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武汉市631家工业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郭 虹，陈梦雪，龙炫睿
（江汉大学商学院，武汉430056）
摘 要： 我国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提高工业用地产出效率，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土地利用的主要目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从影响工业企业产出效率的机理和影响因素出发，考虑工业发展的非均衡性，观察行业、区域、所有制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差异性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以武汉市6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取统计分析法，根据企业微观经济数据和用地数据，重点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在土地产出率、土地税收产出率等产出效率指标上的差异性，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相关要素对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不同行业、区域、规模的工业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差异性较大，企业质量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贡献较大。据此，提出工业发展用地管理与控制的政策建议：加强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建设，完善批后监管和考核制度，将企业发展质量作为工业用地重要的调控因素。
关键词： 工业用地；产业用地；产出效率；工业企业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用地用地与供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成为大势所趋。工业用地供需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需要方面看，我国处于动能转换、转型升级发展阶段，低效过剩产业尚未被淘汰，新兴产业发展用地、节能减排环保设施建设用地、工业园区代际升级用地需求非常迫切，与此同时，工业用地闲置、产出效率低下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目前，国土资源部对工业用地的准入已有相应的管理规范。在准入控制方面，实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控制，核心控制指标是建设用地投入强度。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对不同区域的投资强度、不同类型的工业用地强度（容积率）进行了规定。在工业用地的节约集约评价方面，主要是针对工业园区进行了节约集约用地评价。评价指标类同于行政区，主要集中在建设用地投入强度、经济产出等方面。在试点城市、先进工业园区中，在国家规程的基础上出台了细化考核评价方法。对于工业用地的准入与评价管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产业用地管控指标单一，管控刚性，不利于协调性、包容性发展。需要根据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性，加强产业用地弹性出让的体系建设、完善批后监管和考核制度。“十三五”期间，在我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应当成为工业用地准入与评价管理考虑的重要因素。
目前相关理论研究大多围绕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内涵及观点。施秧秧（2009）认为现有研究对于土地效率和工业用地效率多数是采用生产率概念进行研究分析的，如采用单位面积产出、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总产值、单位工业用地面积工业增加值［1］。王晓燕（2009）认为土地集约利用在考虑城市土地利用所体现的经济、社会、环境统一的同时，核心问题集中在土地的经济效率上。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核心在于通过各种有效的投入，不断提高土地的经济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2］。江馨（2017）认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广义来说，工业用地自身同时具备资源属性与资产属性，可作为工业生产的载体，也可作为投入要素反作用工业经济发展。工业利用效率研究不仅包括土地资源本身，也包括土地上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要素，并且会受到社会、生态等外部环境影响。狭义的工业利用效率界定是从经济学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在既定经济产出下，工业用地利用的充分度。即在产出角度下在既定的上地投入下，从经济效益的实现的程度，衡量工业用地利用的充分度［3］。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方法和主要观察因素。测度方法一般分为宏观和微观。赵小风、黄贤金等（2010）从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研究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相关理论、集约利用评价、集约利用驱动机制、集约利用效应、集约利用途径等，并且运用了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方法、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4］。郭贯成、熊强（2014）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全国各省2005—2010年城市工业用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城市工业用地效率的影响因素［5］。余利丰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并运用引力模型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各省域内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6］。蒋海舲（2017）基于SBM模型分析揭示了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市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整体水平不高，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省份的工业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在依靠规模的扩张，土地粗放利用、土地浪费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技术型投入不足、技术创新缺乏问题仍然突出［7］。
2.1 阴道镜诊断与组织病理诊断结果的比较 98例病理诊断典型病例中，慢性宫颈炎7例(7.14%)，CIN 75例(76.53%，包括CINⅠ29例，CINⅡ28例，CINⅢ18例)，宫颈癌(均为宫颈鳞癌)16例(16.33%)。阴道镜下对慢性宫颈炎、CINⅠ、CINⅡ、CINⅢ及宫颈癌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100.00%、93.10%、89.29%、88.89%及100.00%。见表1。
本文认为在管理和研究方面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考虑城市圈经济的非均衡性。城市圈经济本身具有区域梯度性、产业水平的差异性，非均衡性有利于产业链的合理分布和发挥协同效应。因为产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评价不仅要考虑统一性指标，还应考虑差异性指标、引导性指标。本文重点考察差异性指标。二是考察产业用地产出效率时，产出效率指标的选取，不仅要看土地的经济产出，也需要考虑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贡献。三是不仅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可能有影响，企业的异质性也可能对产出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重点关注企业规模、企业制度、企业发展质量因素的差异性影响等。四是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都运用计量模型忽视了统计分析，导致对现象的描述不够简单明了，本文拟采用企业微观数据，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再进行计量研究。
二、武汉市工业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评价
本文从影响工业企业产出效率的机理和影响因素出发，观察武汉市产业布局下的产出效率。基于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微观数据，分类、分组统计分析，并设定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分析结果，评价武汉市工业企业用地产出效率。
（一）调查武汉市相关工业企业。企业微观数据包括企业名称、代码、行业代码、财务信息、地理信息等。其中，本文的企业信息、经济数据、财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企业财务年报；企业地理数据来源于武汉地理信息中心调查数据。本文对2013年企业经济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整理、标准化以后，根据企业代码、企业名称、地址定位后与企业用地数据匹配，按照效度、信度、完整度要求，满足数据脱密要求，剔除无效样本，得到的有效样本为武汉市63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运用描述性统计，分别从行业、区域、所有制、规模四个维度分析工业用地的产出、土地投入及土地利用效率的发展状况。以土地产出率作为经济产出效率指标，以土地税收产出率作为企业质量效率指标。行业划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4754标准，采取二位数代码；区域划分按照六位数代码的行政区，并加列单独考核的国家级开发区。所有制划分按照注册资本来源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类别；企业规模按照经营规模划，分为产值为2000万—5000万元、5000万—1亿元、1亿元以上三个组别。
（三）选取适当的变量和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各投入项指标是如何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程度是多少。
三、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土地产出效率的统计分析
对数据进行归纳、收集、整理、筛选之后，基于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共选取了631家武汉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计算出每家企业的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然后按照行业、区域、所有制和规模四个标准将这些企业进行划分，并计算出各个行业、各个区域、各种所有制和各个规模的平均土地产出率、平均土地税收产出率，对武汉市工业企业的基本用地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一）不同行业工业企业的土地效率统计性分析
1.3.2 给药方法 术后，对照组同术前口服氯吡格雷片，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钠，3～5 d。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替格瑞洛片（瑞典AstraZeneca AB，规格90 mg）治疗，90 mg/次，2次/d。经血管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对于需要再行PCI的患者，术前给予双倍含量的替格瑞洛。两组均进行为期半年的随访。
由表1及图1可见，武汉市不同行业的企业用地特点差异明显，平均土地产出率和平均税收产出率基本呈正相关。从平均工业总产值来看，平均工业总产值超百亿元的行业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制造业4个，平均工业总产值最高的行业与最低行业相差约600倍。从平均占地面积来看，平均占地面积超百亿平方米的行业仅有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个行业，与平均占地面积最低的行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相差约390倍。进一步比较平均土地产出率和平均税收产出率，平均土地产出率和平均税收产出率最高的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紧随其后的是武汉市主导产业中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食品与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现代制造业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还未充分发挥其潜力，平均土地产出率和平均税收产出率表现一般。平均土地产出率和平均税收产出率最低的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表1 武汉市不同行业样本组的指标描述
图1 武汉市不同行业工业企业的土地产出率与土地税收产出率
（二）不同区域工业企业的土地效率统计性分析
由表2和图2可见，样本企业在武汉市各城区的分布密度不同，体现在有效企业数量、平均总产值等指标。样本工业企业分布密度较高的区域有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夏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工业用地产出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心城区中，武昌区土地集约化程度较高，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均居于15个区域首位。排名第二的青山区，其土地产出率与武昌区差距较大，土地税收产出率接近。汉阳区集约化程度最低。在国家级开发区和远城区的工业区中，东西湖区样本企业工业用地产出最高，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居中，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对偏低，这与行业集中分布和产业特性相关。
表2 武汉市不同区域样本组的指标描述
图2 武汉市不同区域工业企业的土地产出率与土地税收产出率
（三）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土地效率统计性分析
基于经济学理论与相关研究，本文将各因素均纳入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构建以下两个计量模型：
（四）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土地效率统计性分析
上文通过描述统计，分析了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土地产出效率。以下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用地产出效率变异的因素。
表3 武汉市不同所有制样本组的指标描述
表4 武汉市不同规模样本组的指标描述
四、全体样本企业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4可见，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用地特点差异较大。从平均总产值和平均占地面积来看，超大型企业、大型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依次递减。超大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差距较大，大型企业与规模以上企业之间差距较小。进一步比较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超大型企业土地产出率是大型企业的8倍左右，大型企业土地产出率是规模以上企业的2倍左右；超大型企业土地税收产出率是大型企业的4倍左右，大型企业土地税收产出率与规模以上企业差距甚小。超大型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相对较高，可能与企业的竞争力和总成本领先优势有关。
（一）变量与模型
1.因变量。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从已有研究来看，效率的评价有多种方法，由于本文拟采取回归分析，如果效率指标本身包含太多产出指标，可能会与各影响因素存在相关性。出于模型需要，本文主要考虑的产出指标有四个：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工业销售产值、净利润和税收。
其中，lnE为工业用地产出的自然对数，lninput，lnfeatures分别为土地投入、企业特性变量的自然对数；μ为误差项；i为变量类别中变量标号；j为企业标号；β为待估参数。
5.2 推广秸秆气化技术，有利于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每年直接燃烧秸秆占全部秸秆总量的64%，大量的秸秆直接燃烧，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导致秸秆养畜、秸秆然扫后，还产生大量的co2气体和烟尘，造成空气污染，而秸秆气化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秸秆燃气比传统的直接燃烧热效率提高近一倍，可明显减小秸秆和森林资源的消耗，对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控制水土流失，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模型二是在土地投入的基础上，引入企业特性因素。企业的年龄对土地产出效率有正向作用，说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企业的创新、技术及管理等有所上升或企业整体优化造成了工业用地产出效率提高。企业盈利系数为-0.066741，虽然影响很小但系数为负，表明了随着企业盈利的增加工业用地产出效率小幅下降。可能出现规模不经济的情况，在工业用地管理中应予以注意。
2.自变量。本文主要从土地特性、企业特性两个方面筛选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的变量度量见表5。
三是注重点面结合，强调系统规范。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普遍性、趋势性问题，约谈相关金融机构，并召开行业会议进行系统示警。如召开中央在浙主要金融机构防范地方政府性融资风险座谈会，宣传讲解中央政策，回应金融机构关切，强调坚守底线和红线，减少“监管博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表5 影响因素、变量类别及度量说明
由表3可见，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用地效率差异相对而言不明显。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分别位居前一、前二，外资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土地产出率均较低。这可能与武汉市大型项目招商政策、工业项目建设用地优先考虑外资企业、国企等因素有关以及大型项目建设用地可能存在后期的配套工程尚未上马、工业用地闲置。
③操作应用灵活便捷。WebGIS应用服务是将GIS的Client/Server技术与基于Web的Internet技术相结合的成果，即保留了Client/Server技术交互便捷、事务处理严谨完整的优点，又利用了Web技术分布式布设、简便灵活的特点，从而使天眼Web应用服务更加灵活，用户交互操作更加便捷，即实现了在同一窗口中的多类图像产品展示应用，便于防汛抗旱会商汇报，又将图像、数据表、气象要素柱状图（折线图）等不同风格产品多窗口展示应用，便于专业人员分析应用。
对添加10%氧化硼后液相渣中各相的含量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当温度超过700 ℃后，各相含量突然升高。在800 ℃时，CaO和MgO的百分含量接近100%，即矿中的CaO和MgO全部进入液相渣中。900 ℃时SiO2的百分含量达到88.2%，即矿中的SiO2大部分进入液相渣中。在800 ℃后，随着温度的升高，矿中的Al2O3也逐渐的进入液相中。除Al2O3持续增加外，各相含量在900 ℃时趋于稳定。
（二）回归分析
首先，本文针对全体的样本企业进行土地产出效率影响因素的混合回归。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度，本文对模型给予以下处理：（1）变量的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3，且方差膨胀因子均在2左右，相关性较弱且不存在严重共线性。（2）异方差检验。若存在异方差，均采用了WLS修正。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观察到整个大脑突触的形态和功能，作者解释道。当然啦，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在小范围内绘制这些关键连接点。
图3、图4是对各影响因素逐步回归的扩展情形，最终调整后的R2达到0.8113，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囊括了大部分对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
图3 模型一的结果
图4 模型二的结果
本文从影响工业企业产出效率的机理和影响因素出发，考虑工业发展的非均衡性，选取武汉市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企业，观察行业、区域、所有制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差异性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与土地要素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
选取上述产出指标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是指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总量。它包括全部工业产品价值的总和，即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物质消耗转移的价值，也包括新创造的价值。这个值是工业生产各环节中的各种产品价值的累加计算。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反映了企业的发展水平和产出状况，所以用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来衡量土地的产出效率是可取的。第二，工业销售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包括已销售的成品、半成品价值、对外提供的工业性作业价值和对本企业基建部门、生产福利部门等提供的产品和工业性作业及自制设备的价值，按现行价格计算。第三，净利润是指企业当期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后的金额，即企业的税后利润。净利润也是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管理绩效以至偿债能力的一个基本工具，是反映和分析企业多方面情况的综合指标。净利润多，企业的经营效益就好。净利润少，企业的经营效益就差，它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第四，净利润现金含量是指生产经营中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的比值。该指标越大越好，净利润现金含量高表明销售回款能力较强，成本费用低，财务压力小。第五，税收能综合反映企业自身的运营、竞争力等情况，也反映出企业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分析结果
模型一主要考察了土地投入和相关要素对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工业用地同时具备资源属性与资产属性，可作为工业生产的载体，也可作为投入要素反作用工业经济发展。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考察的不仅包括土地资源本身，也包括土地上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要素。本文用税收要素反映劳动力与技术等要素。单位土地上的资本要素和税收要素投入均有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地均税收的系数为0.979544，远大于其他系数，说明税收对工业用地产出弹性最大，提高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关键在于引入行业地位高、经营能力强的优质企业。资本投入的系数为0.091725，其值较小，表明企业资本投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用较小。此外，费用的系数为-0.070794，说明费用投入虽然影响很小但会降低工业用地产出效率，企业要合理控制费用投入。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本科和硕士阶段主修的都是语言学，分别获得语言学与文学双学士学位以及语言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凭借高度的语言敏感和自觉，成为知名作家。谭恩美对语言的探索也付诸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语言。谭恩美的作品多描写母女关系，展现移民母亲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之间由矛盾冲突走向交流融合的艰辛历程。她作品的语言表现出巨大的“潜能”，表达了作者对美国华裔族群身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身份归属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市不同行业、区域、规模的工业企业产出效率的差异性较大。第一，武汉市不同行业工业企业用地效率差异较大。用地产出效率最高的两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医药制造业，用地效率较高的行业依次是其他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用地税收贡献较大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目前，代表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工具制造、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除汽车制造业以外，其他行业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第二，武汉市不同区域工业用地产出效率不同。武昌、青山、东西湖区三个区的样本工业企业土地产出率排名前三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居第五、七名，工业用地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同区域工业企业产出效率与该区域的产业集群的产出效率以及项目落地控制标准不同有关。第三，不同企业制度企业工业产出效率有差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相对较高、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居中，外资企业最低。第四，不同规模企业工业用地产出效率不同。超大型企业土地产出率是大型企业的8倍左右，大型企业土地产出率是规模以上企业的2倍左右；超大型企业土地税收产出率是大型企业的4倍左右，大型企业土地税收产出率与规模以上企业差距甚小。
部分学者有存在论崇拜情结，似乎存在论问题要高于认识论问题，存在论者要高于认识论者，这种幻觉正好反映了知识论不发达的中国传统思维习惯。但忽略或轻视认识论的思维却决不是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的主流思想资源。处理认识论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之所在，伍德在《卡尔·马克思》中讲：“在《提纲》第二条，马克思以一定的方式关注了哲学上的怀疑论，即关注了对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之‘经院哲学式的’争论。”[30]在此，伍德提出了一个跟前面几种解读都不相同的看法，即《提纲》第二条的主题是处理认识论上的怀疑论问题。
模型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企业差异特性的情况下，与土地投入配合的相关要素对企业用地产出效率有正向的影响，增加单位土地上的资本要素投入有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本文用税收要素来代表与技术、管理、竞争力相关的企业发展质量对土地产出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税收对工业用地产出弹性最大，提高企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关键在于引入行业地位高、经营能力强的优质企业。资本投入的系数为0.091725，其值较小，表明企业资本投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用较小。此外，费用的系数为-0.070794，说明费用投入虽然影响很小，但会降低工业用地产出效率。在引入企业特性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的年龄对土地产出效率有正向作用，说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加，企业的创新、技术及管理等有所上升或企业整体优化造成了工业用地产出效率提高。总体而言，企业质量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贡献较大。
（二）对工业用地绩效评价和准入控制的政策建议
二是交融性。①课程教学内容与会计工作内容相融合；②会计学专业教学环境与企业工作环境相融合，从而改变传统师生身份的界定，高校师生关系转化成企业员工关系，而企业员工也同时兼任“教师”职务。
第一，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指标要突出体现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新要求。目前，在一些试点城市、开发区的集约节约用地评价指标中，主要有土地供应率、土地建成率、土地开发率、工业用地率、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工业用地综合地均税收、工业用地地均税收等指标。本文认为，应当突出对发展质量的要求，加强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税收产出率等指标的考核。此外，要突出体现动能转换的需要，适应制造业数字化、服务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产业园由工业园向创新园区、产城融合园区的代际升级的发展需要，适度降低产业园区“工业用地率”，适度提高产业园区生产性服务业用地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供应链和“互联网+”制造业的关键环节项目，在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在产出强度和税收等方面可适当放宽限制。
第二，将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纳入工业用地控制性标准中。控制标准包括准入指标和后验指标，准入指标要综合考虑统一性控制指标和差异性指标。统一性控制性指标可参照建设用地控制标准，差异性强度指标建议考察开发强度指标和工业用地产出效率指标。开发强度指标考虑容积率和投资强度，产出效率指标重点考察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从样本企业分析结果看，不同行业、区域、规模的企业差异性指标表现差距很大。因此，差异性指标可设置为调控参数。在有大数据支持的地区，可以考虑设置产业引导性指标，考虑科技贡献率、企业成长率、土地弹性出让年限等。在考核开发强度指标时，对于技术、品牌、渠道领先的企业，在计算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时，企业投入的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在产权市场得到价值认证以后，可抵减一部分固定资产投入。从分析结果看，即便是行业领先的外资企业，其土地税收贡献率也较低，这可能与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降低投资企业名义利润有关，因此，对于对外资企业项目落地标准，应注重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进行管理。
第三，加强产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建设，将企业发展质量作为工业用地重要的调控因素。在企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品牌等方面提出限制条件，对引入行业领先、具有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予以优先支持。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十三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目标的指导意见》，“十三五”期间，到2020年末，各省（区、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比要降低近20%。为实现减地增效的目标，国土部允许工业用地在不同主体之间转让。本文认为，为促进工业用地向有需要的优质企业转移，应加强完善批后监管和考核制度，重点考察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税收产出率等与企业质量发展有关的产出效率指标。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出台工业用地向高质量发展企业流转的管理规范。
第四，推进产业用地微观数据库建设。从微观角度考察有助于反映真实状况，这需要采纳企业财务数据和企业用地数据。在数据来源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进行大量的调研和数据处理工作。建议工业园区、产业用地管理部门加强推进相关数据采集工作，从而为产业发展用地提供更精确的评价、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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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利丰.长河中游城市群次中心城市选择实证研究［J］.江汉学术，2017（4）.
［7］蒋海舲.我国中部地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差异、影响因素及收敛性分析［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6.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9）02-0103-0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2.013
收稿日期： 2019-01-25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 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中部城市圈节约集约用地信息化控制技术研究”（201511009）
作者简介： 郭 虹，女，江西南昌人，江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陈梦雪，女，湖北汉川人，江汉大学商学院硕士生；龙炫睿，女，湖北十堰人，江汉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倪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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