同。哲学立场的这种差异在《数学原理》和罗素的其他著作中明显地显示，为什么被我们称之为著名评论家的人会犯这样的基本的错误。”
明确词义，是1920年的张申府的哲学抱负，以后一直保持着。公开捍卫罗素的实在论给了张申府维护自己的哲学立场的机会，每一次他翻译有关这位英国逻辑大师的著作或写一篇文章时，都是在拓展自己的思维和语言空间。
与张东荪争论的同一个月，张申府为《新青年》编辑了一期罗素特刊，作为这期特刊的编辑，张申府有机会为后来中国有关罗素的讨论定下了一个基调。
1920年10月。张申府在这期《新青年》上对罗素的介绍集中在语言和哲学观点上。有点奇怪的是，事实上，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张申府认为罗素是一个社会理论家和献身和平的社会活动家。罗素的自由婚姻、妇女权利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代的激进的年轻人有着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张申府在《新青年》的介绍强调的是他的对哲学的贡献。文章阐述了罗素的“新实在论”在英国哲学中的意义，并追溯了从穆尔到罗素的发展过程。按照张申府的理解，“新实在论”用两种现代科学的方式，使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向传统的实在论提出了挑战。一种方式是把最复杂的陈述简化为最简单的部分（像实验室里的原子）；一种方法是重建严密的逻辑符号的论证系统。对罗素思想的介绍，张申府着力于他的关键性的观点：“逻辑结构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取代被推论的实体。”张申府苦思冥想为罗素的"logical atomism"找到一个合适的中国词汇。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汇，虽然麻烦却是中国式的表达，叫“明理原子论”。据此，在他看来，哲学可以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与过去的哲学家甚至当代一些哲学家不同，罗素不只是用逻辑分析检验哲学命题。对他来说，明理原子论是超越哲学之上的一种有力的探寻和论证的方法，它把哲学引入世界之中，明理解析法是一个重要的发明，它使哲学真正地成为科学。
随着这篇有关罗素的文章的发表，使张申府成为罗素的专家，而不再仅仅是罗素的敬仰者。然而，他的使命始终受到挑战，许多在复杂的数理逻辑方面也成为专家的人，比如受过西方学说训练的金岳霖，更有造诣。还有梁漱溟曾对张申府对罗素的敬仰提出疑问。
1921年3月，上海。张申府正在巴黎组织中共的小组，罗素在北京生病，按照日本的报纸说他已经死了。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梁漱溟公开了他对罗素的不满，他的文章《对罗素之不满》在上海的一家日报上发表。
梁漱溟是这样开始对张申府的哲学导师的批评的：
“七八年来，我的朋友张申府一直热爱罗素的理论，他一直谈论和赞赏罗素的理论。在张申府的鼓励下，我也试着阅读并喜欢上罗素的作品，事实上我发现他的理论的某些方面和我自己的思想相一致，比如社会心理学，还有他的有关‘刺激’(impulse)的理论就与我不谋而合（这理梁先生用的是英语impulse一词）。
“我还发现罗素的认知和所有物质本质上具有连续性的理论非常有启发。去年，罗素路过南京时，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一次演讲，他用帽子的概念为例，现场人们所看到的帽子正是人们以前看到帽子的延伸，尽管它们并不是最初所买的帽子。所以我接受了罗素的部分理论。但是，我对罗素的不满则更多，对他的理论基础我充满了怀疑。
“让我对罗素最反感的就是他对伯格森（梁最喜欢的西方哲学家）理论的批评，有失公正和常理。尽管我对数理逻辑知之甚少，但我对罗素在学术争论中缺乏学者的态度深为不满，罗素与伯格森的对立众所周知，但他懒得理解别人的观点，他对伯格森的‘神秘的唯心论’的搏击是毫无根据。”
在结论中，梁漱溟肯定了张申府对西方理论的总体看法，但他仍然批评了罗素：
“最后，我要敬告读者，是否存在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哲学。通过这种无所不包的哲学所达到的真理听起来是好，的确，确认真理看起来很完美，但是真正的真理要复杂得多，它不会像罗素所宣布的那样令人愉悦，和美好。
“一个学者只是他的领域的专家，超出这个领域，他就是一个评论者。张申府说得对，今天的哲学要么属于罗素派要么属于伯格森派，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大师，一个是非理性主义的大师，他们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尽管他们不同，各自都有自己对真理的认识。
“但是从罗素眼光短浅评论中，显而易见，他没有深入地学习。他寻求真理但并没有获取真理。在这点上，罗素抛弃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观点。我写这篇文章不只是批评罗素，现在有很多人都像罗素那样讨论哲学问题，很长一段时期，我为他们感到可惜。这些人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们的观点不谨慎，他们不懂得只有冷静、细心，富有洞察力的人才能是真正的哲学家。”
这里梁漱溟是在谈论张申府吗？早在1921年他就感觉张申府没有伟大哲学家的内在素质了吗？1983年4月29日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会见中，梁漱溟是这样说的。1921年梁漱溟还没有张申府生活的踪迹，包括讲授逻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资历，但是，他已经强调谨慎和冷静的必要性。张申府并没有像梁漱溟那样看重这些素质，也没有一部连贯性的哲学专著，甚至在1921年张申府被吸引到梁漱溟所强调全能的哲学，企图寻找一个回答中国所有问题的综合答案，看来数理逻辑通过等式和步步推演的方式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最后张申府的世界观还是数理逻辑让位给辩证唯物主义，最终又让位给罗素和孔子奇妙的结合。
1986年临终前，张申府知道他并不能让梁漱溟接受罗素的观点，尽管他一直为让梁漱溟接受罗素的著作而感到自豪，当梁漱溟成为有自己个性的哲学家的时候，张申府始终是一个批判性的罗素专家。
在张申府长期的哲学家兼活动家的生涯中，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罗素的弱点，尽管他没有写过一部详尽的批评英国数理专家的著作。他始终远离罗素的傲慢，但是，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到孔夫子思想，他仍然始终保持对罗素思想的兴趣。他翻译和概述了大量的罗素的著作，对罗素在坚定的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中的勇气表示敬佩。
到1931年的时候，张申府作为研究罗素的专家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他分别于1919～1920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和1927～1928年大革命失败时期翻译了罗素的著作，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翻译了罗素分析逻辑的关键词汇，第二个时期的标志是钻研罗素著作的科学和社会基础，这是以1927年一篇《科学是迷信的吗？》作为开端的，以后又写了《意味的意味》《自由人崇拜》《相对论ABC》和《罗素论原子新说》等一系列文章。
1897年，春天。25岁的罗素用笔名奥兰多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自我欣赏”，当时他参加了反对黑格尔和康德的摩尔阵营，成为一个偶像的破坏者。在这篇文章中他比在英国《小评论》中更强烈地表现了他的爱与恨：
“对人民大众我是很冷淡的，尽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希望能找到使大众幸福的方式。我不能为他们做出牺牲，虽然他们的不幸也让我三个月有一次感到难受，我只在乎少数人，我有些敌人，他们当中至少2～3人的痛苦对我来说就是快乐。”
张申府并没有读到罗素的这种极端的反人类的文章，但是，从他在《小评论》的回答中，感到了这一点。早在1920年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感觉，张申府曾试图让罗素相信生命科学——生物学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终坚定地致力于分析逻辑学。这种方法偏离了社会生活的复杂问题。
在张申府长期的生活中，他从未失去对罗素的兴趣，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哲学家。但是，罗素的世界观中的冷冰冰的形式主义的内核，也迫使张申府超越罗素。张申府不能不承认梁漱溟对罗素的谴责中的合理成分：罗素是傲慢和片面的。为了矫正自己，像梁漱溟一样，张申府转向了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传统。
中国根
1981年6月16日。我们正在讨论唯物主义和实在论的联系。因为在哲学上我还缺乏训练，也因为对张申府来说几十年前的观念已成为陈旧的代码，张申府常常陷入喃喃低语，我跟不上他的思路。有时，他的声音又清晰起来。他的世界观发展的新东西使我惊奇也使他惊奇。
今天，张申府在谈论西方逻辑养育了科学的实在的世界观时，中间停顿下来。他补充说：“你看，罗素的哲学观就这样片面地结束。他的哲学在一个问题的具体方面上很有用，我想思考的是一个整体。罗素在很多方式上存有偏见，他反对唯物主义，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唯物主义忽视‘心’，唯心主义则看不到外物。”
“我的哲学寻找一个对经验的更广泛的观点，一个更彻底的实在论，一个更广阔的客观性，所以我回到中国哲学的某些观念，特别是孔夫子的‘仁’与‘中庸’的观念。”
我问：“罗素自己不是轻视儒学吗？”我提醒张申府，罗素在他写的《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经写道：他“不欣赏儒学的价值观，”因为“儒学充满着琐碎的礼仪，”他感到“儒学倡导者主要关心的是人们在各个不同场合的行为规范。”
张申府停顿了一会，说：“是的，罗素确实太不理解和尊重孔子，但是，那正好是他思想片面性的又一个例证。他把孔子降为空洞的宗教仪式。而我的哲学吸取了二者的精华，从不盲目。直到今天，我最佩服的两个哲学家就是罗素和孔夫子。”
古老的哲学家孔子没有提供张申府所欣赏的完整的倾向，只是几个关键的思想，被修剪为几个委婉的说法，但他使张申府退却到中国人道主义的深处，在20年的对西方哲学和数理逻辑的依附之后，古老的圣贤提供了方法的初始点，这个方法被张申府称作为解决中国问题“更辩证的方法”。
1934年11月12日。同罗素在北京用茶的14年后，在这位英国哲学家表示对孔子不感兴趣的13年之后，张申府正在写一篇批评捍卫中国圣贤的文章，题目是：“尊孔救得了中国吗？”发表在《清华大学周刊》上。这篇文章在孔子和儒学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标志着张申府开始调整五四运动的极端者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张申府的新的信条成为“打倒儒家，拯救孔子”。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几年，他对这个信条的热情很强烈。
在这篇文章中，张申府把这个问题和民族生存联系在一起，文章的题目“尊孔救得了中国吗？”就已回答了文化和政治危机。1934年，在南京的民族主义者和在东北的日本人都把儒学作为救生船，张申府的观点认为尊孔并不能救亡：
“当前的尊孔运动的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回归性的，标志是由政治所激发的怀旧。但是，历史的推动力是进步的，如果今天民族自信心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够重建的话，那么他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否则，它将不能激发出更有建设性的反孔革命。如果孔子被崇拜了2000多年，今天同样地受到崇拜，这将是一可怕的结果。”
为了使他的警告更明确，他说：“在当代，对孔子的理解变得恶化起来，实事上历史上的孔子并不那么伟大，详述他的伟大就是使他更开放到任人解说，使他无所不能，使他绝对化，使他一贯正确。孔子只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教育家和政治家，把他绝对化实际上是对他的伤害。”
1980年4月8日。我第一次见到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他个子很高，灰白头发。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的传统的中国哲学专家，比起张申府来，他更传统更具学院风范。
像他哥哥一样，张岱年也进行专业哲学研究，他是在清华大学开始他的学术活动的。当时张申府也在这里任职。他一度也信奉西方哲学。他回忆了1933～1944年间最初发表的关于哲学的文章，在张申府的指导下，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大公报》的“世界思潮”专栏上。在文章中，他也多次提到罗素。他指出：
“实际上，我只是将罗素哲学的某些最专业化的部分翻译成中文，然后我决定将全部精力转向中国传统哲学。我的哥哥对中国哲学也感兴趣，比我晚一些，而且从来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我们的谈话围绕着张申府的哲学思想。张岱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谨慎的哲学史专家，他帮助我解开张申府作品中的各种各样、经常出现的矛盾的思路，他强调说罗素对张申府在数理逻辑方面的兴趣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补充说：“张申府没有断绝自己和传统哲学的联系，并因此受益不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的哲学的意识形态风暴中，这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地位。在西方教条化的唯物主义的信徒中和狭隘的孔夫子的捍卫者中，张申府像灯塔一样立于其中。他熟悉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但是他认为确认中国儒学的某些价值是必要的，特别是孔子的关于‘仁’和‘中庸’的观念。从《所思》一书的序言可以理解张申府对‘仁’的肯定。在这里，这位数理专家已经认为孔子有着真正的均衡的世界观，从中你可以看出，张申府是如何超越他早期对狭隘的科学理性的理解。”
1934年2月4日。张申府正在继续思考中国哲学，在这期的“世界思潮”中，他引申了他最关注的孔子的人道主义。
孔子的“仁”（仁爱之心或者是人道主义）不同于人们经常所理解的“忍”（忍耐），仁爱之心是对理想社会的积极追求，他要求承认俩人之间的真正自由，真正感觉上的“仁”是有同情心，完整意义上的“仁”是不仅期待着有益于人，而且思考着如何不伤害别人，所以，可以说，“仁”是客观性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
这段精炼的归纳早在20年代张申府写的其他文章中有过同样的阐述，他重复他的论点，是为了反对把儒家的学说用作强化在儒家划分的等级中处于劣势的人被迫顺从的命运，正如女人对于男人、年轻人对于老人、平民对于官僚的地位。1934年，张申府又进了一步，他坚持真正的仁爱心是理解人的博爱的必要前提，换一句话说，博爱对于一个理想社会是必须的。
1980年6月2日。经过8个月的交谈，我所理解的张申府最关注的是他作为哲学的贡献。他对我说：我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之一。你知道，我是中国最好的传统和西方最新的思想之间的桥梁，我试图在儒学中的人道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之间建立共同的基础，可能它们之间根本就不能有一座桥梁，但是我试着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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