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卢卡契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情结论文,卢卡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自然主义文学/艺术现象/卢卡契情结
提要 卢卡契系统地批判、否定自然主义文学。他的失误不在于批判自然主义，而在于这种批判绝对化和全盘否定，失之公平和科学。我国文学艺术界在自然主义文学批判领域，数十年来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着“卢卡契情结”。要超越“卢卡契情结”，关键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转弯”，实事求是地对待自然主义文学。
30年代中期，流亡在苏联的卢卡契曾系统地批判、否定自然主义。从50年代直到今天，我国文学艺术界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批评却没有超越卢卡契；卢卡契的批判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失之于科学性和公正性，这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
笔者最近认真翻阅了中外有关评论自然主义文学的论著，惊奇地发现：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艺术现象领域，虽然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于比较早的时期曾诘语自然主义，但最早系统地彻底地批判、否定自然主义的是卢卡契；建国以来，从50年代直到文学观念纷纷转变的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在鞭挞自然主义[①]（当然，1987年以来，不乏一些客观评价或充分肯定自然主义的论著），而几十年来，所持的观点却没有超越卢卡契，似乎有意无意地存在着“卢卡契情结”。这颇耐人寻味。卢卡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56年曾批判“斯大林歪曲的时代”，而20年前当他批判自然主义的时候，艺术观无不打上“歪曲的时代”的烙印，这更耐人寻味。
一
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流亡在苏联的卢卡契提出了“伟大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他在苏联《文学评论》、《发言》等杂志上发表了《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现实主义辨》、《表现主义的兴起与衰亡》等一系列谈现实主义的文章。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最推崇现实主义；一切伟大的现代艺术只能是现实主义，作家只有运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后出现的自然主义以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派别，统统是反现实主义的形式，认为是颓废、没落的东西[②]。
正是上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时期，1936年，卢卡契发表了长篇论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作了系统地彻底地批判和清算。
这篇文章，自然贯穿了卢卡契的“伟大现实主义”的思想。他把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托尔斯泰、司各特、歌德（卢卡契把歌德列入现实主义行列）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龚古尔兄弟、福楼拜进行对比，把现实主义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幻灭》、《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与自然主义作品《娜娜》、《小酒店》、《金钱》、《萌芽》、《包法利夫人》（卢卡契认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自然主义作品），就结构、细节、反映生活的主次、塑造人物的层次等方面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推崇现实主义，否定了自然主义。
具体说，这篇文章以现实主义为圭臬，从以下三个方面批判了自然主义。
（一）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甚至“使得客观现实的规律性遭到简单化和歪曲”[③]。原因在于：自然主义的描写是“客观的、资料式的定整性”，“这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描写的”，不是“从广泛而丰富的生活中选择本质的东西”，既同“主题的联系松懈”，又不能“同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结果是“既然本身主要和不重要的东西一律深入地加以描写，便有了产生颠倒符号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许多作家身上便转变为一种冲掉于人重要的一切的浮世绘”[④]；还在于自然主义作品中的“细节具有独立性”，“一方面，作家努力把细节描写得尽可能完整，尽可能如塑如画。他们在这方面达到卓越的艺术成就。但是，事物的描写同人物的命运毫不相干。不仅事物被描写得脱离人的命运，从而获得一种在小说中不应有的独立意义，而且它们的描写方式还发生在一个和人物命运完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结果是小说变成了脱离生活本质的“一个五光十色的混合物”[⑤]。
（二）“描写的方法是非人的”，即重视表现人物生物性，“一种偏执狂的医学和病理学的描写”[⑥]。在自然主义作品中“有一些完全不同、完全异质的力量在起作用。例如遗传，它以宿命论的规律性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中起着作用，并促成一些打断‘正常的’生活之流的灾变。”[⑦]因此，“他们所写的人物的命运，有许多恰巧在关键上是肤浅的和虚伪的。”[⑧]
（三）“虚伪的客观主义”，即坚持纯粹的客观态度，反对对生活进行任何评价，忽略文学的倾向性和思想性。“在左拉身上，它表现的一种不可知论的实证论；他说，我们只能认识和描写事件的‘怎么样’，而不能是它的‘为什么’”[⑨]。结果使读者只能“看到一系列状态性的图画，一系列静物画，这些图画只是作为题材而互相联系，按照它们的内在逻辑而并列在一起，从来不是相继发生的，更勿论它们的因果关系了。”[⑩]讲到这里，卢卡契上纲上线了，说自然主义作家坚持客观主义根子在于“产生了一种对世界观问题马马虎虎的怀疑、肤浅的无所谓态度”[(11)]，因此“没有世界观，就没有作品可言”[(12)]，“就决不可能正确地叙述，决不可能创作任何正确的、层次匀称的、变化多端的、完善的叙事作品”[(13)]。
在卢卡契的这篇文章中，还存着一种“泛自然主义倾向”，凡是搞形式主义的、不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人物形象苍白无力的、描写方式是“图式化”的、不重视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的等等都是自然主义的表现，甚至当时苏联创作界出现的公式化、类型化、概念化倾向，也是自然主义的余毒所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许多派别，也还是自然主义的变种[(14)]。诚如雷纳·韦莱克所说：“卢卡契主要目标对准了左拉……但是，自然主义被更加推而广之，认为它是一种十分‘现代主义式’的文学的虚弱特性。有时看来，卢卡契认为全部现代文学是自然主义的一个版本。……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中的纯粹情绪优势，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运动中现实原材料的剪辑。超现实主义的联想流，这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形式。甚至连乔哀斯和他的内心独白技巧也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一种版本”[(15)]。
卢卡契的上述见解，尽管当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但由于它迎合当时苏联文坛上的理论时尚，而名噪一时。大家都知道，1934年，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虽然只是规定，它是苏联文艺“基本”的、“先进”的艺术方法，而实际上却是“唯一”的、排斥其它任何创作方法的创作方法。与此同时，苏联又流行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公式，采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将整个文学史包括当代文学史都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现实主义的特征和创作原则成了重要的批评标准：要评赞一部作品，就得证明它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如果有哪一部作品被扣上“反现实主义”这顶帽子，差不多也就等于被判处了艺术生命的死刑。卢卡契“伟大现实主义”的提出，以及以“伟大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对自然主义的详尽评述，与上述理论时尚一脉相承，自然就容易被当时的苏联文坛所接受，并成为流行的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吴岳添先生所指的那样：“本世纪三十年代，左拉的自然主义受到了卢卡契的严厉批判，从此被正式列入颓废文艺”，“使左拉长期受到不公平的评价”[(16)]。斯大林时期编撰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自然主义”条目和卢卡契的观点完全一致，便是佐证。该条目充分体现了卢卡契的“泛自然主义论”以及对自然主义所进行的三方面的否定[(17)]。
建国初期，随着我国对苏联文学理论的借鉴，也就照搬了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否定和批判。如前所提，这种否定和批判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批判的内容是几十年一贯制。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妨冗繁一些，分别从5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中期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专著、教材中摘录有关文字如下。
50年代中期，一位已故的文艺理论权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知道，自然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用生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和人，是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许多自然主义者的作品中，人物不是社会的人，而是生物学的或病理学的人。他们把人写成脱离社会的动物，把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归结为生物学的现象。他们反对艺术去描写生活中的崇高的优美的事物，而把藐小、庸俗的东西作为艺术注意中心。和这相联系，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是机械地、照相式地记载事实，他们摈弃概括和典型性，而醉心于对琐屑的、外表的、偶然现象的烦琐描绘。其结果，必然歪曲现实，并把读者引导到庸俗的、注意琐细事情的趣味上去。
自然主义在表现上似乎是“忠实”于现实的，但它仅仅限于反映生活的外表，不能深入到生活现象的本质中去，……实际是现实主义的庸俗化[(18)]。
80年代中期，一部全国发行的教材中讲道：
自然主义在表面上跟现实主义似乎十分相近，实际上则是现实主义的庸俗化和反面。
……自然主义标榜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对待社会生活，主张用生物学的观点来分析人及其相互关系，他们热衷于对社会现实作记录式地描写而不问其内在的社会意义……一是把作家的倾向性同作品的真实性机械对立起来，一是以细节和现象的“真”，取代对生活本质的揭示[(19)]。
十年以后，另一部全国发行的教材，在与现实主义的比较中来否定自然主义：
其一，现实主义注意反映人的社会性，通过人与环境的关系揭示社会历史因素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影响，而自然主义却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作用，强调人的生物性。其二，现实主义虽然也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但是这种细节却具有典型意义，从而体现了现实主义对艺术概括的高度重视，它特别强调运用典型化的原则，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而自然主义只注意描写现实生活中个别现象和烦琐细节，实质上是把细节描写与典型化与艺术概括对立起来，不重视揭示生活的本质。其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同作家的主观倾向性的统一，而自然主义则鼓吹所谓的纯客观主义[(20)]。
仔细读读上面的不同年代摘录，我们便会得出这样的印证：批评自然主义的调子始终一致，但基本上是卢卡契的思路和模式，即以现实主义为尺度，从“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重视表现人的生物性”、“坚持纯粹的客观态度”三个方面来否定自然主义。
同时，几十年来，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界也存在着“泛自然主义”倾向，“如果人们谈到繁琐的、死板的、令人感到厌烦的描写，经常就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概括；如果人们谈到色情的、黄色的描写，更是经常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称呼；如果是谈一个写真实的作家，对他作品里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与长处，人们总把它们归功于现实主义，而对他作品里一些缺点与毛病，如‘歪曲了现实’、‘歪曲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没有反映出社会的本质’、‘以表现的貌似真实的描写掩盖了社会现实的本质’等等，则都归罪于自然主义的影响。”[(21)]除了没有把现代主义看成是自然主义的版本外，其它看法几乎和卢卡契的“泛自然主义”论如出一辙。
看来，我们说在自然主义文学批评领域，有意无意存在着“卢卡契情结”似乎不是妄语。
二
怎样看待“卢卡契情结”，首先要弄清卢卡契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是否科学和公正。
卢卡契是本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影响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数十年来在国际上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议不休的问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者说卢卡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很大贡献，有的甚至说，卢卡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反对者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卢卡契的文艺思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完整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卢卡契的文艺思想是迎合斯大林和苏联官方文艺政策的产物，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文艺观点”。笔者认为，上述看法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卢卡契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他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时代，其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难免要打上民族和时代的烙印。就30年代中期看，说他的文艺思想是“迎合斯大林和苏联官方文艺政策的产物”，似乎没有屈说。徐崇温先生指出：1933年－1945年卢卡契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期间，许多论著都体现了“斯大林主义”[(22)]。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尔诺亦说此时卢卡契“不遗余力在其著述中使他那非凡的思想方法能力适应苏联思维模式的平庸水平。”[(23)]就他提出的“伟大现实主义”观点看，如前所提，本身就是对当时苏联文坛主流话语的一种迎合，并且不乏“极左”色彩。正如阿多尔诺所批评的那样：“他从一种僵化的传统主义眼光出发，为艺术制定了一条永恒的法则：艺术必须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反映经验细节的真实，它必须以‘透视的眼光’指出社会发展的‘前景’。一切偏离这一法则的艺术作品都被他扣上‘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颓废’的帽子。”[(24)]“卢卡契的失误恰恰在于，他在对主客观关系进行思考时把客体过分地突出出来并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辩证法于是走向反面，成了挂在嘴上的东西——这是他的思维方式预先决定的。这种理论在核心上是教条的，整个现代文学只要是不符合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式，似乎统统应该扫进垃圾堆去。”[(25)]
根据上述情况，使人难以置信当时卢卡契能够科学的、公正的评价自然主义。
具体到卢卡契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有以下不妥之处。
其一，以现实主义为唯一的参照系和批评标准。评价文学现象，自然要涉及到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具有超越各个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创作方法之上。因为种种文学现象的形成，都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说创作方法，每个创作方法都有自己质的规定性，都有自己善于表现的生活领域，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与其它创作方法区别开来。这个创作方法的独特性也许正是那个创作方法的缺陷。随便拈出一种创作方法作为尺度，便会显出其它创作方法的不足。比如，卢卡契用现实主义作为标尺来评价自然主义，现在不妨颠倒过来，用自然主义创作原则为尺码来衡量现实主义，那么，该是什么样的结果吗？结果无疑是这样的结论：现实主义只重视人的社会行为，而忽视人的社会行为背后的生物性根源，因而对人物性格刻画缺乏深度和整体性；重视艺术概括、重视典型性，但常常使许多社会生活失去原汁原味，等等。如果继续这样谈下去，恐怕现实主义就要被人怀疑是否是一个好的创作方法了。这显然是不公正、不科学的。反过来，用现实主义来衡量自然主义，也是不公正、不科学的。
其二，全面否定自然主义。不能否认，自然主义文学和理论有着致命的缺陷，比如，作家缺乏思想家与哲学家品格，作品缺少思想的闪光，有的作品思想格调不高，有的作品把人的探索往往过多地归结到生理学、遗传学方面，有的作品失之呆板和滞重；过于强调创作的客观性，忽视主体性在审美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卢卡契的批判有其合理之处。但自然主义毕竟开启了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结合的先河，自觉地把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学，开拓了文学新的表现领域，让一切客观存在——社会、环境、人性、人格乃至人的生理机制都获得进入文学殿堂的权利，使文学有了自己更丰富的题材，更广阔的天地；力求削除任何浪漫的不平凡的色彩，避免人为的布局与匠心的安排，追求情节生活化，创造了散文化的叙述方法等等。正因为它有这样的创造性，在法国产生以后，才很快波及英、德、日、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诸国，成为19世纪后期的文学主潮，以致在它衰落之后，对20世纪的写实文学仍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谈到自然主义的影响时，吴岳添先生举例说：“左拉的作品始终深受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欢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的左拉小说袖珍本发行了近1000万册，仅描写工人罢工的《萌芽》一书，就发行了113万册，而且至今在法国仍畅销不衰。据克鲁普斯卡妪介绍说，列宁就非常欣赏左拉，认为他是德雷福斯的勇敢的维护者，而且很喜欢他的小说《萌芽》。”[(26)]从这个角度看，卢卡契彻底否定自然主义，并打棍子、戴帽子，确实是轻率的、粗暴的、违反唯物辩证法的，阿多尔诺说他坚持“顽固的庸俗唯物主义立场，使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论证法，像一位外行的行政官员那样谈艺术……并斥责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27)]，似乎并不过分。卢卡契把自然主义说得一无是处，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不正常色彩。在我国的极左时代，我们不是也像卢卡契那样横扫一切中外文学遗产吗！
其三，在文艺观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把问题放在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来考查，不是和今天人相比，而是和同代人以及前辈相比，看它有什么贡献和不足。恰恰在这一点上，卢卡契有大的失误。虽然他列举自然主义的那三种罪状不完全失去合理性，但他是用50年后的观点去衡量50年前的作品，用无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作家的要求去苛求非无产阶级的作家。比如，关于文学要揭示生活本质问题，这是三四十年代苏联文艺界的主流话语，卢卡契以此去要求自然主义，显然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文学是否一律都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怎样揭示生活的本质，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解决好，卢卡契反而要求19世纪的左拉去正确的揭示生活的本质，是不近情理的。他们的作品能够引人为善，读者可以获得审美享受，就应允许存在，大可不必打倒在地。
三
显然，卢卡契的失误不在于批判自然主义，而在于这种批判是绝对化和全盘否定的，失之公平和科学。在我国自然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有意无意地存在着“卢卡契情结”，这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在“极左”时代，盛行“理念式”真实观，文学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某种理论、观念出发。自然主义主张原原本本的反映生活与其水火不容，顺理成章地受到全面的否定和批判。如果说当时还有据可依的话，那么，今天全面否定自然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有的人确实认为自然主义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否定；有的无暇深入研究，图省事照搬老教材；有的明哲保身，图保险而为之；有的仍保持着现实主义至上至尊的观念；有的可能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等。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过去一直批判自然主义，这种批判深入骨髓，一时难以转过弯来。
因此，要超越“卢卡契情结”，关键的问题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转弯”。笔者认为，主要应转两个“弯”：第一，如前所提，自然主义的确有着致命的弱点，从这个角度看，批判它亦在情理之中，但它罪不当死。第二，和第一密切相关。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自然主义亦然，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从它自身看，如前所及，它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方法。从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方法此起彼伏、兴衰交替的过程看，一种创作方法取代另一种创作方法并盛行起来，除了时代、社会的原因之外，总是因为这些创作方法本身含有一些根基的东西，即作家在审美实践中发现文学创作客观规律中的某个环节、特征或要素。自然主义曾风靡法国，又影响英国、德国、西班牙、日本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并又有大量作品存在，正说明它有合理的因素和独特之处。从自然主义文学的传播过程看，上述国家的作家选择或受影响于自然主义，往往是以本民族文学逐渐失去现实性、甚至滑入低谷为背景的。自然主义把写实方法发展到“极致”的地步，过正而矫了枉，对救正向壁虚构的不良倾向、反拨没落的浪漫主义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28)]。
当然，“转弯”的目的，是摆脱“卢卡契情结”，实事求是，公正、科学地对待自然主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过誉，也不苛求，以利文学的发展和开展正确的文学批评，并不是为自然主义“开脱罪责”，更不是主张走自然主义道路。因为“在现代中国缺乏自然主义兴起的必要的自然科学背景，更重要的是自然主义者对人的基本认识，换言之，也就是这种文学的思想基础难于为中国接受，自然主义把人性视同兽性的观点，对于人道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找不到基础。”[(29)]
注释：
① 在最近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中，不管是《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或者《拉丁美洲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大部分仍然采取回避的态度，对自然主义文学现象和自然主义作家一字不提；在那些回避不了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大部分仍保持着全面否定的态度。
② 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研究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2－43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3) (14)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51、60、61－62、69、51、69、73、74、73、72、73、70－86页。
(15) （美）雷纳·威莱克：《西方四大批评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82－83页。
(16) (26) 吴岳添：《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27、128页。
(17) 《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自然主义》，《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18)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5、6期，第15页。
(19) 刘叔成：《文艺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98－200页。
(20) 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编：《文学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73页。
(21) 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页。
(2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68页。
(23) (24) (25) (27) 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92、302、295、294－295页。
(28) 详见拙作《关于自然主义历史作用的一种思考》，《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9)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609页。