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子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1）05－0041－09
尽管已有研究在留守儿童的年龄范畴、留守时间和监护模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留守儿童，都不可否认亲子分离——农民工家庭的父母与子女长期地分开居住生活——是该群体最本质和核心的特征。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而言，进城打工和亲自照顾孩子这两个目标往往很难同时实现。由于面临照管困难、城市生活成本高、一些城市针对农民工子女存在教育壁垒、农民工自身的生活和工作具有变动性大的特点等各方面原因，多数农民工被迫选择把孩子放在农村老家抚育。于是，亲子分离成为了他们迫不得已的家庭决策。而农民工家庭在结构和关系上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留守儿童产生各种影响。农民工与其子女之间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结构和关系模式，既是留守儿童及其相关问题形成的基础，也构成了一系列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然而，亲子分离究竟影响到了留守儿童哪些方面，仍然有待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留守儿童的研究领域，留守现象带来的影响是研究者关心的焦点。[1]而从这些研究潜在的立场、研究思路及观点结论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方面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的主流取向可以称为“问题化取向”，即认为亲子分离或留守经历给留守儿童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负面影响，因此把留守儿童当作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来看待。
尽管有少量的实证研究通过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在某些方面，亲子分离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人们通常预料和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2－3]向“留守儿童问题化”取向提出了质疑和挑战。然而，“留守儿童问题化”取向汗牛充栋的研究加上各种媒体的报道和渲染，集中效应和放大效应使得“留守儿童问题化”取向的观点和结论更引人瞩目。如有研究表明，长期留守会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不理想、逃学、辍学、纪律观念差、迷恋网吧等情况，或因隔代抚养、代管或无人抚养而缺乏应有的教育和监督；[4－6]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自闭、自卑、冷漠、内向等情绪或性格，[7－8]道德观念、情感、人格、行为上更容易出现偏差。[9]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和心理桎梏尤受关注，研究者也通常在国家政策、社会工作框架内讨论问题及对策。[10]
针对留守儿童的问题化取向，有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反思的空间。譬如，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是否真有那么大的差异，即被揭示出来的留守儿童问题是客观实在的还是社会建构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否首先是存在于所有农村儿童身上的普遍性问题？在留守儿童的研究过程中，无论是从选题还是研究动机乃至观点结论的得出，是否存在情感性关怀大于科学实证的现象？[11]
不管是问题化取向的具体经验研究，还是对于问题化取向的批判和质疑，尽管他们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是分析的起点都是一致的，即将重心放在儿童是否与父母分离这一变量上。上述留守儿童问题化研究共同的潜在假设是亲子分离会对留守儿童的成长造成各种负面影响。而这里的亲子分离主要是指儿童是否与父母分开这一单一的维度，由此，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如果不是单独地选取存在“问题”的留守儿童进行考察，便是基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性特征进行比较。
这一处理方法把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显然将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特征忽略了。因此，基于这种方法和分析思路，我们无法得知不同状况的亲子分离模式会对留守儿童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而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发现，亲子分离并不仅仅是父母与子女是否分开这么简单。它还涉及到什么时候分开、分开多长时间、分开的距离、沟通的频率等多个维度。换言之，亲子分离的具体模式实际上是非常多样化的。从田野调查中笔者隐约地体察到，亲子分离的不同模式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而由于质疑和批评问题化取向的实证研究及其反思也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基础之上，这些研究便很难辨别出亲子分离与留守儿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之间究竟存在哪种具体的因果关系。
即便是同意问题化取向的理论预设，在承认亲子分离会对留守儿童造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实证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地考察这一问题：亲子分离如何对留守儿童群体内部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留守经历对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的影响和意义是否相同？留守时间比较短的儿童与留守时间很长的儿童所存在的问题是否一样？双亲分离与单亲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围绕亲子分离不同的具体模式和状况做出更细致的研究。
二、亲子分离：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的事实与概念
从以往研究来看，尽管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亲子分离这一社会事实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但却忽视了这一核心概念具体而丰富的内涵，从而使我们对亲子分离与留守儿童问题之间具体的关联机制缺乏认识和判断。亲子分离本身既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分离这一静态事实，也是具有丰富意涵的理论概念。
不少研究者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12－13]而隐含在定义中的亲子分离意涵——儿童与父母分离——由于过于静态化和结构化，无法为我们提供更系统的认识。事实上，亲子分离是包含了亲子分离的形式、时间、空间、亲子联系、父母回家频率和分离时机等诸多层面的概念，而研究有必要据此对亲子分离及其对留守儿童的具体影响做出更细致的分析。我们通过下述六个层面来全面展现亲子分离的多维性，这样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亲子分离的丰富意涵。
亲子分离的形式是指父母双方中谁与子女分离，包括单亲与子女分离、双亲与子女分离。其中，单亲与子女分离又分为父亲单独与子女分离、母亲单独与子女分离两种情况。区分出这三种形式的亲子分离的意义，不仅在于考察单亲分离与双亲分离对留守儿童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影响，同时也旨在辨别出单亲分离对儿童影响方面的性别差异。
亲子分离的时间维度主要是指父母外出打工从而与孩子分开的时间长度，也即儿童留守的时间长度。亲子分离的时间维度是界定留守儿童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些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很多问题是在与父母分隔一段时间后才显现出来的，但对于分隔多长时间还存在较多的分歧。本文中这一变量通过父母外出打工的年数来反映。
亲子分离的空间维度主要是指父母亲外出打工的地理距离。对于儿童而言，这种空间的距离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可能使其产生心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一般而言，父母亲外出打工的地点越远，其在回家频率、外出打工时间长度等方面越存在差异。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本县城、省内其他城市、省外、不知道四个选项。其中，“不知道”选项具有实际意义，它代表的是儿童对父母亲外出打工的了解程度。
亲子间联系的频率。亲子分离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分隔，但并不代表亲子之间联系和沟通的中断。事实上，亲子分离本身可能会提高亲子间的沟通频率。而各种形式的频繁的亲子沟通，可以弥补由于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
父母回家频率是另一个反映亲子联系的变量，父母频繁地回家有利于增进亲子之间的联系。而长时间不回家（如一年回家一次甚至更低的频率）则使孩子长期见不到父母，这也可能会疏远亲子距离，不利于对儿童的监管。
亲子分离的时机是指父母在儿童的哪个年龄阶段与他们分开。本项研究中，我们并没有追溯父母与子女最初的分离时机，而是考察当下的时机，通过儿童在接受调查时的年龄来间接反映这一变量。
将亲子分离概念进行更细致的处理，其现实意义在于，农民工在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定居、获得与城市居民等同的公民权的情况下，亲子分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会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和既定事实。而无论问题化取向存在多大的争议和歧见，亲子分离都势必对留守儿童的某些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在对亲子分离做出更精细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何种形式的亲子分离、什么时段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最小的，以期增进我们对亲子分离与留守儿童问题之间具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为农民工基于其子女成长角度来形成的外出打工决策提供一个更为科学的依据。
三、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2010年6月在农民工输出大县湖南省桃江县农村，针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农村儿童所进行的样本规模为800份的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选择了四所学校，包括一所中学和三所小学①。学校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留守儿童在总体学生中的比例呈现出一定的梯度；二是代表性问题。选择的三所小学基本上代表了三种学校类型：一所小学地处最偏僻的山区，留守儿童比例最高（76.9％），教学质量最差；一所镇中心完全小学在镇区的中心地带，留守儿童比例最低（29.7％），教学质量最高，不少周边农村小学的学生转学到这所学校；第三所地处两所学校的中间，在公路旁边，留守儿童比例属于中等偏上（65.2％），教学质量也属于中等层次。调查所选择的一所初级中学的留守儿童比例是60.5％。
调查对象是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所有在校学生。受调查的儿童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15岁，其中主要集中在11岁到13岁这一年龄段，所有调查对象均在儿童的年龄范畴内。选择小学四年级及以上的儿童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试调查发现三年级及以下的儿童尚不完全具备自主填答问卷的能力，回收的问卷质量有较大的问题。在回收的775份有效样本中，留守儿童共有433人，占55.9％。
（二）变量
为了全面分析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本文选取儿童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学习成绩和儿童幸福感等五个变量作为因变量。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也是既有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中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在问卷调查中，上述五个变量均采用的是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其中自闭倾向、厌学、学习成绩和儿童幸福感采用的是五分量表，儿童劳动负担采用的是四分量表的形式。本文的分析变量是前述反映亲子分离模式的六个方面的变量。其中，儿童年龄（代表亲子分离的时机变量）、父母亲外出打工时间长度、亲子沟通频率作为定距变量来处理。亲子分离形式、父母亲回家频率、父母亲打工地点等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处理。此外，儿童性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处理。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在各个不同维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在自闭倾向方面，有34.89％的留守儿童不同程度地存在自闭倾向，而44.03％的留守儿童则明显不存在这一问题。在厌学方面，只有17.41％的儿童有较为明显的厌学倾向，而53.41％的留守儿童则明确表示无厌学倾向。在体力负担较大的农活方面，3.50％的留守儿童经常性地干农活，24.71％有时承担，但也有33.80％的留守儿童表示从来不干农活。在学习成绩方面，更多的留守儿童主要排列在中等水平，35.03％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还不错，另有21.34％的成绩较差。在幸福感方面，感觉幸福的留守儿童也远高于感觉不幸福的儿童，前者的比例为47.99％，后者为24.11％。此外，亲子分离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见表1）。总之，留守儿童内部的差异性特征较为明显，我们很难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看待。正由于留守儿童内部存在种种差异，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问题上，而应该进一步考察亲子分离的不同模式与留守儿童问题的内部差异之间是何种具体的关联机制。
（三）模型
本文选择的五个因变量均为有序分类变量，所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多项离散选择模型（Multinomial Logit/Probit Model）并不是适当的分析工具。这是因为，因变量的值其间距大小可能并不相等，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所得到的预测值并没有对应的实际意义。而多项离散选择模型要求不同类的发生比是相互独立的，而上述五个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多项离散选择模型也不适合。对于此类被解释变量来说，有序概率选择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是一个适当的分析工具。由于因变量赋值最小值表示负面影响，最大值表示正面影响，因此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负就表示相对参照组而言，此变量对留守儿童有负面的影响，反之，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对儿童有正面的影响。表2是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四）研究发现
从表2的分析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较为总体的印象，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不同的。从模型最终的解释力上也可以发现，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影响最大的是其厌学方面（Pseudo R[2]＝0.0800），其次是对儿童体力活的影响（Pseudo R[2]＝0.0615），对儿童的幸福感和自闭的解释力相对较小，前者的Pseudo R[2]值为0.0496，后者的Pseudo R[2]值为0.0366。而亲子分离对于儿童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整个模型的F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影响留守儿童问题的变量是不同的，需要我们对这个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不同问题在发生机制上的差异。
此外，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的有关判断，即仅仅以是否和父母亲分开来理解亲子分离在操作化方向上显得过于简单化，无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亲子分离与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之间的关系，而将留守儿童的问题简单归因为亲子分离，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不少问题显然不是亲子分离这一变量所导致的，或者说，亲子分离对儿童的影响远没有问题化取向的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有些问题并非由“留守”带来的，而是农村儿童普遍的问题。[11]而既有的研究很容易将农村儿童面临的一般性问题当作留守儿童群体的独特问题来对待，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对留守儿童的情感道德关怀扭曲了儿童问题的实际发生机制。简而言之，我们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留守儿童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各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则表明很多问题并不是由亲子分离导致的。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亲子分离的各个变量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首先是儿童年龄的变量，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这个变量间接考察的是亲子分离的时机问题。分析结果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在厌学、学习成绩、幸福感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在体力活和儿童自闭方面则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儿童的年龄越大，其在厌学、成绩、幸福感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也越明显。特别是在儿童厌学方面，大龄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明显的厌学倾向，这自然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成绩。
留守儿童只有在体力活这方面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他四个方面则差异不明显。亲子分离使男生承担了比女生更为明显的农活负担。但本文并没有考察负担较轻的家务活，因此结论并不能全面反映不同性别留守儿童承担的劳动负担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父母外出打工的时间越长，即父母亲与子女分离的时间越长，对儿童的负面影响越大。如郝振等的研究发现，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半年是一个关键时期，与父母分隔半年以上的留守儿童在很多问题上与普通儿童有显著差异，[14]胡心怡等的研究则认为5年是一个拐点。[15]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父母亲外出打工的时间长度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的方向来看，所有的回归系数并未全面出现负数，即所谓的负面影响。分析表明，父母亲外出打工时间的长度只是表现亲子分离的一个维度。事实上，父母外出打工的时间长度并不代表亲子分离的时间长度，如果将留守儿童自身的生命历程也纳入到分析的视角，会发现很可能留守儿童自身也有随着父母流动到城市的经历。而对这一问题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研究。
亲子沟通是弥补亲子分离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发现，亲子沟通频率对于儿童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其他方面则无显著影响。由于在问卷中亲子沟通的量表排序是由频繁到不频繁，因此，亲子之间沟通越频繁，则儿童体验的幸福感越强，反之则越弱。亲子沟通频率每增加一个程度，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发生比（odds ratio）则提高17％。这表明，如果亲子分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家庭决策结果，那么，通过不同形式频繁的亲子沟通对留守儿童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亲子沟通或许无法消除对儿童劳动负担、学习表现、自闭倾向等方面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留守儿童在主观的心理体验上更加快乐。
亲子分离形式是反映亲子分离模式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在本文中，亲子分离形式是一个类别变量，因此作为虚拟变量来处理，参照组是父母双亲都外出。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的亲子分离形式除了对儿童的劳动负担和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外，对留守儿童的自闭倾向、儿童厌学和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亲子分离形式对于留守儿童影响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在儿童自闭方面，母亲单独外出对儿童的自闭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大于父母双亲都外出。数据分析发现，母亲单独外出的留守儿童，其自闭倾向发生比（odds ratio）比双亲外出的儿童高8.76倍。在儿童幸福感方面，父母均外出的儿童比父亲单独外出的儿童有更显著的负面感受，但是与母亲单独外出的儿童幸福感体验没有差别。这表明，母亲对儿童的幸福感有明显的影响。在学习方面，亲子分离模式只影响儿童的厌学倾向，对儿童的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父亲单独外出的儿童的厌学倾向甚至比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为明显。
外出父母回家频率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亲子分离的状况。父母较为频繁地回家显然可以缓解亲子分离的影响。在本文中，回家频率采用虚拟变量的处理方法，参照组是一年回家一次。然而，研究结果发现，父亲的回家频率和母亲的回家频率对于儿童的影响在上述几个方面均是相反的。在劳动负担方面，父亲的回家频率高对儿童的劳动负担反而是负面的，母亲频繁地回家可以显著地减轻儿童的劳动负担。在儿童自闭方面，母亲的回家频率对其没有显著影响，但相对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三个月以内回家一次的父亲，其留守儿童的自闭倾向反而更为突出。在厌学方面，只有半年回家一次的频率与参照组有显著差异，其他回家频率则无显著差异。父亲更高频率地回家将会减缓儿童的厌学倾向，而母亲的高频率回家则似乎增加了儿童的厌学倾向。此外，相比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半年回家一次的父亲，其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好。可见，父亲提高回家的频率，对孩子的学习表现会有更为明显的正面影响，而母亲的频繁回家则有利于减轻儿童的家务负担。这说明父母亲的回家频率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同的。
父母的打工距离远近均对儿童的自闭产生影响，对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影响。相对参照组不知道而言，父亲打工距离对留守儿童自闭影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距离越远，其回归系数也越大，越显著。而母亲外出打工地点相对参照组而言，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父亲的外出距离越远，对儿童自闭的影响越正面，母亲打工的距离越远，则对儿童自闭的影响越负面。这表明，父亲的打工地离家越近，留守儿童的自闭影响越明显；母亲的打工地点越远，儿童的自闭倾向越明显。可见，父母亲打工距离的远近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
四、结论和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学习成绩及幸福感等方面，全面考察了不同具体模式下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本研究一方面表明亲子分离确实对留守儿童生活的一些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则帮助我们厘清了不同模式下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所呈现出来的影响差异。
梳理上述影响差异，从模型整体的解释流力看，不同模式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不同问题的解释力是不同的，亲子分离对儿童厌学和劳动负担的影响大，对自闭、幸福感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小。而父亲单独外出打工与母亲单独外出打工这两种亲子分离模式对留守儿童具有不同的影响。母亲单独外出打工对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性格和主观心理感受方面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父亲单独外出打工则主要对儿童学习成绩这一客观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与父母在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承担不同存在关系。一般而言，母亲在家庭里更多的是充当表意性的角色，父亲则更多的是充当了工具性的角色，因此农民工家庭中不同角色的功能缺失对子女的意义不同，对留守儿童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无论何种形式的亲子分离，频繁的亲子沟通可以在留守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心理状态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年龄越大，其在厌学、学习成绩和幸福感三个方面的负面表现更为突出，这表明大龄的留守儿童是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群体。
总的来看，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并非一般研究所假设的那么简单。但对这些问题的发生逻辑需要我们进行更为精细的研究设计，并对该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我们进行此项实证研究的目的还希望能为外出打工的父母在选择亲子分离模式时提供一个决策上的理论指导。研究认为，父母在选择外出模式、外出的时间和地点、回家频率时，不应该仅仅遵从经济理性导向，应该同时考虑到他们的不同选择对儿童的不同方面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及结论，可以为农民工的家庭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收稿日期］2011－03－05
注释：
① 我们的调查目的实际上仍然是围绕留守儿童问题而展开的。但为了有助于对留守儿童问题形成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理解，便于比较研究，在问卷调查中没有区分留守和非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