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问题的历史现象学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胡塞尔后期思想的核心，“生活世界”问题已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胡塞尔本人对“生活世界”概念表述的歧义性：“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等诸种含义彼此错综交织，构成难以释解的谜团。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生活世界”问题的探讨以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照为出发点。通过深入考察对照双方的本质关联，胡塞尔呈现了生活世界的三重面相，即“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同时也说明，何以会有一个从前期单纯的世界概念向后期生活世界概念的转变。而具体生活世界内发生的“流入”现象则显示出“生活世界的先天”的历史性特征，因此，“生活世界”问题导致一门关于“历史的先天”的现象学。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先天”的思想，胡塞尔甚至在探讨历史性问题的《危机》语境中也能尖锐地批评历史主义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借助对意向性概念的原则性修正，胡塞尔揭示了历史的先天之持续生成的目的论，从而表明其与客观先天的对立。最终，历史的先天在先验目的论的维度上呈现其介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本质形态，而这种“之间”形态正凸显了现象学本身奇崛的哲学立场。
一、回到实事本身与生活世界的三重面相
鉴于“生活世界”问题的本旨，亦即“通过对我们的科学的与哲学的危机状况的根源作目的论的-历史的思考，论证哲学进行先验的-现象学的转向之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胡塞尔，2001年，第2页。译文参照德文本作了调整)，在《危机》中，胡塞尔既赋予“生活世界”问题一种诊断性的功能，也赋予它一种理疗性的功能。(Claesges，S.85)“生活世界”问题的诊断性功能在于，表明客观科学如何遗忘了作为其意义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的生活世界。这种遗忘性标识着现代科学的客观主义，而这正是欧洲科学和欧洲人的危机的真正根源。作为客观科学的意义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生活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基础功能”(Boden-Funktion)。(胡塞尔，2001年，第188页)“生活世界”问题的理疗性功能则在于，为先验现象学之彻底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赢得起跳的地基。因此，这种理疗性功能被称为“引导线索功能”(Leitfaden-Funktion)。(同上，第208页)在胡塞尔看来，这两种功能彼此内在相关，生活世界借其基础功能才成为回问先验主体性之构造成就的引导线索。正是基于这两种功能及其内在关联的考虑，胡塞尔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对照作为系统开显“生活世界”问题的出发点。
诚如布兰德所言，胡塞尔回返生活世界的本旨已在现象学那个著名的座右铭“回到实事本身”中得到标示。(Brand，p.128)因为“回到实事本身”意味着“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见性”(胡塞尔，2006年，第7页)，而“生活世界是原初的明见性的领域”(同上，2001年，第154页)。因此，“实事本身”就存在于生活世界的各种直观本身之中，一切要求其真理品性的思想成就都必须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明见性。就此而言，“生活世界”问题仍然承续了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理想，即在哲学上实现“最终奠基”。对此，大卫·卡尔明确指出：“胡塞尔的目的一直都是像它呈现给我们的那样来描述世界，描述世界的呈现在其中得以实现的意识形式。这就是回到实事本身所意味的东西。还原的要旨在于以一种习惯性地确立起来的态度的形式产生一种与我们的经验的直接联系……以便能察觉和描述世界的真正意义。”(Carr，p.185f.)对于这种“真正意义”，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将其规定为：“这个世界先于一切哲学化而对我们所有人具有的意义。”(Husserl，1973，S.177)显然，这意味着《危机》中所孜孜以求的原初的生活世界经验。
因此，在《危机》中，“生活世界”概念首先是作为科学世界的对照物被引入的：一方面是作为“原则上可直观性之宇宙”的生活世界，它构成科学世界的意义基础和有效性基础；另一方面是作为“原则上非直观的‘逻辑的’基础结构”的“客观上真的”世界。(胡塞尔，2001年，第154页)但是，在这种对照中所凸显的非课题性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并非原初的生活世界。毋宁说，随着问题的开展，《危机》恰恰又取消了这种对照。因为胡塞尔很快认识到，要想澄清这种对照就必须深入考察对照双方的本质联系，而结果是“客观理论……是植根于和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中，植根于和奠基于生活世界所属的原初明见性之中的”。(同上，第157页)这种“植根于”意味着，客观的科学作为前科学的人的成就，本身是属于生活世界的，它是“生活世界内的一种特殊成就”。(同上，第151页)因此，与“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概念平行，胡塞尔又提出了“具体的生活世界”概念，它是包含客观逻辑之物的领域。现在，科学理论的活动及其成就被看作生活世界中的诸多实践形式及其成就之一：“我们称作科学的东西，在作为生活世界经常对我们有效的世界中，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目的活动和合目的成就，与通常意义上的人的一切职业一样。”(同上，第167页)在胡塞尔看来，无论是前科学的实践成就还是科学理论的实践成就“都具有对生活世界有效的性质，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不断追加到生活世界本身的库存上，甚至预先就作为生成着的科学之可能成就的视域而属于生活世界。因此具体的生活世界，对于‘科学上真的’世界来说，同时是奠定这个世界的基础，并且在生活世界特有的普遍的具体性中，包含着科学上真的世界”。(同上，第159页)显然，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对照被取消了，更确切地说，被相对化了。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并不绝对地指一个处于科学活动彼岸的世界，而是指一个我们在其中没有主动地实行科学活动的世界，因为它可能被动地以科学成就为前提而从理论上已被规定了。因此，《危机》中所寻求的原初的生活世界只能意味着这个因一切形式的活动成就的流入而构成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一个层次。客观逻辑之物流入主观相对之物并非在其本质上被消除了，而是被主观相对之物所吸纳。如果说客观科学是对直观感性之物的一种“脱透视化”(Entperspektivierung)的话，那么客观逻辑之物则因流入而经历了一种“重新透视化”(Reperspektivierung)。(Claesges，S.100)现在，胡塞尔可以说：“在以持续不断的、尽管是主观相对的存在有效性的方式前科学地预先被给予我们的感性世界中，在其中未熟识的、隐蔽的、但可由合理的方法认识的世界，即客观科学的世界，作为显现世界显示出来。但是……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是主观相对的。”(胡塞尔，2001年，第548-549页)所谓的“以另一种方式”是主观相对的，也就是以“机遇性”(Okkasionalit
t)的方式。客观逻辑之物按其目的是非机遇性的，但就其作为人的理论性实践的成就而言，它属于主观-相对的领域，因为流入的成果允许我们与之有一种机遇性的、主观相对的交往。
从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对照到这种对照因流入的发生而被取消或相对化，胡塞尔的基本意图是明确的：使科学所谓的“客观自在世界”相对化，以揭示一个无主体的客观自在世界的假象。这也表明在他那里何以会有一个从前期单纯的世界概念向后期生活世界概念的转变，而“生活周围世界”(Lebensumwelt)这一生造的术语正是对此转变意义的凸显。但另一方面，流入的发生不仅导致了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的相对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阻断了回返生活世界的原初明见性的路向。现在，胡塞尔认识到“客观上真的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悖论性关联，亦即生活世界既要作为客观上真的世界的意义基础和有效性基础，同时又在其普遍的具体化中包含着它。因此，问题显然是：“我们应如何系统地——即以适当的科学性——公正地对待生活世界的这种使人感到如此背理的包罗万象的存在方式呢？”(胡塞尔，2001年，第159页)
为此应当充分认识到，与科学世界处于对照中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是具有其存在者状态上的(ontische)直观性的世界，胡塞尔称之为“原则上可直观的宇宙”，它以其“现实的可经验性”为特征。(同上，第154页)因此，这种试图借对照而回返原初的生活世界的路向完全是存在者状态上的反思路向。而在对照被取消后，作为“普遍的具体化”的生活世界是由本身可直观之物和“被重新透视化了的”、同样具有可直观性的客观逻辑之物所构成的统一体。显然，“具体的生活世界”同样是“原则上可直观的宇宙”，它也以其“现实的可经验性”为特征。这仍处于存在者状态上的反思路向上。因此，无论是处于对照中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还是对照被取消后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它们作为存在者状态上的“日常的生活周围世界”，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本己的“不言而喻性”和“预先被给予性”的特征。尽管胡塞尔也赋予这种存在者状态上的生活世界以明见性特征，但这种明见性并非现象学以“回到实事本身”为旨归所要达到的明见性，它显然不符合现象学在“最终奠基”的意义上对生活世界的明见性要求。
在胡塞尔看来，日常的生活周围世界的“不言而喻性”和“预先被给予性”正是康德哲学的未言明的前提，它恰恰构成康德本人未能切中的真正的“休谟问题”：如何能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确然性的素朴的不言而喻性达到一种可理解性呢？(同上，第119页)正是基于对这种存在者状态上的明见性之素朴性的明察，胡塞尔尚在存在者状态上的反思阶段就指出，要想彻底澄清生活世界的明见性特征，因而彻底澄清生活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到构造世界的先验主体性层次，必须“回溯到生活世界在其中持续地预先被给予的原初明见性”。(同上，第155页)这意味着，存在者状态上的反思必须让位于更彻底的哲学反思。
胡塞尔认为，为了能使生活世界之素朴的“不言而喻性”和“预先被给予性”达到可理解性，因而为了获得最终的明见性，首先必须通过“先验悬搁”将预先被给予的生活世界课题化，即提出这样的问题：“前科学上真的客体，然后是科学上真的客体，与一切到处都在预先存在的不言而喻性中起作用的主观之物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同上，第135页)在他看来，借助“先验悬搁”，哲学思考的目光得以从自然态度的束缚性中解放出来，世界与其主观的被给予性方式之间的普遍相关性就会呈现。(同上，第200页)现在，一切“前科学上真的客体”和“科学上真的客体”都以主观显现的方式被我们意识到，而这在自然态度的生活中则是非课题性的。这种对本身是匿名的-非课题性的主观显现方式的课题化意味着与自然的直向态度决裂。因此，“先验悬搁”导致自然态度的彻底转变，使反思的目光从“倾心于”对象统一极的态度中解放出来，从而建立起一种对存在者之被给予性方式的普遍的新兴趣。(同上，第179页)结果是，对存在者的兴趣不再直接指向存在者本身，而是指向存在者之被给予性方式、显现方式和有效性样式的主观变化。这种主观的变化持续地进行着，不断地以综合的方式结合到流动中，由此产生出对世界之素朴存在的统一性意识。(胡塞尔，2001年，第177页)因此，“现在就不是世界本身，而唯有在被给予性方式的变动之中不断地预先被给予我们的世界，才成为我们的课题”。(同上，第187页)于是，一个新的维度就会向我们展示出来，呈现出无限丰富的新现象。胡塞尔强调：“这些现象完全是纯粹主观的现象，但绝不是单纯事实性的感性素材的心理物理过程，而是精神的过程……它们总是用精神的‘材料’构造意义形态，而这些精神材料本身又总是一再以本质必然性表明是精神形态，是被构造的。”(同上，第136页)因此，通过“先验悬搁”所开启的反思方向导致从生活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深入到构造着预先被给予性的主体性领域，从存在者状态上的-主观之物(Ontisch-Subjektiven)深入到先验的-主观之物(Transzendental-Subjektiven)，亦即深入到构造性的被给予性方式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这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保持‘匿名状态的’现象的领域”(同上，第135页)。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完全自身封闭的主观之物的领域，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在一切经验、一切思想和一切生活中都起作用”(同上，第136页)；因而构成一切现实的生命活动的“不言而喻性”的前提。在此意义上，胡塞尔将其称之为“匿名的主体性”。(同上，第137页)由于这种“匿名的主体性”是发生在一切精神成就之先的一种普遍成就，而“一切人类的实践、一切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生活已经将它作为前提，它们将这种普遍成就的精神获得物当作永久的基础，而所有它们本己的获得物都能够流入这个基础之中”。(同上，第137-138页)因此，它又被称之为“最终发挥功能的主体性”(同上，第138页)或“最终成就着的生活”(同上，第155页)。胡塞尔认为这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哲学要想实现其“最终奠基”的理想，就必须通过现象学还原回返到这个最终的明见性领域。
至此我们看到，沿着以实现最终明见性为旨归的回溯路向，胡塞尔先后向我们呈现了生活世界的三重面相：最初是与科学世界相对的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然后当它随流入的发生而被相对化后，则过渡到具体的生活世界：具体的生活世界不仅包含科学理论形式的实践成就，也包含一切前科学的实践成就；最后是原初的生活世界：作为一切实践成就的流入的基础，它是先于一切精神成就的“最终成就着的生活”，亦即匿名的彻底主观之物的领域。因此，在“生活世界”的统一标题下，这三重面相属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和具体的生活世界是“最终成就着的生活”客体化的两个不同层次：前者属于一切前科学的实践成就的客体化层次，后者属于一切形式的实践成就的客体化层次。作为“最终成就着的生活”，原初的生活世界位于基础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生活世界与先验主体性可谓同源同体。
二、生活世界的历史性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原初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彻底主观的领域：它不仅对于科学理论的成就是主观的，而且对于其它一切形式的实践成就也是主观的。因为在他看来，不仅科学理论的成就是一种理念化，而且在前科学的实践中已经存在一种理念化形式。与把科学的理念化归因于科学归纳相对，胡塞尔把前科学的理念化形式称之为“粗糙的归纳”：“全部的生活都是依据于预见的，我们可以说，全部生活都是依据于归纳的。对每一个朴素经验的存在确然性，就已经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归纳了。”(同上，第66页)这不仅是说，归纳的事件不是什么派生物，不只是在科学的理论活动中才出现，而是也规定着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经验；而且意味着，“粗糙的归纳”构成科学归纳的基础。两种归纳都有助于存在者之普遍性的构造。尽管“粗糙的归纳”所成就的不是一个客观的逻辑自在，但却是一个直观性的自在。因此，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也存在一种客观性，境遇真理是其标识。在境遇真理与客观逻辑真理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只有等级差异。就理念化成就向生活世界的流入而言，境遇真理成就的流入与客观逻辑真理成就的流入具有本质的亲缘关系。
因此，从原初的生活世界的立场上看，预先被给予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已经被罩上了重重理念化外衣。在《危机》中，境遇真理和客观逻辑真理有时被统称为“客观的真理”。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客观的真理”只属于自然的-人的世界生活的态度，而任何自然的世界生活，都只是不断地“构造着世界的先验生活”的一种特殊理念化形式。(胡塞尔，2001年，第213页)因此，为了获得最终的明见性，我们就必须从自然的世界生活及其世间兴趣中摆脱出来，而采取一种超出它们之上的先验立场。对此，他明确强调：“任何从理论上指向世界认识的兴趣，以及甚至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实践兴趣，因为它们依赖于它们的境遇真理这个前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允许的。……任何的客观真理，不论是在前科学意义上的还是在科学意义上的，或者说，任何有关客观存在的论断，都不能进入到我们的科学性的范围。”(同上)作为一门科学，生活世界现象学旨在揭示这种“构造着世界的先验生活”的本质内涵。但作为由纯粹主观的被给予性方式构成的领域，它如何能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对象呢？换句话说，“除了客观真理之外，还有第二种真理，即主观真理吗？”(同上)如果有所谓的“主观真理”，那么就应存在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生活世界的整个相对性样式，把握生活世界之纯粹主观的、似乎不可把握的整个“赫拉克利特之流”的样式。(同上，第189页)也就是说，把握意见(Doxa)领域的真理，而这从一开始就已完全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真理领域之外了。
在《危机》中，胡塞尔立足于三个基本的现象学明察：(1)世界与世界的主观被给予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相关性先天”(Korrelationsapriori)(同上，第200页)；(2)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主观显现方式都具有“普遍的相关性先天”(同上，第192-193页)；(3)每一个存在者都是一个主观的相关性系统的引导线索(同上，第199页)。据此，预先被给予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所显露出来的普遍类型学或普遍的先天就构成了回溯“构造着世界的先验生活”的先天的引导线索。(同上，第168-170页)由此，胡塞尔开显出一门关于生活世界的先天的科学。但问题是，生活世界的先天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先天呢？
前述分析表明，预先被给予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是由一切形式实践的理念化成就流入原初的生活世界而形成。作为主观的-相对的世界，它在变化着的被给予性方式中预先被给予我们；作为具体的普遍性，它包含一切精神成就获得的全部有效性层次；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获得物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它在不断的生成中持续向前发展。(同上，第138页)这种“发展”是一种连续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一切精神获得物都继续有效，它们构成一个整体；而在每一个当下，这个整体都作为新的获得物的前提。(同上，第430页)因此，具体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世界。在胡塞尔看来，历史就存在于当下之中：一方面，历史的当下作为人的生活视域在自身中蕴含着历史的过去，它是从历史的过去生成的，而历史的过去又是从另一个历史的过去产生出来的诸过去的连续统；另一方面，历史的当下又面对一个无限的未来视域。因此，“历史从一开始就恰恰是原初的意义形成与意义积淀之并存和交织的活运动”。(同上，第449页)他认为，历史当下的“活运动”具有其“内在的意义结构”，亦即“具体的历史的先天”，它包含着历史上已生成的和正在生成的一切存在物。对于“具体的历史的先天”来说，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任何特殊生活世界的先天都具有相对的特征。(同上，第449-450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就历史世界本己的本质结构提出“历史的先天”(Apriori der Geschichte)问题。但问题是，历史世界是“有时间样式的具体存在，作为总是具有其过去与将来的流动的当下之物”(同上，第611页)，因此，赫拉克利特之流不是否定了普遍的真理的可能性吗？何以还会存在一个“历史的先天”呢？
三、历史的先天与先验的目的论
现在，问题本身迫使胡塞尔逾越历史的变化而朝向使其获得可能的历史的先天。但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事实，任何一门科学及其真理都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另一方面，历史的先天却是一种理念化的成就，它无疑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事实。因此，问题是：产生历史的先天的理念化反过来又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这二者之间如何调解呢？(胡塞尔，2001年，第425-426页)
对此，胡塞尔诉诸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思义。在他看来，历史的先天不是一个超世界的理念领域，而是位于先验主体性自身反思的经验领域，亦即最终明见性的领域。然而，这种可通过回返最终明见性而被经验到的历史的先天是何种先天呢？对此，胡塞尔的回答是，它是进行最终构造的主体性的时间结构。这种主体性总在历史的当下将自身构造成时间性的东西，亦即赫拉克利特之流本身。在他看来，历史的世界视域总是作为蕴含在各个当下视域中的时间视域(Zeithorizont)被意识到，它具有可揭示的本质结构。这是一种原则性的结构，一种从已显露的结构出发仍可更多地被摆明的结构。(同上，第446-449页)由于对具体的历史性的事实性的任何探究和规定都建基于这种作为原则性结构的历史的先天之中，胡塞尔认为，一切真正的问题都只有诉诸历史的先天才能得到理解，它是“一切可设想的理解问题的普遍源泉”。显然，历史的先天“要求一种完全无条件的、超越一切历史事实性的明见性，真正绝然的明见性”，这与历史主义宣称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同上，第451页)正是基于历史的先天的立场，胡塞尔甚至在探讨历史性问题的《危机》语境中也能尖锐地批评历史主义的悖谬性：“我们首先还不需要对历史主义提出的事实进行某种批判的考察，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关于它们的事实性的断言已经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了，如果这种断言应具有某种意义的话。”(同上，第452-453页)
鉴于历史的先天存在的这种历史当下的视域性，胡塞尔认为，只能以一种视域解释(Horizontauslegung)的方式获得历史世界的普遍先天。在他看来，“无论我们何时进行思义，我们都明见地发现自己能够进行反思，能够朝视域望去，并且能够通过解释深入到视域之中。而我们也能够并且知道自己能够完全自由地在思想中和想象中改变我们人的历史此在和在此作为其生活世界被解释的东西。而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变更中和对生活世界的可想象性的遍历中，绝然的明见地产生了一种贯穿一切变体的本质普遍的持存者……作为总是被蕴含在流动的、活的视域中的本质。”(同上，第454页)这种“本质普遍的持存者”就是历史的先天。它们是拥有一个历史世界的可能性条件。作为这种可能性条件，它们不仅属于世界构造的成就，而且也属于先验主体性之时间性的自身构造的成就。这种历史的先天不同于客观的-逻辑的先天。后者是一种历史地生成的先天，因而是处于相对性中的先天；而历史的先天则是指历史世界的不变样式，它构成一切相对的先天的绝对前提。
但问题是，既然胡塞尔认为历史的先天是一种理念化的成就，那么这个赫拉克利特之流如何才能不被凝固成关于这个流的理念，而是仍被把握为流动本身呢？
作为拥有一个历史世界的可能性条件，历史的先天像任何先天一样，也是一种理念化成就。但由于这种理念化采取的是先验主体性自身思义的形式，因此，它是一种先行筹划：这种先行筹划不是完结性的筹划，而是必然在对其占有中被逾越。胡塞尔早在20年代就已认识到，先验的意识生活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生成，是一个决不会中断的历史，而“历史是越来越高级的意义构成物的一种完全为一个内在的目的论所统治的逐级的构造”。(Husserl，1966，S.219)在他看来，先验的意识生活不是由一个固着了的世界整体来标识，它作为意向的生活总是超越自身。鉴于对先验的意识生活的目的论的理解，胡塞尔对意向性概念作了原则性修正，将其规定为先验意识生活内的一种原欲求(Urtrieb)。在他看来，历史及其目的论开始于一种空乏的原意向(Urintention)，从这种原意向产生了向一个尚不确定的开放视域的迈进，这个视域只有在生成中才能逐步得到充实。作为对先验意识生活之新视域的开启，这种充实所实现的可能性不是一个自在地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可能性。在历史的目的论的发展中，只有原意向所预示的目的指向(Zielrichtung)是确定的，但它却指向开放的未来。这意味着，先验主体性的不断进行构造的意识生活决不会被一种固定的、可被对象化的先天所限定，而是始终保持开放。因此，先验主体性不能以理论的-对象化的方式把握自身及其基础，而只能在其自由的实行过程中认识到自身历史的先天，亦即那种为其生活样式奠基并使之获得可能的东西。它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自身的先天可能性不是自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其先验的意识生活的成就被构造出来。因此，尽管历史的先天是一种不变的样式，但却不能以对象化的反思方式把握，也不会由被对象化的把握所穷尽。它本身是赫拉克利特之流，将在总是超越自身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中持续向前伸展。
最终，历史的先天在先验目的论的维度上呈现其介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本质形态，而这种“之间”形态正凸显了现象学本身奇崛的哲学立场。
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人们已愈益感受到历史相对主义的冲击，同时又仍执拗地寻觅安顿自己心灵的港湾。一方面，人们主张各民族文化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倡导价值多元；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艰难地探索普世价值的可能性。人类精神始终挣扎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张力的挤迫之下。然而，尽管历史的现实无疑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尽管我们不能无视价值多元的存在和冲突的事实，我们却始终不甘心放弃对普遍价值的追寻。我们都想要公平，我们都希望能彼此理解，追求相互宽容，尽管这也许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但我们绝不会放弃这种追寻。这是人类理性必须面对的现实。胡塞尔借助“生活世界”问题所开显的历史现象学向度，恰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性的这种悖论性精神境遇。同时，他试图在先验的目的论维度上调解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努力，也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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