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中国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旅游研究的兴起：一个初步的调查
这篇论文考察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兴起，主要侧重于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考察，而非旅游的其他应用方向，比如地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
中国在共产主义出现之前，包括在中国农村地区，已经有很多本地的地方性旅游存在(Mosher,1988年)；在四人帮倒台之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出现过大量的国家性/社会性旅游①。然而，直到1978-1979年的改革开放才彻底解放了压抑已久的中国旅行者，国际旅行者也相继到来(杨颖，个人通信，1989/1990年)。可以说，中国严谨的旅游研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参见《旅游学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开始关注旅游研究，比如王筑生(在美国接受教育，1998年)、王宁(在英国接受教育，1997年、1999年)和张展鸿(在日本接受教育，1999年)。尽管他们都在国外接受教育，然而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之前，他们中并没有人研究旅游。1999年9月，影响力巨大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会议在中国昆明召开，学者们在会上结合中国的个案研究(以中国西部为主)，讨论了旅游作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会后出版了中英两本论文集：Tan Chee-Beng，Sidney C.H.Cheung,Yang Hui(杨慧、陈志明、张展鸿)Tourism,Anthropology and China(2001a)和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2001b)。
二、中国旅游研究
旅游研究(而非旅游人类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旅游管理是学术界首先关注的焦点之一。学者们(特别是地理学家，如北京大学的郭来喜)主要研究旅游经济，例如旅游市场的开发、酒店管理、旅行社和旅游设施的建设等等。一方面，随着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开始出现；另一方面，西方的学者们，尤其是人类学家，开始把旅游纳入到他们的少数民族和族群认同研究中(Swain,1989，1990，1993；Chaoand Tapp,1989；Leong,1989；Oakes,1992；Gladney,1994；Harrell,1995；Lewand Yu,1995；Brown,1996；Chao,1996)。这时中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开始关注旅游研究。
中国旅游的出现和西方非常不同。虽然旅游现象，特别是朝圣形式的旅游现象，很早就在古代中国出现，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后，中国的大众旅游才开始迅速发展。在接下来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旅游地之一。也有人说，中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如何应对旅游现象，而不得不因为经济原因而被动接受。中国国内和国际旅游发展如此之迅猛，以至于受到了研究经济和发展问题的学者的关注。
很多早期的研究关注“旅游文化”本身，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大众休闲旅游这一新现象。早在1981年，经济学家于光远就在《旅游杂志》上发表了《旅游与文化》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指出：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也是一种文化生活(转引自彭顺生2005年)。1986年，他又在《瞭望》杂志上再次发表文章《旅游与文化》。之后，旅游文化一词开始在中国使用。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一研究产生兴趣，比如俞慈韵《论旅游文化》(1986年)、徐慧《试论旅游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1987年)、郑克兴《试谈旅游与文化的关系》(1987年)，苏恒《旅游与文化》(1990年)和库克·齐耶、夏正伟《旅游的文化效应》(1991年)。
少数民族旅游也是早期研究话题之一，民族旅游一方面被表述为国家团结的政治手段。例如王立纲、刘世杰《发展我国具有民族特点的旅游事业》(1980年)。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通过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市场可以发展地区经济，如王长文《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市场的开发》(1985年)。
1986年，《旅游学刊》杂志创刊，它为研究旅游的所有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很快收录了许多关于旅游研究的论文，如吴鸿礼《开发桂林民族风情旅游之我见》(1990年)和丘韬英《湖南少数民族特色工艺品在旅游市场中的需求分析》(1994年)。《旅游学刊》也是学者们了解旅游人类学的平台。旅游研究十余年后，出现一些回顾性的文章，如范能船、朱晓松《近十年旅游文化研究综述》(1994年)，肖洪根《国内旅游文化研究评述》(1994年)。
三、民俗旅游和少数民族旅游的出现
在中国，民俗旅游和少数民族旅游定义的出现早于旅游人类学。民俗旅游和少数民族旅游其实很难区分，较之少数民族旅游，民俗旅游更侧重于把边缘的或有特殊历史的汉族社区作为旅游对象社区，而前者则重于研究官方认可的55个少数民族。可见民俗旅游和少数民族旅游只定义了目的地的文化状况，并没有为研究者给出严格的标准，而且主要的调查者还是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
少数民族旅游和民俗旅游的概念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从1980年开始，学术期刊中开始出现关于少数民族旅游和民俗旅游的论文。作者们描述了中国旅游的发展状况，讨论了发展旅游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指出了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这些论文中，有一些发表在民俗期刊中，可以看做是民族学的一种更早的形式。下面列举的从1985年到2000年间的一些论文中，有些论文就是从文化和民族的框架对旅游现象进行了分析。
莫高一直关注民俗旅游这一话题，如《民俗与旅游》(1985年)和《杭州民俗研究与旅游》(1989年)。其他学者也纷纷讨论在各地发展民俗旅游的可能性，如陆景川《民俗旅游发展浅探》(1988年)和《发展贵州民俗旅游论析》(1989年)。从这一时期开始，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如何应用民俗旅游资源以发展地区经济和促进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姜文华，1990年，吕继祥，1990年，刘丽川，1990年，吴鸿礼，1990年，王荣国，1991年，吴忠军，1992年，杨鹤书，1994年)。
另外，一些务实的杂志(如《经济问题探索》)发表了一些少数民族旅游的文章，如王长文《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市场的开发》(1985年)、王若《从丽江看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1986年)、钟明喜《发展民族风情旅游大有作为》(1988年)。《旅游学刊》也开始刊登一些有实际目的但相对来说更类似人类学研究的论文，如申葆嘉《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1992年)、丘韬英《湖南少数民族特色工艺品在旅游市场中的需求分析》(1994年)。主要的地理学杂志《地域研究与开发》、《经济地理》和《地理科学进展》也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旅游研究的主要发表场所(徐飞雄，1990年，管宁生，1996年，陈鸣，1997年，陶伟，1999年)。
2000年吴必虎和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一文分析了自1985年以来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研究资料，从概念界定、民族文化旅游供给研究、民族文化旅游需求研究、民族文化旅游影响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四个方面，对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进行了综述(他们在2003年还共同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西部旅游发展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问题》)。吴必虎教授之后继续发表了关于旅游研究的期刊评述性文章，见吴必虎、宋治清、邓利华《中国旅游研究14年——〈旅游学刊〉反映的学术态势》(2001年)。
四、中国旅游人类学
申葆嘉，中国第一个旅游学系——南开大学旅游系的创始人，以他的英语知识和德语资源为基础，1996年在《旅游学刊》上连载了他著名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其中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年轻的人类学家们具体阐述了他们对少数民族旅游与人类学关系的看法。如黄惠焜《调整视角——让文化人类学积极介入云南旅游资源的开发》(1995年)，李世众《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现象》(1997年)，彭兆荣《“参与观察”旅游与地方知识系统》(1999年)。像中国许多人类学家一样，彭兆荣教授非常关心在旅游冲击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变化和商品化。这种担心也同时被西方学者拉里·辛厄表述在其论文《“原始赝品”、“旅游艺术”和真实性的观念》中(Shiner Larry，1994)。中国学者章建刚将其译为中文，发表在1995年《哲学译丛》上。
潘盛之在1997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旅游人类学专著《旅游民族学》，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旅游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关系。随后，1998年王筑生编辑出版了《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这本书是1997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成果集。文集中所选的36篇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政治制度、宗教经济和法律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个案研究和中国人类学史及其它。其中彭文斌的《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兼论西方人类学界对民俗旅游发展“后效应”的思考》介绍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并关注旅游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王筑生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1945年出生于贵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并见证着中国政治体系逐渐民主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尤其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十分感兴趣，并关注云南和缅甸边界的景颇族。由于王筑生教授在工作期间的突出表现，1985年他获得奖学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攻读人类学博士，毕业后受聘于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同时，妻子杨慧在此获得了她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对影视人类学产生兴趣。虽然王筑生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地位、舒适的生活，女儿也在美国出生，但是在美国工作短短一年后的1993年，他还是决定回国服务，发展中国人类学学科。他在云南昆明教书时，所在的系并不是单独的人类学系，而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混合。他的研究主要是景颇族(克钦)，和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一书中的调查对象相同。在他的田野调查地，他开始把焦点转向少数民族旅游。
1999年，香港学者张展鸿发表了《从人类学视角透视旅游业——以香港为例》，这篇论文应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分析了旅游现象。他在日本接受教育——在东京取得本科学位，在大阪获得影视人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所以和其他中国学者相比，他接受了更多的西方人类学训练。其最初的研究是关于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Cheung，1996)，关注他们的绘画、照片和明信片，从而引导他迅速走向了亚洲少数民族研究这一话题(Cheung，1999 a & b)。之后，他受聘于香港大学，研究兴趣也转向香港遗产旅游和与其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餐馆、食物、生计和生态旅游(ecotourism)，但是他对日本研究仍然很感兴趣。
同年，一次与旅游人类学相关的重要的会议在云南召开。王筑生1999年7月被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在此，他和系主任陈志明(马来西亚裔中国人类学家)商议和策划即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旅游人类学大会(Tan,2007)。当时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M.Bruner,1989、1991、1996)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教授。不幸的是，王筑生教授并没有亲眼看到大会的召开；在会议召开之前，王筑生教授因为积劳成疾而过世。1999年9月29日～1999年10月1日，“旅游、人类学和中国社会”如期在中国云南昆明市召开。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各国的50多名人类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很多国际知名的旅游人类学家也来到了昆明，包括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Bruner)。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将旅游看作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谈论了旅游的不同方面。会议后，部分论文收录在论文集中由会议组织者编辑出版。中英两本论文集出版在同一年：英文版为Tourism,Anthropology and China(Bangkok：White Lotus Press，2001a)由Tan Chee-Beng,Sidney C.H.Cheung,Yang Hui编辑出版。中文由杨慧(Yang Hui)、陈志明(Sidney C.H.Cheung)、张展鸿(Tan Chee-Beng)编辑出版，书名为《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书中主要的六个章节相同，但是其他部分中文版和英文版略有不同。
这次会议促进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有些学者把这次大会看做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起源和开端，彭兆荣和王嵛都有类似的评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因为中国和海外的社会科学家们能够互相聆听和阅读彼此的论文，还因为很多与会者在会后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促进了日后更多的合作和交流。例如，杨慧在2001-2002年获得大学公休机会，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之后，她成为国际会议“旅游、少数民族与多元文化”的主要组织者。此次会议于2007年12月21～24日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由云南大学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中文系共同承办。
会议的重要性也同时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嵛1994-1998年从南开大学旅游管理系获得本科学位后到云南大学旅游系(现改为旅游与管理学院)的担任讲师。在云南大学，她和邓永进、薛群慧共同参加了一些田野工作。然而，真正促使她转入旅游人类学的关键点是在1999-2000年，她在云南自然保护办公室遇到了希瑟·彼得斯女士(Heather Peters)，并担任希瑟·彼得斯的兼职助理和翻译。也是那时，她对希瑟·彼得斯和其他关注中国遗产地旅游问题(特别是文化的可持续性)的人类学家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一年以后，王嵛决定选择丽江作为自己硕士田野调查点。1999年9月，她参加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第一次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志明和张展鸿，随后她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人类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她又遇见了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2002年，纳尔逊·格雷本参加了她关于丽江研究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其硕士论文在2006年发表在《旅游研究年鉴》中。几年后，纳尔逊·格雷本又参加了王嵛在杜克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她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由当地哈尼族和彝族开拓的云南红河梯田，当时已经被提议作为世界遗产地(Yu Wang,2008)。王嵛的经历也是由这次大会引起的一个跨文化产物，也就是说，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和在中国做研究的西方人类学家一起工作，从而引导他们开始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彭兆荣教授也提到过，他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是受到路易莎的影响(详见下文)。
然而，从时间序列上看，最早两位把旅游人类学作为完整学科引入中国的学者是云南大学商学院的张晓萍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1996年至1997年，张晓萍来到美国看望她的妹妹张丽(张丽是著名的都市人类学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受聘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美国期间，张晓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了纳尔逊·格雷本的人类学课程“旅游人类学”，并做了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报告。1999-2000年，她又返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随纳尔逊·格雷本学习旅游人类学。在此期间纳尔逊·格雷本和张晓萍一起参加了昆明的旅游人类学会议。回到昆明后，张晓萍教授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旅游人类学的论文，如《思想战线》上发表《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张晓萍、黄继元，2000年)、《旅游人类学在美国》(2001年，张晓萍)，介绍和评述了美国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同年，她又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她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编辑出版了《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另外一个将旅游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学者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她发表的两篇早期关于旅游人类学的论文是2001年发表在《民族研究》第三期上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和同年在《思想战线》第六期上发表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宗晓莲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在论文中她以云南丽江为例，讨论了旅游开发后少数民族文化的变化，这篇博士论文经修改在2006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之后，宗晓莲移民到日本，在福冈女子大学教书。2009年，她发表了一篇回顾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的论文，名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以论点介绍为例》，以日文发表在《白山人类学》第三期。
上文提到的彭兆荣教授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界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他发展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理论，并把旅游人类学传授给他在厦门大学的学生，组织了一些关于旅游人类学的会议，出版了很多相关成果。他通过结识国外调查者，如路易莎·沙因(Louisa Schein，当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生)进入人类学领域。彭兆荣教授说，他开始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由以下几方面因素促成。第一，他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他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动因，而现代社会的移动性和旅游是导致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出于忧患意识，他担心现代性会使一些小的文化物种消亡，同时也特别忧虑现代大众旅游的到来会加速文化独特性的丧失，威胁到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第三，由于彭兆荣教授的海外学习背景。1988-1990年，彭兆荣教授获国家教委资助，公派到法国进修人类学，在尼斯大学人类学系学习。2000-2001年国家公派到法国巴黎大学(十大)讲座教授，与Bernard Formoso等人类学家合作。而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的访学经历。彭兆荣教授在1999年昆明会议上见到了纳尔逊·格雷本教授，并于2003-2004年受邀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做高级访问教授，师从世界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教授，并进行旅游人类学研究方面的项目合作。在美国期间，彭兆荣教授消化吸收了在“旅游、艺术与现代性”课上所学的知识，完成了他著名的《旅游人类学》一书，书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还结合实例分析了中国的个案。
他同时认为昆明会议是中国旅游人类学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说，在那次会议之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旅游人类学。(彭兆荣，个人通讯，2010年；另参考赵春肖、彭兆荣，2010年)。彭兆荣教授在2004年设立了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邀请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教授作为中心顾问。此中心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旅游人类学田野调查，还同时给人类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旅游人类学课程。
除了以上提到的专著、论文和研究者，在1999年昆明会议后很多其他重要的论文也陆续发表。2000年，徐新建在《旅游学刊》发表《人类学眼光：旅游与中国社会——以一次旅游与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为个案的评述和分析》。在论文中，作者以会议中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分四个主题展开分析和评述。它们分别是：人类学与旅游：角度、方法和理论；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身份认同、想象和建构、历史记忆等新关注点；中国旅游下的开发和保护。徐新建教授在贵州工作时就关注当地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工作。1997年，他转入四川大学，并在2000年建立了文学人类学研究所，同时也进行一些旅游人类学研究。他对旅游人类学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在少数民族的调查经历和访学经历(先后访学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促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好友彭兆荣教授的影响。
张晓松是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的教授。她一直和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合作，进行乡村旅游发展和扶贫的调查，甚至早于她从事人类学研究。她陆续发表了很多旅游研究的论文，如《贵州旅游“卖点”下的换位思考与优势运作》(2000年)。在张晓松和杨胜明女士对发展少数民族旅游的努力下，张晓松教授在2006年出版了内容丰富的三卷本《符号与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
在人类学的影响下，中国旅游研究的方向逐渐扩宽，国际旅游就是其中之一。如黄海《文化人类学在国际旅游市场中的应用——以日本旅华市场为例》(2001年)。继张晓萍的早期研究后，其他学者也开始对比中国和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如覃德清、戚剑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2001年)。上文中提到的宗晓莲在2002年发表了《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2002年)和《丽江古城居民客栈业的人类学考察》(2002年)两篇论文，其中后者与王嵛的研究相似。张晓萍的关注麦康纳的“舞台真实”概念，发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2003年)。
随着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开始有一些译作出现，最早一篇是拉里·沙内质疑真实性的译文(Larry Shiner,1994)，由章建刚翻译，1995年发表在《世界哲学》杂志上。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影响途径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个人的或学术的接触；一些中国学者发表的评述性的文章中直接引用了西方的概念和代表作品。但是，从2002年开始，西方著作通过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进入中国，即一些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书目通过翻译在中国出版，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旅游人类学论著。张晓萍翻译了瓦伦·L·史密斯(Valene L.Smith)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2002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紧随其后的纳什·戴尼森(Nash Dennison)更为基础的文本《旅游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ourism，1996年)，由宗晓莲翻译、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
为促进这一过程的进行，在彭兆荣和纳尔逊·格雷本的提议下，一系列西方旅游人类学者的著作被翻译出版。这套译丛共四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它们分别是麦康纳(Dean Mac Cannel)的经典之作《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s—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976/1999)，由张晓萍翻译，2008年出版；纳尔逊·格雷本的文选《人类学与旅游时代》(Anthropology and the Age of Tourism)，由赵红梅翻译，2009年出版；约翰·尤瑞(JohnUrry)的《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1990)，由杨慧翻译；还在出版中的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文化之道：二十世纪晚期的旅行和转变》(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7年)。另外一套由彭兆荣和纳尔逊·格雷本主编的“旅游和遗产”系列丛书也在进行中。
五、当代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研究
归纳起来，早期的民俗旅游和旅游人类学研究关注以下几个话题：一是旅游对旅游地文化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些作者对待旅游的态度比较乐观，他们提倡积极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使得旅游地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另外一些作者的态度比较消极，他们认为随着旅游开发，少数民族文化和当地的社会结构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文化的商品化是不利的。二是介绍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个案相结合。三是在旅游视野下探讨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这些话题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一直被不断提及。
关于以上三个话题的论文数量之大以至于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尽挑选一些主要书目加以介绍。例如，崔敬昊《北京胡同变迁与旅游开发》一书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北京胡同从民居到旅游景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杨胜明主编的《乡村旅游·反贫困战略的实践》对乡村旅游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认为乡村旅游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为一种扶贫政策的实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徐赣丽的《民族旅游与民俗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主要探讨民俗旅游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民族旅游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同时关注少数民族旅游的还有宗晓莲的《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此书以作者在云南丽江的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了旅游开发后纳西族社会结构、家庭观念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反思了旅游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机遇和困境。中山大学的孙九霞也十分关注旅游发展与人类学的关系，她在《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一书中不仅系统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还运用旅游人类学方法分析了三种类型的旅游社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近十余年间，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开始探讨许多新话题，这些话题同时也是西方人类学者的关注点。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以下一些主要的话题。
(一)旅游、殖民和怀旧
这一话题最初由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1989)在其著名的《帝国的怀旧》中提出，主要针对美国人对其前殖民地的菲律宾人的态度。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应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同样可以应用在国内旅游研究上，意指在旅游活动中，来自中心地区的人对少数民族的操控权。
《怀旧旅游及其开发探讨》一文介绍了怀旧旅游的产生、内涵、特征和分类等，作者将怀旧旅游分为“基于个人记忆的怀旧旅游”、“基于集体记忆的怀旧旅游”和由于某种固有情节产生的“非记忆的怀旧旅游”三种，并提出了自己对怀旧旅游的建议(谭杰倪、曾文萍、刘学强，2010年)。高媛的《日本游客的“满洲”之旅与殖民历史的记忆消费》更为典型，文中分析了日本游客因怀旧前往前殖民地“满洲”游览的旅游现象(高媛，2003年)。杜芳娟《旅游心理与旅游“文化殖民”》中，从旅游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大众文化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落后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过程，并提出通过对旅游者和旅游地人们的心理调整来解决文化商业化的现象(杜芳娟，2003年)。
(二)旅游和真实性
为促进这一过程的进行，在彭兆荣和纳尔逊·格雷本的提议下，一系列西方旅游人类学者的著作被翻译出版。这套译丛共四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它们分别是麦康纳(Dean MacCannel)的经典之作《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The Tourists—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976/1999)，由张晓萍翻译，2008年出版；纳尔逊·格雷本的文选《人类学与旅游时代》(Anthropology and the Age of Tourism)，由赵红梅翻译，2009年出版；约翰·尤瑞(JohnUrry)的《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1990)，由杨慧翻译；还在出版中的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文化之道：二十世纪晚期的旅行和转变》(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7年)。另外一套由彭兆荣和纳尔逊·格雷本主编的“旅游和遗产”系列丛书也在进行中。
五、当代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研究
归纳起来，早期的民俗旅游和旅游人类学研究关注以下几个话题：一是旅游对旅游地文化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些作者对待旅游的态度比较乐观，他们提倡积极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使得旅游地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另外一些作者的态度比较消极，他们认为随着旅游开发，少数民族文化和当地的社会结构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对文化的商品化是不利的。二是介绍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个案相结合。三是在旅游视野下探讨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这些话题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一直被不断提及。
关于以上三个话题的论文数量之大以至于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尽挑选一些主要书目加以介绍。例如，崔敬昊《北京胡同变迁与旅游开发》一书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北京胡同从民居到旅游景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杨胜明主编的《乡村旅游·反贫困战略的实践》对乡村旅游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认为乡村旅游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为一种扶贫政策的实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徐赣丽的《民族旅游与民俗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主要探讨民俗旅游对少数民族村寨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民族旅游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同时关注少数民族旅游的还有宗晓莲的《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此书以作者在云南丽江的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了旅游开发后纳西族社会结构、家庭观念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反思了旅游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机遇和困境。中山大学的孙九霞也十分关注旅游发展与人类学的关系，她在《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一书中不仅系统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还运用旅游人类学方法分析了三种类型的旅游社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近十余年间，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开始探讨许多新话题，这些话题同时也是西方人类学者的关注点。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以下一些主要的话题。
(一)旅游、殖民和怀旧
这一话题最初由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1989)在其著名的《帝国的怀旧》中提出，主要针对美国人对其前殖民地的菲律宾人的态度。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应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同样可以应用在国内旅游研究上，意指在旅游活动中，来自中心地区的人对少数民族的操控权。
《怀旧旅游及其开发探讨》一文介绍了怀旧旅游的产生、内涵、特征和分类等，作者将怀旧旅游分为“基于个人记忆的怀旧旅游”、“基于集体记忆的怀旧旅游”和由于某种固有情节产生的“非记忆的怀旧旅游”三种，并提出了自己对怀旧旅游的建议(谭杰倪、曾文萍、刘学强，2010年)。高媛的《日本游客的“满洲”之旅与殖民历史的记忆消费》更为典型，文中分析了日本游客因怀旧前往前殖民地“满洲”游览的旅游现象(高媛，2003年)。杜芳娟《旅游心理与旅游“文化殖民”》中，从旅游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大众文化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落后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过程，并提出通过对旅游者和旅游地人们的心理调整来解决文化商业化的现象(杜芳娟，2003年)。
(二)旅游和真实性
这一话题的研究从麦康纳(MacCannell，1973；1976)“舞台真实性”理论提出以来，一直是旅游人类学界讨论的话题之一。中国学者在对中国的旅游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旅游研究中，真实性问题也一直是他们的关注焦点。这类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总结和归纳西方的真实性理论，另一种是应用真实性理论分析中国的旅游现象。前者如《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李旭东、张金玲，2005年)、《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综述》(胡志毅、曹华盛，2007年)和《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及其比较》(周亚庆、吴茂英、周永广、竺燕红，2007年)，后者如《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与表演性研究》(吴忠才，2002年)、《民族旅游的真实性探析》(李旭东，2005年)和《从“真实性”的讨论透视旅游中的“舞台展示”》(肖鹏，2008年)。
(三)旅游、符号和结构
旅游、符号和结构在美国人类学领域是一个核心话题，在分析少数民族旅游中尤为重要。彭兆荣在《现代旅游中的符号经济》一文中揭示了旅游景观的符号价值，讨论了符号如何在旅游中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并论述了社会符号和旅游的互动关系(彭兆荣，2005年)。《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以哈尼族箐口村为例，分析了民族传统文化符号商品化、神圣文化符号娱乐化的过程，指出只有让当地人参与到符号制定中，才能消解在旅游活动中不同符号间的文化冲突(马翀炜，2006年)。但也有些学者，如李伟认为文化符号的研究方法是不踏实的，与中国社会科学最初的应用目的渐行渐远(李伟，2006年)。
(四)旅游、仪式与宗教
旅游、仪式与宗教的研究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有些作者赞同西方旅游人类学中提出的旅游等同于或类似于一种仪式或宗教的观点。如赵红梅《论仪式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兼评纳尔什·格雷本教授的“旅游仪式论”》(赵红梅，2007年)从旅游的神圣性和阈限理论等方面，阐述了世俗的旅游如何与宗教联系起来，同时论证了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仪式论。又如杨慧的《朝圣与旅游：特纳“类中介性”研究与旅游人类学》(杨慧，2007年)论述了特纳的仪式理论与旅游人类学的结合。同时也有很多在旅游框架下进行少数民族仪式研究的优秀研究成果，如《彝族“都则”(火把节)的仪式性与旅游开发》(李春霞、彭兆荣，2009年)、《从民族宗教文化信仰到全球旅游文化符号——以香格里拉为例》(曹晋、曹茂，2005年)。最近日本学者Nagatani Chiyoko在《宗教文化的出现——从云南德宏旅游和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禁止的、被贴上宗教或迷信标签的活动现在重新成为民族旅游的主要资源，为避免争端，它们通常被称为“宗教文化”(The Appearance of "Religious culture"—from the viewpoint of tourism and everyday life in Dehong,Yunnan,Han and Graburn，2010)。
(五)旅游、商品化和全球化
这一类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日渐增加。中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韩敏现就职于日本，早在2003年，她就发表了《全球化、旅游和文化重建》一文，论述旅游、文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07～131页)。近期，她和纳尔逊·格雷本收集整理了2009年在云南昆明召开的世界人类学大会上旅游人类学小组的会议论文，出版了名为《旅游和全球化在东亚》的论文集(Han and Graburn， 2010)。少数民族文化商品化是否会使民族文化内涵消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很多学者从个案研究出发，论证了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文化商品化是少数民族参与全球商品经济后的自然过程，并不损害文化核心价值，特别对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马晓京，2002年；张晓萍，2006年)。
(六)旅游和遗产
旅游和遗产是最近出现的一个研究中心和公共话题，特别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发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地申请和界定的需要，被加入到1972年首份公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中，遗产与旅游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彭兆荣教授是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关注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处理旅游的介入，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吸引游客的手段和卖点，势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冲击(2007，2008a，2008b)。
(七)旅游和性别研究
旅游和性别研究是西方批评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可以看做女权运动逐渐渗透到很多学科中的例证之一。旅游业的发展给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赋予了新的角色，少数民族妇女参与旅游业互动发展，对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金少萍，2003年，张瑾，2008年)。
这些研究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受到Louisa Schein主张的影响(Minority Rules，2000)她认为少数民族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是被女性化的，他们在旅游展演中扮演着被动的女性角色。但是张进福最近的研究《旅游遭遇、身份识别和展演：一个藏族旅游司机的故事》(Zhang Jinfu，2009)与这种观点形成对比，他认为西藏的导游在旅游业中彰显他们男性的勇猛形象。井莉(北大人类学家，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也关注女性在旅游中扮演的角色(Jing Li，2003)。
(八)旅游和景观
旅游和景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早期旅游研究开始就有很多地理学家发表相关论文，如《长江流域旅游景观资源分布特征探讨》(汪训一、谭鹏家，1986年)和《论旅游景观》(吴必虎，1987年)。
景观研究进入旅游人类学领域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如《基于文化景观的利益主体经济互动——荆州的旅游人类学实证研究》(张祖群、方巧、杨新军，2004年)，作者应用田野调查方法，以旅游人类学为切入点，以文化景观为中介，论述了旅游系统中不同利益主体在旅游活动中的矛盾体现。
2010年11月1～2日，首届旅游高峰论坛在桂林金钟山拉开帷幕，旅游和景观成为此次大会的主题，把旅游景观研究推向高潮。会议上四十余位与会者从各个方面对旅游和景观的关系加以论述。有的学者进行理论方面的梳理，如彭兆荣《现代旅游景观中“互视结构”》、葛荣玲《人类学视野下的景观与旅游研究》、纳尔逊·格雷本《旅游和景观》(Landscape and Tourism)。有些学者从个案出发探讨旅游和旅游的关系，如方百寿、孙杨《论作为景观的旅游购物》、杨慧《人造、文化、消费的超现实景观——以迪斯尼主题公园为例》、郑向春《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景观为例》(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首届旅游高峰论坛”论文集)。
六、结论
旅游现象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在近二十年才刚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旅游研究的主要学术兴趣：一是作为发展的旅游——引进现代设施和经济利益以进行城市扩张，二是旅游本身——考察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大众旅游及其涉及的人群。
中国的人类学家并没有走在旅游研究的最前面，但是当旅游“侵入”他们的田野地区时，他们开始关心旅游研究。同时，对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经常和少数民族密切联系在一起，关注与其他形式的休闲旅游相对的少数民族旅游。中国的人类学家怀旧地关心旅游对异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大量的外国人类学家涌入中国，在边缘地区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他们把旅游看做现代化的一种后果和形式。一些中国人类学家受到了这些早期研究者和他们作品的影响。
在旅游研究十余年后，中国学者开始反观过去的研究，回顾他们之前的论著，并把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结果和兴趣点与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作比较。在这一阶段，中国民俗学家也已经开始关注旅游、旅游的影响和发展旅游的可行性。比较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扩宽了旅游研究的范围，因为他们的田野调查地点包括任何“民俗社区”——既包括少数民族，又包括汉族的历史变体。因此，少数民族旅游可以说是与民俗旅游同时存在的概念，也可以说是民俗旅游的一部分。
旅游人类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出现是通过中西人类学家越来越密切的有组织的合作而促成。最重要的个案是在美国接受博士教育的王筑生回到昆明教书，并在香港中文大学见到了张展鸿、陈志明和爱德华·布鲁纳，之后在昆明召开了国际性旅游人类学大会。
就在同一时期，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来到西方的大学访学和深造，关注旅游人类学研究。主要代表学者是张晓萍、彭兆荣和杨慧，他们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和云南大学后对学科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随后一些年轻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开始出国接受教育，他们来自中国的西南、西北、东南和北京，其中大部分人都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
中国出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国外接受教育，用自己的学术知识和学术热情翻译国外著作。还有些人在国外任教，继续在旅游、流动性、移民等领域发挥着同样深远的贡献(Jing Li，2003；Li Zhang，2001；Liu Xin，1997 and Wang Yu，2006，2008)。李一平(2000年，2004年)和肖洪根(1997年)在加拿大获得学位并回到亚洲工作。大阪的韩敏(1997年，2001年，2010年)和福冈的宗晓莲(2006年，2009年)在旅游人类学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
这些事件促成了一系列西方旅游人类学著作的翻译，由此把这些兴趣点和理解散布给更多的中国学者。但是这些学者中也有很多人出版了自己的中文教科书，进行个案研究，并质疑和挑战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特别是前文中提到的张晓萍、李伟和宗晓莲。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旅游的学术研究和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相关的话题已经扩大并涵盖了大部分非中国研究者研究的话题，把研究的应用框架扩展到广阔的中国个案调查中。
我们应该关注宗晓莲2009年发表在日本的最近的研究成果，论文中指出了关于中国旅游人类学的一些让人信服的观点和特征。人类学也将继续发挥其主要作用，特别是对地理学和管理学等与旅游应用有着长期联系的学科的影响。人类学论文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更为广泛的学术期刊和一般期刊所接纳，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引用。中国政府的一些项目，如杨胜明在贵州的“乡村旅游和扶贫”项目就找到了很多人类学家为他们的发展项目工作，发现这种方法与项目的宗旨更加一致，也更加贴近基层。一些私人的项目，如金钟山项目，当与政府的实践发生冲突时也更加依靠人类学的建议。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在中国出现，厦门大学一直鼓励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很多年轻学者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外熟知。但是我们也要接受一些学者的警告，如宗晓莲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张英，他们认为人类学的泛化和扩大化是危险的。很多学者声称他们在做人类学研究，并自称人类学者，有时是因为这样会使他们赢得更多的声望，在中国更有影响力。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人类学训练，或者做过长期的民族学研究所需要的田野工作。
我们希望在尝试者的领导下，特别是金钟山研究会的带领下，会进行更多的高水平的研究，奉献一生去解决当今世界我们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此文原为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首届旅游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经修改和翻译发表)
注释：
①State/social tourism，指国家性的旅游活动，比如国家为工作成绩突出的大学教师安排假期、带薪旅游等，既是一种回馈机制，同时也能让从事此种旅游活动的人体会到国家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