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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359(2008)03-0009-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本质特征是浓厚民族性和鲜明时代性的统一。一方面要有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 ”[1](P534)；另一方面要有时代精神的内在要求。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2](P56)
一、浓厚的民族性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其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论的独创性。邓小平理论所要解决的主题是建设道路的问题。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P64-65)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民族特性。然而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长时期内未能得到弘扬。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甚至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强行推广于世，要求各国与苏联“对表”，不能超越苏联模式的框架，认为“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4](P179)，使各国社会主义深受苏联模式的制约，缺乏生机与活力。
邓小平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他以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二)理论的民族文化底蕴。任何伟大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5](P544)。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概莫能外，也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源头活水。
——邓小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扬弃。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石有三块。即实事求是，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辩证思维法，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中国哲学有一种优良传统贯穿始终，那就是强调“实”、注重“行”的务实精神。墨子提出三表法，即“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6](P154)。南宋以后，兴起实学思潮，提倡明道救世，经世致用，学用一致，以实际效果作为研究学术和思想的唯一目的。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7](P689)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务实精神，成为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直接来源。
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极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8](P330)。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具有“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老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指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多，多则惑。”[9](P48)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10](P146)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11](P337)邓小平三位一体的辩证思维法就是对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起源于春秋。一方面是天人关系发生变化，人重于神的思想得到发展。《左传》记录了“民，神之主也”[12](P234)的话语，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另一方面，君民关系也有变化。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P540)的思想。以后历代的思想家都普遍关注这一重要思想，围绕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命题，展开论述。邓小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形成了他的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理论。
——邓小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扬弃。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对传统文化重农抑商观念的超越。《周易》有言：“不耕获，未富也。”战国末年的吕不韦更是从理论上发挥了重农思想，指出，如果“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14](P272)。传统重农思想和抑商思想是紧密相联的。战国中期的商鞅规定农人不得迁徙，以防脱离生产，由此形成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重农抑商”政策。邓小平在充分肯定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理论武器，走出我国传统文化忽视商品经济，人为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误区。其次，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是对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超越。传统平均主义思想是小生产交换方式的产物。孔子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3](P216)历代农民阶级也主张“等贵贱，均贫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尖锐地提出来，指出，平均主义的实质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5](P152)。
——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首先，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是对传统的集权主义和人治观念的全面超越。韩非从天下“定于一尊”的理念出发，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构想。指出“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16](P226)。唐代大儒韩愈进一步设计君臣民的社会使命，指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7](P151)宋明理学家则把“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君权主义的合理性。人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思想。儒家把治国建立在对人性的充分肯定和对社会等级秩序认真维护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作用，尤其是帝王将相在治乱兴衰中的作用。邓小平坚决、彻底地批判了这种文化心理，分析了封建专制主义带来的危害，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实行集体领导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清除了人治和专制的残余。
其次，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是对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孔子编《春秋》，提出了“大一统”的观点。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认为统一以后才能安定。董仲舒继承孔孟思想，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8]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
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对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升华。邓小平十分珍视中华民族宝贵的爱国主义传统，强调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扬民族的自尊感、自信感、自豪感，致力振兴中华。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复说明海峡分离是违背民族意志、伤害民族感情的，充分肯定爱国主义对促进祖国统一的重大作用，从而克服了传统爱国主义思想中的阶级性、保守性和空泛性。
二、鲜明的时代性
当今时代的发展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代主题的转换。大体说来，20世纪可以一分为二：前半个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后半个世纪则逐步转入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在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的同时，当代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已经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主题的这种变换。1984年5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P56)。同年10月，邓小平再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却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P96)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9](P383)可见，邓小平不仅早就觉察到了世界主题的转换，而且自始至终地牢牢把握住了这种主题的变换。
为了正确回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形成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1989年10月，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9](P328)
显然，邓小平是用“和平”与“发展”来概括当代世界的特征的，这就体现了很强的时代特色。此外，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和平主题，与世界大势保持了高度一致。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9](P49)具体到中国的香港、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的构想，这无疑是在马列主义关于和平共处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方法。”[19](P96-97)总而言之，邓小平理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孕育和生长起来的。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回应了新技术革命的挑战。1986年10月，邓小平指出：“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19](P184)1988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总之，“不要失掉时机”，“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19](P279-280)。1992年1月，邓小平又强调：“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19](P378)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无论从形成的历史条件，还是从其理论本身分析，它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时代向社会主义、向中国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科学回答。其根本点就是要使社会主义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赶上时代步伐。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9](P242)
三、邓小平对两者统一性的把握
邓小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实现了邓小平理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高度统一，使得这一理论体系既有别于民族虚无主义，又有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一)邓小平在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中把握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困难，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一是“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15](P351)。必须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比封建主义的巨大进步性。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和仇视，并不能真正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二是要弄清什么不是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生产管理和相当一部分经营方式(如市场经济)都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们本身没有阶级性。三是要勇于和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四是要深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新形势，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在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剧烈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总之，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既着眼于时代条件的新变化、世界局势的新发展，又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
(二)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总结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P16)。这说明了总结经验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邓小平格外重视对经验的总结，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正不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邓小平还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9](P2)，并对这些经验进行比较和选择，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三)邓小平在世界和中国的相互作用中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并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来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小国，即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在世界的多极中，我们是一极。因此，对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这就从世界和中国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完整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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