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183;波普尔的再评价——记维也纳大学卡尔#183;波普尔2002百年大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维也纳论文,波普尔论文,评价论文,大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会概况
维也纳大学举办的卡尔·波普尔2002百年大会十分隆重。奥地利政府大力支持这次会议，开幕式在金壁辉煌的市政厅举行，约1000人参加，市长及波普尔生前好后发表了讲话。
会议提交的论文共252篇，分7个分组会宣读讨论：物理科学哲学、生物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道德和政治哲学、逻辑和方法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生平和年代。参加者可能有500人。与会者主要是欧洲、北美，拉丁美洲有墨西哥、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非洲有南非和肯尼亚，亚洲有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中国大陆有3篇，香港1篇，台湾1篇。
现将会议论文观点综述如下：
逻辑和科学方法
批判理性主义：
新西兰Otago大学的Musgrave：大多数反对批判理性主义的人认为，要辩护它，必须将归纳在某个地方偷偷运进来，然而这种反对意见本身是将批判理性主义拒斥的辩护主义偷偷运进来。批判理性主义的意思是：我们可合理地相信什么是假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相信的东西是假的，那么相信它就不再合理了。同理，合理的信念不一定是可靠的信念，即可靠的信念产生程序产生的信念。我们可能在认识上运气不好，我们合理地相信碰巧是假的东西，我们也可能在认识上运气好，我们合理地相信碰巧是真的东西。
瑞典Umea大学的Anderson：波普尔指出检验陈述的接受是靠约定的决定。但接受检验陈述的决定不完全是约定的。检验陈述应描述可观察事件。在检验陈述所描述的可观察事件得到观察后，科学家首先应决定接受检验陈述。约定接受检验陈述与批判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实在论不相容。为了避免无穷倒退，我们必须接受一些不被其他检验陈述检验的检验陈述，但这些检验陈述不是约定地接受的。根据实在论的科学观，我们不仅比较陈述与其他陈述，而且比较陈述与经验。简单的检验陈述与经验这种比较是最基本的经验检验，必须先于简单检验陈述与其他检验陈述或一般假说的比较。科学家决定接受或拒斥检验陈述，取决于这种检验结果。这种决定不是约定的，而是基于检验简单经验检验的结果。
证伪与背景知识：
波兰Zielona Cora大学的Grobler：证伪与背景知识有关，修改背景知识可引起对以前证伪的假说重新评估。在证伪时科学家可以选择反驳假说或修改背景知识。背景知识必定被认为可证伪，但不断证伪导致无穷倒退。为了避免无穷倒退，波普尔赋予背景知识以不同于受检假说的方法论地位。但这种地位是含糊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Lakatos。
归纳：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Hassancin：波普尔反归纳进路的批判的主要缺点是，断言归纳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性的一部分（心理学的）。这种主张将归纳归根于人类心理，这样就为归纳进路作了辩护。如果将心理学排除在科学方法之外，那么归纳就不是不可缺少的。
波普尔哲学的地位：
土耳其Bogasici大学的Irzil：波普尔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是他处于Carnap，Schilick,Neurath和Reichenbach与Kuhn,Lakatos和Feyerabend之间这种观点模糊了一些重要的相同点。他根据内在、外在主义观点加以区分，则波普尔是Neurath,Quine和Feyerabend的盟友，但与Carnap,Kuhn,Lakatos早期Putnam距离较远。
基础陈述与protocol语句：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Savage：1933年Carnap在“论protocol语句”中介绍了protocol（基本）陈述的观点，并将此观点归之于波普尔即将出版的《科学研究的逻辑》。科学语言的所有语句都可作为protocol语句或检验语句，没有绝对的中止点，但实践决定可达到这个点。波普尔在出版的书中感谢Carnap，但他认为检验中止在容易检验的陈述上，不是Carnap建议的知觉或protocol语句上，或有关个人经验的陈述上，因为它们不易检验。他界定基础陈述是“单称存在陈述”，描述可观察事件。经验可推动作出接受基础陈述的决定，但经验不能辩护基础陈述。这一点波普尔是不对的。我说我在那里看见一只鹿，可为“草地上有一只鹿”辩护。而界定基础陈述为描述可观察事件就是允许知觉经验在辩护过程中起作用。问题是，用于辩护的知觉经验是：它们是什么的知觉。我恶心这个感觉则不具有这种性质。因此利用知觉于检验是利用描述知觉什么的陈述作为检验语句。
不可通约性与不完备性：
加拿大Lethbridge大学的Seldin：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完全可用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来说明。大多数科学理论将演绎性理论作为模型，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完全形式化，就要将它们设计得能够完全形式化。这提示这些理论即使是非形式的，也服从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给出的不完备性。这进一步强烈提示缺乏可通约性是哥德尔定理的一个推断。这个定理更多的与我们借助规则能在语言中表达什么有关，而不是与外部世界有关。因此某种不可通约性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通约性的存在并不隐含主观性。波普尔对不可通约性持的否定态度，库恩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在科学史问题的观点经常一致。作者认为：波普尔＋哥德尔＝库恩。
科学发现：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Worrall：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课中经常开玩笑说他的教席是无名的，因为他是“逻辑和科学方法教授”。但他不认为有科学方法。科学是大胆猜测，然后严格检验：检验过程服从方法论规则，但大胆猜测则不。晚年他经常说，科学中的猜测过程基本上是除错过程，它是达尔文的选择，不是拉马克的指令。这就是他不同于Hanson,Hesse,Kuhn,Lakatos等科学哲学家的主要方面：这些人都认为理论的发现至少部分是在逻辑上可分析的。作者认为，从理论的经验支持（或corroboration）观点看，如何达到一个理论应该是很重要的；如果发现过程服从逻辑分析，那么如何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发现（涉及新颖内容）也应该是很重要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Dasgupta：在发现与辩护之间应该有一个development（发展）的context，它与二者重叠和连接。导致发现的心理过程包括认知过程，认知活动可产生新的理论。这可说明为什么与经验不符时理论仍被接受，科学活动除了逻辑外还有其他资源。
认识论和形而上学
世界3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Niiniluoto：自从波普尔于1967年提出他的三个世界的新的本体论学说后，受到了各种批评。但他的论证的理性核心是：世界3实体存在的命题是一种本体论假说，它根据突现唯物主义对文化作出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我们的自然语言已经包括对文化和社会实体（人工产物、艺术作品、语言、规范、社会体制）的本体论承诺。更广泛地说，人类精神、文化和社会是进化的复合产物，由人创造和复制，但也能影响新的人类个体的成长和发展。由于这些理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传统的两分在文化问题上是令人困惑的。文化是人培育的，依赖于心。但说文化仅在“我们头脑”中决不是令人信服的。同样，也不能像唯物主义者那样试图将文化实体归结为仅仅是物理客体。世界3的本体论理论应该避免还原唯物主义的问题，但同时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结构的“超个人”性质，而无需唯心主义或超自然主义的假定。与世界3相对照的还有三种还原策略：唯心主义还原（为客观精神，黑格尔）、现象主义还原（为经验，卡尔纳普）、唯物主义还原（为个人实践活动，Bunge）。
逻辑推论规则与理性批判：
瑞典Umea大学的Nilson：波普尔认为逻辑是“批判的工具”。批判时我们必须应用逻辑。那么逻辑本身是可批判的吗？一些哲学家主张逻辑推论规则必须免受理性批判。因为在试图质疑这些规则时，人们不得不利用同样这些规则，这样就已经接受它们的有效性。它们是理性批判必要前提，因此认为它们不可批判。Apel,Habermas,Nagel等都提出过这样的论证。在批判逻辑推论规则时，总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论证：这个规则不是批判论证本身的前提。而且有可能避免这些前提。理性批判总有逻辑前提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逻辑推论规则可免于批判。
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
荷兰Leiden大学的Philipse：波普尔总是奚落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念。他认为哲学家处理“真正的问题”，而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问题仅是对语言的作用误解的症状。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都是有成果的，但对不同的哲学问题。对于探求确定性，这两种哲学范式是不相容的。但波普尔对这个问题的进路更为有成果。
加拿大Lethbridge大学的Rodych：波普尔责备维特根斯坦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负责，也认为他放弃了哲学的真正使命。然而，大家不知道，维特根斯坦应该是他的盟友。早在1922年维特根斯坦就强烈地拒斥归纳，正是他比波普尔早四年拒斥确认主义(confirmationism)。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一致的，但对“严格全称的”科学理论（假说）的地位有重要的分歧。
波普尔哲学的理论重建：
俄罗斯的系统分析研究所的Sadovsky：从逻辑观点看，波普尔的趋向性概念是他重建哲学和社会学的出发点。这个概念是他学术工作的宇宙学和形而上学基础。他的创造性革新的第二个层次是与他的三个世界相联系的。将宇宙理解为一组巨大的趋向性与三个世界的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决定于这样的事实：趋向性存在于所有三个世界中，并在其中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波普尔的一般理论中，趋向性概念必须在逻辑上先于他的三个世界概念。他的进化认识论与三个世界概念的联系非常密切。在这个认识论中，共同的进化机制的作用在三个世界中都有根据，并建构了涵盖人类知识和生物知识的普遍知识理论。他的革新的下一个层次是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试错法普遍性的思想，及其逻辑、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这些概念在许多方面是他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断。
物理科学哲学
不可逆性与时间之矢：
德国科伦大学的Esfeld：波普尔将不可逆性追溯到辐射，而不是熵的增加。但这两种解释都以宇宙不可几的初始条件为前提。因此热力学和辐射都不能提供不可逆的说明。时间之矢是指时间的流逝。不可逆性与时间之矢没有联系。牛顿世界包括时间之矢，但不含不可逆过程。狭义相对论提示一种非时间的，即封闭的宇宙观，这种宇宙包括不可逆过程，如辐射和熵的增加。
德国波恩大学的Bailer-Jones：需要将时间的流逝，即“以前”和“以后”与物理学中的不可逆过程的存在区分开来，不管它们是辐射还是熵的增加。说牛顿世界里有时间之矢，来自哪里？封闭的宇宙缺乏独特的时间序列，不等于没有时间之矢。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早晚关系，那是从个人的参考系而言的。
趋向性：
法国巴黎大学的Bachtold：量子力学使我们能够计算可能的结果发生的几率，波普尔认为这些几率不是我们对物理系统性质认识的不完备，而是该系统与特殊实验装置发生联系时的倾向或趋向，并进而认为，可以将独立于我们以及我们认识它的手段的世界，表征为“趋向性的宇宙”。量子理论几率的这种形而上学诠释得不到支持。将这种趋向与给定的实在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趋向的表现依赖于实验装置，我们不能直接接触趋向性。因此我们有关趋向性的知识内容总是指称实验。
英国Bristol大学的Suarez：量子力学的趋向性诠释可能是波普尔对物理哲学的最著名贡献。用一个量子测量的形式模型就可以将量子力学描述的性质看作具有借助量子力学几率分布量化值的倾向，因此将量子性质看作趋向性是可能的。而且将量子性质看作趋向性提供了一个基础来解决测量问题，从而提示量子理论预测的现象支持趋向性的本体论。
生物科学哲学
趋向性与基因：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Badcot：基因的多态性使人有患某些疾病或对特定药物有反应的趋向。波普尔说过，趋向不是一个物体，如色于或硬币固有的性质，而是所处境况固有的性质。境况可改变可能性，从而改变趋向。导致易感性的遗传因素，在一系列互动中只是一个要素，纵然是重要的要素。从对所有人用同样的药到个体化治疗，可能使治疗医学更加具有决定论。但波普尔指出生物系统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成分的复合体，结局只能依赖可几的基础。因此确定与趋向性相联系的SNPs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治疗反应。
达尔文主义：
英国Warrick大学的Miller：波普尔说，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经验理论、经验方法，而是一种境况逻辑，一种试错法。一个典型的行动者既非处于对情况无所不知也非处于茫然无知，而是处于二者中间状态。他越接近了解他的处境，他就接近经典的理性理想。合适的方法是试错法。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主义就是境况逻辑在无知状态的应用。进化论不限于生存和繁殖，正是通过积极解决问题，知识的增长是进化发展的核心。因此完全有理由对我们的智力成就作出进化论的说明，即境况分析的说明。
新西兰惠灵顿大学的Peter Munz：“达尔文”一词现在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范式：一方面是波普尔的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是进化心理学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认识论。这第二种范式始于Konrad Lorenz，试图恢复归纳，认为知识是观察实验的最终产物。我们的感官是经过选择的，因此是知识的可靠来源。然而神经科学表明人脑不是单个感官，能对刺激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我们不能单靠注视世界就能学习，我们必须首先有理论。波普尔从达尔文吸取这样的思想：生物进化中有偶然突变和选择保留，并将此应用于知识的进化。这使他看到阿米巴到爱因斯坦之间的连续性。
社会科学哲学
心学理：
美国Aubum大学的Harzen：当代心理学处于概念和理论的混乱。各派心理学都认为心理学是纯客观的自然科学分支。而一种批判理性的新心理学可将心理学从成为自然科学的努力中解放出来，包括(1)重新思考心理学的结构和应该是何种科学的基本问题；(2)用波普尔的思想指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3)对心理学文献中的重要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再评价。
经济学：
荷兰Groningen大学的Rol：经济学家一方面猜测哪些机制是说明经济现象是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理论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又互不联系结果，这样很难在经济理论中提出可检验的假说。
历史进步：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关于历史进步康德提出两个论证：“逻辑可能性”论证，历史进步是可能的；“历史必然性”论证，历史的进步作为自然的计划注定要实现。波普尔认为第一个论证太弱，类似一个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陈述；第二个太强，这个自然计划后来被黑格尔发展为the reason's cunning。波普尔倾向于康德的第三个论证：“人类道德义务”论证。正是人的道德义务，相信进步的可能，并努力实现这种可能，这是人类进步的最终基础。用他的话来说，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我们有道德义务赋予它以意义。那么如何避免道德相对主义的后果呢？Habermas提出“实践不可避免”论证，要求每一代人尽很高的道德义务。
道德和政治哲学
伦理学与可检验性：
美国犹太青少年和家庭研究所的Berkson：伦理规范旨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崇高目标，但付诸实践发生两件事：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不促进原定的目标；合意的目标之间可发生冲突。为了进行评估和改进规范，必须审视规范实施的文化和体制情况。按照波普尔的思想，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服务人类的社会改革方案和修改伦理规范。
理性批判：
希腊雅典大学的Dimitrakos：批判对现代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现代民主的建立这两个角度来看。批判是人类文明设计的最有效武器，应该代替武器的批判。语言的发展有可能通过批判来除错，将“理论”与“持理论的人”区分开来。通过理性批判除错代替通过自然选择除错。批判是理性的自反性质。在开放社会，理性要求用批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也许错，你也许对，通过努力我们都接近真理”即准备在批判讨论中合作。美国的Harte：对理性批判也采取批判态度，就会导致无穷倒退，所以要保持对理性批判的信仰态度。
容忍：
俄罗斯乌拉尔大学的Khomakov：“有权做错事”，“有权说错话”，这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容忍。这种权利的基础是人性固有的可错性。对可错性有两种解释：怀疑论和智力责任。怀疑论为容忍提供有力理由：如果我不相信有真理，那么所有意见都是平等的。但波普尔不否认真理，参与理性讨论是为了接近真理。他提出容忍三原则：(1)我也许错，你也许对；(2)通过理性讨论，我们都能纠正错误；(3)如果我们理性地讨论，我们双方都能接近真理。这分别是：容忍原则（理性讨论前提），理性讨论原则（容忍的限制）和智力进步原则。
民主：
澳大利亚Deakin大学的Stokes：波普尔的民主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的性质和目标。我们不应问：“谁应该统治？”而问：“我们如何能这样组织政治体制，防止坏的和不称职的统治者干更多的坏事？”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能不流血、无暴力地摆脱统治者？二是民主应该如何运作，要有保护民主要求的具体社会经济政策。他的主张中心是如何避免暴力，他称他的民主理论是程序主义，同时要求制衡和保护少数。对于国家干预社会和经济，应确立一些原则，避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滥用。他建议建立一些机制来保护经济上弱小者不受经济上强大者侵犯。他的民主接近社会民主。
开放社会：
英国Bradford大学的0'Hear：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仍然有乌托邦方面，因为它本身基于对理性的教条式信仰，相信单靠理性讨论能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激进主张、世界大同主义和不断考查体制和政策是不现实的。不能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同科学共同体相提并论。并不是所有生命，所有社会生活都是解决问题。原因是缺乏令人满意的伦理学和哲学人类学。
德国汉堡大学的Steinvorth：开放社会的特性是：个人的责任和主动性、对现存的和可能的一切规则和体制的理性的批判讨论、渐进社会工程、普救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历史的进步是人类从集体和宗教的规则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封闭社会走出，进入开放社会。但他发现进步中有内在的退步趋势。现代社会不可避免成为“抽象社会”，减少个人之间的接触，不能满足人们对亲密的自然需要。一个社会越进步，越现代化，它就越抽象。由此说明个人对极权主义社会的同情以及知识分子之背离开放社会。对波普尔的概念作些修改有助于说明当前的原教旨主义以及那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波普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如何作出反应。
还有的发言认为柏拉图不是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马克思不是开放社会敌人，马克思与波普尔有许多共同点等。
闭幕讲话：“最后的系统哲学家”
比萨大学教授、意大利参议院院长Marcello Pera：源于希腊的批判理性方法，其价值在于：参与讨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部分成为更聪明的人。这是波普尔哲学的基本原理。证伪不过是苏格拉底辩证法之应用于科学。证伪不如理性讨论重要。波普尔强调人特有的无知。聪明人也犯错误，但他们能通过客观的辩证程序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波普尔的批判讨论不是竞争，而是一种对真理有兴趣的人必定会参与的合作活动。
波普尔创造性提出这些简单的思想，并应用于文化的一切领域，尤其是认识论、社会和政治哲学。其优点在于它的系统性质，使他成为当代哲学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