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史进程论文,道路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5)-10-0078(06)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总体来看，1978年以前，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主要是从主观上对农业制度及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提升，理想主义色彩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痕迹较为明显。这其中又以1958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之前是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核心的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由此起步；1958年之后是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核心的农业集体化时期，由于这期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导致我国农业发展起伏不断，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在起起落落中曲折前进。1978年以后，我们在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逐步引入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农民的活力和农业组织的效力，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其中又以2002年为分界线，2002年之前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为核心的农业市场化改革时期，以此为新起点，我们开始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建设；2002年之后，我们着手对持续了50多年历史的“工占农利，城乡分离”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创新性地提出了“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策略和方针，扭转了工业挤占农业剩余的传统工农关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由此进入全新时期。 因此，我们以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为主线，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传统工农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四大举措和事件为依据，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初步探索、曲折前进、全面探索和全新推进四大阶段。 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阶段：1949-1958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国民经济一片凋零、各项事业亟待复兴的基础上，开始了农业现代化探索之路。该时期的主要举措有：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基础上，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该时期的核心探索举措；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大力加强河流整治以及水库、塘坝、小型水电站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水土流失；从苏联等国家引进农业机械设备、农业品种、农业建设管理经验等农业科学技术，并聘请外国农业专家进行指导；举办爱国农业增产奖励竞赛，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模式为合作化和机械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苏联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效仿的榜样，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农业高度机械化的客观事实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带来了深刻影响，因此，“合作化+机械化”的发展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追求的基本方向。这从中央的若干文件和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将其作为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观点，并为这一战略设计了“两步走”的实现步骤，这就为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确立了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即“合作化+机械化”。 2.以生产关系调整为主，生产力发展为辅 这一时期，中央对原有制度和生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土地改革成功实施的基础上，中央开始在全国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变农民的私有产权为集体产权，通过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业生产，并进行农村管理。在合作化推进的同时，我国也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了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大力引进苏联农业机械和科学技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但纵观整个阶段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仍是以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原有制度的变迁为主，生产力的发展为辅。 3.以国家命令和计划为主要发展动力，辅以农民的爱国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国民经济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家行政命令和行政计划的方式进行集中和统一管理，“自上而下”的各级政策成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指南。同时，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使广大农民翻身成为主人，并且土地改革也使农民拥有了生产资料，因此，广大农民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仅积极投身于农业建设中，而且对于国家的政策基本都持支持态度。在中央的充分调动下，农民强烈的爱国热情便成为这一阶段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从席卷全国的农业爱国增产竞赛的开展就可见一斑。 4.农业发展为工业现代化开辟道路 在这个阶段中，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整个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根本目标的指导下，农业发展开始了为工业现代化服务的历程。虽然这一过程中，中央也提出了农业现代化战略，但是其最终目的还是支撑国家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因此，在国家的农业政策调整和制度设计中，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农业的剩余不断被抽取，为工业提供资金和原材料等条件。 这一时期，我国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核心的一系列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举措，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工业化的启动创造了资金和原材料等条件，而且通过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了集体经济。但是，这段时间的农业现代化探索道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过于强调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轻视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过早地否定了农民的部分私有制，取消了农户大部分多种经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分配过程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严重，不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经营，忽视了家庭经营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前进阶段：1958-1978年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在1958年急切冒进地发动了“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之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农业发展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举措有：实施经济赶超战略，发动农业“大跃进”运动；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将人民公社制度确定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号召全国向山西大寨学习，期望以此促进全国农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力兴办社队企业，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发挥地方工业对农业的服务作用；适度调整统购统销政策，如提高收购价格、降低收购比例、实施收购奖励制度、调整收购期限等，以此缓解全国经济发展的紧张局势。综观该时期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探索之路，其变化和特征表现为： 1.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是集体化和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 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进行，我们对美国、日本、荷兰、法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同时在了解过程中，也逐步发现了苏联农业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农业的巨大差距。受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中央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视角不断拓宽。1961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农业“四化”的观点，他指出，必须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于是，前期“机械化”的单一发展模式被拓展到“四化”的复合发展模式。农业“四化”的基本判断加上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集体化”道路，便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主要模式和发展方向。 2.农业现代化片面追求高速度以及粮食高产 这一阶段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顾我国基本国情和农情，片面追求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试图以农业的高速发展实现我国的赶超战略。“大跃进”运动就是这一战略的直接证明。二是提倡“以粮为纲”，片面追求粮食高产。各地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将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作为核心甚至唯一考核指标，农业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如农民收入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被忽略，由此导致“大跃进”时期各地不顾农业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断大放“高产卫星”。 3.农业政策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命令和政治运动强制推行 在我国高度集中的农业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推行各项政策和调整各种制度。但在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又成为国家实施政策的又一新手段，同时在国家力量的辅助下“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这样的运动在这一阶段非常突出，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学大寨”等。运动的推行过程中，部分地区不管农民的真实意愿和实际情况，为严格落实上级指示，利用国家力量强行推动，并且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的作用绝对化。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部分地方干部采取恐吓等手段强制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并随意调用生产队及农民的财产，引起部分农民的恐慌。 4.广大地方干部和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消极应对不断出现 中央部分急于求成的农业政策，引起了广大地方干部和农民的不满以及消极应对，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干部的“欺骗”行为。部分干部为显示自己的政绩，迎合上级政府，在“大跃进”中大肆鼓吹粮食高产纪录，造成“浮夸风”盛行，中央难以了解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二是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消极应对行为。如1959年、1962年的农民大规模退社风波以及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民为对付政府高征购而采取的“瞒产私分”行为等。[1] 纵观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对农业现代化道路近20年的探索历程，其取得的成绩主要有：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农田水利设施明显改善，农业技术装备和农业科技取得较大进步，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保证了“工占农利”政策的稳步实施，促进了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强效管理，保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也通过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各级基层组织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中央的政策意图以及生产计划，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2]但是，与取得的成绩相比，这期间农业发展出现的弊端更应引起我们的思考，这些问题有：受多种因素影响，农业生产效率损失严重；在“重工抑农”政策的影响下，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并加剧；国家直接控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再加上农村禁止发展商品经济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缺乏活力。 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全面探索阶段：1978-200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全面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这一时期的主要举措有：响应广大基层农民的呼声和要求，确立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其作为我国农村新的基本经营制度；废除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不断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鼓励农民自主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组织，推进农业组织化建设；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出现了“异军突起”的局面。该时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 1.科技化成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对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认识方面，我们在坚持前期集体化和“四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明确将科技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不仅仅依靠机械，更要依靠生物工程等尖端科学技术，从而把农业的根本出路从“在于机械化”扩展到“在于科技化”。这样，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合理吸收了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及时把握了世界农业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充分结合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具体实际以及前期历史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基本形成了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整体认识。 2.市场化成为农业和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这一阶段，我们逐步认识到人民公社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弊端，开始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实施自由市场化改革，并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点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赋予了广大农民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决定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农民作为新的市场主体的地位也开始确立起来；统购统销制度的逐步废除，放活了农产品的市场流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兴起，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脱节的矛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更是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广大农民充分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3.诱致型方式是农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相比前两个时期“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方式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而言，这一时期，国家更加重视倾听农民的真实心声，基于农民和农业需求的“自下而上”的诱致型方式逐步成为农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央最初是持明确反对意见的，但正是其在农业中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农民中的极高支持度，使得中央开始正视这一现实，并在1979年到1983年间逐步渐进地放开原有政策束缚。再比如我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农业产业化经营，也是在民间出现了近十年之后，才引起中央的重视并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与认可。这一系列相容的制度创新，最初都是由农民自主创造出来的，并强烈冲击着原有的体制和政策框架，最终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大大加快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程。 4.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农业为工业化服务的格局 “工占农利，城乡分离”的发展模式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初步形成，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不断深化，同时服务于这一模式的配套政策体系也不断完善，并一步一步推动工农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加剧。考察改革开放后工农关系的发展，首先，从政策导向层面看，1978-1984年，国家重点对农业和农村进行了改革；1985-1989年，国家的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国家并没有特意采取政策对前期已经失衡的工农关系进行修补，只是在不同时期选取了不同的改革重点，由此导致我国工农二元结构起伏不断。其次，从市场选择层面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自然会向收益比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流动。于是，前期工农政策和历史遗留的路径依赖以及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使得原本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发展更加艰难，工农比较收益差距越拉越大，农业中的资金、劳动力等资源不断向工业流动，工农关系进一步失衡，农业为工业化服务的格局被进一步强化。 这一时期的农业和农村改革，不仅为我国农业3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主要成绩有：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结构逐步优化，“种、林、牧、渔”的大农业格局基本形成；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科技进步较快，农田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观；农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该时期，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农民收入年均增长约为7.4%。但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家庭承包责任制虽显示了其强大的制度生命力，但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制约了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以及生产效率的进一步增长；农业市场化改革尚不彻底，统一、开放的农业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市场秩序也亟待规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90年的2.21扩大到2001年的2.90；受农业主体生产行为的影响，农业生产环境有恶化的倾向，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高消耗现象较为严重；集体经济受到一定程度削弱，大量农村集体几乎无任何收入来源和公共积累，基本已成为一张“空壳”，这也导致许多集体农业基础设施因缺乏资金而年久失修，农业公共服务无人提供。 五、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全新推进阶段：2002年至今 2002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与时俱进，重新审视并逐步取消长期坚持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策略和新方针，以此为核心和标志，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了全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举措有：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并将其列为“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加强农业基础及战略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鼓励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改善农业经营形式；针对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积极维护生态平衡，探索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等新的农业发展形态，促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相比以往，该时期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主要体现在： 1.首次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方面，以往时期我们只是对其内涵、要素和策略等进行了大致探索，中央的代表性文件中虽然有“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政策，但是并没有出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明确提法。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并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此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此做了进一步强调。这样，从最初阶段的“机械化”发展到“四化”再拓展到“科技化”，最后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明确提出并成为全党的基本共识，这不仅标志着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基本成熟和完善，而且标志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新起点的到来。 2.科学性全面贯穿于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进程中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性在我们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如采取各种手段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充分尊重并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真实愿望就是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再如，我们高度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农业发展新模式和新途径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要求的真实体现。 3.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结合起来 前三个阶段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变革为主、生产力发展为辅的特征。而进入新阶段后，由于家庭承包经营制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其作为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地位已经得到了中央、地方和广大农民的一致认可，必须牢牢地加以坚持。因此，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在稳定和坚持这一基本制度的同时，采取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主的政策取向。如加大工业对农业的支持、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但同时，我们并没有完全忽略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而是继续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如支持农民组建各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变革农业经营方式等。 4.工农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 从前几个阶段的探索情况看，“农业为工业服务”的发展格局自确立起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甚至其间还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在这一策略的影响下，我国工农关系被严重扭曲，农业发展受到挤压。进入新时期后，中央充分认识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并且随着农业长时间的营养供给，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开始酝酿对传统工农战略进行根本性调整，于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等方针被不断地提出并被逐步确立下来，我国持续了50多年的工农关系格局也由此发生实质性转变。[3] 综观这一时期我们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虽然经历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绩却十分可喜：粮食生产连续增收，2002年-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不仅实现“十一连增”，同时连续两年跨上1.2万亿斤的台阶，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增长迅速，2014年，在粮食产量“十一连增”的同时，农民收入又实现了连续十一年快速增长，人均年收入首次接近万元大关；农业机械、灌溉等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一的背景下，各地更加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资源高消耗问题依然存在，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农业生产存在潜在危机；虽然这一时期调整了传统的“重工抑农”关系，但只是改变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取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体系仍未完全建立。[4] 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看，我们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并存，但总体而言，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令世界瞩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成绩就是稳步和成功解决了我国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但这些问题和不足正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下一步发展、建设的方向和动力。从近几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情况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阶段，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更加注重将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农业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促进二者良性互动，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逐步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