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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价值创造的地位
价值创造当然是人在创造，这好像不成其为问题；可实际上在理论界对这些问题还是有分歧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内部，也有一定的分歧。一些人认为价值是离开人的先验的存在，是一个自足的王国。另外一些人认为是上帝创造的。这属唯心主义，暂且不说。在国内，大部分人都承认价值是人创造的，但一些人认为不能说一切价值都是人创造的，他们认为，人们创造了各种器物，各种精神产品，这些构成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但还有一些价值，是所谓的自然价值，如太阳、水、空气、自然山水等，它们的价值就不是人创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一些同志根据马克思批判拉萨尔派“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创造源泉”，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与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1]。认为各种自然资源自身就具有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就不是人创造的。人的价值是人本身具有的，也不是创造的。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带有相当的表面性，其所使用的方法是现象性的就事论事的方法，遵从的是形式逻辑的着重从概念的外延方面来规定概念的方法。在对价值的理解上，总是不自觉地滑向价值属性论的轨道，把价值看作是事物自身的属性。这种观点是直观唯物主义的表现。
马克思批判拉萨尔派，是批判他们只是抽象地谈论劳动，而不涉及劳动赖以进行的各种物质条件，特别是社会关系条件。马克思在上面这句话之后接着写道：“上面这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1]自然界与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这里说的源泉是指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和要素，但如果没有劳动，这些条件和要素就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意义，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连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2]这种感性劳动和创造，不仅改变了人周围的自然界，改变了社会关系，使之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且改变了人自身，人的需要、人的五官感觉、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以及相适应的各种能力，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为全部社会生活所塑造、所形成的。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创造价值和享受价值而进行的。创造价值就是建立起一定对象与人的价值关系，把对象当作是价值对象来对待。自然事物、事件和天然的物品，当然不是人创造的，可价值不是这些自然事物、事件的属性，而是它们与人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人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人把它们当作是对象、当作是价值对象之后才存在的。人们把它们当作是价值对象来对待，不仅注意到它们作为人的生存的一种基本条件，而且研究它们对人的多方面的作用，从更多的方面利用它们。人类的实践越是发展，实践的能力越是提高，主体的本质力量越是丰富全面，就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然对象成为人的价值对象，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手段。这一点也适合人自身的自然。在人的各种生物器官、自然禀赋等没有成为人的认识对象和价值对象前，它们当然也是支撑人的生命存在的条件和要素，但它们与人的生命的关系只是一种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在它们为人们所认识并作为价值对象而对待时，这才与人发生了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是人们在实践和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包括人的生命的价值，都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赋予的、所创造的。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价值对于不同的主体也是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人的发展、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动着、丰富着、发展着的。离开了人的实践和实践中生成的人的主体性，就无法理解这些价值的主体差异、时代性差异和民族性差异，更无法理解其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我们进行价值论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合理地解释价值这种现象，为了合理地进行价值评价，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更根本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指导人们能够有效地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享受。我们说，价值评价带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就是说它是服从于人们在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创造的，是为了人们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享受价值的。不光是价值评价，就是人们的各种理论活动，说到底也都是为了创造价值和享受价值，为了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创造价值是享受价值的前提，正如生产是消费的前提一样。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2](19)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改造世界就是按照人的目的，创造一个更有价值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世界。我们的价值论研究如果对人们的实际价值创造活动不关心，对人们的价值创造活动起不了指导性作用，这就是严重地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生活过程，那就必然减损它的价值。
二、价值创造的多种途径
价值的创造，是一种广义的创造，一切增加价值的活动都可看作是价值创造，发明新产品是一种创造，将这种发明予以推广、制造出大量同样的产品同样也是创造价值。价值创造绝非一途，其途径、其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管理，它们错综复杂，共同地构成了实际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过程。
物质生产的主要成果是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资料，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这些物质产品，就是各种价值客体，或叫价值物，在它们中包含了人的目的性因素，是按照人的要求而制造出来的，是作为一定功能和使用价值的承担者而存在的。物质生产越是发展，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越多，质量越好，功能越全，就越是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就越高，社会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物质产品越是丰富多样，表明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越高，社会的物质价值总量越多。平时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从静态上看，是指社会创造出的各种物质财富的总和；从动态上看，则是指进一步进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所达到的水平。
精神生产是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精神生产的主要成果是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构成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和生产资料，是社会的精神财富，是精神价值的价值客体或载体。这些精神产品多种多样，有理论、宗教、艺术、科学，等等，各自又分为不同的门类，它们在不断地发展着，还会出现更多的门类，同一门类中还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精神生产拓宽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世界，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在满足精神需要的同时又生产出了新的精神需要以及新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
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反过来对物质生产也具有积极的重大的反作用。科学认识扩大了人的对象领域，使得对物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可以按照科学认识到的规律来进行。物质生产中也融入了各种艺术的、道德的内容，使得物质产品同时也成为了人的精神消费的对象，具有了精神价值。衣服不但要御寒，房屋不仅要坚固、安全、使用方便，同时也要求美观，成为了审美的对象，具有审美价值，而且服装、房屋各种样式、颜色还要体现主人的地位、身份、情趣等，具有其他方面的价值。社会越是发展，物质生产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就越多，越是受到精神和智力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工艺美学在产品设计和开发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物质产品的精神价值也越来越突出和明显。这既是社会生产自身发展到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人的发展全面化、生活要求高级化、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特点突出化显现化的表现。
人的生产直接地看是种族繁衍的形式，通过人的生产，传宗接代，人类社会才能存在。但人的生产不只是生产出了自然的人，更是生产出社会化的人，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这样，人的生产就不单是一个“生”的问题，更是一个“育”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各种教育使其“长大成人”的过程，是一个把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文化的人的过程。人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既是价值客体，也是价值主体。也就是说，人的生产，既是一个创造价值客体的过程，也是培育价值主体的过程。正因为人既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因此人的生产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说人生产得越多，创造的价值就越多，这是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不同的。人的生产必须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看，人的生产对于创造价值的作用，更主要在于生产出来的人的质量，人的质量越高，发展的越全面，人的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核心，其他方面的价值创造都是为着人的价值的创造而服务的。从这个角度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反思一下我们社会中流行的许多价值观念，就会发现存在着许多问题，是需要变革和改革的。
一切价值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个人和群体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所以，价值创造既包括个人的创造，也包括群体的创造。个人和群体既进行物质的生产，也进行精神的生产，还进行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既从价值客体方面创造着价值，也从价值主体方面创造着价值。只有理顺这各种生产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和摩擦，价值创造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和效益。
三、价值创造的效率和效益
人们创造物质价值，需要耗费一定的物质材料，创造精神价值，也需要使用一定的精神材料。无论创造何种价值，人总得付出一定的体力和脑力，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意思是任何收益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付出一定的代价。代价是失，收益是得。这个收益与成本之比，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效益；而一定的收益与时间之比，则是通常讲的效率。效率是效益的基础，效率低的活动，其效益一定是比较差的。
人们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任何目的的设立，都离不开这种对利害得失的预估和盘算。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谓之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则是失败。这是一种定性的判断和说法，平时许多人也多是从这种定性判断的意义上来使用成功和失败这些概念，这自然也是不错的。但同时更应该看到，特别是在现代实践中，对成功和失败还需要从量的方面具体地进行分析。成功有完全成功，极大成功，比较成功，勉强成功；失败也有彻底失败，较大失败，略有亏输等。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极少进行交换，受此影响，人们头脑中就没有什么“算账”的概念。同时，自然经济全是按照自然的节律来安排活动，春种夏长，秋获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的时间概念是比较淡薄的。收成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受着自然气候的影响，属于“命运”使然，而非人力所能决定。所以，那时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效率和效益的概念，至少在活动中并不刻意去追求效率和效益。到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时代，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这是一种工业经济，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气候影响、不受自然节律调节的经济，是一种为别人而进行的生产，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任何一个生产者，在交换完毕之后，都必须算账，花了多少成本，得了多少收益，是亏了还是赚了，亏了多少，赚了几何。只有在这个时代，效率才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时间的作用也就突出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普遍接受的道理。
讲究效率，追求效率，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劳动生产率原本就是价值创造效率的问题，是社会发展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根本标志。提高劳动生产率既是物质生产的问题，也是精神生产的问题，是教育、宣传、人才培养各个方面都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社会的落后，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价值创造的效率不高，效益不好。这当然也与历史原因、技术水平、物质条件等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计划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不能调动起个人、单位和企业的积极性，使得各方面生产的效率太低，并且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使效益上不去。现在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改掉以前的那些弊端，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和效益。从价值创造效率的提高和效益的改善方面入手，我们才能深入理解生产力标准的完整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转变经营方式，从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式经营，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的伟大战略性意义；才能真正自觉地贯彻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切实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切实提高教育、宣传、人才培养各个方面的效率和效益。
价值创造必须提高效率，提高效益，这在个人、在群体，都是一样的。如何提高，既有客观条件的问题，也有主体自觉与否的问题，有一个讲究技术和方法的问题。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主体越是具有这种自觉的效率意识，越是注意讲究方式和方法，就越是能够提高效率和效益。现在我们国家注意到了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创新能力与提高价值创造效率是直接相关的，是提高价值创造效率的题中应有之义。许多研究者写文章探讨如何提高个人主体的综合素质，如何加强发散性思维，如何注意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些都对，也都很必要，但是这些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更值得讨论和研究的是社会如何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观念导引，降低社会总成本和提高总效率、总效益的问题。
四、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的社会条件
价值是人创造的，但创造价值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一个个活动着生活着的个人，是由这些个人组成的众多的群体。既然是众多的个人和群体在创造价值，他们之间就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人们创立各种经济制度、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礼仪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人们创立各种规范、各种规则、各种纪律，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价值创造活动，也都是与社会总价值的分配相关联的，是通过如何分配这些价值，如何分配创造价值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从消极的方面说，是为了防止价值的损耗，防止各种破坏价值创造的行为；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为了能够使价值创造工作顺利进行。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社会关系的调整，总体上是向着进步和合理的方向演进的，是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向着使众多价值成为可共享的价值的方向演进的。物质价值的共享，精神价值的共享，教育资源的共享，医疗资源的共享，各种机会的平等和开放，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价值主体的范围，也提高了人的生产和人的能力。
社会需要一定的制度和管理，但这些制度的设计和管理工作，都应为了提高整体的效率，最终是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因此就必须处理好几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要在由各个主体的冲突所造成的价值损耗与为防止、减少这些损耗进行管理而付出的成本损耗之间确定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国家的官吏太多，宣传机构过于宠大，保持宠大的军队和国防开支动用的资源和引起的损耗超出了所欲防止的那些价值损耗，这肯定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选择。历史上那些专制国家，首要目标就是保住政权，所以不惜代价尽量扩大官吏和警察的队伍。它采取的就是牺牲效率和发展而维护政权稳定的方略。现代国家管理均不取这种思路，都注意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傻事。现代政治学理论中的名言是“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减少了这种自重损耗，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直接创造价值的过程中。
第二，如何确定社会管理的合理界限和程度。社会管理的事情越多，范围越宽，管得越细，意味着个人、群体行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越小，对其创造价值的限制越多，个人和群体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就会因此受到削弱，效率就会受到影响。不管不行，管得太多太细也不行。现代的法治国家，就是靠法制管住大的方面，放开小的方面，这无疑是合理的思路。
第三，如何合理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曾经说过，封建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国家权力控制社会，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治社会，其突出的表现是官本位和管本位，通过各级官吏，各个机构，将社会将人民给管起来。现代国家则不同，它不是谁家的私有财产，而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它虽然也承担着管理社会的职能，但这种管理的职能同时也就是服务社会的职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应该如此。邓小平就曾说过，管理就是服务，是为了使社会各个方面能够良性运行而服务。各级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来管人民的；国家主要是管理官吏，依法对各级官员进行管理，使之很好地为社会和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国家机器必须率先能够高效率地运转，它只能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效率，而绝不应妨碍社会各方面活动的效率。如此来理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发现许多以前所没有发现的问题。
价值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矛盾、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发展和稳定的矛盾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是带有原则性的，在这些方面做好了，有一个较好的制度设计原则和制度安排，其他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社会才能是一个效率较高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处于良性循环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