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机遇期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
布什政府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1.）美国依据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而试图称霸世界。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维奇认为，布什的《报告》“提供了对于美国在冷战后驾驭全球的野心的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表述。在这份报告中，政府不但表明了永远保持美国军事霸权的意图，还将利用武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愿望（这种愿望已经近乎于渴望）表露无遗”。（注：［美］安德鲁·巴切维奇：《布什的宏伟战略》，载［美］《美国保守派》月刊2002年11月4日一期（提前出版），新华社联合国2002年10月23日英文电。）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政治、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美国力图利用在本世纪前20年没有国家可以向其挑战的“战略机遇期”而维护和推进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采取果断措施，化被动为主动，迅速调整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主导了世界反恐斗争，“并且利用发动反恐战争的机会，推进其全球战略部署，实现了其在正常条件下一时难以达到的战略目标”，（注：宫力：《美国战略调整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载《不时报》，2002年9月23日，第2版。）如顺利进入中亚地区，扩大了在南亚地区的影响，逼近伊朗，打击伊拉克，靠近了曼德海峡和红海入海口。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可以分为3个阶段性目标，近中期是反恐打恐，保卫本土安全，保卫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及盟国友邦的安全，在必要时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中期目标是调整好同现实和潜在大国的关系。美国的重点还是其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维护其联盟体系。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美国又必须加强同潜在的大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关系。因为美国同这三国关系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报告》花了相当的篇幅予以论述。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美国当然要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式”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但是，就具体的政策而言，布什政府的着力点显然在近、中期目标。
“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思想、战略框架和基本部署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 布什政府认识到美国主要威胁来自何方，美国的军事战略从“基于威慑”的模式向“基于能力”的模式转变，在操作层面上凸显“先发制人”，在国家关系上强调处理好大国关系。同时，布什政府也看到了形势的发展，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了遏制和威慑政策已不足以解决当今世界的突出问题。所有这些如果不是根本性的、至少是重要的调整。
布什政府《报告》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政府强调大国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反恐的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全面优势的长远目标，巩固欧亚盟国和调整同俄、印、中关系则是其重点。“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力图将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利用，从而继续维护美国霸权和建立世界新秩序，强调大国间的“合作关系”则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认为：“今天，国际社会面临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好机会。”（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ii.）《报告》强调大国合作的历史性机遇的首要原因是为了反恐和安全的需要。为了对付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美国不仅需要欧洲和亚洲盟国的支持，还需要尽可能地加强同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合作。《报告》指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它们站在一起——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共同威胁把它们团结了起来。”（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ii.）此外是为了维护美国领导的需要。布什政府认为，克林顿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实力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就好像格利弗被小人国中的人们用绳索捆绑着那样。现在美国要充分发挥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抓住“9·11”事件后世界大国调整同美国关系的机遇，突出其在反恐和其他世界事务上的领导作用。（注：Strobe Talbott:"Three Bush Ironies:Back toward multilateralism as usual",Int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4,2002,p.8.）具体表现在美国加强控制欧亚盟国，主导反恐游戏规则的制订，乘机除去诸如伊拉克这样的心腹之患。美国的领导就是要世界各国惟美国马首是瞻。只有在不向美国领导挑战的前提下，美国才能同这些大国进行合作。同时，也是为了影响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潜在大国的需要。《报告》指出：“如今几个潜在的大国——最为突出的是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正处于内部的变革之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近的事态发展已促使我们抱有下述希望：就基本原则达成真正全球共识的进程正在缓慢形成。”（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nerica,September 2002,p.26.）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认为，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同俄、印、中“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和经济联系，甚至可能达成一项‘安全协议’，作为现有的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补充”。在这4个国家里居住着世界一半的人口，军费占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三，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41.6%。总之，全世界军事的绝对优势力量和经济的绝对优势力量都掌握在4国手里。（注：美国尼克松中心2002年10月31日发表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格沃兹杰夫：《新的“四大国”？》，转自《参考资料》，2002年11月7日，第1页。）
在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方面，美欧关系比较引人注目。“9·11”事件发生以来，美欧矛盾更加凸显，其原因不仅在于美欧之间在地缘、实力和理念等方面的差距，而且在于两者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行为方式及动机等方面存在日益扩大的分歧。（注：Cf:Daniel N.Nelson:"Transatlantic Transmutations",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n 2002,pp.51-66.）具体表现在法德等国在伊拉克等问题上公开向美国叫板。但是，美欧矛盾只是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矛盾，有关国家都知道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布什政府利用军事上主导北约和政治上向盟国施压的方法继续控制欧洲盟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尚不至于同美国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决裂，以致使大西洋联盟彻底破坏。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已经没有“战略大三角”的概念。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已能独断专行，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布什政府只有在一些地区和专门问题上才会考虑所谓的三边和四边关系，如在东北亚地区，美国认为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多边关系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又如在欧洲，美国也会考虑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三边关系。（注：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高级主任李侃如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驻华使馆主办的“中美俄三边关系”研讨会提交的论文，2002年6月25-26日，北京。）因此，我们在分析美国全球战略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还必须看到，世界形势的发展不以美国的意志所转移。在本世纪头20年，世界多极化进程有可能走出曲折而继续向前。欧洲联合及整体力量将再上几个台阶，俄罗斯很可能摆脱困境而能大步向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崛起的道路上迅跑，而美国则不能完全摆脱周期性的起伏，世界总体力量对比的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谬尔·亨廷顿在接受日本报纸采访时指出：美国并非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当时不存在真正的对手和应该认真对付的大国。但是今天不是单极世界。美国必须和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打交道”。“国际社会将用10年时间，渐渐由以美国为顶点的单极和多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注：［日本］《朝日新闻》，2002年11月19日；新华社东京2002年11月19日日文电。）总之，世界上的单极和多极两大趋势之间在同时间赛跑，对美国的实力估计不足或过头都是不对的。
二、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布什政府已将中美关系的定性从“战略竞争关系”转变为“坦率的、建设性和合作”关系。当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不是最重要部分。我们既不能把美国对华战略（政策）等同于其全球战略，但又必须认识到，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中国的份量正在增加，它已经超出了中国国界，上升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层面上。《报告》以相当的篇幅述及中国，提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促进建立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亚太地区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一个强大、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美国寻求与一个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27.）这些都是布什政府重视中国作用的具体体现。
中美关系是正在上升的新兴大国和仍有发展空间的守成大国间的磨合、共处和斗争。依照世界政治长波论和霸权体系周期性更迭的理沦，美国目前正处于大周期中的第二个小周期的上升和发展阶段。（注：有的学者认为，在美国霸权演变的周期中，上世纪70年代是美国第一个小周期的结束，而冷战结束以来的则是第二个小周期的上升和发展阶段。参见魏光明：《霸权周期理论与中美关系》，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第11-16页。引文见第15页。作者未必同意该文的所有分析和推论，但赞同其长周期由数个小周期所构成的说法。）中国正在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而大步前进，其蓬勃兴旺的气势预示着今后更加广阔的前景。美国在竭力维护其霸权时，必然会十分注意防范中国可能的挑战。而中国正在努力以事实证明，即使中国强大了，也不会称霸和继续反霸。
布什政府上台后经历了从极端到中间的发展过程。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同其前任相比，其连续性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点还是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和对中国的基本判断。“9·11”事件后，反恐和经贸关系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两大支柱，使布什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中美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第二，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还是交替使用软硬两手和政治经济两手。这是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模式，双方都在利用这种“和平”方式争取对己方更为有利。第三，高层互访势头良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布什政府和中国的高层互访已经超过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增加了。第四，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也经历了从极端向中间回摆的过程，从而再次证明，无论是谁上台，它必须同中国交往接触。
但是，布什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最大特殊是“9·11”事件发生后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必须把反恐置于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位置。美国改变了必须要有个“敌对国家”的战略观念，认识到美国当前最大的危险是恐怖主义和“失败国家”，是极端主义和高新技术的结合。布什政府再次明确地将中国排除在现实敌人之外。“美国寻求与一个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注：The White House:The Ne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27.）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它所必须合作的伙伴。防止两国分歧影响整个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的反恐。《报告》认为，美国“将努力缩小现在的分歧，不让它们阻碍我们在已经达成一致的领域进行的合作”。（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28.）在此背景下，2002年的中美关系在稳定中继续向前发展，基本上超越了以往“上半年斗争下半年合作”的周期性波动。在首脑会晤的推动下，两国加强了在防扩散方面的合作，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方面达成了共识，恢复了两军交往。
此外，中美合作在反恐和经贸领域的表现突出。两国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就众多领域的反恐合作进行了密切磋商，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内建立办公室，双方还就集装箱问题达成联合采取预防措施的共识。美方也采取了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的积极举措。反恐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长期合作。
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密切。双方顺利地渡过了中国“入世”的第一年过渡期，中美在贸易、投资领域仍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自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后的20多年来，中美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业已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805亿美元，相当于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的30多倍。截至2001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超过33000个，合同美资678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350亿美元，全美500强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国落户。（注：《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外经贸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02年2月15日，第2版。）在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第2位。其中，2001年美国实际对华投资达48.5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目前中国是美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进口来源地。（注：《巨大的合作潜力，广泛的共同利益——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谈中美经济合作》，载《人民日报》，2002年2月14日，第2版。）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在美前10大贸易伙伴中，对华贸易是惟一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的双边贸易。中美双方还就经济、金融、贸易等问题保持着战略对话，先后举行了商贸和经济联委会会议并取得积极成果。
中国政府在处置中美关系时表现出更多的自信和成熟，坚持扶正祛邪，坚持对话交流，坚持互利双赢。中国政府和人民重视中美关系，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使中美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大起大落，改善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合作反恐没有、也不会消除两国在一些重大原则上的分歧。第一，美国实际上还是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并予以防范。布什政府在《报告》中继续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我国军队的实力将足以防止潜在的对手为赶超美国而扩充军备。”（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30.）第二，布什政府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实际上是美国主导下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秩序，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秩序，也是在根本上压抑中国的秩序。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主权原则。 当前中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及单边主义问题。第三，布什政府强调“民主”、“自由”，继续对我施压。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的李侃如认为，现在为两国战略合作提供了基础的反恐怖主义努力有可能变成发生严重磨擦的起因。如美国关于伊拉克和朝核问题的处理，美国和中东及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能源问题等。（注：李侃如：《中国真正的成了美国的盟友？》，载《纽约时报》，2002年10月25日，转引自新华社联合国2002年10月25日英文电。）
在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中，台湾问题仍是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布什政府非常强调意识形态，在思想上信奉保守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上信奉单边主义。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从美国全球战略出发，提升美台政治和军事关系。在政治方面，美国强调台湾的“民主、自由”，渲染其政治体制和模式，提升双边“官方”接触级别，允许陈水扁在纽约“过境”。在军事方面，美国大幅度加强双广场军事关系，在军事磋商、通讯联系、联合作战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合作。美国向台湾出售大批高新技术的武器，在“平衡两岸军事力量”的借口下在战略上制约中国，在实际上阻止中国大陆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在“9·11”事件后，虽然布什政府对台政策基本立场未变，但同布什政府的以前政策宣示相比较，《报告》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出现极端字样，在地区冲突部分也未提台湾问题，这表明布什政府在恐怖主义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有意降低台湾问题的热度，防止其干扰美国的总体战略。2002年8月3日，陈水扁突然抛出“一边一国”论，布什政府对此大为不满，批评陈水扁在美国反恐倒萨的关键时刻“搅局添乱”，要求陈水扁政权保证以后不再有“惊人之举”。美国朝野开始认识到陈水扁“渐行台独”的实质可能对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害。在实际操作中，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调门有所改变，布什总统在江主席访美期间再次公开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湾独立”，在私下会晤时两次表示“反对”台湾独立。此外，布什政府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有利于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和“三通”。
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依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逻辑，大国关系中尽管有利益冲突和竞争，但同样有合作与和平共处的潜力。”（注：周启朋：《外交调研的宏观分析》，载《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24-32页，引文见第30页。）作者是同意这一分析的。中美两国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和合作的基础，构筑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框架，健全两国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互动机制，那么两国的关系就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稳定持续发展。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时强调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和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点，如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注：《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3日，第1版。）
三、充分认识和紧紧抓住重要机遇期
江泽民在中共16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重要战略机遇期”由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组成，本文主要讨论国际方面。首先，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世界总体和平与稳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中国也不太可能卷入重大战争，中国的总体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其次，世界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呈良性互动，它们主要采用经济、外交、政治、文化等手段解决相互间的问题。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有所调整，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对话有所增强，这就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相对更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有可能集中更多的力量发展经济。（注：《“大转折，就是大机遇”关于重要战略机遇的对话》，新华网北京2002年10月23日电。）再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在经济上同国际社会更加连成一体。第四，现代科技发展给人类的进步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为后进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条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后发优势”正在日益显现。第五，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加，中国将不断提高对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度，中国在建立和改善国际秩序的作用不断上升。第六，国际社会反恐将是个长期的任务，中国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也将是长期的。而且，在西方宗教观和价值观同一些地区的宗教观和价值观直接对抗的时候，中国更是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干扰。最后，中国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将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海）问题上取得很大的进展，在“睦邻友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能进一步改善。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抓住机遇改善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江泽民主席于2002年10月份在得州克劳福德农场和布什总统的会晤，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以新视角看待俄美关系的变化，中俄关系经受住了世界形势重大变动的考验，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充实，中俄两国领导人先后实现新老交替，两国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积极务实，中国和日本的总体关系稳定，但在各自的心态和历史问题上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中国国内对加强大国合作关系的共识日益提高，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进一步加强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国积极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为中国“入世”后第一年的平稳过渡和新老交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处理中、美、俄三边关系时日益成熟。中国认为，处理这一重要三边关系的原则是加强合作，争取多赢。中美俄三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应当加强磋商。中国还认为，中国在这三边关系中是独立的一方，其他两国也是独立的一方，各方不应对它方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不应被其他方面所束缚。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更多的是将相互关系置于首位，并避免针对第三边。事实上中美俄三国还没有建立健全有效的三边协商机制，还在探索如何在全球和地区性组织内外进行三边协调。俄罗斯有人提出：如果在西方可以出现“20国”（北约＋俄罗斯），那么为什么在东方不能尝试建立“7国”（上海合作组织＋美国），并且该地区其他国家以后也可以加入呢？（注：［俄］康斯坦丁·斯米尔诺夫：《霸主方程式》，载［俄］《独立报》2002年11月29日。转自新华社莫斯科2002年11月29日俄文电。）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中国政府代表同北约正式接触后，不妨也可以类似的模式来看待中国和美日安全同盟。显然，中国学者不拘泥于固有的观点，而是以“与时俱进”的视角看待正在飞速变化的世界。
美国也把21世纪头20年看作是它的机遇期，认为它能在没有挑战者的情况下继续维护和推进其在世界上的“领导权”。《报告》认为：“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全球其他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关系，并创造了巨大的新机遇。”（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28.）中美两国各自认定的机遇期既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更存在着“双赢”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何审时度势避免前者和争取后者。当然，中国在面临历史性机遇时，也面临挑战，还有可能犯历史性错误，这就需要我们能抓住机遇和用好机遇。因此，中国不仅要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上寻找共同点和交汇点，而且还要拓展思路，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多边大国合作关系，发展同欧盟国家、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加强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中共16大为中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描述了宏伟蓝图，也规定了全中国人民今后20年的奋斗目标。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维护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为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不仅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还要制定出目标明确、道路正确的全球战略，提出分阶段的努力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继续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