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往复 从容含玩——王元化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从容论文,访谈录论文,王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倪：王老，能采访到您我感到很荣幸。我们的杂志是面向中学生读者的，所以我想知道您在中学期间是如何进行课外阅读的？您那时最喜欢读哪些方面的书？其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有哪几本书？请您推荐一些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书好吗？
王：我中学时在北京教会学堂读书，当时是抗战前，我的小学是在孔德、育英两所小学读的。我小时不大读书，喜欢体育，思想成熟以后才喜欢看书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学生运动我都参加过。参加了学生运动以后，读书也比较多了。当时主要读一些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那时北平学生比较喜欢读周作人。外国的作品也读，主要是读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列夫、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莱夫等人的作品。这些当然读的都是一些译本，当时也有原文的，商务出版社出过一些，像我读的《海鸥》也是商务出版社出的英译本。以前我也喜欢听京戏，这当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倪：您中学的时候是否已开始尝试写点什么？如果有所尝试的话，当时您主要是写的什么样的文章？
王：我读中学的时候，写了一点东西。当时在学校编校刊时，日货大量走私，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谈日货走私》的文章，是短论。当时日本浪人用非法手段将货物流入中国，不交税，他们的一些伪劣商品外表包装得很好看，非常便宜。我记得还写过《意阿（埃塞俄比亚）战争》。当时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日本占领东北之后，觊觎华北，日本兵把坦克开到大街上，横行霸道，日本人开了很多的白面馆、鸦片馆，企图毒害中国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对日本是很反感的，一个中学生是有正义感的嘛！我的中学时代处于社会动荡、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30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是左倾化的。
倪：您认为您中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对您日后所从事的事业有多大帮助？如果能谈谈您的相关经历则更好。
王：我们那时候一周有六堂国语（白话文），六堂国文（文言文），两者是分开的，不像现在叫语文课。那时上课要带毛笔、砚台，直到初中时还是这样，到高中就不写大、小楷了。我觉得在育英中学的学习对于我的帮助不大，这所学校名气虽大，但办得并不好。当时青年人喜欢自己学习，自己看书，知识大多数是自己读来的。同学在一起看看书、交流交流心得，求知欲旺盛，文学、政治、经济等，都想知道。同学在一起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也谈谈，什么叫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我到上海参加地下党时只有十几岁，那时很多人都是这样，那时候年青人成熟得早。在上海入党后组织派我和扬帆同志带一批青年去皖南，从上海坐船去温州时我们几乎被日本人抓去。我的中学生活主要是在北方度过的，后来逃难到上海，那时候的年龄相当于现在的高三就快毕业了。
倪：就您的个人经验来看，您认为学语文、写作文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王：我当时主要对读书感兴趣，在学校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更不是什么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我参加救亡运动，是令学校讨厌的，那时和现在不同。后来我教过中学，在上海，是1942-1943年的事，那些学生现在都有70多岁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那时日本人占领租界，谋生很困难。我当时在储能中学教书，学校的教务工作由冯宾符负责，教员还有楼适夷、周建人（教生物）等和我在一起。我当时与学生的关系很好，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很苦，我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我教学生去读鲁迅、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读一些诸如文天祥的《指南录》，还有《扬州十日》等这类反对外敌入侵的作品。
我认为语文主要是要大家多看，在课外进行阅读。在储能中学的时候，我的学生办了流通图书馆，他们从家里拿出几本书，你借给我看，我借给你看，在混乱的情况下，大家很喜欢看课外书。其实并没有什么秘方能学好语文，要学好语文就要多看书，多读、多看、多写，还要多观察，这很重要。朋友、老师经常跟你谈谈，你就会有所提高，但你若不读不看，完全靠别人是不行的。读书的涉猎面要广，不要只喜欢一两本书，别的都不看。当时也有一些人只喜欢一种风格的，只喜欢几个作者的作品，别的都不看，这其实是很吃亏的。你读书可以有喜欢的，也可以有不喜欢的，但不要只读喜欢的，这样会限制自己。读书忌讳贪多求快，贪多求快就不会读出其中的味道来，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要钻进去，不断地思考、探索。读书的兴趣一定要广，尽量开发出去，使得自己掌握多方面的信息，对自然科学也要有一点兴趣才好，这总会是很有好处的。
霍金(Hokin)这位大科学家是残疾人，但在治学和做出的贡献上一个正常人根本没法与他相比，他的条件很差，但他有深刻的思想。他的故事激励人们好学，努力。知识这个东西不能持实用的态度，不能等到要什么再去读什么。我小时候读了达尔文的传，后来写美学论文时就用了他传中的一些事实。青年人不要干什么才学什么，学什么用什么，一定要多方面的吸取。知识不光能从有用的角度来吸取，像居里夫人研究镭，最初她就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她去钻研，把它弄清楚，它的用处就清楚了。所以我们如果过于强调学什么做什么，用这种态度读书，那是极端错误的。青年人要有求知欲，要有广泛的爱好，对各种知识要涉猎。知识储存进来了，要用的时候什么都有了。
读书时钻研的精神也是很重要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千万不要贪多求快，“文革”所说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这一套是最坏的读书方法。我们长期以来所盛行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很错误的。做研究工作，没有钻研的精神就完了，要对科学有一种锲而不舍深入探讨的研究精神。我读书喜欢做笔记，做笔记才能把自己的读书所得整理清楚，但有些书只浏览一下也就行了。读值得你去探索、研究的书时你就要做笔记。我认为不做笔记往往等于没有读，自然这是就我个人而言，对其他人不一定适用。
倪：现在的中学生很多都喜欢读通俗或流行作家的作品，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对他们学语文有多大帮助？
王：娱乐书也需要，但只能作为一种消遣。这类东西我不反对，生活是多方面的。娱乐书在疲劳的时候读读，松松脑筋，也有用处。但要培养一种审美趣味，提高艺术欣赏水平，增长人生阅历的体验那就谈不上了，要达到这些目的还需要读些别的，光读这些是不行的。
倪：韩寒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中学生中影响更大，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不负责的媒体往往会产生不良影响。像韩寒这种小孩的人格是畸形的。天才似的儿童是有的，但是我对过去行知学校培养人的方式是怀疑的。这种人眼界高得不得了，目空一切。如果连起码做人的态度都不具备，做人的基本知识都不讲，你还做什么学问。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超人。我们要培养勤奋、刻苦、朴素的人，培养他们在勤奋、努力之中取得成绩。天才是有遗传基因的，但不要过分去渲染这些东西。这也许是人生观的问题，我赞成做一个平凡的人、朴素的人，我很讨厌那种所谓出类拔萃，我喜欢平凡的，不是把自己看成超人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意图伦理太多，责任伦理太少。我们要培养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
倪：王老，您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是什么精神或信念支撑着您取得了今天如此大的成就？您认为我们的中学生读书或青年朋友是否也应具备这种精神或信念？
王：我记得契诃夫有一篇叫《蹦蹦跳跳的女人》的短篇小说后来被拍成了一部电影。我很喜欢契诃夫的作品。做个普通人，不是苟且偷生，而是有理想与抱负，这个理想与抱负不是要超过别人，也不是心高于天，而是为社会做贡献，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情，把我们的能力尽量发挥出来。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么多年来，它就像一盏灯一直在发出光亮，对我的人生观，做人的态度起了很大影响。像这类书给孩子们看看有好处，我们现在太缺少对人生、对生活态度素质方面加以熏陶的青少年读物了。如果一个孩子满脑子都是拿破仑似的要征服世界，成为一个没有人做得到的奇才，这是不正常的，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培养青年具有健康、美好的人格，培养他们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不要让孩子完全被社会上的浮澡、虚荣的东西给害了，这些东西像污浊的油腻会把他的真正自我、真正人性的东西给糊住的。
倪：您是前辈，您对我们的中学生学语文（主要指阅读与写作方面）有何期望？您能说几句话作为给我们《读写天地》的读者寄语吗？
王：那就用熊十力先生说的那八个字吧：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能做到这八个字，对学好语文甚至学好其他学科都是很有好处的。
倪：王老，与您的一席谈使我收获良多，相信您的人生经历和读书经验也会使我们的中学生读者获益匪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我也代表我们杂志社和读者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