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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最终取决于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数量与质量；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还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一、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
（一）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是高等教育建立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质量、规模和速度。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看到高等教育入学率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增长的基本趋势（见下表）。
表：一些国家入学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单位：人均GNP（美元）
入学率（%）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88年
日本
人均GNP 458
928 19304490
9890
11300
2102
入学率 9.45 12.9 17.125 31 30 30
巴西
人均GNP 241
236 4501070
1640
入学率 1.57 2.23 5.261111
丹麦
人均GNP2135
3130 691011200
入学率 10.39 13.718.28 29.69
29
西班牙 人均GNP 679
1100 27504290
入学率 3.95
5.55 8.91
20.77
27
以色列 人均GNP1400
1840 38904990
入学率 10.18 19.9620.02 23.85
34
荷兰
人均GNP1559
2530 6070
9290
入学率 13.18 16.7519.51 25.93
31
西德
人均GNP1917
2860 6670 13590
10940
入学率 6.11
8.83 13.4120 26 30
意大利 人均GNP1142
2160 3840
6480652013330
入学率 6.61
10.7016.69 25.48 28 26 26
墨西哥 人均GNP7101360 2090
20801760
入学率 6.07
10.62 14 1615
（资料来源：孙绍荣、朱佳生：《论高等教育发展的稳定值现象及其成因规律》，《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3.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出，1980年高等教育生均日常经费，发达国家为每年2，580美元，发展中国家为每年724 美元，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只有495美元。经济发展水平低， 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绝对值就低，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规模。
我们在充分肯定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的影响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仅围绕着经济（主要是GNP）进行测算是不够全面的， 高等教育固然要受经济的制约，与国民生产总值也有关系，但有关研究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只能探讨高等教育规模与社会发展的单因素或双因素关系……，这种单因素或双因素的线性关系排斥了现实存在着的高等教育规模与其它因素的相互协调作用。当我们考察单因素或双因素对高等教育系统的作用时，高等教育的反映并不是固定的，也非线性的，它可能与其它社会因素形成一定的共轭结构，以消除单因素或双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影响，也有可能放大这种影响，从而使单因素或双因素的线性分析失败。”并且，目前的相关指标大都是考察国民生产总值与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总是一种函数关系，比如美国和瑞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在2万美元以上，而高校入学率却分别为60%和21 %。由此可见，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相关指标并不能代替综合的相关指标，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够全面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要受到其它种种方面的制约，包括外部的与自身的诸多因素，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
（二）政治因素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政治，主要是指政治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所起的直接的、显性的影响，即国家、政府的决策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在此仅以我国为例。
我国的高等教育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经历了剧烈的波动，这与我国的政治气候变化及各个决策者对高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把握各异不无关系。政府决策对我国各个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1949～1957年。建国后，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展开，我国教育事业纳入了计划发展的轨道。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统筹安排，高教规模迅速扩大，从1949年招生3.1万增长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1957年的10.6万， 年平均递增高达16.6%。1957年在校生达到44.1万，比1949年翻两番；
2.1958～1965年。1958年9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的奋斗目标。这使全国高校在校生从1958年的44.1万人，猛增到1960年的96.16 万人，增加2.18倍。这样的高速度显然有悖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1961年开始，根据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高教事业进行了调整。至1965年，在校大学生调至67.44万人，基本上改正了冒进、急躁的错误；
3.1966～197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经历“文革”十年动乱的时期，中断了正常的招生。1966～1969年四年未招生，从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们仅以1966～1971年这6年为例，不算发展， 就算维持1965年招生16.4万人的规模，6年间就少为国家培养90 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4.1977～1982年。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招生27.3万， 1982 年为31.5万，年平均递增7.7%，这一段时间，由于改革开放伊始， 首先是1978年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年中央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做了关于发展教育工作的讲话。这之后，邓小平同志在许多重要会议和场合多次阐述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超常增长提供了政策机遇；
5.1982～1985年。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 提出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为此，1983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要尽可能持续、 稳步地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 同年10月，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党中央也提出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决策，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因此进一步扩大。1983年当年即增长24%，到1985年招生达61.9万，3年平均递增25.3%；
6.1986～1991年。根据人才需求预测，加上毕业生分配难等问题，1986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控制招生，放慢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当年招生就比上年减少4.7万人， 直至1991年依然招收62.0万人，保持了7年基本稳定不变的局面；
7.1992～199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经济发展，科技、教育先行”。同年10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确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今后发展的基调是“加快改革，积极发展”。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的颁布，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1992年、1993年招生数量分别猛增到75.4万和92.4万，年递增22.1%；
8.1994年之后。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贯彻〈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要“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使规模更加适当”的要求，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控制。1994年招生90.0万，比上年下降2.6%。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我国的高教增长基本是一种“政治性增长，非经济性因素影响极大”。
而且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受政治影响导致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起伏波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其它如科技和人口等因素对一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影响也相当大。比如说，高级专门人才的储备，要与新科技革命所提供的生产力相适应；根据人口专家的预测，我国人口在未来的半个世纪还将持续增长。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也会相应增长。这都给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要求。
由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其次，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是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再次，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人口的不断膨胀也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要求；最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大众化这一国际性趋势的出现，人们将会愈来愈关注自身价值的实现，接受高等教育将会是更多人的愿望。虽然来自政治、科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并不是稳固地、始终不变的影响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但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们将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
二、几点思考
（一）需要与可能，规模与效益，整体与局部是否矛盾？
1.需要与可能
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将会全面提高。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批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一些新兴的技术的发展不断创造新的高层就业领域，“各种职业对于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不断提高”，这使得社会对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加。
其次，“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3亿。其中儿童、青少年人口群（14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群（15～64岁）分别为3.56亿与8.39亿”。这样的人口状况，形成了庞大的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后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需求。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加之中国十几年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的不断增多，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和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也构成了一股强劲的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势力。
第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工业社会中，教育系统与筛选、训练和个体在经济和身份地位中的分配密切相关”。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是个人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及专业知识技能的标志，而且还决定了他的社会阶级、社会阶层的归属。研究证明，“在英才社会中，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层次是他在社会中升迁和获得良好职业的重要前提”。
由于高等教育“现在还在起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作用。随着青年人对这种作用的认识，他们越来越希望获得高等教育，以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高等学校的这一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无数的青年人逐渐觉得上大学是一种责任。这一发展倾向与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的趋势是相一致的……”。据新华社最近播发的一条消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市场竞争已集中表现在人才的竞争，劳动力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已成为就业竞争的重要因素。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我国15～24岁的青年就业比例正在降低，而就学的比例显著增加。
最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增大，这种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不均衡性，甚至是严重的差异性，使我国各个不同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这些地区无论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受教育者个人等方面来讲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都必然会与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所不同；再如，占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在高教需求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层次、结构上；又如，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地区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上也存在较大差异，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城市，其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16%～40%，已进入了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而其他多数地区如广西、安徽、青海、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适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甚至不到3%，高等教育仍处于英才教育阶段。这种经济、 社会和教育水平发展的不均衡和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差距，要求我们在高教发展的规模上也应采取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即给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以相对宽松的政策，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不能搞“全国一盘棋”、“一刀切”。
2.规模与效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至少要把握好三对关系，即需要与可能的关系，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特别要把办学效益的提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据一些人的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规模问题似乎可以先放在一边不予考虑。
其实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时，应首先对“发展”这一概念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在目前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和分析中，所使用的“发展”概念并不一致。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一种是把“发展”和“增长”这两个概念混同或等同，即把发展主要看作是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展，以及速度的加快。另一种则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指的是高等教育在质的方面的向上运动。而实际上，完整的“发展”概念，应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即量与质的规定性方面的积极变化的统一。具体地说，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表现为学校的数量、规模和学生人数等量的方面的增长以外，还表现为高等教育的体制、结构、质量等质的方面的改善与更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目前流行的观点是，应该控制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而把重点放在提高效益上。理由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有限，而绝大部分高校平均规模偏小，教育资源使用效益低，造成了高教投入的浪费。并因此提出了我国高教发展应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即通过挖掘现有高校潜力，提高现有学校的内部使用效率，扩大现有学校的平均办学规模，来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提高。
提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高教总体规模的扩大上来，我们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规模，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外延式”发展路线。因为规模与效益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效益指的是以最少的代价满足发展的需要，或是以同样的代价满足更大的发展需要，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我们既要在保证办学效益的前提下扩大高教规模，又应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的同时，也就是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3.局部与全局
李鹏总理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后我国在教育工作上要“继续把基础教育做为教育工作的重点，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我认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心似乎偏低，不能适应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社会发展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根据复旦大学张晓鹏同志的研究，1985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个大国中排名第17位，而小学入学率却排在第5位， 中学入学率为第14位，与大学入学率（第18位）的情况形成反差。
1990年我国与世界平均入学率相比，小学——世界平均99%，中国103%；中学——世界平均50%，中国38%；大学——世界平均13%， 中国3%。可见我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
我们并不否认发展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结构的塔基位置，如果工作搞得不好，将会直接影响到位于塔尖的高等教育的稳固性。因此说基础教育工作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奠基工程。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我们已经很高的小学、初中入学率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花费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将越来越大。这一点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来说，即新增部分的效益将越来越弱”。这样讲并不是认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规模已经足够，不必再发展了。但基础教育的发展不能不顾国情，把奋斗目标一再拔高。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人口多，底子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既然是“穷国办大教育”，就要求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的发展，相对于目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要有一个“度”。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但由于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位，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技文化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因此，它对劳动力资源开发的作用比基础教育大得多，要想尽量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就应该使它的发展达到一定的“度”。只有高等教育的发展达到应该，而且可能达到的水平，培养出充足的高级专门人才，才可能在维持现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社会生产领域，并引起现代化社会各行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映，还可能以想象不到的方式充分挖掘出数倍于这些专门人才的、业经基础教育开发过的劳动力资源的潜力。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限制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也将带来教育的层次结构方面的问题。基础教育普及的比例越高，要求接受高一级教育的人数也将随之大规模增加。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学毕业生大量增长的结果。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精英教育阶段，而低层次教育的不断扩展，必然使高中毕业生数和高等学校招生数相差悬殊，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极大压力。随着中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这个压力将更为强大。也就是说，中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将越来越强烈地反映到高等学校的入学问题上，表现在高等教育上，就是要求高等教育在数量上要以一种相当快的速度继续发展。一方面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基数不断扩大，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现行政策，只有少数人能如愿以偿，这将会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其实，这一点在目前的教育中已经表现出来了。目前在中小学，尤其在城镇，出现的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的“择校热”，及许多专家学者所呼吁的“要加强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就是这一问题的体现；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还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入学选拔中存在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使大批其实非常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痛失继续学习的机会。还是这根“高考指挥棒”，使我国的普通高中变成了高考的预备校，使绝大多数的中学生挤在一条狭窄的升学之路上，使素质教育无法正常开展，结果是中小学培养出的学生“高分低能”。尽管社会各界人士一再呼吁，各级政府部门也尽了一定的努力，企图克服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扭转“应试教育”的局面，但效果甚微。究其根源，除了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以外，我国的教育制度和政策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可以说，如果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没有实质性的扩大，长此以往，不仅现行中小学教育的弊端难以革除，而且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如此又会牵动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他方面，其严重后果不可等闲视之。
（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否会引起教育性失业？
持“我国高等教育应适度发展”观点的同志认为，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过大，培养出的毕业生已经超出了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所需数量。社会上的高校毕业生拥有量已“从1952年的26万人猛增到1994年的1500万人，为1952年的57.5倍。到2000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2000万人，相当于专门人才需求低限的3倍”。其实，1952 年的高校毕业生拥有量与1994年的毕业生拥有量并没有可比性。1952年，我国刚刚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中摆脱不久，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强大，高等教育尚处于调整阶段；而1994年时，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使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已与1952年大相径庭。因而单纯对高层次人才进行数量的比较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我们不仅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顾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克尔斯在考察世界许多不同类型国家之后总结出的现代化国家10项标准，我国最大的弱项就是大学生入学率太低。按照目前高等教育增长的速度，与我国实现“九五”目标和2010年目标需要的人才数量相比，我国大学生数量严重不足，高层次人才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就是说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奇缺。这还是仅就数量上说，如果考虑到人才的素质和结构，那就更加令人忧虑了。
一些同志之所以主张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是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超高速”发展已经带来了毕业生分配难的问题，出现了教育性失业的现象，担心会由此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
毕业生分配难，其中影响因素很多，并不是单纯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原因。比如说，许多大学课程面狭窄，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大多数毕业生不能满足职业要求。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我国，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并且，还有许多毕业生就业难是由于对未来职业的选择不够客观、没有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造成的。
至于担心毕业生就业难，会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就更不必要。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高层次人才失业现象，但没有一个国家因此发生社会动乱。而这种担心本身就是还没有抛开计划经济的老观念。人才过剩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过剩才能有竞争，有竞争才能有市场，只有形成就业市场，才能使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真正拥有择业权、用人权。只有把竞争意识引入人才市场，在就业市场上打破有了毕业文凭就无失业之虞的传统观念，才能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状况，才能激励人们发挥自身潜力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且，一定程度的“人才过剩”还能改变一些毕业生自视过高的想法，使大部分高层次人才自愿流动到更需要他们的基层岗位上去。
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高等教育由于同国家经济、政治、科技的直接关系，地位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也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因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与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世界各国都没有因此而削弱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及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方法，来积极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这应该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