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收入论文,比例论文,工资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给世人展现的最为亮丽的一面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1978年的基尼系数是0.16，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是0.38；1995年是0.45；2005年则为0.47①。这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正在逐年恶化。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基尼系数能更为精确地反映一国的收入差距，然而，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图1给出了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该比例是在不断下降。
图1 工资性收入占各种国民收入之比②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8)。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这里的工资总额除去不包含农民收入外，还不包含如下的情形：“(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镇个体劳动者；(4)离休、退休、退职人员；(5)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6)民办教师；(7)在城镇单位中工作的外方及港、澳、台人员；(8)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计范围的人员”。
事实上，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到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和启动国内消费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按照2009年12月3日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②。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③作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居民消费、启动内需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解释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变化原因，揭示其演变规律以及预测这一指标未来的变化趋势将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中，我们构建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非均衡宏观动态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我们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降低。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就业率上升，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从而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这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整个过程如同一条正U型曲线。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采用的模型；第四部分分析该模型所揭示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动态演变；第五部分则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从工资(或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文献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份额的理论
收入分配历来是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按照李嘉图(1817)，“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④。在李嘉图看来，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从而社会总产品的增速是递减的。然而，每亩地的地租和每个工人的工资都是固定的。于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赶不上地租总额和工资总额的增速。这就造成了社会总产品中地租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利润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最后甚至为0，此时经济发展停滞。由于这种悲观的论调，李嘉图的经济学又通常被称之为“沉闷的学科”。
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1867)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提高生产技术，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把大量资本作为不变资本用来购买机器设备，而用于给工人发工资的可变资本所占的部分就越来越小，所以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工人阶级陷入了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⑤。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资本积累过程称之为两极的积累：资本家在积累财富，而工人阶级在积累贫困。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则集中体现为工资和利润是按照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在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下，只要生产函数是CobbDauglass型，则工资(利润)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恒定不变的。而继承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罗宾逊(1956)和Pasinetti(1962)则提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她看来，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是由于消费品与投资品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
由此可知，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有着较为明确的关于国民收入中工资(或利润)所占份额的理论研究。
(二)从国际经验看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份额演变
Kaldor(1961)通过对发达国家自工业化开始的数据考察，得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各种要素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是长期平稳的⑥。Barro和Sala-i-Martin(1995)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并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以发达国家为事实经验，认为要素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不变的研究还包括Denison(1974)，Christensen、Cummings和Jorgenson(1980)，Jorgenson、Gollop和Fraumeni(1987)，Dougherty(1991)，Young(1995)，Kyyra和Maliranta(2006)，Feldstein(2007)等。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一个结论进行挑战，例如Blanchard(1997)就认为至少在中期这一比例不是稳定的。Johnson(1954)，Koray(1989)，Siddiqui 和Iqbal(2001)，Joseph和Dipendra(1999)，Bentolila和Gilles(2003)，Stockhammer、Onaran和Ederer(2007)及Stockhammer(2009)等都发现了发达国家中工资份额的一些变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们开始对影响工资份额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例如，Blanchard和Giavazzi(2003)考察劳工的议价能力对工资份额的影响⑦。Jaumotte和Tytell(2007)以及Lawless和Whelan(2007)分析了技术进步、全球化或者开放程度对于工资份额的影响。Diwan(1999)与Giammarioli、Messina、Steinberger和Strozzi(2002)研究工资份额的周期性变化特征以及它与经济危机的关系。Krueger(1999)和Gollin(2002)则改进了工资份额的估算方法。
可以看到，上述文献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作为研究背景。总体而言，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在发达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⑧。
当经济学家们把视角转向发展中国家时，一些经验性的特征就可以被总结出来。Harrison(2002)发现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规律：工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下降而在发达国家上升。由此可以推论，在一个国家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工资份额应该是先下降后上升，整个过程犹如一条正U型曲线。此外，Elias(1990)，Hofman(2001)及Shastri和Murthy(2005)等的研究也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现下降。
综上所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赶超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下降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所特有，很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这为我们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提供了经验基础。
(三)关于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研究
在中国经济学界，对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所占比例下降或者相比国际经验偏低这一事实已基本达成了共识，有关研究请参见李扬(1992)，李扬、殷剑峰(2007)，白重恩、钱震杰(2009a,2009b,2009c)，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09)，罗长远、张军(2009)等。然而，对于这一比例的下降幅度以及形成原因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解释。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垄断等制度性因素，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着利润侵蚀工资等的现象，由此造成工资性收入比例的降低。持此类观点的经济学家包括Kuijs(2005)，王诚(2005)，郑志国(2008)及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等。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从产业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罗长远、张军(2009)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下降有关。由于第一产业中劳动者收入所占比例较大，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导致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从产业角度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等。
关于中国经济在其高增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下降的另一种解释来自于以林毅夫等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报告⑨。按照此种解释，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即没有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显然，这样一种解释是把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联系在一起，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一大部分人(如农民)没有获得实质的就业。
此外，赵俊康(2006)和刘丽(2008)等则认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是造成工资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王云飞、朱钟棣(2009)从开放程度，劳动力市场扭曲等因素来分析要素分配的变化。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工资份额下降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上述解释大多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点——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⑩。我们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会出现工资份额下降问题，那么，从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点入手来研究此问题无疑是一个很有用的视角。与此同时，上述分析基本上也没有通过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来进行表述。
(四)从宏观模型的视角研究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
从宏观模型的视角对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体系：新古典理论体系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2)对于当代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相当完整的综述。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有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09)，Li、Xie和Zou(2000)，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王弟海、龚六堂(2006)等。其中，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09)实际上为我们推导出了按工资性收入比例衡量的正U型曲线。为了比较该文的模型与本文之不同，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的模型进行简单介绍。
可以推论，该比例ω将随劳动力不断地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而先下降后上升。
尽管该模型考察的是二元经济下的劳动力转移，然而，它仍然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而这显然无法完整地体现刘易斯(Lewis，1954)关于二元经济下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这一假设。事实上，正如龚刚(2007，2008)和龚刚、林毅夫(2007)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当前的中国经济，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只能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社会。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下，对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研究首先来自于龚刚、杨光(2009)在这方面的尝试。该文分析了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二元经济是如何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的下降。与此同时，该文也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对由模型所产生下降路径与实际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似。本文可以看成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事实上我们将推导出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演变的全部过程，即所谓的正U型曲线。
综上所述，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或利润性)收入的分配问题历来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这样一种分配(或比例)是否存在着一定的演变规律？如果存在，则应如何解释？从国际经验数据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这样一种演变规律确实存在，即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规律的解释则千差万别。就使用宏观模型而言，李稻葵、刘霖霖、王红领(2009)的研究堪称新古典视角下的对此问题解释的经典。本文将试图从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对此演变规律进行探讨。
三、理论模型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介绍本文所采用宏观动态模型。该模型将被用于第四部分所进行的推导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动态轨迹。此模型具有明显的凯恩斯—哈罗德特征：产出由需求(而非生产函数)决定；价格和工资的调整都具有粘性且不会出清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投资函数是独立的(而非仅仅被规定为等于储蓄)。类似的模型曾被用于解释中国的“缩长”(11)，也被用于研究中国上一个经济周期中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效益的影响(12)。这里我们将尝试着利用它来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规律。由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中特点，这种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宏观动态模型更适合于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13)。而后文我们对模型所作估计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模型的结构形式
该模型由如下方程组成：
公式(1)～(5)在本模型中可以看成是对有关经济变量的一些定义，而非模型中的行为方程。公式(6)～(9)则为本模型中的行为方程。公式(6)为投资函数。该公式表明，投资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利用率，同时也取决于企业能否获得贷款(或货币供给)。该投资方程可以从一个符合中国目前信贷体系的投资优化模型中导出(15)。公式(7)和(8)是工资和价格的双重菲利普斯曲线。最后，公式(9)是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或贷款发放)规则，其中，
和g分别代表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目标。
关于上述公式的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
(二)模型估计
为了检验模型对于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本文采用1992年1月～2008年1月的季度数据对模型进行简单估计，这与龚刚、林毅夫(2007)采用年度数据对本模型进行的估计有所不同。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而且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后文对此会有解释)。给定投资的样本数据，资本存量数据按公式(3)计算，计算所用的折旧率为0.02。
表1列出了估计所得到的参数，图2显示了估计值和观察值的拟合情况。
第三，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本文并没有对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我们曾经尝试着使用各种不同的季节调整方法对数据进行调整，但不同的季节调整方法所得出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这说明目前尚没有一种最好的方法来进行季节调整。而且，现有的季节调整方法对于假期效应的处理并不适用于中国(16)。另外，计量经济学家鲁克波尔(2008)认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唯一的，最好的方法来进行季节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对数据进行调整或者筛选将导致这样一种扭曲：即丢失了特定分析所需要注意的特征”(17)。所以，为保证特定分析的数据特征，对非季节调整数据进行估计并不违反计量原则。
(三)模型的集约形式：
即在稳定状态下，资本按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增长。由于在稳定状态下，设备利用率也为一常数，因此按照(2)式，产量也将按自然增长率增长。这实际上意味着该模型已为我们破解了哈罗德为动态经济学所提出的两大不解之迷(19)。
(见表2)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了使计算所得的稳定状态不脱离实际，我们对A进行了微调，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使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样本均值0.0554来代表
，我们不可能预期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长期保持如此高的稳定增长率。
(五)模型的稳定性
可以看到，现在模型的集约形式共有5个变量。因此，模型的空间维度非常之高。对于如此高维度空间中的动态模型，严格的数理分析已无法完成。所幸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推导出模型具有唯一有经济意义的稳定状态，从而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数值模拟研究模型的稳定性。图4给出了在现有参数情况下模型中各变量的动态变化轨迹。这里，所有的初始值均为其稳定状态的95％。可以看到模型是渐进稳定的。
然而，在经济发展初期，不等式(28)很难得到满足，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中不具备谈判优势，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如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需求的增长等)通常不能由劳动者分享。就模型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
为0(或接近0)，从而工资的增长幅度不够大，即要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由需求增长等所带动的通货膨胀率。实际数据也支持我们的这一推论。例如，按照我们所使用的样本数据，1992年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平均为0.0554，通货膨胀率为0.0176，而名义工资增长率则为0.0457，因此，平均而言不等式(28)无法满足。
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产量将不断上升，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剩余劳动力供给将逐渐消失，从而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即将变得显著)。事实上，按照公式(15)，当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或就业率接近1)时，将无限上升。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从而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
为了验证上文所作的讨论，我们将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以检验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是否会先上升后下降，即成U型。模拟所用的动态系统包括(15)～(20)式，(26)式及
表3给出了模拟所使用的初始状态。图4给出了由模拟所得出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模拟路径。
五、结论
本文中，我们借助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宏观动态模型，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导致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的，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中不具备谈判优势，工资上升较慢，并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关系进行反映，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通常不能由劳动者分享。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产量将不断上升，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剩余劳动力供给将逐渐消失，从而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反映。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未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率会随经济的增长上升更快，从而使得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
本文所作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违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使中国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能得到逆转，其根本途径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尽快吸收。
命题1的证明
将(35)式代入，从而得到命题中的(20)式。
命题2的证明
注释：
①以上数据来自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及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
②引自《人民日报》2009年12月3日报道，URL：http://news.163.com/09/1203/03/5PJ3FJEJ0001124J.html。
③引自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URL：http://news.sina.com.cn/c/2007-10-24/205814157378.shtml。
④《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收录于《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⑤参见马克思(2004)。
⑥Kaldor(1961)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六个基本特征事实是：(1)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而且其增长率无下降的趋势；(2)人均资本的持续增长；(3)平稳的资本回报率，且大于长期利率；(4)资本与产量比长期内处于平稳；(5)利润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和投资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具有高度相关，且资本报酬和劳动力报酬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长期平稳；(6)国别之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差异很大。
⑦通过劳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的工作还包括Kalleberg、Wallace和Raffalovich(1984)，Henley(1987)。
⑧Bentolila和Gilles(2003)通过对部分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各国的工资收入份额变化没有趋同性。
⑨参见林毅夫、庄巨中、汤敏、林暾(2008)。
⑩林毅夫等人的观点除外。
(11)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
(12)参见龚刚(2006)。
(13)龚刚、林毅夫(2007)和龚刚(2008，第5章)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
(14)参见郭庆旺、贾俊雪(2004)，刘金全、范剑青(2001)及刘金全、刘志刚(2005)等。
(15)有关讨论请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
(16)例如春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很少被考虑进去。
(17)参见鲁克波尔、克莱茨希著，易行健、邓可斌等译(2008)。
(18)龚刚、林毅夫(2007)在其利用年度数据的估计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19)关于自然增长率、哈罗德理论及哈罗德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意义，请参见龚刚(2009)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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